經典回顧 | 當代阿拉伯人文化心態透視

阿拉伯人的文化心態與阿拉伯事態的發展有著許多聯繫。當代部分阿拉伯人的某些文化心態具有一定代表性：與西方交往的慘痛經歷使他們對西方缺乏理性認識；悠久的歷史遺產反成為沉重的歷史包袱；對宗教的理解往往失之偏頗，未能從總體上把握伊斯蘭教的精髓。但也應認識到：對阿拉伯人的認識不可一概而論，9·11事件後阿拉伯世界理性反思的呼聲正日益高漲；阿拉伯人的思考探索受外界困難環境制約；阿拉伯人仍有希望擺脫痼弊、創造明天。

海灣戰爭前的1989年9月，著名的阿拉伯文報紙《中東報》作過一次有關未來前景的民意測驗，調查對象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馬哈福茲在內的近百位阿拉伯著名知識分子。幾乎同時（1988～1989年），《阿拉伯思想論壇》進行了一次為期兩年的類似調查，對象是1500位最有名望的教育家和科學家。兩次調查結果表明：阿拉伯知識界的精英們對阿拉伯世界未來存有某些擔心。一種共同的擔心是：「阿拉伯人與當代世界的先進部分步調不一致」，許多調查對象把這一點歸因於阿拉伯文化更多地「向過去傾斜」，有些人進一步怪罪於阿拉伯傳統的某些成分被「神聖化」，並認為這是一個限制了創造性和革新的事實。還有人擔心：原教旨主義者「悄悄地試圖使阿拉伯精神化為烏有」。而幾乎所有人都擔憂：「獨立於更強大的世界性集團的阿拉伯經濟和政治日趨衰落」。關於對未來的期望，只有三分之一受調查者表示「信心十足」，而大多數人則缺乏信心。[1]

兩次調查至今的十多年中，阿拉伯世界發生了許多大事，其中包括對世界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海灣戰爭和9·11事件，阿拉伯世界的格局與處境也在其間產生重大變化。事態的發展表明，阿拉伯知識界當初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他們擔心的那些現象，或多或少反映了阿拉伯人的一些文化心態，這與阿拉伯事態的發展無疑有著許多聯繫。更全面地了解這種文化心態，能為我們認識阿拉伯世界的現狀與未來提供一個有益的視角。為此，本文嘗試從分析當代阿拉伯人對西方、對歷史、對宗教的態度入手，對他們表現出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化心態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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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西方的態度

阿拉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既有衝突的歷史（如中世紀阿拉伯軍隊在西歐的征戰，基督教「十字軍」的8次東征，等等），也有相互交流、學習的歷史。歷史上阿拉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曾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對話。第一次對話發生在阿拔斯王朝前期，當時的阿拉伯人懷著兼收並蓄、海納百川的胸襟，創造了歷時數百年的繁榮時期，在古希臘羅馬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之間承前啟後，又在東西方文明的交融中充當媒介。另一次對話始於1798年拿破崙軍隊遠征埃及，在土耳其統治下沉睡了四百年的阿拉伯社會從此驚醒，如同中世紀的阿拉伯文化曾照亮黑暗時期的歐洲一樣，近代西方文明也照亮了阿拉伯通往複興的道路。

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阿拉伯世界與西方的關係錯綜複雜，雙方既有對話，也有衝突。具有世俗主義色彩的各式民族主義，曾是影響二十世紀中東社會發展的主要思想。始於十九世紀初學習西方的思潮，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依舊盛行。法拉赫·安東、薩拉邁·穆薩、塔哈·海珊等具有重要影響的阿拉伯思想家，甚至提出過全面西化的社會變革主張。即使因飽受殖民主義之苦而反感英、法等歐洲國家的阿拉伯知識分子，也一直對美國懷有好感。然而，這一切在二十世紀中葉發生了變化。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國，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巴勒斯坦人民現代苦難的歷史從此開始，這一事件被阿拉伯人稱為 「Nakbeh」（災難），對中東歷史進程產生了長久影響。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慘敗，這一被阿拉伯人稱為「Nakseh」(挫敗)的悲劇，更讓阿拉伯民族蒙受了空前的屈辱和挫折。九十年代初的海灣戰爭，又給予阿拉伯人一次沉重打擊，並引起阿拉伯陣營的嚴重分裂。2001年初以色列沙龍內閣上台後採取黷武政策，將巴勒斯坦人民逼到絕望的境地。9·11事件使中東地區再度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此後一年多來，美國依然一意孤行，在地區實行霸權；近來又不顧國際社會普遍反對，執意對伊拉克動武。這一連串不幸事態的發展，破滅了五十年代納賽爾主義帶給人們的憧憬，終結了七十年代十月戰爭勝利和石油經濟繁榮帶來的歡欣，也抵消了八十年代部分國家政治、經濟改革帶來的果實。而這些事態背後都有這樣的事實：歐洲殖民主義在中東不光彩的歷史，美國霸權主義對以色列明目張胆的偏袒及在地區政治中實行赤裸裸的雙重標準，最終犧牲了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即便親西方的阿拉伯觀察家也在抱怨：「普通的阿拉伯人正在發現，超級大國的捲入往往妨礙衝突的解決並使之複雜化，而不是減少衝突並使之容易解決。對他們來說，證據是顯而易見的——這個地區的重大衝突在爆發了許多年後還都沒有得到解決。到頭來，他們不得不尋求別的解決辦法，或者絕望或聽天由命地生活在無休止的衝突中。」[2]

