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觀察 | 開羅：一種愛情故事，在革命期間養家糊口

來自專欄中東學人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偉，因撰寫「中國三部曲」而為中國人所熟知。作為來自美國的作家和記者，何偉於1996年赴中國工作，期間完成了《江城》、《尋路中國》和《甲骨文》這三部作品，成為暢銷作家。2011年秋天，何偉舉家移居埃及開羅，任《紐約客》雜誌中東記者，並在42歲的年齡時開始學習阿語，普羅托斯是他的另一個名字，也是阿語里彼得的發音。

何偉通過細緻入微的觀察，對埃及革命期間以及革命後政治和社會變革進行了深入的報道。中東研究通訊曾在2017年編譯過《失落的埃及革命：何偉的塞西觀察》一文。

本文編譯自2018年5月7日何偉發表於《紐約客》的「Cairo: A Type of Love Story」

編譯 方一丹

娜塔莎是我們一對雙胞胎女兒中第一個被嚙齒類動物咬傷的，也許是在她睡覺的時候，不過她的年紀實在是太小了，無法表達什麼。娜塔莎和她的雙胞胎姐妹阿里爾一樣，她們的早期辭彙都是英語，但是女孩們用埃及方言來指一些特定的東西——比如她們用「Aish 」來指麵包，用「maya」來指水。如果我抱著她們其中之一轉了圈，她會大笑大叫，「Tani！」：「再來一次！」，然後她的雙胞胎姐妹就會開始重複：任何對雙胞胎其中一個做的事情，都得對另一個再重複一遍。「Tani」「Tani」「Tani」。她們那時還不足兩歲。

我在給娜塔莎換衣服時注意到了這個印記，就在她肚臍的右側有兩對醜陋的紅色穿孔：是門牙。也許這個動物一直在娜塔莎尿布上面。如果那時娜塔莎有大聲啼哭的話，那我和我妻子萊斯莉都沒聽見。

何偉一家人

2011年10月，「阿拉伯之春」爆發第一年我們搬到開羅，我們住在扎馬雷克，就在尼羅河上一個狹長的島嶼附近，它一直被認為是開羅中產和上層社會人士的居住區。我們在一棟老建築底層租了一間公寓，那棟老建築就如同我們街道上其他的建築物一樣，雖然美麗卻顏色盡褪。裝飾藝術風格的大門前，是如同蜘蛛網一樣的鐵圍欄。

整棟建築物都布滿了蛛網圖案。黑色的網裝點著我們的大門，陽台和門廊上布滿了欄杆。電梯與鐵制蛛網大門相通，門後老式的電梯在黑暗中起起落落，它由承重的雕花木頭製成，看起來倒與拜占庭時期的石棺很相似。網狀的門間留有一個足有人頭大小的裂縫，以至於在電梯運行的時候都可以碰到它。我們搬過來後不久，住上面樓層的一個小孩兒的腿就被電梯卡住了，肢體破裂得厲害，以至於最後他不得不被送往歐洲尋求治療。

在開羅老城區，安全永遠不是優先被考慮的事情，但在革命時期，事情變得格外嚴重。停電已是常態，還經常會斷水一整天。大樓旁堆積如山的垃圾吸引著老鼠。就在我女兒們的房間窗戶下，我看到黃鼠狼鑽進了大樓地基上的一個洞里。

在一家醫療診所，一位兒科醫生檢查了娜塔莎肚子上的痕迹。

「昆蟲，」她說。

我很懷疑，「那是的蟲子咬的？」

「也許是跳蚤，」她答。

我把照片發給了一個在美國皮膚科診所的朋友，他的回應讓我頗有些懷念美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用歡快言辭遣詞造句的能力：

