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身與心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中國人的「身」

與西方人或是拉丁人不同，中國人把個人看作是一個「身」，也就是一個身體，對於中國人來說，身體比心靈或是靈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國人特別注重養身。中國人的語言當中對個人的描述也充滿了這樣的概念例如，描述自我，便可稱為「自身」、「本身」，講一個人的所有，叫「身家」，講一個人的來歷，叫做「出身」，講一個人改變了命運，是「翻身」，講一個人的感覺，叫「體會」，「身體力行」，對一個人的攻擊，叫做「人身攻擊」，等等。古代中國士人也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對於中國人來說，對一個人的描述，完全是身體性的，一個中國人，就是一個「body」，而他的心靈與靈魂，就不那麼重要了。而對中國人來說生活最大的主題，就是保存這個身，就是「明哲保身」。中國人的心中國人也有心理活動，但是中國人的心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而是用於關照他人。上一輩的中國人總會教導年輕人「先人後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中國人講與「心」有關的詞，總與他人有關，如「關心」「傷心」、「寒心」、「操心」等。中國人講究人與人之間的「合和」性，認為只有自己先關心了他人，他人才會關心自己，於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見的時候，先要將自己的「心」作用於他人身體之上，然後別人才會將他的「心」交給你，作用於你的「身」之上，雙方「交心」之後於是都「安心」，這樣就變成了自己人。中國人的人性設定對中國人的人性的設定，為作對比，特引入西方人與拉丁人的人性。西方人的人性是以獲得圓滿的「靈魂」為中心的，「靈魂」這個東西是超自然的，是超越物質與精神，乃至是超越今生今世的。西方人把肉體和精神看作是一個整體，認為肉體就是一部機器，許多時候，他們只是粗茶淡飯,把肉體填飽了去實現自己的精神需要和「靈魂」需要。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西方人義無返顧地去挑戰自我，游海峽的，坐熱氣球環球旅行的，到中國農村來支教的。很多是出於「靈魂」的完善覺得自己這樣做是「靈魂」的驅使，有時候在這種問題上的有意無知和有意迷信，往往會讓人覺得更加快樂。總之西方人對待肉體是最粗略的，對待精神要好一些，而最重要的，個人都是統一於「靈魂」的。社交中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再說拉丁人，拉丁人的人性設定中，重點是「精神」，「精神」包括其激情、感情和精神認知。所以拉丁人對於生活的熱愛通常以「歡歌、美酒、佳人」的方式來表達，這是他們追求激情的具體表現，而在社會生活中，拉丁人也非常重視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他們的政府當中的反對派也是最多的，政府經常倒閣。在社交中，拉丁人把宗教中講到的「靈魂」作為自己「精神」認同的參考，而對於世俗的評論他們一方面要顧及，而另一方面也非常顧及自己的精神追求。中國人就不一樣，中國人生活的中心是「肉體」，凡事皆以照應肉體為主，要求「吃飽穿暖」，注重飲食文化，講究安身靜養。在社交中，對於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對於精神的關心則很少，對於「靈魂」更是聞所未聞，中國不存在超越現世的宗教，一切都是要求現世就有報償的。所以如果有一個女兒與男友交往受到父親的反對的話，西方人的做法一般就是拉開架勢與父親對著干，大吵大鬧到離家私奔，都是很有可能的而拉丁人的做法則是陽奉陰違，表面上會跟父親說我們不來往了，下來還是偷偷摸摸地自己按自己的意思干；而中國人則會非常在意地，真的斷絕與男友的來往。二人結構所以，中國人從來不是一個人，而是通過一個基本的「二人結構」來完成社會結構的。一個人把自己的「心」，關照到另一個人的「身」上，而另一個人也同樣這樣回報，雙方都在對方的關懷之下達到了「安身」的目的，而同時，雙方因為「交心」，也同時「安心」了。所以一般來說中國人之間的互相問候就是「你身體可好？」或是「你別來無恙？」講的都是對對方身體的關心，而另一方則回答：「你有心！」「謝謝你的關心！」這一問一答，正是對中國二人結構的最好描述。中國人最常見的二人結構，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說：「仁者，人也」，就是這個意思，「仁」這個字拆開就是「二人」，也就是說，一個成功的為人，就要講究「二人」的相對性。所以中國人都講究「相對」，兩個人當中的另一方稱為「對方」，相適合的事情稱之為「對」，否則就是「不對」，有什麼錯誤就是「對不起」。中國人的這種相對性的「二人結構」，是檢驗一個中國人成功與否的標誌，中國人在社交場合喜歡問：「你工作在哪裡？」「你結婚沒有？」「你生孩子沒有？」都是在確認對方是否已經具備了君臣、夫妻、父子這樣的二人關係。特別地，在中國，一個人哪怕已經三十幾歲，只要是沒有結婚，就會被當作不成熟的個體，被當作沒有長大的半成人來對待，而結了婚又沒有小孩的，則又會被有小孩的當作未成熟的個體來對待。相對的，在中國沒有具備「二人關係」的個人，都被認為是一種可憐、失敗、不能自理的狀態，大凡是描述「一人」的詞多是貶意的，如：「孤獨」、「孤單」、「寡人」、「孤立」、「形單影隻」等。中國人的「吃」文化與「口腔化」傾向中國人對「身」的關「心」，最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吃」，吃飯，是對身體最直接最簡易的關心。所以中國人為了表達自己對他人的好感，必先要請客吃飯，客人吃過之後，便是領了情，雙方一交心，就成了自己人。「吃」，為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拓展創造了一個契機。而西方人往往不管這些，吃便吃了，情還是不領的，並且西方人不願意接受他人的好意，害怕對方利用賣人情從而達到對自己的控制。中國人於是發展出一套與「吃」有關的，用於描述人際關係的語言。沒有交往的人，是「生」人，不能「吃」；相互有交情的人，是「熟」人可以彼此依賴；在人群里是不是好過,稱之為「吃得開」或是「吃不開」對於看不慣的人，叫做「不吃他那一套」；對於不好相處的人，稱之為「孤寒」、「冷淡」，都有艱澀難「吃」之意。中國人通過不斷重複的二人關係，聯結出一個又一個「圈子」，在「圈子」內部，人們形成了一種奇特的關係，個人要在某一個圈子裡面成為中心，則必須壓抑自我，「多吃虧」，關心他人無微不致，往往這樣做了的人，會被大家認為是圈子裡的「仁義」之人，獲得尊重。