現當代阿拉伯與西方交往的慘痛經歷，造成許多阿拉伯民眾對西方、特別對美國懷有愈來愈深的不滿與怨恨。9·11事件一周年之際的民意調查表明：「對美國的憎恨，以及認為布希政府犧牲巴勒斯坦的利益而無保留支持以色列的想法，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達到空前的程度。而且與地區以往的反美浪潮不同，目前的憎恨滲透社會各個層面，尤其是受教育階層。」[3]遺憾的是，這種憎恨還在客觀上妨礙了人們冷靜、理性地看待西方：為數不少的民眾不但厭惡西方的政治與外交，而且對源自西方的思想及價值觀表示懷疑乃至拒斥，因為西方——特別是美國——支持阿拉伯的敵人以色列。以色列似乎成了一個符咒，左右了許多阿拉伯人對西方的理解。他們看到的西方，是糜爛腐朽而行將崩潰的，是同性戀、墮胎、毒品泛濫、家庭破裂、享樂至上、物慾橫流的代名詞。而東方，尤其是伊斯蘭，代表與之相對的另一維度，高尚而純潔，是精神與道德的化身。於是，西方文化中的精華：科學理性與人文主義精神，民主政治與法制思想，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及管理經驗等等，都從他們的視野里退隱。將伊斯蘭和阿拉伯當今的困境，都諉過於暗中作祟的以色列或美國，這是最能保全自尊的思維方式；而與西方有關的一切，都可能受到質疑。由於這種心態作祟，相當一段時間以來，阿拉伯世界很多倡導理性、科學、民主、自由等現代價值的有識之士，都曾遭受過來自多方的誹謗與干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作家馬哈福茲亦不例外，他的獲獎被人說成是由猶太復國主義促成，以此獎勵他支持《戴維營協議》和《埃以和平條約》。馬哈福茲對這種非理性的心態作過尖銳的諷刺：「……猶太復國主義，我們作為阿拉伯知識分子，把它誇大得實在過分，彷彿它是無所不能的神靈，是它推動了歷史的車輪，創造了歷史、現在和未來。」[4]出於同樣心態，有關9·11事件的一些說法雖然聽來匪夷所思，卻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廣泛流傳：是以色列或美國政府自己策划了對美國的襲擊，目的在於破壞阿拉伯人的名聲，轉移世人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更有人認為本·拉登是以色列的特工。同樣，席捲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在阿拉伯世界受到異常強烈的抵觸，全球化被視為「美國化」的代名詞，被看作發達國家對廣大第三世界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借口。部分知識分子片面強調民族「身份」或「特性」，將現代化也視為對民族「身份」的威脅，因而有意無意地排斥現代價值，思想趨於保守與封閉。去年底訪華的埃及《金字塔報》總編伊卜拉辛·納菲阿先生就曾感慨：他所接觸的所有中國人，幾乎都不懷疑本·拉登或基地組織策划了9·11事件，而且普遍贊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全球化進程中參與競爭，這與埃及的情況大相徑庭。[5]

更為嚴重的是，一些主要阿拉伯國家近年來瀰漫著借反以色列之名排斥異己、打擊他人的風氣，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動輒被扣上「宣揚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背叛國家民族」的罪名。這些罪名，連同宗教保守勢力慣用的「叛教」、「瀆神」的指控，製造了大量禁錮思想的悲劇，知識分子受到圍攻、拘禁、放逐、被勒令離婚乃至遭到謀殺的案例，在很多國家頻頻發生，文化思想界呈現出人人自危的僵滯局面。