嗨！我們今天在會上討論過了，我們一致認為是蛇或者嚙齒類動物咬的，希望對你有幫助。希望她倆安好。擁抱你，蘇西。

萊斯莉和我乘計程車去了尼羅河西岸的一個名為維卡色拉的疫苗中心，疫苗中心賣給了我們一支狂犬病疫苗，隨後我們找到了另一個兒科醫生。同時我還買了一打膠水陷阱。

晚上我把陷阱放在了嬰兒床下面，有時我會因為雙胞胎姐妹的聲音醒過來：「爸爸，有老鼠！爸爸，有老鼠！」有一次她們的玩具廚房裡發出了叮叮噹噹的聲音，於是我打開了小冰箱門，然後一隻老鼠躥了出來。可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被我用陷阱困住的老鼠似乎都太小了，沒法咬出那樣的傷痕。但他們持續出現——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我把它們逐一淹死在水裡。

當阿里爾被咬的時候，傷口出現在她的背上，而不是在肚子上，否則這就和娜塔莎的傷痕一樣了：四個門牙。於是我們又一次叫了計程車去了維卡色拉。

我放棄了膠水捕鼠陷阱。萊斯莉和我拜訪了一位外國人，他想把一隻雄貓和雌貓送人。選擇很簡單：雄貓體型更大，表情兇狠，昂首闊步又輕盈優雅地繞著傢具轉。它的的頭頂老虎條紋形成了一個「M」，這是一種被叫做埃及貓的標誌。

我們給他取名為穆爾西。埃及剛剛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穆斯林兄弟會總訓導師穆罕默德·穆爾西贏得選舉。雄貓穆爾西來我家不久，就狠狠地咬了萊斯莉的胳膊一口，留下了他自己的牙印。又一次，我們回到了維卡色拉，來了開羅一年後，我成了這個家中唯一一個沒有注射過狂犬疫苗的人。

我和萊斯莉在北京做記者時相遇。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背景：她出生在紐約，是一對中國移民夫婦的女兒，而我在密蘇里中部長大。但是某種相似的熱愛折騰的感覺使我們倆都產生了出國的衝動，首先去了歐洲，然後去了亞洲。一直到2007年我們一起離開中國，自打成人後我們就一直呆在國外。

我們都計劃好了：作為對城市生活的調劑，我們將搬到科羅拉多，我們計劃要一個孩子。然後我們去中東生活。我們喜歡描寫一個歷史悠久、語言多樣的國家，我們也想把這當作我們成家以來的首次經歷。

所有這一切都是抽象的——孩子、城市。也許我們會去埃及，也許是敘利亞。也許是個男孩兒，也許是個女孩兒。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紐約的一位編輯曾警告過我，被海珊·穆巴拉克統治了近30年的埃及，和中國相比也許節奏太過緩慢了。「開羅不會有任何變化」，他說。但是我喜歡它的聲音，我盼望著能在這樣一個什麼都不會發生的國家學習阿拉伯語。

第一個打亂我們的計劃的就是由計劃好的一個孩子變成了兩個。2010年5月，阿里爾和娜塔莎早產了，我們希望在離開前給她們一年的時間成長。計劃無所謂——與開羅相比，有新生兒的一年顯然是十分匆忙的。但是當抗議在解放廣場發生的時候，我們的女兒們才八個月大，也就只比穆巴拉克倒台要大個那麼18天。

我們推遲了我們的計劃，並重新考量，但是我們最終還是打算去。我們申請人壽保險，公司隨之進行了醫療檢查，卻因為「過度旅行」而拒絕了我們。我們找了律師，寫了遺囑，搬出了出租房，存好所有財物，放棄了我們的車。我們並沒有託運任何東西——我們帶上飛機的東西都是我們會擁有的。

在離開前一天，我們結婚了。萊斯莉和我從不因形式而煩惱，我們都不想組織婚禮，但是我們在某個地方讀到，如果一對夫婦有不同的姓氏，埃及政府很難給予其聯合居住的簽證。我們把孩子們留給一個保姆照看，然後去了烏雷縣法院。當副縣長開始舉行儀式的時候，萊斯莉問負責處理交通違法行為的部門何時下班。

「四點，」副縣長說。

萊斯莉看了看錶，說：「您能稍等一會兒嗎？」

她跑上樓去把最後一次超速的罰款給交了。結婚證書上寫著我們於下午四點零八分四十四秒「確實參加了聖潔的婚禮」。我把結婚證塞進了行李箱。第二天，帶著我們17個月大的雙胞胎，登上了飛機。此前我和萊斯莉都沒有去過埃及。