在這樣的文法規則之下，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權謀之術。在圈子內部，既然大家都已經「交心」,於是便可以在圈子裡面「安身」也可以通過關心他人來使自己「安心」。所以中國人多不習慣西方的環境，因為西方沒有中國這樣的圈子，中國人到了美國，大多數是先來到唐人街之類的地方，進入中國人的圈子以求「安身」，中國人在國外的事情，也是致力於安身下來，而不是更廣闊地接觸社會，開放自己，發展自己的心靈與靈魂，國內的中國人，終身致力之事，也是車子房子妻子孩子之事，「安身」而已，至於海外華僑，只做兩件事，一是如何在海外安身，二是通過「關心祖國建設」之類的事務來使自己「安心」而已。所以中國人的圈子的文法規則與二人結構是一致的。「腔門化」與「他制他律」中國人深諳對於與他人相處之道，然而對於自己的一個人的世界，就不那麼在行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人最早懂得對自己的控制，就是對於自己排泄的控制，西方小孩很小就被要求形成自己的排泄習慣，這便是對自己的控制，而中國的孩子基於父母的「關心」，小的時候要「司尿」，父母通過吹口哨等方式來控制小孩的排泄。最早的對自己的身體器官的控制都在二人結構中失去了，更不論其它。稍大，西方的小孩常說的話就是「我已經不是小孩了。」而中國的父母卻常說：「你還是小孩，不能如何如何。」西方對小孩叫「培養」，中國對小孩叫「管教」，這些都是迥異的。再往大了，中國人就對自己無法控制，例如隨地吐痰、亂丟垃圾、不自覺地挖鼻孔、無法控制地抖動手或是腳，在公共場所突然做出李小龍一般的動作等。中國人的「腔門化」傾向是嚴重的，然而在有「二人結構」存在的環境下，中國人卻可以顯示出讓人感動的大度有禮貌。例如，圈子內的人可以相互欠錢，並且在對方相歸還的時候大手一揮說：「算了」；或是自己無意間提及需要什麼東西，再次相見的時候，對方已經為自己準備好了；抑或是對方寧肯自己不去玩樂，也要陪自己去買必須的東西等。然而這樣的禮貌往往與中國人在圈子之外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例如坐公交車時，彼此之間不認識的中國人，相互推搡，似乎要把別人擠下車方才甘心，而如果突然遇到一個熟人，則又會將熟人讓到前面，還會替對方買票。中國人就是通過「二人結構」中的另一方來約束自己的，直接地說，就是「做給別人看的」。可見，中國人的「真誠」與「面子」背後，是荒蕪的個性和「他制他律」的人格。對待外人和外面世界的態度所以，中國人對待圈子之外的人乃至中國文化之外的人時的態度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對於「生人」，中國人採取的是區別對待，因為只能通過打壓外人，才能顯示對圈子內的人的不一般的關心，所以中國到處充滿了內部圖書館、內部規定，對於陌生人的冷漠和對於熟人的熱情；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人想要接近的，特別是有一些特別地位的陌生人，中國人又顯得特別謙卑，處處壓低自己，給別人以優待，給這樣的陌生人以特殊的待遇。例如許多到中國來留學的外國學生，中國人都準備了單獨的留學生公寓，讓他們住帶空調的房間，並且不充許中國人進入，以示優待，殊不知外國學生並不習慣這樣的集體管束，反覆與校方發生矛盾，並且在國外，對待留學生，往往只是讓他們和本國學生住在一起。所以有留學生嘲笑說，以前西方人在中國掛「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而中國人歷盡千辛萬苦終於趕走了洋人，現在卻又把洋人請回來還是不讓華人入內，真是可憐。最近，中國鐵路為方便幾個日本人乘飛機而臨時停車的特殊對待，也是中國人對外人謙卑的發作。所以對待外面的世界，中國人有一種一廂情願的想像，覺得他既然是圈外的人，想要獲得我圈內的資源，就理所當然地應該來求我；或是對待想要接近的人，覺得我既然已經對他好了，他就理所當然地來報答我，也對我好。然而這種中國人的文法規則，卻很多時候不起作用。許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這種關心並不領情，他們與中國人談生意，對於中國人不談正事卻先要請客吃飯並不理解。即使在中國國內，這樣的情況也時時發生，許多青年追求女友，覺得我已對她好了，為什麼她還不報答我於是轉而變為憤怒和報復等。中國人對待圈外人的冷漠，是有圈子內的二人結構為其撐腰的結果；中國人對圈外人的優待，又是利用二人結構期望獲得對方的回應。很多時候，外國人會覺得中國人非常低賤，並且在外國人面前有意地整自己的同胞，這樣的行為更讓外國人不屑。同時，中國人卻像是長不大的孩子一樣，一廂情願地去想像和等待別人來關心自己，不懂得經營，也不懂得浪漫，當外人不領情的時候，就認為別人「不吃自己這一套」，覺得此人「孤寒」，「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國人對自己「二人結構」的文法規則的依賴，就是中國人個性的壓縮。兒童化與老年化的並存中國人的「二人結構」的社會，的確給人以人情味十足的感覺，但這樣的感覺有時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在「二人結構」的統治下，中國人都無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必須要依賴他人，才能定義自己。問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發財致富，他一定要說一是為了「光宗耀祖」，一是為了「蔭澤子孫」，就是不說是為了自己。因為這樣說不符合二人結構，會被指為「自私」、「孤傲」。在香港曾經採訪一位女明星，會不會容忍婚前性行為，結果她說：我不會這樣做，一來我要讓父母放心，二來我要給年輕的未成年人一樣好的榜樣。她就是不願意說，這種事情不符合我的原則！所以很多時候，對於中國人來說，在壓縮自己的存在，一方面，相對父母，自己永遠是長不大的小孩，常有三十多歲的女兒還向父親撒嬌；另一方面，相對於下一代人，自己又必須與他們相對，成為他們的父母，所以，小小年紀就要有向下一代人「交心」的責任感，於是自己又顯示出老年化的傾向。所以中國人在來到陌生的環境，面對陌生人的時候，要麼就是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手足無措，誠惶誠恐，要麼就像一個老頭子一樣故作深沉，遠離他人。中國人不懂得如何通過合適的方式去展示自己，不懂得如何用浪漫、幽默、從容的態度與融入。這種兒童化與老年化的並存，卻恰恰擠壓掉了中國人的青春時代，中國人於是沒有反叛，沒有與主流社會和前輩對抗的年齡段。要麼是兒童，要麼是老年，獨獨沒有青春。這種失去自我，不懂得自我經營的事情在中國人的婚戀問題中特別突出可以知道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多人熱衷於為他人介紹結婚對像，當人們發現一個人沒有結婚，「形單影隻」的時候，總是生出一種可憐感，認為他是「孤獨」的和不能自理的，於是一定要幫他介紹一個人結束他的單身狀態。