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憤青多誤國

自古憤青多誤國

題記：有感於近期發生的一些事，遂寫此文。

一、現代的「憤青」

「憤青」一詞，就其來源本自西方，它的產生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伴隨著歐美左翼思潮的興起，西方媒體漸漸開始用「憤青」這個詞來指謂那些主張顛覆傳統社會價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國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與此同時，在國際上，中國卻不斷遭遇制裁與「遏制」。外部環境的變遷，刺激了民族主義在90年代的初潮。標誌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和隨後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全國風行。在這些強刺激下,中國的民族主義迅速崛起。而此時，憤青概念也開始異化，逐漸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觀點聯繫在一起，以反日反美為主的排外式憤青被冠以民族主義憤青之名，漸漸成了「極端民族主義者」的代名詞。

人們驚訝地發現，不經意間，民族主義憤青已如雨後春筍般佔據了互聯網裡大大小小的山頭。而隨著中國大陸的互聯網迅速發展，人群的擴大，這一部分具有極端思維的人更容易吸引媒體和民眾的目光，而其隊伍逐漸壯大，思想日益複雜，並且有網路虛擬個體與現實實在個體關聯的擴大化趨勢。現在的憤青，已經不局限於網路之中，更多的人走向街頭，表現自己的主張和情緒。

概括一下，「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緒化，有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沙文主義思想、言論和行動的青年。

「憤青」並不是現在獨有的產物，中國從古至今，一直有類似「憤青」這樣的群體存在，這就是所謂的「清流」。

二、古代的「清流」

有明確說辭的「清流」是在東漢末年。當時政治黑暗，宦官、外戚交替保持朝政，壟斷仕途。這時的選舉、徵辟，都要按照他們的愛憎行事，這就嚴重地侵奪了士人的上進之路。這一時期，太學生已發展到三萬餘人，各郡縣的儒生也很多，他們上進無門，就與官僚士大夫結合，在朝野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專權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這就是所謂的「清議」，在當時的社會起到了激濁揚清的作用。 太學生此舉引發了著名的黨錮事件。

自此以後，「清流」就成為封建朝堂上一個政治派別的名稱，主要由國子監、翰林院、御史台、給事中等官員構成。他們評議時政，上疏言事，彈劾大臣，指斥宦官，對外反對列強蠶食，對內主張整飭紀綱，對朝政有很大的影響力。

從「清流」的構成成分就可以看出，這些人基本都是文人，言官，不太負責具體事物。因此，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和那些督撫、尚書等事務官員有不小的區別。「清流」們以聖人子弟自居，以衛道正風為己任，講究氣節、風骨，強調華裔之別。這本是一件好事，但持坳過甚，眼高手低，則難免於事無補，最終反而走到危害國家，或者說是禍國殃民的道路上來，特別是在異族入侵，亡國滅種危機之秋。

三、南宋、蒙古與金

蒙古崛起之後，雖然多次戰勝金國，但終究無法消滅金國，只得尋求與南宋合作。如果當時南宋對蒙古的滅金戰爭選擇不作為，至少可以贏得30年的準備時間。然而，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造成南宋外交戰略失誤。雖然當時有清醒之人反對，但很快被瀰漫全國的仇恨所淹沒。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的仇恨，與蒙古聯合滅金，走上了自掘墳墓的滅亡之道。

一個「憤青」提出了著名的「據關阻河，光復三京」北伐蒙古議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穩，把蒙古人趕到黃河以北，再以重兵防禦潼關—黃河一線，與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這封不切實際的奏摺深深打動，不懂軍事的文人們紛紛主戰，不顧滅金戰爭中同蒙古並肩作戰的將領們的反對，終於走出了錯誤的一步，南宋大軍北伐蒙古。結果北伐大軍全軍覆沒，安然南返者十中無一。蒙古大汗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略曰：「今諸國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聲望。朕願躬行天討……」於是乎，蒙古三路大軍南下，南宋滅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滅亡前的德祐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現在朝堂上。當初那些主戰的「憤青」們，全部逃亡，只丟下小皇帝和謝太后孤兒寡母加上6個大臣一共8個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啟釁，自招入侵。」（《宋史》卷四十七?本紀第四十七）可見「憤青」之誤國。

四、大明、李自成與後金

到了明末，歷史再一次重演。

明朝末年，朝廷面臨李自成、後金兩面作戰的態勢，而當時明王朝的國力根本無法同時支撐起兩場戰爭。唯一的解決方法是與一方求和，集中力量進攻另一方。可朝堂上的無論東林黨與閹黨，還是浙黨、楚黨與齊黨，大家都只看立場站隊，不問是非對錯，揮舞著「道德」與「正義」的大棒互相攻訐。不少人一開口就是「民族大義」「國家興亡」「仁義道德」，實際卻是為一己一小團體的私利，更沒有人願意為皇帝背黑鍋。每次一準備和談，群臣都像打了雞血一樣群情激奮：和談就是「漢奸賣國賊」，寧願大明不長草，也要收復遼東半島！