埃及前總統穆爾西

穆爾西來了以後，老鼠就消聲匿跡了。它吃了兩隻老鼠的頭，並把身子留下來以後，其他的老鼠就不再出現了。埃及貓的皮毛像極了古老陵墓牆壁上雕刻的貓，甚至連名字都如此古老：在法老時代，mau的意思是貓，它們極其敏捷，一大塊皮膚從側面一直延伸至後腿，使其更能延展。這種家貓的時速能高達每小時三十英里。

兩個小女孩兒，就和老鼠一樣，對穆爾西敬而遠之。它並沒有耐心聽她們咿咿呀呀或者拉扯它的尾巴，他狠狠地撓了她倆甚至都見血了。但這樣處理非常有效：一下給了阿里爾，一下給了娜塔莎。萊斯莉和我想著要除去它的爪子，但是又擔心當它和附近的嚙齒類動物以及迷路亂竄的老鼠搏鬥時可能會處於下風。

但是不可能繼續把它放在家裡了。他足夠強壯，能夠打開窗戶和門，然後躲在公寓的入口處，等著門開然後躥出去。我經常能在它離開幾分鐘後聽到貓叫。我們有一個小花園，迷路亂竄的老鼠都聚集在那兒，但穆爾西拒絕容忍這一切。好幾次次我都看見它把一些不起眼的動物趕出蛛網欄杆。

附近街區負責倒垃圾的賽義德警告我們說有人想抓穆爾西。「它是一隻漂亮的貓」，賽義德說，「Qot beladi。」當人們看到穆爾西和他的花紋時，經常說「一個貓的國家」。埃及人通常被認為是歷史上最早飼養貓的一批人，他們十分喜歡貓，甚至在早三十七世紀以前就禁止出口貓。他們曾經把腓尼基人叫做「偷貓賊」，因為水手們為了安全航行而抓捕貓。

一位住在我們樓里四層的女士自封為貓咪的照顧人，她總是給它們拿出一碗一碗的食物。每次我推著雙人嬰兒車帶著雙胞胎們出去散步的時候，她總是帶著微笑向我打招呼。埃及人對嬰兒的喜愛絲毫不亞於他們對貓的喜愛，我們在扎馬雷克賺足了眼球。總有一些面孔從中脫穎而出：獨眼的看門人、斷鼻樑的賣紅茶小販、老是喜歡用阿拉伯語和雙胞胎對話的店主。

當女孩兒們長大一些了以後，如果看到她倆的用品不一樣，她們就會發脾氣。萊斯莉和我並不想把她們打扮得一模一樣，但是迅速適應埃及社會把我們的堅持打敗了，我們很快就放棄了這一堅持，買什麼都是成雙成對的。雙胞胎肩並肩地坐在她們的嬰兒車裡，穿著一模一樣的衣服，看起來有點兒像一場秀。

一些外國人有時會問我是否見過扎馬雷克的其他雙胞胎們。他們是傳奇：年長的埃及兄弟一起在島上散步。他們總是穿著一樣的服裝：漂亮的夾克，紐扣式襯衫。我試圖與之進行交談，但他們沒有理我。他們也從來沒有瞧過我的雙胞胎女兒。每當我們走過——年長的雙胞胎，年幼的雙胞胎; 徒步走著的雙胞胎，坐著嬰兒車的雙胞胎——我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尼羅河邊度過她們奇怪的童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樣。

一些關於扎馬雷克的地理環境和它上層社會居民的東西似乎都在展現著埃及奇怪的特質。這個島嶼坐落在市中心，但是河流卻給人以某種強烈的分裂感。即使是在示威遊行如火如荼的時候，也很容易忘記解放廣場就在1.5英里外。我經常看到扎馬雷克的居民們在電視上看著革命運動，就像在看遙遠的地方發過來的圖像。