而中國人也習慣於讓他人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定義自己的存在既然排泄都可以通過他人來定義，那麼結婚亦然，「腔門化」再度發作而很多中國人對於如何組織去追求異性，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如何組織，不懂得如何愉悅對方，而往往是把對方嚇壞，如此產生很多畸形的戀情乃至悲劇。青春的一代往往對社會充滿反叛，而這種反叛往往是社會前進的動力，中國人卻沒有這種反叛，所以社會的進步總是非常遲緩。縱觀二戰後的世界青年成長史，你會發現中國的青年反叛史要比西方的青年落後十年西方在六十年代有所謂「垮掉的一代」，而中國的六十年代卻是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及至八十年代，西方的青年才走入社會主流，而中國才有了一些反叛的表現。剷平主義中國人對於自己在群體中的利益有一個預想，即我能得到什麼，當自己得不到時，也不要他人得到，如果他人要在群體中出頭，則必定要去阻撓，要實現群體的平均性。當一個人太出色時，群體中的他人就以為你擁有特權所以區別對待，不再把你當作圈子內的人。而一個人如果有任何區別於他人的行為，人家就會認為你「自外於國人」，打壓你而把你當作外人對待。所以中國人做事情總是不敢以自己的原則為準，往往要看他人的表現行事。例如許多女孩子到了夏天想穿裙子，卻總是不敢第一個穿，寧願在家裡面換好裙子，畫好妝，自己欣賞一番又把裙子放起來，也要等到他人都穿起裙子來以後才敢穿出去見人。中國人照相也有這樣的習慣，往往帶著漂亮衣服，臨到照相時才換上，照完又換下來。就是因為中國人不敢表現自己，害怕被他人「剷平」使然。及至今日，中國仍然有「仇富」的情結，有「共同富裕」的情結，還是「剷平主義」的殘留。不能承認自己的局限，不能承認他人的長處，害怕的是自己無法與他人再結成可以「相對」的「二人結構」，無法使自己「安身」，這也是中國人的「兒童化」使然。養與教的文化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及至整個國家時，就變成了一種「教」與「養」的文化，中國的社會理想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養」，問題是，普天之下都被「養」，那麼是誰來「養」「普天之下」的呢？當然就是政府。所以這個時候「政府」與「社會」就變成了一對「二人結構」，在中國天下被稱之為「家天下」，政府官員被稱之為「父母官」，對官員的評價是「愛民如子」。政府負責對社會進行「教」化，好的政府，往往是使社會上眾人都有所「養」的政府，一旦眾人皆有所養，並且政府採取一些克制的態度，「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社會便認為政府是向自己交了心，遂向政府「交心」，來表明自己的「忠誠」，不會「作亂」，這樣又使政府「安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對社會進行教育，這也跟家長「管教」孩子一樣，不是由孩子去自主「發展」，而是規定固定的模式讓孩子去走，中國家長最擔心孩子「動」，因為「動」和「亂」相聯繫所以，中國社會的最終目的就是防止社會的「動」與「亂」，而這固然要通過「教」與「養」來實現。中國社會的靜態目標綜上，可以知道中國社會的運行目標與世界上其它民族的社會的運行目標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說，其它社會一般有一個動態的運行目標，例如日本，講究的是太陽神的子民，要行其「國運」，所以造成了日本國民的國家緊張感，日本歷來在追逐世界強國的腳步，害怕被其它國家所超越，再比如英國，強調其國家的運行目標就是要在全球的範圍內稱霸成為「日不落」帝國。而反觀中國，雖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整個社會形態的變化是很小的無非一亂一治，當出現政府與社會相互所不能「養」的矛盾時，社會就趨於「亂」，而當政府和社會相互「交心」，相互能夠「安身」和「安心」的時候，社會就呈現「大治」的局面。當有外於整個中國社會的侵略發生的時候，例如日本侵華，才能調動整個中國人的趨同性，形成對外一致的局面，而事實上，中國內部的大大小小的圈子仍在發揮作用，熟悉中國的外國人會說，其實不只是有一個中國，在中國的內部還有許多個中國。例如甲午海戰後，廣州的南洋水師就去找日本人談判，要求歸還其戰艦，理由是戰爭是北洋水師和日本人打的，與他們無關。再比如說辛亥革命後，全國各地紛紛宣布獨立。但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圈子之間也是缺乏完全的獨立性的，這與中國人的兒童化的相互依賴有關，總要通過他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軍閥混戰的年代，也沒有哪一個軍閥建「國」，而是非要相互剿滅，這也是中國人缺乏獨立性和相互間的「剷平主義」傾向在作怪。所以，五千年的中國社會，歸結為一個目標，那就是：鎮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慾而不亂。不亂，則不能動，不動，則社會不進步，所以，中國社會的目標是靜態的，而這樣的靜態是由於中國人的人性設定和社會深層結構造成的。當年毛澤東為了打破中國這種千年靜態，自上而下地發動了由下級來反對上級，由社會來對政府施加壓力的「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毛希望通過這樣的社會活動，來打破中國的二人結構覺醒中國人的個人意識，拉伸政府、社會的二元結構，通過串聯的方式來打破狹礙的「圈子」。但中國文化深層次結構的複雜性遠超越了包括毛在內的所有人的預計，最終「文化大革命」導向了中國社會的人性危機，最後只好通過華國鋒等人「撥亂反正」的方式，回歸到中國傳統的文化深層結構上面來。未來的中國，能否打破靜態，走入新局，一要看中國社會的開放與變革最主要的，要看新的一代年輕人如何發展。 中國人的身與心——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中國人對「人」下的定義，正好是將明確的「自我」疆界剷除的，而這個定義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個「二」字，亦即是說，只有在「二人」的對應關係中，才能對任何一方下定義在傳統中國，這類「二人」的對應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個對「人」的定義，到了現代，就被擴充為社群與集體關係，但在「深層結構」意義上則基本未變。