十字軍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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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歷史的態度

無疑，在阿拉伯的土地上，曾經產生過許多輝煌一時的文明：法老文明、腓尼基文明、迦太基文明、蘇美爾文明……等等；由古代阿拉伯人創造的伊斯蘭阿拉伯文明，也曾經歷過國力昌盛、版圖遼闊、智力超群、思想活躍的時期，對人類文明演進有過重大貢獻。當今阿拉伯人確有理由為悠久燦爛的歷史感到自豪。近現代許多致力於阿拉伯復興的政治家、思想家、宗教改革家，都曾大力宣揚古代文明的偉大，這對於重振一個衰微民族的自尊與自信大有裨益。然而，和歷史上的文明古國一樣，阿拉伯民族的境遇又一次提供了這樣的教訓：燦爛的歷史（或曰傳統、過去），既可能成為後代取之不盡的財富，也可能成為他們實現現代復興的包袱。

現當代許多阿拉伯知識分子都意識到：阿拉伯文化具有明顯的「尊古」特徵。有人認為：「阿拉伯民族受過去的影響，甚於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在阿拉伯世界，過去的權威不僅表現為它是代表民族特性的基本準則，而且還以尚方寶劍的形式粗暴地強加於人……人們膜拜過去，把過去視為未來的最佳典範。」[6]還有人指出：「傳統被罩上神秘的光環，具有凌駕於當代價值之上的顯著的吸引力和權威。思想冒險就是出格。因此，前人對後人構成思想壓力，後人只能無數次圍繞著前人的言論轉圈。」[7]另有人以康德的名言「死人在墳墓里控制活人」，形容現代阿拉伯思想界狀況，指出：「在伊斯蘭阿拉伯思想領域，因襲前人的思想仍然排斥理性思維，仿效依然阻礙著創新，古舊依然在同現代搏鬥。」[8]總之，阿拉伯文化中存在著某些「頌揚過去，鄙視現在，畏懼將來」[9]的因素。

如果說，在阿拉伯各國獨立前後，有著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納賽爾主義等世俗思想的知識分子，還經常對歷史有所批判的話，那麼，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特別是六七年戰敗以後，戀古及復古的保守思想在民眾及知識界逐漸佔據上風。各種主義、思想實踐的失敗使人們對現實感到失望，於是希望從歷史中尋找出路。他們尤其懷念自伊斯蘭教創立到迅速向外擴張的短短几十年歷史，認為只有那段歷史體現了最純潔的道德和最崇高的理念；而以開放和包容為主要特徵的阿拔斯王朝前期鼎盛時期，卻受到有意的冷落，因為這段歷史雖然輝煌，但不能為他們保守、封閉的政治社會主張服務。他們不僅對歷史遺產任取所需，而且還有意美化歷史，正如利比亞前總理巴庫什先生撰文所譏：「我們沉湎於古代，熱衷於從中篩選出偉績，而忽略其中的過失。我們成功地把過去描繪成一系列的勛業與勝績，並賦予古代阿拉伯穆斯林一個光輝的形象：他在我們眼中天才橫溢，正義俠勇，無往不勝，以致成了卡通式的傑出人物，被我們加上《古蘭經》中真主眼裡理想穆斯林的種種美稱。」[10]其實，就以崇古者最為推崇的伊斯蘭初期歷史而言，其間也並未脫盡阿拉伯半島蒙昧時期的陋習，四大哈里發中有三人遇刺身亡（歐麥爾、奧斯曼、阿里）、後兩人還死於穆斯林之手這一史實，就是暴力文化在伊斯蘭初期仍未絕跡的佐證。而縱觀伊斯蘭歷史，統治者繼任問題從未得到合理解決，「伊斯蘭教中從沒有比哈里發問題更引起流血的問題了。」[11]然而，這樣的歷史教訓卻是拜倒在傳統面前的人們不願正視的。

悠久的歷史遺產能給人們帶來自豪，沖淡現代落後引起的焦灼與痛苦，但也能消蝕他們改變現狀、創造未來的危機感與緊迫感。過分「向過去傾斜」的民族，往往缺乏革新與創造的原動力。而賦予歷史虛幻的光環，則無法客觀地認識歷史，以史為鑒，獲取有裨於現實的經驗與教訓。有感於伊斯蘭世界過於沉重的歷史包袱，已故巴基斯坦著名思想家伊格巴勒·艾哈邁德曾作過極為精闢而發人深省的評論：