很多人都不想參與革命。賽義德告訴我關於一些人的警示性故事，比如像獨眼看門人。在一場遊行示威中，他走上解放廣場的街頭，想從天橋上張望。那真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當埃及警方疏散人群的時候，他們經常朝天鳴槍，他被鳥槍子彈打中了，並失去了一隻眼睛。那是他最後一次去參加抗議。

賽義德經常說：「你的兄弟會貓就像總統一樣幹活兒糟糕透了。」當地的獸醫師——一位科普特基督徒，就像那另外大約佔埃及人口百分之十的科普特人一樣，當萊斯莉帶著穆爾西進來的時候，他假裝十分憤怒。他一邊去抓穆爾西，一邊說：「我討厭這個名字。」每次這個科普特獸醫給它剪指甲的時候，它都會激烈地反抗。

很快，雙胞胎就能夠分清楚「好穆爾西」和「壞穆爾西」了。她們從她倆的保姆阿提婭特那兒偶然間學會的，阿提婭特是科普特人，因此她的觀點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多年以前，穆爾西曾經下過一道法令，禁止女性和基督徒領導埃及，在他的統治下埃及一片混亂。在他統治半年內，即2013年初，我們收到了託兒所的信息：

「鑒於扎馬雷克催淚瓦斯濃度較高，我們認為今天讓孩子們呆在家裡更為安全…對此我們深表歉意，但這完全不受我們控制。」

我開始在公寓周圍存放大量現金。如果形勢朝暴力方向發展了，我有緊急離開的計劃：我們應該收拾什麼，我們怎麼去機場。到目前為止，抗議幾乎是常態了，我們一天得斷好幾次電。政府宣布了一項熄滅機場燈光的政策，因為幾乎沒有遊客了。每當我旅行回來，我都會在穆爾西時代的昏暗地區著陸：漆黑的走廊，靜止的電梯。這完全超出了我們的掌控。

有一天早上，我去解放廣場附近的政府莫嘠嘜（Mogamma）大樓更新我們的簽證。我特地選了沒有任何反抗活動的一天去，但是該地區仍然有催淚瓦斯。似乎石板都濕透了，以至於他們在高溫下滲出汗水。我把我的申請表交給工作人員。

「你們的結婚證在哪兒？」，他說。

到現在這個時候了結婚證還重要嗎?更荒謬的是我竟然覺得很開心：我們結過婚了！我回扎馬雷克取來了烏雷縣法院證書。工作人員似乎看起來和我一樣高興，簽證的辦理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2017年 3月，當政變終於發生時，我的計劃一個都沒有用上。國防部部長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發表聲明，勒令穆爾西48小時內回應抗議者的要求。但是穆爾西因固執而聞名，他似乎不可能同意談判。

埃及總統塞西

所有人都知道穆爾西的統治日薄西山，阿提亞特帶著她繪著埃及國旗顏色的指甲來了，她拿出一些紅、黑、黃的蠟筆，然後開始指導雙胞胎繪製小旗子。我那才3歲的雙胞胎女兒需要這麼早就開始慶祝一場軍事政變嗎？但那會兒我沒有心思考慮這些，不久我就不得不離開去報道那天發生的事情。

萊斯莉和我迅速過了一些可能發生的情景：如果今晚不能回家怎麼辦？如果手機系統出現故障怎麼辦？事情朝暴力方向發展怎麼辦？我們決定，如果開火，公寓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內部走廊。這就是辦法：關上門，緊貼地板。

總會有辦法的。老辦法總是變得無關緊要，但是總是很容易想出新辦法。萊斯莉和我的這種談話經常有別的版本。一次，因警察在一個街區外發現了恐怖分子放置的仿製炸彈，託兒所取消了當天的課程。另一次，一個「伊斯蘭國」的附屬組織在開羅郊區綁架了一名外國人，並將其砍頭。