　　——中國文化「二人」定義「一人」的設計，就是讓雙方具「體」地感覺對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時，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場的溫暖包圍，自己就不知怎樣去「做」，也毋須理會。筆者當時在大陸時發現：在公共汽車上以及街道上的吵架，幾乎無日無之,確實，如果熟人走路時提箱子，中國人總會搶著替對方提，然而，如果是陌生人，自己提箱子刮到了對方，也很少道歉。有時，在馬路上看到騎自行車者撞到了路人，對方已經痛得彎下了身，撞人者為了自己的「面子」，還振振有詞地訴說對方不對，結果自然引發了吵架。此外，大陸的人在排隊時遇到了熟人也要來排隊，總會硬將他拖到自己之前，熱情地說，「你先！你先！」但是，如果是陌生人，即使已經排在自己前面的，也會設法搶在他前頭。

　　——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因為缺乏宗教對精神的提升，加之長期處於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處境中，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是魯迅所說的「但求做穩奴才」

　　再如，他觀察到，中國男性有如此傾向：即使對一個女的感興趣，但第一次接近時，往往會帶了另一個男的一起去，結果搞到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發動攻勢的人(女性也有類似傾向)進而判斷，中國人除了沒有強烈的代際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別分化。從一些跡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化的「白面書生」，大眾戲劇中「顛鸞倒鳳」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中國人有將男女之性別曖昧化的傾向,如果一個文化中的主流男性形象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可以顯示出,無論男女所喜愛的，想與之認同的形象都是性別曖昧的，在異性的外形下有著許多同性的內容，或在同性底下有著許多異性的內容。

