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

06-26

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王樹增《書摘》

　　縱觀世界近現代的一百多年歷史，沒有哪個民族如同中華民族一樣，在動蕩與戰火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歷史往事中，沒有哪個事件比發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戰爭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創傷更為慘重。

　　那場戰爭，中國稱之為「抗日戰爭」，日本稱之為「中國事變」。

　　日本，自公元六百多年始，島國上的海盜、浪人以及官員們，年復一年地乘船向西——無論是為了搶劫、偷盜還是朝貢——當他們踏上隔海相望的巨大大陸時，總是戰戰兢兢的。他們長久地把這個國土面積足有日本三十一倍之多的富饒國度稱為「天朝上國」。

　　然而，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長達數年的中日戰爭，卻使中國大半國土淪喪在日軍的鐵蹄之下，近兩千萬中國軍民在戰火中喪生。

　　時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舊認為，日軍對中國殘暴的戰爭行為，是值得大和民族驕傲的壯舉。

　　而中國人是否知曉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

讓天皇到中國去做皇帝

　　四百多年前，中國明朝萬曆年間，首次完成國家統一的日本莊園主豐臣秀吉，在向榮立戰功的將領們分發領地時，明確意識到日本本土狹小與貧瘠的局面必須改變。

　　毫無疑問，中國有足夠分賞的無邊無際的肥沃土地。豐臣秀吉發誓，終有一天要讓日本天皇去中國當皇帝，把中國分割成無數碎塊，成為日本將領和大臣的私屬領地。豐臣秀吉的最終目標是：

　　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直入大明國，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此乃吾之宿願。

　　這一發聲於四百年前的狂言，不僅表明地處彈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對中國懷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驚的是，日本從那時起就不認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們把野蠻入侵別國國土叫做「直入」——四百年後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裝侵略中國叫做「進入」。這個星球自有人類以來，發生過無數入侵別族或別國的行為，但是從認知邏輯上喪失「侵略」與「被侵略」這一常識判定的國家，前所未有。

　　17世紀初，日本進入德川幕府掌權的江戶時代，豐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並河天民在其《開疆錄》一書中，第一次提出將「小日本」變成「大大的日本國」的擴張理念，擴張的目標直指中國：「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大大日本國也。」

補償論

　　至今影響著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維邏輯，產生於中國大清咸豐年間，名為「補償論」。

　　出生於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陰，是這一論述的鼻祖。據說他15歲就已經飽學中國儒術，17歲提出日本必須向東亞大陸擴張的主張。吉田松陰給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國方略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擴張」。他建議從距離日本最近的朝鮮半島登陸，然後橫掃整個中國。以四百多年後依然是危機導火線的竹島（韓國稱獨島）作為「直入」中國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陰最早提出的：「一旦君臨滿洲朝鮮，竹島是最好的落腳點」，它是「日本將來進軍大陸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進軍」中國的目的是什麼？

　　是劫掠。

　　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於夷狄……割取易取的朝鮮、滿洲、中國，在交易上失之於美俄的，應以朝鮮和滿洲的土地求得補償。

　　「補償論」的基本含義是：在強國面前，隱忍所有的屈辱和損害，同時向弱國動用武力，把在強國那裡的損失——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統統補償回來。「把美國視為東藩，西洋作為藩土，與俄國結成兄弟唇齒之邦，略取附近之國家是第一要緊的事。」

　　這種邏輯違背了常理。

　　日本不去劫掠者那裡討回損失，卻去劫掠別人以挽回損失。對強者奴顏婢膝者，多對弱者殘忍兇狠，這才是「補償論」的真諦。

超越了宗教的神國論

　　基於對外擴張的國策，第一要務便是建立強大的軍隊。日本設置了由天皇直轄的軍部。軍部凌駕於內閣之上，直接對天皇負責，從此確立了軍閥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軍隊稱為「皇軍」，即天皇統領下的軍隊，要求皇軍為擴張戰爭奉獻生命乃至一切。1882年，天皇頒布《軍人敕諭》，要求日本皇軍遵循忠節、禮儀、武勇、信義、樸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神道」和「武士道」的確立，是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國家體制的重要標誌。