搬到開羅之前，我曾經設想過我們會確立明確的方案：如果X發生了，我們就做Y。這是使館的操作。在那個夏天的政變中，駐埃及美國大使館撤回了其所有非必要人員。但是如果我們住在這個城市，且不再與任何組織都有關聯，我明白我們會更像開羅人那樣對此做出反應，兼具靈活性和合理性。人們冷靜地談論著這些事情，依然保留著一種距離感——「這完全超出了我們的控制」。他們開著玩笑，將注意力放在他們能夠掌控的事情上，甚至連一個新來的人也能學會如何把任何情況看作是稀鬆平常的事情。那只是一個偽制的炸彈，並不是真的。被綁架的外國人是一個工人，並不是記者，而且只發生過一次。如果再次發生了，那我們才會變得憂心忡忡。

日常生活的苦難已經使人們焦頭爛額。事情總是變得很糟，雖然通常和政治無關。因為醫療條件惡劣，我們的阿拉伯語老師突然去世了。和女孩兒們聊天的那個店主，因為試圖調節衝突而在他的屋子周圍被射殺了。政變前不久某一天，住在四層的那位貓咪看護人拿出了一些食物，她呼叫下面的一隻貓，但是它沒有過來，於是她就把頭伸出蛛網大門間的縫隙，想通過電梯井向下張望。在她的頭頂，拜占庭式的箱子一動不動。

隨後，警察審問了門衛，他要麼辭職了，要麼被解僱了。但是據我所知，他沒有犯任何錯，他只是輕易地被當成了替罪羊。女房東也在蛛網大門後面裝起了金屬絲網。四樓，那位老太太的家人連續播放了幾個月的古蘭經錄音，超度她的亡魂。萊斯莉和我告訴阿提婭特和另一位保姆千萬不要讓雙胞胎在沒有人看護的情況下去樓梯平台。在這段充斥著暴力新聞標題的時間內，最讓我害怕的就是我們大門前的電梯。

一個冬天，穆爾西離開了，並且再也沒回來。他消失後的早晨，五隻醜陋的老鼠在我們的陽台上曬太陽。我當時很疑惑，難道穆爾西真的輸掉了戰鬥嗎，我沖它們洒水趕跑了它們。但是穆爾西仍然沒有回來。我想起了賽義德的警告，有人抓貓。

女孩兒們十分生氣。到目前為止，她們已經長大了，穆爾西能容忍她們的存在，它甚至偶爾還會表達善意。好幾個晚上，我走在街上，大喊著：「穆爾西！穆爾西！穆爾西！」人們奇怪地看著我。我變成了另一個扎馬雷克的異類：夜間在島上呼喊著下台總統的名字。

大約在這個時候，萊斯莉和我意識到我們應該停止在雙胞胎面前談論政治。在一次我們回美國探望家人的時候，一位叔叔問阿里爾她的寵物。「有另一個穆爾西，他是個人，不是貓」，阿里爾說，「他曾經是總統。」

那個叔叔問現在穆爾西在哪兒。

「在監獄裡。」

「為什麼？」

「他讓一些人殺了另一些人，」阿里爾實話實說，「現在有另外一個總統了，我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他的名字叫塞西。」

穆爾西、塞西：我認為埃及總統聽起來像寵物這並不是一件好事兒。正如埃及學家托比·威爾金森（Toby Wilkinson）所認為的那樣，公元前25世紀後即偉大的金字塔建築時代結束後，法老們名字在我們聽來有些「幼稚」。在權力逐漸消逝時期，許多國王都可能是貓：佩皮（Pepi）、特提（Teti）、尼比（Nebi）、伊茲（Izi）、伊尼（Ini）、伊蒂（Iti）。伊比建造了一座只有60英寸的小金字塔，他甚至沒有把石頭放在上面。佩皮二世把這個國家搞垮了。當一隻南方的探險隊報告發現了俾格米人時，這個昏庸的法老反應就好像他看見了閃閃發光的東西：「我的陛下希望看見更多的俾格米人，而不是西奈和蓬特的貢品。」

有時候我想歷史學家也許會把我們當前的時代看作是另一個政治糟糕的例子，粗製濫造又如同寓言一般。曾經一度穆爾西執政，然後塞西就像趕走花園裡的老鼠一樣把他趕走。隨後一千多名抗議者被殘酷屠殺了。然後穆爾西因謀殺和叛國罪而被置於法庭內的籠子里接受審判。