　　「一些在大陸普遍性存在，在香港與台灣也仍然可以見到的現象——隨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當眾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飯時將骨頭吐在桌上(在公共食堂則吐在地上)、將公眾場所當作隨便可以丟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時間、不守規則、沒有排隊的習慣、對身體的動作失去控制(隨便撞人、抖腳)，等等——都是在孩提階段沒有訓練好的結果。」這些在中國人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在孫隆基眼中，是中國人具有「身體化」特徵的表現。孫隆基進一步指出「一般說來，當一個人養成自製自律的肌肉動作之時，就是他的『自我疆界開始浮現之時。然而，中國人在肛門期養成的那種可以將排泄物隨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讓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習慣則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線不明朗』。因此，當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開始浮現的階段，也正是中國人訓練孩童不要有『個性』的時刻。換而言之，從『人之初』,中國人就設計了由『二人』定義『一人』的局面。」

　　所有這些林林總總的、在國人身上自然而然而不自知的現象，在有著國際生活經驗同時從事歷史文化研究的孫隆基眼中，卻解讀出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國人對個人觀念、身心態度、公私利益、家國關係等根本問題的認識都沉澱在這種深層結構中——總體上,他用「二人」與「一人」的文法規則來整理這些觀察與印象：中國人的「二人」表現為「心」，而「一人」的型態則是「身」，正是「心」對「身」的「照顧」造成中國人個體的不發達，前者變成後者的組織原理，它導致「自我之被非組織化」，使人格構造具有過度「母胎化」、「口腔化」以及「身體化」傾向。後者包括對身體動作和功能採取較放任態度。這種「心」對「身」的組織或者非組織的文法也表現在中國「國家」對「社會」的作用上。沒有前者的「治」，後者會趨於「亂」。

　　我和柏楊、李敖都不同

　　很多論者將孫隆基與柏楊、李敖相提並論。「確實許多人將我和他們兩人作比較，但這其實是對我和《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誤讀，我和柏楊、李敖都不同。」孫隆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他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主要是從學理上研究中國人性格中的「劣根性」，試圖從中國人兩千年的文化傳統中找出「劣根性」的文化基因，「柏楊和李敖主要以文採取勝，在當時台灣特定歷史下，他們用誇張的語言描寫中國人的『劣根性』，吸引了讀者和年輕人的眼球。」簡言之，兩者的區別是學者與作家的區別。

　　談到這本書的寫作動機時，孫隆基說，「對這本書較常見的反應是：『它如何去救中國？』關於這一點，我確實沒有答案。在有機會與讀者面談的場合中，我的答覆總是：『這本書中是我個人的陳詞。』換而言之，『救國』原非寫這書之目的，它只是表達了一個人與其原生文化之間的疏離而已。以一個『個人』身份，毋須藉著『替中國找出路』的名義，而斗膽反映一己與文化之間的異化，這已經是一種立場——也就是我主張的確立『個人』的一個表現。」　　「中國人探討國民性往往是為了救國家，美國人探討國民性往往是為了救個人。」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孫隆基更傾向於後一種態度。

　　矛頭指向美國

　　按照中國人的罵人方法，你真可以罵孫隆基「沒良心」、「數典忘祖」，最後你還可以質問他，「你還是炎黃子孫，你還是中國人嗎？」

　　其實，孫隆基早已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中國人，他現在是美國公民。

　　 即便是在文化上，孫隆基也有意識地疏離己身所出的中國。對孫隆基來說，寫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身人格重組的過程。他對自己出身民族的劣根性瞭然於胸，因此，自覺不自覺地，他開始了自我反省的過程。

　　孫隆基在香港長大。小時候，他夢想當一名畫家，但上大學時最終選擇了更喜愛的歷史專業。無論是繪畫，還是歷史，在務實的香港人眼中都是沒多大用處的東西。70年代初，他去美國之後，一位香港同胞問他學什麼專業，他說是歷史，這位同胞臉色立馬變了，那意思很明確，「覺得那是很笨的人讀的，日後找不到工作」。

　　類似的親身經歷與所見所聞，讓他思索中國人的務實與身體化傾向，這正是他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第一版序中寫到的——　　筆者原本的計劃是探討中國人「現代化」的問題,因此書名原定為《中國人與現代世界》。但是，深入探討的結果，發覺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特色並不因「現代化」而減滅，反而是有加強的傾向。因此，遂憬悟到：「傳統」與「現代化」的二分法不一定能夠成立，而所謂「現代化」可能只是表層的現象，至於一個文化則有其不變的深層形態。

　　例如，香港與大陸、台灣比較，無疑是最「現代化」的中國人社會而中國人的「食」卻因物質條件的許可而獲空前未有的發揚。香港有四五層的飯店，每層有四五十張桌子，乃世界上少見的現象。連當今之世最富庶的美國都沒有這種現象。筆者在日本的東京時，則發覺有七層樓的書店，每一層比香港的「三越」還要大，也是世界上罕見的現象，連美國也沒有。從香港與東京的這兩個特色，就可以看出兩地不同的精神面貌。