後來，山西陷落，李自成兵鋒已近京畿，火燒眉毛之際，北京眼看不保，左諭德李明睿、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等一批人先後上疏南遷，崇禎皇帝也有這個想法，遂和和大臣商議對策。有的說既然皇帝不能走，可以讓太子走。但時任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卻拍案而起，「大義凜然」地痛斥這種逃跑主義、投降主義行為，認為擾亂了大明人心，應當殺李明睿以安天下。一聲「投敵怕死」，就把連崇禎在內所有的的人都嚇住了。是啊，面對來犯之敵，不能起身反抗，反要躲避他鄉，不是貪生怕死膽小鬼又是什麼？這樣的道德高壓，無人可與爭鋒。

試想一下，假使崇禎到了江南，憑藉江南財賦與兵源，整軍經武，大張撻伐，大明、大順、大清究竟鹿死誰手，尤未可知。再假如太子到了江南，江南抵抗力量就有了明確的正統旗幟，弘光、隆武、永曆正統之爭也許會避免，南明也許會和南宋一樣。

貌似最忠君愛國，實則將君國置於危險之中。　　

順便說一句，當時反對南遷最激烈、最堅決的人，投降清朝時最積極。」 　

五、甲午戰爭、「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近代以降，西方列強屢屢侵犯我國，在此大背景下，清談家口中又增添了一枚最用力的武器：漢奸、賣國賊。　　

甲午戰爭前夕，了解敵我力量對比的李鴻章深知不能輕啟戰端，否則必定一敗塗地。但他的政敵，清流翁同龢不斷用漢奸、賣國賊的大帽子來壓他，迫使李鴻章出戰，結果是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無奈和日本簽訂了《甲午條約》。

而就是這個主管戶部的翁同龢，寧肯動用軍費給慈禧老佛爺修頤和園，也不給北洋水師撥軍費。

到了二十世紀初，面對關東軍的挑釁，國民政府陷入是「戰」還是「和」的苦惱，蔣介石最終採取「忍辱負重」的對日退讓政策。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認為，中國國力不能與日本相比，戰勝日軍幾乎不可能，應該儘可能延遲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搶抓一切機會發展中國的工業，包括軍工業，為最終的中日決戰做好準備。「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國都有一股力量企圖把戰爭局限在東北。同樣，也都有一股力量在積極推動戰爭擴大化。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學生運動日益高漲，紛紛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宣戰，不撤兵則不交涉。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被毆，外交部遭砸，上海市長張群掛冠以去。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天威針對此說：「凡此種種，無不為侵略者添翼。」

「九一八」事變與其說是日本侵華戰爭的起點，不如說是中國「黃金十年」的結束和國民革命走向失敗的開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被迫將主要力量放在對抗外侮上，沒有機會在兵連禍結後休養生息以圖自強自立，發展民族經濟，建立民主共和國家。

同樣的事例還有西安事變。

由幾個激進青年策劃的西安事變，差點釀成大亂，險些亡國滅種。多虧國、共、蘇上層穩健派佔了上風，決定和平解決，才使西安事變成了改變現代中國命運的歷史轉折點。

西安事變是以逼蔣抗日為借口發動的，可令人搞笑的是，事變的主要策劃者大部分後來卻投身日本或汪偽政權。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擔任了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等。抗戰後因漢奸罪被捕，1946年被國民政府處決。在西安事變中最忠實執行張學良的捉蔣命令的東北軍騎兵六師師長白鳳翔後來擔任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當時大名鼎鼎的「三劍客」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最終也都當了漢奸。孫銘九擔任了汪精衛政權駐河南的特派員，後來又跑到山東當了偽保安副司令。應德田當了汪偽政權的河南省教育廳廳長。苗劍秋西安事變後順利出境到了日本，當了漢奸。

六、誰是中國的脊樑？

為什麼「憤青」多誤國？

蓋因古之「清流」，現之「憤青」，多是坐而論道之輩，自身沒有處理實際事務的責任，因而可以想說啥就說啥，啥好聽，啥符合大道理就說啥，反正又不用我去處理。一旦在實際中出了差錯，也可以把責任推給實際操作的人。翁同龢之流，先是逼迫李鴻章出戰，等戰敗了，又把責任全推到李鴻章和他的北洋水師身上，反正翁同龢他們是一點責任也不用承擔。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招來清議紛紛。這些清議，只講情理，全不顧國勢，他們不負實際責任，只憑著一張嘴巴，一旦惹出禍來，他們都會躲得遠遠的，還得要做事的文武們去收拾局面。對這些空談，本可完全不理睬，但可惱的是他們能嘩眾取寵，博得輿論的支持，對局中人掣肘甚劇，老辣如曾國藩者亦無計可施。後來接替曾國藩的丁日昌就這樣說過：「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視聽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古往今來，凡是耍嘴皮子的，總愛唱高調。古代是滿口忠君愛國、忠孝節義；現代則是愛國不離口、革命不離手。凡是干實事的，都有點不識時務，明知一件事不好乾，也有可能幹不成，即使干成了也要背上「漢奸」、「賣國」的罵名，但也要勞神費力地去干。結果，干實事的總打不過耍嘴皮子的。

但，推動歷史前進的，歸根到底，要歸功於干實事的。包括我們今天能在這裡上網、發帖子、發牢騷，都是歸功於那些埋頭肯乾的先賢們。

謹以魯迅先生的一段名言為結：

「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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