難道有人會因為一個孩子把政治人物和動物混淆過來而責怪他嗎？

穆爾西失蹤後的第五天，我聽見他虛弱地哀鳴。從我們的花園裡，我抬起頭然後意識到他被困在了上層的陽台上，他爬上了一棵樹的樹枝。

萊斯莉走上了樓，但是住在那兒的那個女人拒絕開門。當萊斯莉向她介紹她自己的時候，那個女人只是沉默地站在門的另一邊。然後那個女人開口了，她威脅萊斯莉說要報警了。

「她不喜歡見到人，」門衛告訴我。他說那個女人也許是害怕貓。他擺了一個埃及人的姿勢，輕敲著他的頭，轉著眼珠，吹著口哨：瘋子。

女房東也沒有興趣和這個隱士打交道。「我們明天再說這事兒，」她說。萊斯莉和我與女房東、她女兒和兩個門房激烈辯論了一個小時；最終我們六個人站在了這個隱士的房門外。九點後，她打開了門。

她指著我說：「你能進來。」然後指著萊斯莉，怒目而視說：「不是你！」

這個地方比我想像得要乾淨點。這個女人看起來很漂亮，穿著一件精緻的睡衣，讓我想起了郝薇香女士。我打開了陽台門，穆爾西穿過公寓，跳入了萊斯里的懷抱。我對她道了謝，但是她無視了我。她依然對萊斯莉怒目而視。她砰得一聲摔上了門。

「你知道這都怎麼回事兒嗎？」我問。

「我並不知道，」萊斯莉說。

穆爾西在家裡幾乎睡了三天。有時候它會去水槽舔水龍頭。這個隱居的女人僱傭了一些工人砍掉了那些離她陽台近的樹枝。而且他們還把那些殘餘撒在了我們的花園裡。

我們新買了一輛本田轎車。在開羅東部，我們和中介在安聯保險公司見了個面，但是在最後一刻他卻說他不能來了，因為他已經把他的車徹底搞報廢了。另一位代理人隨之介入，但是當處理我們的申請時，她說她沒資格繼續在安聯保險處理汽車保險了，因為她連續三年每年有多起交通事故。她遞給我們一本光潔的小冊子，上面寫著：「我們的數據顯示：在埃及，購買的10輛汽車中，有6輛或被撞毀，或被損壞，或被盜竊。」

我支付了車險。他們的銷售策略比科羅拉多州的人壽保險要好得多

我們乘車前往紅海、地中海、上埃及。我們第一次在南方參觀上埃及的遺址時，女孩兒們的興趣都被改變了，她們被公元前十四世紀統治的國王阿肯那頓（Akhenaten）和王后納菲爾提蒂（Nefertiti）深深的吸引了。這種聯繫也許與名字有些關係——一個字母A，一個字母N——但同樣也是雙胞胎的形象。阿肯那頓和納菲爾提特平等地統治著該地區，他們經常被畫在一起。

阿肯那頓和納菲爾提蒂

這種配對遍布古埃及的藝術、神學和政治：奧西里斯與伊希斯、荷魯斯與賽斯、國王與王后、男與女、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生與死、安東尼和克里奧帕特拉（以及他們的雙胞胎子嗣）。芝加哥大學盧克索研究中心的會長埃及學家·雷約翰（Ray Johnson）告訴我說，他認為最初的靈感來自於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觀：鬱鬱蔥蔥尼羅河河谷毗鄰貧瘠沙漠。無論來源如何，這都觸及了人類想像力深處的東西。雙胞胎第一次參觀完古代遺址後她們突然堅持要穿不同的衣服。阿里爾，如阿肯那頓一般，穿著褲子，娜塔莎則穿裙子。我們不再擔心雙胞胎的衣服是否一致，第十八王朝以一種我們永遠無法做到的方式說服了雙胞胎。