　　孫隆基在中國進修時，大陸剛去「文革」不遠，物質還很貧乏，觀今日大陸經濟起飛之後餐館的火爆，毫不遜於香港，可見孫隆基當年觀察之深刻。

　　記者請他給出醫治中國人國民性的一個藥方，他卻說沒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只是一個文法(grammer)，這個文法可以創造出佳詞妙句也可以創造出很醜陋的句子。」正如他在書的結尾所說，「在本書里，中國文化以十分負面的形象出現，那是因為它被放置入一個由他人締造的『現代』世局中，一切條件對它來說都是不利的，原來衡量它的所有標準也必然是異化的。但這個『現代化』該不斷被重新定義。中國文化的『文法』規則能否在新的世局裡創造出簇新的佳詞妙句，我們將拭目以待。」

　　孫隆基有著典型的江浙人的相貌。2006年2月18日,61歲的他在台北舉辦了一場典型的中國式婚禮，擺宴席15桌，與學界知己、台灣淡江大學教授、「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葉紹國喜結連理。此前，孫隆基曾與一位義大利女性有過一段婚史。在葉紹國眼裡，丈夫是一個很聰明很勤奮的人，有大智慧，不重細節，「很瀟洒，出門時兩手空空」，「業餘愛好是收集瓷器」。

　　2005年,他以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之職回到台灣，任職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我雖然在美國生活了34年，是人生中最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我在美國不生根，在中國也不生根。鄉愁的問題有一點，但是要說很深的概念，真的沒有。」

　　孫隆基的母親還健在香港，此次書展期間,他與妻子抽空探望年邁的母親。在推崇孝道的中國，這個舉動與所有正常人無異。但讓記者聯想起他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所批判的中國人的「戀母情結」，而中國母親對子女過於呵護也造成中國成人的不獨立和兒童化。在記者採訪他的過程中，遇到雙方都想表達時，他竟停下話來讓記者先說。孫隆基身上中國文化的因素還有幾何？它與西方文化的因素是如何搭配重組他的人格的？在短時間的接觸中還真不好判斷。

　　「身為中國人我也曾經自卑過」孫隆基說，這讓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世界主義者。作為學者的孫隆基很簡單，支撐他學術進程的只有「求真」與「批判」二詞，與愛國與否無關。「讀者或者會發覺到我對中國人的批判不如20年前熱衷，這是由於本人的一個毛病：我總是對自己的祖國批判不遺餘力，如今既然入了美國籍，因此遂把矛頭指向了美國。請讀者對我的《殺母的文化》拭目以待。」

仁者，人也。

孔子這句話，在台灣學者孫隆基看來，即中國文化對「人」的定義

仁，左邊是人字旁，右邊是二，這形象地表達出孫隆基的基本觀點中國文化中，「一個人」只能在「兩個人」的關係中才存在。

這段話頗有哲學意味，西方哲學也不斷呈現類似的觀點：你存在，所以我存在。

現代心理學則稱：媽媽是嬰兒的第一面鏡子，嬰兒從媽媽這面鏡子中確認自己的存在。

我最愛的波斯詩人魯米也說：我們是鏡子，也是鏡中的容顏。

如此看來，中國文化的這個定義也蠻有普世價值。

但仔細解讀起來，味道就有了很大差異。

你存在，所以我存在。其中的「你」，在心理學的解讀中是媽媽，而在哲學的解讀中，是上帝，是神。

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說，關係有兩種,一種是彼此利用的「我與它」一種是放下所有期待後而可能發生的「我與你」。為了方便理解，我經常說，這是我的本真與你的本真相遇而產生的關係，而新人本主義心理學給這個說法一個非常拗口的學術辭彙——主體間性。

然而，在也為神學家的馬丁·布伯的原意中，「你」是上帝。

這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因為「我」的存在，有賴於「上帝」而非人孫隆基就此說：「西方人的『上帝』是個體『靈魂』認同的對象。」

聖母與聖子耶穌，是西方文化一直都在描繪的畫面。這給了母嬰關係一種聖化。

仁字中的「二」是什麼呢？孔子給了回答——「親親為大」，也即一個人的存在有賴於，要讓親人覺得他好。

在孫隆基看來，這是中國文化與其他世界重要文化都不同的一點：缺乏超驗的部分，一切都圍繞著人倫而來。哪怕「天理」，也只是人倫之至的意思，而不存在一個神性的「天」。

現代人很流行說身心靈，但中國文化即便說萬物有「靈」，也只是說萬物都有人性，而不是如馬丁·布伯所說，萬物中有「你」。孫隆基幹脆說，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沒有給「靈」留下一個位置。

他說，中國文化中只有身與心。並且，甚至這個「心」，也只是身體化的。

更要命的是，中國文化中的身與心，存在著嚴重的分裂。

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個人」，只是一個「身」。假若只有他自己，他的「心」就不存在了。

一個「個人」的「心」，只能用到一個地方——為別人的「身」服務。假若這個人的「心」用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就是有「私心」。

對此，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論述說：

中國人的「一人」只是「身」，而「由己之身，及人之身」的活動才成為「心」，因此，被渠道化的「心」，其主要活動就是照顧對方的「身」。

這段論述看似簡單，但孫隆基這本四百多頁的書，都構建在這個基本論點之上。並且，它簡直能解釋中國社會一切經典現象。舉一些例子。

【吃文化】

孫隆基採用精神分析的觀點說，中國文化還停留在口欲期，所以關於吃的一切都很發達。

若用他的身心論來解釋，則可以說，因只有「身」而沒有「心」，所以，照顧好自己與別人，都是要讓「身」滿意。

他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是1983年出的第一版，書中說，數層樓高、數百張桌子的餐館，是只有中國才有的經典存在，像歐美再發達也沒有催生出這樣的飲食巨無霸。