　　「神道」的基本含義是：在這個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國家，而是一個「神國」。日本是單一民族，萬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潛存著一種強烈的優越感和排他性。「國是神國，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億的世界；一神的附屬，永傳萬乘之王道。」由「神國」引申，便是「神國中心論」，即：日本在東方，「東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開闢，由東方開始……」

　　日本人的「神國」論衍生出兩個重要概念：

　　其一是絕對尊皇。日本國民對「天皇是神的後裔」之說確信不疑。率先指揮日軍入侵遠東的豐臣秀吉就曾向國人宣布：「夫日本神國，神即天帝（天皇），天帝即神，全無差別。」尊皇為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子民無條件地服從。日本人對「神」即天皇的絕對敬畏和服從，已經超出宗教的範疇，成為延續至今的日本文化的核心。

　　其二是從「神國中心論」到「神國所有論」的延伸。日本宣稱自己位於開天闢地的起始之地，是為了證明整個世界本該屬於日本。對此，佐藤信淵的表述是：「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系可為郡縣，萬國君長皆可為臣僕。」

　　從尊皇到「神國」，最終形成了日本人，特別是日本軍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為準則，即「武士道」。

　　武士本是日本封建莊園制的產物。為了保護莊園不受外侵，莊園主武裝了部分庄民，這些庄民逐漸脫離生產成為專職武士。在日本國內長期的戰亂中，各個政治集團都擁有效忠於自己的武士集團，這些武士集團成為日本社會一個特殊的階層。上層武士集團統治日本長達六百七十五年，武士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在漫長的浸染中逐漸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精神內涵：一是沒有善惡評判的服從。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由一種職業操守，上升為一種人生境界，不但被普及為日本國民的集體信念，更成為近代以來日本軍人的精神支柱。日本軍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發揮到極致，使得持續多年的中日戰爭遍布令人驚悚的血腥氣息。

「改組」中國

　　被稱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澤諭吉，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啟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東亞盟主論」，也是「化我國為歐洲帝國，化我人為歐洲國民」的「脫亞論」的鼓吹者。他認為西方列強入侵亞洲是文明人的舉動，呼籲同屬亞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邊，「共狩共食野蠻國家」。「共狩共食」一詞用得極為陰險——中國人是愚昧野蠻的獵物，是「文明人」獵殺的對象，日本人不但要脫離亞洲成為文明的歐洲人，還要和歐洲人一起獵殺中國並分享之。

　　福澤諭吉「共狩共食」的理論依據是：這個世界上任何的國際公法以及和平條約，都不如一門大炮和一筐彈藥來得實在，「各國交際之道，或使他國滅亡，或為他國滅亡」。福澤諭吉所說的「他國」即指中國：「如果滿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話，那麼所謂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的地步實是一場空話。無論如何，若把這個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後另行改組，則人心也許會為之一變。」——福澤諭吉替代「侵略」的詞語是「改組」。

　　自鴉片戰爭始，西方列強不斷染指中國，這使得在明治維新後國力不斷強大的日本「改組」中國的慾望愈加強烈。1879年，日本參謀本部首任長官山縣有朋在給天皇的上奏中呼籲，當前日本第一位的是「強兵」，因為「兵強，國民志氣始可旺，國民自由始可言，國民勞力始可積，然而國民之富貴可守」。沒有哪一個國家不想強國富民，但以強大的武力掠奪他國，達到強國富民目的，這是日本獨有的邏輯。