長時間的駕駛就像我在埃及做的其他事情一樣輕鬆。在開羅以外，政治消失了，許多地方在「阿拉伯之春」中很少或者甚至幾乎沒有遭受到暴力。旅遊景點被大片大片地遺棄。有一年，我們一路駕駛至蘇丹邊境附近的阿布·辛貝勒（Abu Simbel），最後一段時，警察要求我們加入一隻武裝車隊。但是十分鐘後，護送車便開始以每小時一百英里的速度加速行駛。也許警察們非常無聊，在這樣偏遠的地區真的幾乎沒有任何危險。

約三個小時，我們開車駛過寂寥的沙漠。東邊我看到了明亮的藍色湖泊，我認為它是納賽爾湖的入口。後來我意識到那是幻境——我從未見過如此真實的自然幻境，有些湖泊里甚至有露出水面的岩石，就像是湖中的小島。

當我們到達阿布·辛貝勒的時候，我們是唯一的遊客。女孩兒們跑到拉美西斯巨大的雕像旁，在黑暗的神廟大廳里玩耍。她們五歲了，我曾在全埃及各地的古迹給她倆拍過照片。幾乎每一幅照片中，都只有她們倆。我知道有一天這些照片也會變得就像幻境一樣，在阿比多斯（Abydos）的雙胞胎、伊斯納（Esna）的雙胞胎、國王谷的雙胞胎。平原上，兩個粉紅色小點凝視著門農巨像。

作為古埃及人孿生世界觀的一部分，時間有兩個單詞： neheh和djet。學者告訴我，現代的人們也許不能理解這些概念。我們習慣於線性的時間，一件事導致了另一件事：一場革命，然後一場政變。這些時間的堆積以及重要人物行為的堆砌構成了歷史。

但是古埃及人並不像我們如今定義的那樣記載歷史。事件——kheperut——是不可靠的，因為它們打亂了自然秩序。相反，埃及人生活在neheh中，即周期的時間。Neheh和太陽、季節、尼羅河水的漲落相關。它反覆出現。但另一方面Djet是靜止的時間。當一位法老死亡後，他進入djet，進入眾神、寺廟和金字塔的時間。木乃伊就是人們對djet的體現，同樣藝術也是。有些在djet時間中的東西結束了，但它永遠不會逝去，它將永存於現在。

我在埃及度過的日子似乎是我的一生中最漫長的時光。城市外面，政府來去更迭；公寓裡面，我們的孩子身上再也找不到那兩個我抱去開羅的小孩兒模樣。隨著她們慢慢長大，我漸漸意識到孩童必須走近古人的時代。所有事情都在以neheh的形式重複著：遊戲、文字、睡前慣例。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再來一次。然後就是djet，永恆的現在。我們的女兒們對我們來埃及之前的生活一無所知，她們也沒有意識到它會結束。她們同樣也不會懷疑我們是否屬於這裡。我時常因為要保護她們而倍感壓力，但是她們一切都很正常，這也令人安心。在娜塔莎一年級的日記里，停電也只不過是一種neheh。

然後有一天我想，可愛是很棒，但是你知道什麼更好嗎？致富！

2015年12月15日—我在看書的時候突然停電了。

2015年12月20日—我去了金字塔，我還進去了。裡面真黑。

2015年12月27日—我吃完早飯後點就停了。

雙胞胎總是告訴別人他們是埃及人。她們用著很少開羅人用的肢體語言：強調「不」時，他們說「la』a」，輕輕搖動頭，擺擺手。就像所有埃及人那樣，他們害怕寒冷、下雨和沉默。她們經常說個不停，對她們來說天氣怎麼熱都不為過。有一次一個來自德國的朋友來訪，他覺得一對中美混血的雙胞胎不停地說著「我們愛開羅」實在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但是對他們來說，埃及是um al-duniya，世界之母。