時間過去了已30年，不知歐美有了變化沒有。若沒變化，在中國看似司空見慣的東西，原來都是世界級的。譬如廣州海印橋南的炳勝餐廳就是有至少三層，旁邊還有一個輔樓，桌子估計也有幾百張吧，但你若是吃飯時間才去，十有八九要等位。

炳勝我常去，下次再去，或許就可以給朋友們講：這是世界級的……

再如,中國人寒暄時最容易問的是：吃了嗎？聽到很多人講過，哪怕是十點來鍾和父母通電話，他們還是要問「吃了嗎」，其他問話也都是早就能料到的習慣性語句，就是不會談心。

在中國做事情，請客吃飯是必須的。因為,你必須要證明你的「心」而證明方式就是要照顧好對方的「身」，把對方侍候好了，讓對方覺得你「有心」，他們才能發出自己的「心」，去照顧你的「身」，給你的「安身立命」提供幫助。

【洗浴中心】

除了餐飲，中國式娛樂的另一龐大存在，是按摩、足療、水療等種種照顧身體的娛樂方式。在美國的朋友說，如果你留戀中國式的娛樂，去了美國就會覺得寂寞。

中國的色情業，也有不同西方之處。《一代宗師》中的紅樓，遠不是嫖這麼簡單，而成了性情中人的英雄會。至於大名鼎鼎的現代紅樓「天上人間」，據聞嫖也是退居二位，主要功能其實是官員、商人們的聚會與談判之地。

甚至，中國式的嫖,也有獨特意味。電影《一九四二》中，肥頭大耳的軍需官，面對十七八歲的處女，大喇喇躺在床上，那架勢，是先要女孩把他身體照顧舒服了，然後再來性事。

電影《一路向西》中，現代中國式妓院，也是將按摩、足療與性結合在一起的。

【養身】

「養」與「身」兩個字，也是經典的中國辭彙。

在最重要的親密關係中，父母對孩子，孩子對父母，夫妻之間，頭等大事都是要「養」好對方的身。並且，我們會覺得，做到了這一點，自己就已經盡了關係中的責任和義務，假若對方還表達不滿，就是太不懂事。

如此一來，這三個最重要的關係，都勢必缺乏質量。孫隆基說，其主要的意向就變成了「傳宗接代」，所以孔子會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沒有找到超驗的靈的存在，沒有找到與神的鏈接這種精神性的歸宿，中國人的存在感，就只剩下了肉身的延續，僅有的「心」，也只是淪落成做好人，結果造成了一種平面化的簡單輪迴。孫隆基論述說：

中國人製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體上也延續了三千多年而不斷。不過，這三千多年的歷史也是沒有超越意向的……中國文化是「天長地久，人亦長久」，但是，卻並不導向一個更高之目的，只是無止境地在同一個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每一個朝代在肉體被消滅後就讓位給另一個在形體上大致相同的朝代，就如同每一代中國人都養育了沒有自己特色——亦即是「肖」於上一代——的下一代來延續自己的肉體一般。的確，中國這個「超穩定體系」也確實做到了長生不老的成就。這項成就是如此的宏偉，以致馬克思不得不稱之為「木乃伊」。

在關係中，我們都重視「養」對方的「身」，以此證明自己是個好人，而面對自己，也最重視「養身」之道。現代中國的養身大師們仍是倍受歡迎，而養身的書籍，也是大行其道，哪怕讀起來像是小兒科，譬如偏執狂一樣地強調綠豆能治一切病，也仍然可以迷惑無數人。

並且，在孫隆基看來，即便道家，也一樣是缺乏超驗的部分，最後主要淪落成「養身之道」和保身的陰謀之道。

【做好人】

我許了願要寫一本書《中國好人》，也曾舉辦「好人學習小組」，還想以後能舉辦「好人改造營」，因我是通過諮詢經驗、聽故事和自我反思，發現丟掉自己的中國式好人，實在是太多太多。

我是通過心理學視角去思考中國好人，孫隆基則說，「做好人」是正統中國人的必然之路，因在中國文化的框架下，一個中國人，他的「身」必須要去為別人的「身」服務，構建出這樣一個「我對你好」的關係模式後，他的「心」才有存在空間。

【包辦婚姻】

「我」與另一個人，這是最簡單的關係，而關係場還可以逐漸擴大隨著這個關係場的逐漸擴大，「我」也日益失去了自我。因，那時我要考慮的，要更多更多。

孫隆基寫道：

中國人的「身」是靜態的,也是不能自主的，必須由人倫與集體關係去定義它、組織它、完成它。

這樣就導致，一個人的關係網越複雜越龐大，他越是不能做事情只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哪怕他的立場，在西方人看來，是上帝的旨意，即是具有最高道德性的。他必須從他隸屬的整個關係場來考慮問題。

所以，凱撒在被羅馬元老院杯葛時,可以發出「我來了，我看見，我征服」的豪言壯語，而岳飛卻只能服從那十二道金牌。中國歷史上太多這種讓人吐血的事，就是因一個個體沒有自己內在的良心，他的良心，只能是為一個整體的關係場考慮。更要命的是，加上忠與孝，這個關係場也就成了老大一個人說了算。