侵略中國藍圖：《清國征討方略》

　　1887年，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個最為囂張的侵略中國的藍圖出籠了。

　　小川又次，福岡縣人，職業軍人，日本陸軍對外實施擴張戰爭的倡導者。這個在中日甲午戰爭時任日軍第一軍參謀長的軍官，被認為是影響了日本陸軍數十年的戰略家。他在1887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清國征討方略》。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始終抱有一個荒誕的邏輯，即「日中連帶論」。這個邏輯的核心是：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從來不是兩個獨立國家的關係，而是日本一國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來與中國緊密相關，中國的歸屬決定著日本的命運。如果中國被西方強國搶先佔領，那麼日本的前途不可預料；而日本搶先佔領中國的種種障礙，除了西方列強的窺視外，最為重要的是必須先下手為強，絕不能坐等中國強大起來。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國還沒有強大時滅亡它：「趁彼尚幼稚，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之不能活動，我國始能保持安寧，亞洲大勢始得以維持。」

　　鑒於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國的詳盡作戰計劃：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動六個師團，在海軍的支援下，於渤海灣登陸，直接攻擊北京，佔領中國都城並俘獲中國皇帝。同時，在中國的南方實施助攻，動用兩個師團和海軍一起自吳淞口衝進長江，水陸並進，佔領長江沿岸的鎮江、南京、安慶、荊州等城市，以牽制長江以南的中國兵力使之無法北上救援——在七年後的甲午戰爭中，乃至五十年後的中日戰爭中，這一作戰計劃被按部就班地執行了。

武力佔領中國後如何處置這片偌大的土地？　　

　　小川又次提出的方案是：

　　自山海關至西，長城以南，直隸、山西兩省之地，河南省之黃河北岸，山東全省，江蘇省之黃河故道、寶應湖、鎮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東北之地以及旅順半島、山東登州府、浙江舟山群島、澎湖群島、台灣全島、揚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屬於日本版圖；東三省及內興安嶺山脈以東、長城以北之地，分給清朝，使之獨立於滿洲；於中國本部割揚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後裔，建王國，並使之成為我國之保護國，鎮撫民心；揚子江以北、黃河以南，再建一王國，使之屬於我國；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達賴喇嘛；於內外蒙古、甘肅省、準噶爾，選其酋長或人傑為各部之長，並由我國監視之。

　　也許由於上述計划過於露骨，為說明佔領並分割中國「並非暴舉」，小川又次費盡心思地做了一番離奇的辯解。首先說，當年清朝奪取的是屬於明朝的中國，既然清政府沒能把中國引向文明，就應該讓清人退回到滿洲老家去，將拯救中國的責任交由日本承擔；但讓中國的明朝復興，又無異於製造出一個新的大清王朝，這樣中國還是沒有任何改變，所以不如把中國分割成塊以便利於日本統轄。然後說，日本人的這種分割，充分尊重了中國人的意願，日本可以讓中國人建立一個王國，這個王國不但能恢復明朝漢人的統治，而且日本還將負責地為中國尋找一個「關羽後裔」來當國王——中國人喜歡財，關羽是國人的財神，中國人自然會擁戴這個決定。當然，即使是「關羽的後裔」也應該在日本的庇護之下。至於西藏、內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令其保持原狀，由日本冊封幾個酋長，只要聽從日本的管轄，將保證其社稷安寧人民幸福。如此周全「仁厚」的方案，「誰能一味視我國為土地掠奪者」？

　　與豐臣秀吉一樣，雖然出籠的是侵略計劃，小川又次仍迴避著「侵略」二字。在《清國征討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詞語是「進取」。

　　四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19世紀始，中國成為最為破碎的國家

　　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內閣參事官德富蘇峰發表了《大日本擴張論》。不但狂熱地吹捧日本正在進行的戰爭是「開國五十年來所淤積之磅礴活力的發泄」；而且毫不掩飾地聲稱日本對華作戰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國，在自己狹窄的國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