「回顧歷史，過去與未來之間存在著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關係：那些崇尚過去、試圖再塑過去的人們，幾乎必定要失敗；而那些以全面、審視的眼光看待歷史的人們，卻能持久地從中獲取教益。對未來懷有信心的人們，看待過去的態度是嚴肅的，既尊敬之又能批評之。他們研究過去，試圖全面了解那些或造就了偉大的早期文明、或導致其衰落的價值、審美觀及方式……相反，對未來抱有不確定感的人們或政府，總是扭曲自己和過去的關係。他們迴避活生生的歷史，無視歷史的教訓，不願以批評的目光探究過去，而是忽略其遺產。而與此同時，他們發明了一個想像中的輝煌燦爛的過去，並在其中摻入了當今的偏見與仇恨。」[12]

智慧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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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宗教的態度

如果說，對於其他許多民族而言，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那麼，對於虔誠的穆斯林而言，生活卻只是宗教的一部分。作為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核心，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宗教，而且是一整套包羅萬象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體系，對廣大穆斯林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和生活習俗，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所以，穆斯林的宗教觀是其價值觀念的基礎，影響著他們對其他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包括前文所述對待西方和歷史的態度。

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伊斯蘭和西方之間「文明衝突」不可避免的論調，在阿拉伯世界也有眾多鼓吹者和追隨者，而這種「文明衝突」的本質，則被理解為伊斯蘭教對抗基督教、猶太教的衝突。《古蘭經》中的部分章節，經常被狂熱分子用作宣揚激進思想乃至恐怖主義的依據。本·拉登就曾引用以下兩句經文煽動穆斯林仇視西方[13]：「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絕不喜歡你，直到你順從他們的宗教。」（2：120）「信道的人們啊！你們不要以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為盟友。」（5：51）

然而，思想開明的穆斯林認為：伊斯蘭教是主張寬容的宗教，並不敵視猶太教和基督教。對於本·拉登用以煽動仇恨的上述兩句經文，著名伊斯蘭教學者優素福·蓋達維這樣解讀：「……絕不喜歡你」並不等於「仇恨你」，穆斯林只求真主喜歡，而無意取悅他人。同樣，「不要以……為盟友」，也不等於「以之為敵」。蓋達維還認為，《古蘭經》中有兩句經文，可視為指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關係的準則：其一，「未曾為你們的宗教而對你們作戰，也未曾把你們從故鄉驅逐者，真主並不禁止你們憐憫[14]他們，公平待遇他們。真主確是喜愛公平者的。」（60:8）其二，「他只禁止你們結交曾為你們的宗教而對你們作戰，曾把你們從故鄉驅逐出境，曾協助別人驅逐你們的人。誰與他們結交，誰是不義者。」（60：9）所以，穆斯林理應善待他人，只要他不受別人的侵犯。[15]

由此看來，有著不同宗旨與價值觀的人們對宗教經典的解釋往往迥異。就如何全面正確理解《古蘭經》的含義，埃及文化學者艾哈邁德·愛敏曾經指出：「《古蘭經》的敕降，是適合於當時社會的狀況和需要的。」[16]「不懂得《古蘭經》下降時的社會背景，往往是誤解經義的。」[17]因此，同理解任何一種偉大的宗教或學說一樣，從整體上把握伊斯蘭教的精髓極為必要。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偉大宗教，伊斯蘭教倡導仁慈、寬容、和平、平等、正義等崇高價值，鼓勵求知，注重道德，追求「兩世吉慶」。著名學者優素福·蓋達維對伊斯蘭教的精髓作了很好的概括：「我們信奉並倡導的宗教，在發揚理性與繼承遺產之間調和；它從過去獲得啟示，而又正視現在，瞻望未來；它兼顧精神與物質、個人與集體、今生與來世、理想與現實、權利與義務；它號召人們之間以兄弟相待，主張與他人對話，以寬容對待異己；它視協商與公正為決斷的基礎，主張全社會和睦相處、人人平等。」[18]無疑，正因為伊斯蘭教具有這些精髓，它才能激勵人們創造出歷史上燦爛輝煌的物質文明，更為古往今來無數信徒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心靈寄託，啟示他們追求理想與真理。換言之，這些精髓，恰是伊斯蘭教具有恆久性魅力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認，伊斯蘭教在現當代阿拉伯社會的實踐面臨諸多問題。不少人未能從整體上把握伊斯蘭教的精髓，他們忽視《古蘭經》產生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對其理解頗多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之處。他們還往往唯我獨尊，對其他文化缺乏客觀認識，並片面誇大宗教的功能，信奉虛幻的精神萬能。對伊斯蘭教的種種曲解，在阿拉伯社會當今宗教生活中有多種表現，9·11事件後，不少阿拉伯知識分子都在反思其中的弊端。有人注意到：「我們男女老少都經常受那種有缺陷的、容易敵視他者的宗教文化影響……這種文化起碼會讓人頭腦混亂、不願與他人交往，或許還能造成人格分裂，導致個人無法在所受的宗教教育及訓導與城市社會、現代文明之間找到平衡。」[19]有人回顧：「我們自上學讀書開始，頭腦里就被灌輸了這種思想：穆斯林是一切的一切，永遠真理在手，無往不勝，即使他手持木板對抗坦克也能獲勝，因為他代表真理，而對方代表謬誤；崇高的價值和理想只屬於我們，不屬於他人……那些未曾在學校接受這種灌輸的人們，還會在清真寺里、或通過媒體接受。」[20]還有人指出阿拉伯國家每周五的聚禮講道中存在危機，因為這種講道的主題不外乎以下幾類：1、為執政者歌功頌德；2、散布激進好鬥的極端思想；3、重複中世紀延續的陳舊話題與神話迷信。[21]……