也因為這一邏輯，在一些最傳統的地區，現代中國人的婚戀都難以是個性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真正邏輯是：作為家庭和家族的老大，父母才能知道，孩子的婚戀如何才對整個關係場是好的。

我知道太多潮汕地區和客家地區的狗血戀愛故事。這些地方的年輕人，他們的戀愛和婚姻常常不是自己選擇的，而是父母的選擇。並且，一旦定親，就很難退掉，因為這是對雙方父母和兩個家族的極大不敬。若毀約，常意味著，兩個家族會成為仇人。這種家族的重擔，會壓得年輕人喘不過氣來，他們無奈順從。

這種邏輯之下，婚姻戀愛就失去了愛情的意義，而成了兩個關係網路交叉著的一塊空間，被鎖死在那裡。但對愛情的渴望還在，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這些地區的有條件的男人找二奶，就成了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萬眾一心】

我為你考慮，你為我考慮……假若我們能為一個共同的東西考慮，我們就歸屬於一個共同的「心」。這個「心」若能籠絡無數人，就可達到「萬眾一心」的理想境地。

毛澤東十九歲時領悟到這一點,於是發出「欲得天下之人，必得天下之心」的感慨。

但這種「萬眾一心」也常意味著集體偏執狀態,它可以發揮巨大作用但同時也意味著對個性的極度壓制。越是「萬眾一心」，越是不容異己。

梅爾·吉布森的電影《愛國者》中，他飾演的男主角可以在大庭廣眾中公然且理直氣壯地宣布自己的反戰觀念，但他並未被視為敵人，他的最支持戰爭的朋友，還是一如既往地將他當做最好最值得敬佩的朋友。

我們的電影中，在這種光榮的偉大時刻,是斷然容不得異己的，稍有遲疑的都可能被視為賣國賊。

這很好理解。西方文化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尊重每個人自己的心的合理之處，而中國文化一旦找到了「集體的心」，那一刻就意味著，最大的道德就是忠於此「萬眾一心」，而誰有自己的心就是「其心必異」。

最大的「心」就是整個國家的「萬眾一心」，即整個國家成為一個超巨大的群體性自我，而領袖則成為這個群體性自我的代表，其他人都是一分子。

想明白這一點後，我想起《時代》雜誌 1950年的一個封面，頭像是毛澤東而身體則是無數蝗蟲。

這是令中國人很不舒服的構想，但卻是中國文化中最常存在的一個圖景。偉人可以存在，而個體性的自我不能存在。其實，偉人也不存在他只能作為一個吉祥物而存在。

【異國的冷漠】

中國人到了國外必須抱團，譬如唐人街。另外一個現象是，一旦到了歐美就變得人情冷漠很多。

這是為什麼？

孫隆基的解釋是，因沒有個體的「心」，也即個體性自我，中國人到了外部世界會惶恐不安。這種不安，若用英國心理學家萊因的術語來講，即，存在性不安。意思是，因找不到一個群體去依附，自己會感覺自我瓦解了，不存在了。這種不安，是一種根本性的不安，不能用簡單的安全措施以及財產來滿足。

所以要抱團，即要形成一個群體性自我。說難聽一點，就是要找到蟻窩。

一旦找到群體性自我，在這個群體性自我，又可以構建中國文化，但只對這個群體內的人，會有「我們是一家人」的感覺，所以友善，而一旦出了這個群體性自我的圈子，就覺得外界的人很陌生，沒有鏈接感所以冷漠。

另一個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開始尊重自己的心。然而，這一刻就只是成就了「私心」，哪怕對鄰人也變得冷漠。但是，若真有「上帝子民」的這種概念，並且真正有了自己的個性化自我，這種冷漠就會消減，而會對一般人也生出感情來。

一個中國人只是一個「身」,中國人的「心」，只能在我用我身為你身服務時才產生。孫隆基用這個簡單的邏輯，解釋了許許多多的中國文化的經典現象，既可以讓你覺得觸目驚心，也可以讓你覺得煞是過癮。

他的這種身心分離論,其實也是我之前多次提到的英國心理學家萊因的心理學理論。

英國另一心理學家溫尼科特提出了真自我和假自我的概念：一個人的自我若以自己的感受為中心而構建即真自我，一個人的自我若以別人的感受為中心而構建即假自我。真自我與假自我最初都是在母嬰關係中形成的。

萊因也持有這一觀點，並補充說：有真自我的人，他的身體服務於他的「真自我」；有假自我的人，他的身心分離，他的身體服務於別人的「自我」，而他只能為自己的「真自我」留一個純精神性的空間。

這樣一看就發現，孫隆基的身心分離論，和萊因的假自我者身心分離論，是一回事。並且，中國對聖人的期待，譬如三皇五聖，譬如現代的雷鋒，都可以是假自我者的「純精神性真自我」的演化。

孫隆基說，先秦時代，中國文化還是有超越界的——也即彼岸，但不知為什麼，後來就走上自己的路子，只剩下了世俗的人倫部分，只剩下了身與心，且身心還是分離的。

不管原因是什麼，至少能看到一個答案在，那就是：讓你的身心歸一，以你自己的感受為中心構建你的真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