　　……我國向世界各地擴展人口之時，成為阻礙之大敵的不是白色人種，而是支那人種。據我所想，我國將來的歷史，是日本國民在世界各國建設新故鄉的擴張史。如果我們日本能夠戰勝土地是我們十五倍、人口是我們的十倍的大清國，不僅可以揚祖宗之名，留名於子孫，面向世界，永遠立步，還可以增強我們站穩世界的自信心。

　　《大日本擴張論》也對侵略進行了辯解，只是這個辯解更加聳人聽聞：

　　這對於我們自身來說，也是為了日本國的開放解脫；對周邊國家來說，給世界上的頑固主義以一大打擊，把文明之榮光注入野蠻的社會……宣戰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東洋的永久和平。要確保永久和平，不對大清國進行十二分的懲罰是不可能的……我們之所以與清政府發生戰爭，是因為大清國反對保有我們的正當權利、國運振興和國民的向外擴張。

　　這位內閣參事官秉持的無賴邏輯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尋找新的住處，但身邊那個房子寬敞的鄰居不肯把房子讓出來，這是嚴重侵害「我們的正當權利」的行為，所以我們要對這個鄰居進行「十二分的懲罰」，而懲罰的方式是「發生戰爭」。

　　1898年，日本時任首相大隈重信，發表了題為《中國保全論》的演說。聲稱中國陷於被瓜分的局面，不在於外來勢力過於強大，而是中國內部的腐敗和傾軋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沒有哪個國家能保護和扶持引導中國。作為中國的鄰國，且人種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義務和實力保護中國，拯救中國國民」。

　　1900年，大清光緒二十六年，列強們果然一起來「保全」中國了。第一次加入西方陣營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簽訂的《辛丑條約》，獲得三千四百七十九萬三千一百兩白銀賠款。有了這筆賠款，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產業革命，支付了巨額的擴軍軍費。兩年後，日本陸軍總兵力已是甲午戰爭時的兩倍以上；四年後，日本購買並建造了大量戰艦，其海軍軍力一躍成為世界第四。更為嚴重的是，《辛丑條約》令日本獲得了在中國的天津和北京以及華北腹地的駐兵權，其駐軍被稱為「清國駐屯軍」。這就是三十多年後的中日戰爭為什麼爆發於北京盧溝橋的歷史原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不但無暇顧及中國，且都在戰爭中削弱了各自的實力。日本人認為，他們獨霸中國的機會終於來了。這個時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這是一個要將整個中國變成日本附屬國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強調，中國是日本的「利益線」，日本成為中國的「保護國」理所當然：「按中國之現狀，並無自保之力，外國則除日本外無此資格。蓋中國之保全與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離之事實，則只有日本負此責任。」

　　日本內務大臣後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脹論》一書中，將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孫樹」——公孫樹，稀少名貴的木種——具有偉大的品性卻生長在花盆裡，因而不能伸展枝幹。所以，應該「把日本民族從這狹小天地拯救出來，移植於世界的沃野中」，讓這棵名木「於廣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姑且不論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後藤新平為「侵略」二字又發明了一個新的替代詞：「移植」。

　　那麼，日本應該向哪裡「移植」呢？

　　日本人的結論是：我們知道對岸有合適的地方。

　　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強入侵的行動中，中國從未贏得過勝利。191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名義上主權獨立的中國已成為國土最為破碎的國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個東北；日本在佔領台灣後，又佔據福建和東北南部；法國割據廣東、廣西、四川以及雲南；英國佔領香港後，染指長江流域的大半個中國，並武裝入侵西藏；德國的勢力佔據山東；葡萄牙進佔澳門。結果是國家一貧如洗、國民苦難深重。

　　但是，給中國造成巨大苦難並在中國的苦難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卻認為他們也處在無邊的苦難中。日本的苦悶源於這樣的邏輯：中國很貧窮，日本很強盛；中國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聰明；中國人很野蠻，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國為什麼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為一個「沒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國家，與其讓西方列強們瓜分，不如成為同屬亞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國為什麼寧可接受西方列強而堅決地抵制日本？