披著宗教外衣的這種「愚氓文化」，為本·拉登等少數宗教極端分子提供了思想溫床。這些人以真主在人間的代言人自居，熱衷於約束行為，禁錮思想；他們拒斥現代文明的價值，以中世紀式的仇恨眼光看待「異教徒」或「瀆神者」，不惜以極端的暴力方式表達對社會與世界的不滿。當今恐怖主義從中東向世界蔓延，固然有其複雜的政治、經濟原因，而極端分子扭曲的宗教觀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此類人——正如一位法國學者描述的那樣——「真切地認為：為了根除邪惡應該毀滅世界，因為世界末日已經臨近，他們可因此首先進入來世：那是一個未經污染的純凈世界，是惟一值得生活的永世。而眼前的塵世無非過眼煙雲，一文不值。他們蔑視人的生命，可以心安理得地屠殺數以千計的平民，因為在他們眼裡，那些人都是毫無價值的異教徒，被絕對的、神聖的、高高在上的真理排斥在外，是魔鬼創造的污穢之流。」[22]

同樣的文化氛圍不僅造就了少數宗教極端分子，也妨礙了廣大阿拉伯穆斯林民眾客觀理性地認識自己的宗教及現實世界。在保守、僵化氣氛盛行的社會中，「人的意志、理性及人在歷史中的地位消失了，人成為被動、消極的個體，無法決定自身命運，人的存在只是對真主意志和自然規律的絕對屈從……在這樣的社會中，獨立、自由的個體是罕見的另類現象，這樣的個體如果存在，並通過有個性的批評表明其獨立性，也會遭到遺棄，被視為叛教與瀆神者，應該打入地獄。」[23]所以，普通民眾往往通過宗教緬想消解現實生活的苦難，在思想上、行動上養成墨守陳規的惰性。他們或聽天由命，以宿命的觀點看待現實，或以精神勝利法自慰，以信仰與道德的高貴傲視外人，並藉以淡忘物質的困窘。「讓神話支配現實，讓迷信決定命運，這是無力應對挑戰的人們在崩潰與屈從之前的最終求助方式，也是他們的最後一道防線。」[24]因此，在現世的奮鬥與超驗的希冀之間，人們失去平衡，較少致力於改變現實的處境，而將更多的希望寄託於來世，乃至期盼傳說中的救世主「馬赫迪」（Mahdi）降臨人世，救助他們脫離困境。

扎耶德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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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分析當代阿拉伯人文化心態的時候，還必須充分考慮到：

１.意識到阿拉伯世界的多樣性對於全面、客觀了解阿拉伯的事務十分必要。當代阿拉伯人對許多問題的看法都有分歧，分歧既表現在知識精英與下層百姓之間，執政者與民眾之間，也存在於知識階層內部，在不同阿拉伯國家也有很大差別。本文分析的文化心態，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但絕非當代所有阿拉伯人的寫照，對阿拉伯人的認識切不可一概而論。事實上，近代以降，阿拉伯思想界一直不乏嚴肅批判民族劣根性的有識之士。9·11事件以來，許多知識分子更是疾呼：觀念與心態的落伍是社會落後的主要原因，現在該是深刻反思、革故鼎新的時候了，阿拉伯民族迫切需要在已有的思想文化土壤上，建設合理、健康、適應時代要求的新文化。他們的呼籲雖遠未形成全民共識，但已引起越來越多的重視。