最後一年我們去了耶路撒冷，我們參觀了西牆的地下部分。在一些水池旁，導遊問兩個女孩兒，「水從哪兒來？」

「從尼羅河來，」娜塔莎說。導遊試圖讓她們明白正確的答案，但是她們只是茫然地看著他，據托比·威爾金森說，「雲」這個詞在整個古埃及文學語料庫中只出現過兩次。

我們在2016年夏天離開了開羅。我們在這兒住了近乎5年，現在，在又一個埃及大選之年，似乎應該回美國了。繼穆爾西和塞西之後，我期待生活在一個總統負責任的國家。

最後一個月，女孩幾乎每天都在哭泣。她們哭著告別阿提婭特，告別她們的學校，她們的卧室。她們擔心她們的貓呆在後面。就她們而言，離開埃及是萊斯利和我對她們做過最壞的事情。

回到科羅拉多州的里奇韋，我們在山上租了一輛兩居室活動房屋，周圍環繞著雪松林。隨著晚上越來越涼爽，田鼠們開始進入了房間。我開始購買膠水陷阱。

那年秋天，里奇韋小學給二年級學生們布置了一項寫作任務，要求每個學生想出一個新名字。 阿里爾寫道：「我希望我的名字是阿肯娜妮，因為它是一個古老的法老之名，它讓我想起了埃及。」在一項父母的活動中，一位有農村口音的父親問我們從哪裡搬來的，但他嘲笑我的答案，「你瞧，我的孩子告訴我班上有兩個埃及女孩兒，」他說，「我那時覺得他在說謊。」

穆爾西於2016年11月13日上午二點二十分乘漢莎航空公司581號航班從埃及共和國被引渡。在運輸之前，它被注射了三毫克的地西泮，並被安置在一個貓咪便攜箱里。獸醫估計它會昏迷十個小時。貓咪便攜箱的說明書里有「結構堅固」的字樣。

我們離開埃及後在英國中轉，那兒對於攜帶運輸的動物有著嚴格的規定。因此穆爾西一直被寄養在開羅的一個朋友那兒，直到萊斯莉回埃及做研究。朋友會定期發一些更新的狀態。第一條寫著「我也發現它是一個逃生藝術家，因此我也一直在修繕我的公寓」，然後：「它能打開窗戶，陽台的門，甚至是有滑動鎖的屏幕。」最後：「它時不時就有接種過的其他貓的陪伴，但我得告訴你它似乎不喜歡這樣。穆爾西對其他的貓顯示出相當的攻擊性。」

鎮靜後，萊斯莉叫了一輛計程車，但是穆爾西在他們到達開羅機場前就醒了。通過安檢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它正在發出噪音。

航班準時起飛，萊斯莉把便攜箱放在她的凳子下面然後睡著了。大約在早上三點，在人們的大喊大叫中她驚醒了，「抓住那隻貓！來人抓住那隻貓！」並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也被吵醒了，但是醒過來的人看到了一個小小的中國女人在追一隻巨大的埃及貓，嘴裡還喊著那已經被抓進監獄裡三年多的穆斯林兄弟會的訓導師的名字。

她在廁所附近抓住了它。一位德國空姐以一種德國空姐特有的方式生著氣，她絮絮叨叨地說著：「如果有人對貓過敏怎麼辦？」但是萊斯莉更關心便攜箱，穆爾西已經完全把它弄壞了。

她坐了下來，不斷蠕動的貓趴在她腿上。這趟航班後，她有7小時30分鐘的中途停留，隨後是10小時20分鐘的飛行，6小時30分鐘的中途停留，1小時5分鐘的飛行以及乘坐麵包車。

坐在邊上的一個男人很喜歡貓，他抱了穆爾西一會兒，然後他發郵件請求我們發一些穆爾西的照片給他的孩子們看。

在法蘭克福機場，萊斯莉抱著貓到處找，直到她找到了一家賣硬殼便攜箱的商店。最後一趟航班有必要買一個軟的容器。總而言之，一共用了三個籠子才把穆爾西從開羅弄到了里奇韋。

穆爾西作為科羅拉多房車貓的第一天，它和女孩兒們窩在沙發上。隨後無頭老鼠開始出現。第一次下雪我打開門，讓穆爾西隨便去森林裡撒歡，它慢慢地爬上雪，聞了聞，然後回到了沙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