　　這種苦悶催生了日本軍界的法西斯主義思潮。

日本發動戰爭的依據和指南：《田中奏摺》

　　1927年，國民黨開始了對共產黨人的殺戮，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徹底決裂。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分道揚鑣，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機從國民黨人那裡獲得對其在東北地區權益的承認。1927年6月27日，在田中義一的主持下，日本內閣召開專門討論中國局勢的東方會議。會後，田中義一起草奏摺，於7月25日呈送天皇，明確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國策。這就是最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

　　《田中奏摺》首先說明，自明治維新以來，憑藉與中國「共存共榮」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產豐富的中國東北地區建立起龐大的殖民機構，南滿洲鐵道會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著，《田中奏摺》闡述了日本應對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的基本策略，這一政策概括起來就是：佔領中國的東北地區，進而以發展貿易的「假面具」將日本勢力推至全中國，然後利用中國豐厚的資源進軍亞洲乃至世界：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況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中國國土也……

　　《田中奏摺》認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誤，就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以及在列強的壓力下承認東北地區是中國領土。這一失誤必須糾正，日本要向中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中國東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塊無主的土地，只有在這樣的借口下日本才能「得寸進尺」：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最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布告明認滿蒙為支那領土；又華盛頓會議時，九國條約亦認滿蒙為支那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支那為主權。因二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我國此後有機會時，必須闡明滿蒙領土之真相予世界知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

　　《田中奏摺》，這份通篇都在宣揚武裝侵略佔領別國的軍國主義文件，最終成為日本入侵中國的重要依據和指南。

濟南——人間地獄

　　《田中奏摺》呈送天皇兩個月後，為迎娶宋美齡，蔣介石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期間，他密會了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日本軍政首腦，以謀求日本對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田中義一表示，北伐軍不應急於北上，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共產黨，如果國民黨不能控制中國南方，共產黨就會重新崛起，日本對此不會袖手旁觀。因為一任共產黨在中國蔓延，不但有礙日本的在華利益，還會影響到日本國內的政治傾向，從而危及日本的國體。

　　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國共產黨，竟可能危及日本的「國體」，這顯然是誇張之辭。田中義一的真實意圖是：倘若北伐軍順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他希望蔣介石「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而蔣介石則表示，「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因為「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變對華政策，放棄支持軍閥張作霖——「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對象。」

　　1928年5月1日，北伐軍進入濟南，結束了奉系軍閥張宗昌的統治。然而，蔣介石進入山東督辦公署還不到三個小時，日軍就在派遣軍司令官、第六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中將的率領下開進了濟南城。日本人的借口是：保護「居該地的帝國臣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沒人相信日軍是來「保護僑民」的，因為北伐軍的作戰目的與日本僑民沒有任何關係，且當時濟南城裡的日本僑民不及兩千，而從青島和天津陸續抵達的日軍多達三千五百人。面對中日兩軍一觸即發的對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統一中國的蔣介石決定隱忍。蔣介石派人與日方秘密聯絡，表示願意承擔日軍軍費，條件是日軍撤回青島。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軍的北進將成為日本控制中國東北乃至華北地區的嚴重威脅。

　　5月3日，日軍開始炮擊濟南城區，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被迫還擊。深夜，日軍包圍了山東省交涉公署。中國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長、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與日方交涉，因拒絕向日軍下跪並破口大罵，被日軍割掉耳朵、鼻子和舌頭後，連同其下屬17人被槍殺。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黃郛再次前去與日軍交涉，日軍軍官脅迫這位中國外交部長在所謂中國軍隊槍殺了一個日本軍曹的「調查報告」上簽字，直到黃郛被迫簽上一個「閱」字後才將他放回。蔣介石認為日軍正逼他趨於「無可忍」，以為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尋找借口，因此下令北伐軍「全數撤離」設防地域。然而，北伐軍撤離後，日軍並沒有停止進攻，11日濟南全城淪陷。日軍燒殺搶掠，姦淫婦女，濟南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史稱「濟南慘案」。