２.當代阿拉伯人的文化心態既有其歷史文化的淵源，又深受他們所處環境的制約。就後者而言，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對地區事務粗暴、自私而不公正的干涉及其造成的惡果，經濟全球化進程對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忽視，不但影響了阿拉伯人對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客觀上為他們冷靜、清醒地探索復興之路設置了巨大障礙。西方對伊斯蘭、阿拉伯的描述曾充滿東方主義式的誤解與偏見，因而受到來自東方、乃至西方世界內部的廣泛質疑。我們中國人更應警惕東方主義話語的影響，在實事求是考察阿拉伯人文化心態的同時，應對他們思考探索的艱難語境持足夠的理解與同情。

３. 當今阿拉伯世界固然存在種種流弊，不過，就此斷定這一切均由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固有的缺陷造成，認定這一文明前景黯淡，則不僅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且也無法提供歷史的佐證及令人信服的理據。畢竟，人類文明發展的道路漫長而曲折，阿拉伯人的前途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已故敘利亞作家薩阿德拉·沃努斯道出了這個苦難而不屈的民族之心聲：「我們註定要懷有希望，今天的一切不可能是歷史的終結。」[25]

（本文原載於《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2期）

注釋：

[1]參閱歐文·拉茲格編輯：《多種文化的星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專家小組的報告》（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頁。其中「阿拉伯文化」撰寫者為薩阿德丁·易卜拉辛博士。

[2]薩阿德丁·易卜拉辛：前引文，第85頁。

[3]Jane Perlez, 「Anger at US Said to Be at New High」, in New York Times, Sep.11,2002

[4] 馬哈福茲：《與拉賈·尼高什的談話》，見《自傳的回聲》（中譯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頁。

[5] 參見伊卜拉辛·納菲阿：《在中國的採訪與對話》，載《金字塔報》2002年1月25日。

[6] 阿卜杜拉·阿卜杜·戴伊姆：轉引自《當代阿拉伯思想觀照下的阿拉伯思維》，載科威特《闡明》（Albayan）雜誌，2002年9月刊，第18頁。

[7] 穆斯塔法·薩福旺：前引文，第21頁。

[8] 阿費夫·艾赫達爾：《誇大對身份的威脅有礙實現政治現代化》，載《生活報》2000年5月4日。

[9] 依茲丁·迪亞卜：同注釋６，第22頁。

[10] 阿卜杜勒·哈米德·巴庫什：《要知道，人們在注視我們》，載《生活報》2002年9月11日。

[11] 希提：《阿拉伯通史》（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63頁。

[12] Eqbal Ahmad, 「The Root of Violence」, in Akhbar, 1999, No.5.

[13] 見半島電視台2001年9月21日專題：《本·拉登自述》。

[14] 此處阿拉伯文所用動詞音譯為「Barr」，有「孝順、善待」之意，馬堅先生譯為「憐憫」，但譯作「善待」似更為確切。

[15] 優素福·蓋達維：半島電視台《教法與生活》2001年12月7日專題：《伊斯蘭與西方的關係》。

[16] 艾哈邁德·愛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一冊（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10頁。

[17] 艾哈邁德·愛敏：前引文，第213頁。

[18] 優素福·蓋達維：半島電視台《教法與生活》2002年1月20日專題：《伊斯蘭與現代及後現代》。

[19] 哈米德·哈穆德：《為了我們的未來而不是為了美國》，載《生活報》2002年9月29日。

[20] 西菏爾·哈提姆：《我們的愚氓文化造就了本·拉登之流》，載《中東報》2001年12月22日。

[21] 參見哈里斯·傑萊比：《周五講道的危機》，載《中東報》2002年6月26日。

[22] 布呂諾·艾提安（Bruno Etienne）：《世界末日的篤信者——9·11事件解讀》，轉引自2002年9月15日《中東報》。

[23] 阿里·艾斯阿德·瓦特發：《當代阿拉伯思想觀照下的阿拉伯思維》，科威特《闡明》（Albayan）雜誌2002年9月刊，第20頁。

[24] 穆斯塔法·希賈齊：《社會落後：被壓迫者的心理》，貝魯特阿拉伯發展研究所，1989年版，第77頁。

[25] 薩阿德拉·沃努斯：《作品全集》第一卷，大馬士革艾哈里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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