　　此時，日本對外宣稱：日軍在濟南與中國軍隊的衝突是「中國人日積月累輕蔑日本人心理的具體體現」；日軍的回擊性行動是為「顯示皇軍的威武」，是對中國人進行的「斷然懲處」，是為「使全中國感到震駭」。把入侵中國和屠殺中國人稱為對中國的「懲罰」和「懲處」，在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這成為日本官方和軍方慣用語。

日本的戰爭機器終於啟動了

　　「濟南慘案」發生後，抵制日貨運動遍及中國的各大城市，僅1928年的七八兩個月，日本對華貿易損失高達一千七百萬日元。1928年7月，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國民政府後，中國在外交上開始強硬起來。隨著北伐軍自南向北的推進，國家統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風靡中國，且矛頭直指日本，中國人喊出了「收復旅順和南滿鐵路」的口號。接著，1929年爆發全球性經濟危機，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受到的衝擊最為猛烈。

　　1929年，田中義一內閣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濱口雄幸。

　　濱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於明治維新時期的首相。

　　上任伊始，出於挽救經濟的目的，濱口內閣採取了修復日中關係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達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氣氛」的共識。但是，1929年11月，剛剛上任兩個月的佐分利貞男在回國述職期間遭到暗殺。濱口內閣再派小幡酉吉繼任駐華公使，但因國民政府認為他是「二十一條」的參與者而拒絕。1930年，日本內閣任命駐滬總領事重光葵代理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一戰期間曾任日本駐英大使館書記官，極其厭惡軍國主義，在他的努力下中日關係逐漸顯出回暖徵兆。

　　國民政府沒能認清日本人的行事邏輯。

　　歷史證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談「改善對華關係」之時，便是日本軍人策劃對中國更大規模侵略之日。

　　當時的日本，決定政策和國策的不是政客而是軍人。

　　駐紮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認為，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國擴展本國利益，世界上還沒有成功的先例：

　　對於推行以經營滿蒙謀求穩定我國民生活之國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親善，結果使我舉國上下汲汲於逢迎中國，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覺，徒使趨炎附勢之中國人妄自驕傲。企圖在別國擴展本國之國力，而對該國官民僅感之以善意，如此國策，未聞有成功之先例。

　　關東軍明確建議日本內閣，不必在乎中國人指責這是侵略行為，因為從根本上講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心悅誠服他國的入侵：

　　在執行發展國力之國策時，縱為對方所不滿，亦不應躊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並不在於印度人之善意歡迎；法人在阿爾及利亞雖無人望，但亦不放棄其國策；而美國人在中美則被視為蛇蠍。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簞食壺漿以迎入侵者。唯獨吾人之執行對華對滿政策，卻片面恐懼中國之排日感情，實難理解……當前之對策，每逢機會即應首先向天津、山海關、洮南、吉林、臨江、間島各地斷然增兵或派兵……

　　1930年10月，右翼分子在東京車站狙擊首相，濱口雄幸身負重傷，日本內閣受到沉重打擊。這一年的年底，日軍在制訂《1931年形勢判斷》時，就如何解決滿洲問題進行討論，最後決定了三個階段的實施方案：打破現狀，建立親日政權，完全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基於此，參謀本部對內閣發出的威脅是：「在滿洲惹起事端後，政府若不追隨，就決心發動軍事政變，使滿洲問題易於解決。」——「惹起事端」這一措詞證明，日軍已有在中國東北製造引發戰爭事端的計划了。

　　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終於發動了。

　　1937年到來了。中國人保衛國家尊嚴和生存權利的渴求達到了頂點。

　　可以肯定：中國必須對日作戰了！

　　（摘自《抗日戰爭·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6月版，定價：66.00元。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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