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消除極端主義？從巴黎「黑色星期五」談起

[摘要]鄭戈強調，「IS不是完全的宗教組織。因為美國佔領伊拉克之後，被美軍清洗的復興黨軍官很多投靠了IS，因此IS基本上是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勢力。」巴黎的「黑色星期五」讓整個世界震驚不已。從「9·11」到「11·13」，從紐約到巴黎，冷戰結束之後，世界似乎被新的陰雲籠罩。11月21日，距離巴黎恐怖事件恰好一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劉擎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鄭戈，三位分別來自歷史學、政治學和法學領域的學者做客第四期「騰訊思享會·海上文化談」，對談宗教、世俗化和國家建構。文明之間的衝突or文明與野蠻的衝突？

許紀霖認為，這種對平民的殘酷屠殺，簡直是人類的公敵，從這一意義上稱之為文明對野蠻的衝突，毫無問題。圖為襲擊當晚現場圖。巴黎「11·13」事件發生以後，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又重新受到關注。同時也有人提出，這並不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許紀霖認為，這種對平民的殘酷屠殺，簡直是人類的公敵，從這一意義上稱之為文明對野蠻的衝突，毫無問題。但思考不能到此止步，即便真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野蠻背後也是複雜的。所以簡單從「文明與野蠻」進行解釋是有問題的。而如果解釋為「文明之間的衝突」，許紀霖表示IS（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並不能代表真正的伊斯蘭教旨，更不能代表整個穆斯林世界。「伊斯蘭文明作為一種普世文明，跟儒家、基督教很多教義是相通的。土耳其、德國溫和的穆斯林也很好地世俗化了，並不極端。簡單用『一神教』光暗對立的二分法，那麼我們的世界將會有各種『聖戰』。」劉擎也說，我們要放棄某種幻想，不能基於一種「智識的懶惰」，用一個簡單的框架，給一個確定性解釋，給自己虛假的安定感；而是要綜合宗教、文化、歷史、地緣、經濟各方面，建立一個綜合的框架。為什麼滋生極端主義思想？

「穆斯林感到自己是被壓迫民族，因此極端主義思想對他們有一種煽動力。」鄭戈強調。那麼怎麼從宗教、民族的角度理解這些事件？鄭戈認為，伊斯蘭教曾經是非常開放的宗教，有過輝煌和開放時代。經歷過三個事件：公元1258年蒙古軍隊攻陷巴格達，阿拉伯帝國滅亡；一戰中奧斯曼帝國戰敗，領土被瓜分；二戰後美國支持下，以色列國建立，被看作西方勢力插在中東的楔子。三個歷史事件對塑造今天穆斯林心理狀態有很重要意義。「穆斯林感到自己是被壓迫民族，因此極端主義思想對他們有一種煽動力。」鄭戈強調，「IS不是完全的宗教組織。因為美國佔領伊拉克之後，被美軍清洗的復興黨軍官很多投靠了IS，因此IS基本上是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勢力。」劉擎則指出伊斯蘭教內部有複雜性，正統與異端之爭非常激烈。鬥爭中特彆強調對嚴格的教律的秉持，越絕對，則越正統神聖。這是基督教猶太教都經歷過的：基督教經過11世紀十字軍東征和歐洲宗教戰爭得以釋放，而伊斯蘭教派內部正統的競爭，到20世紀愈演愈烈。這是伊斯蘭宗教內部的形態。許紀霖補充，猶太教和基督教都經歷過世俗化，並不把自己的信仰視作唯一的存在，他們有自己的信仰，也願意接受別的神存在，不會想把他滅掉。伊斯蘭教沒有徹底世俗化，再加上伊斯蘭世界發展依靠石油，他們自己看來，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處於屈辱的地位。這種劣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們的極端行為。民主需要世俗化支持

許紀霖表示，「專制推翻之後，各種勢力釋放，如果不能建構憲政、『把權力關進籠子』，問題就大爆發了」。有學者撰文，認為這是恐怖主義與現代文明的衝突，用民主可以解決這場戰鬥。許紀霖說，IS出現是在美國對伊拉克和敘利亞用兵之後。「民主是一種建構，也是一種能量的釋放。」他表示，「專制推翻之後，各種勢力釋放，如果不能建構憲政、『把權力關進籠子』，問題就大爆發了。伊拉克問題正是因為什葉派掌權，遜尼派中相當一部分就參加IS。敘利亞也是如此。」因此，他認為IS的出現說明，民主並非是一劑百試百靈的良方。「民主以後更複雜，專制推翻之後不一定是光明，還有更大的問題。」劉擎介紹說，在政治學中政體有「民主和專制」與「秩序和無序」。西方對政治秩序的討論之久遠，至少跟民主一樣。轉型社會當中，有序比民主更重要，這是西方一個非常久遠的傳統。「民主」的維度和「秩序」的維度要分開，並非「民主」一定和「秩序」關聯，「專制」和「無序」關聯，民主和秩序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鄭戈則認為，民主的穩健，需要世俗化過程，人慢慢被解放出宗教，越來越有充分的個人自由。但是在伊斯蘭世界，不是每個人都解放，比如婦女。普世現代性對待極端宗教的對策

巴黎襲擊中留在窗上的彈孔許紀霖提出，巴黎恐怖襲擊提醒人們注意，英國以文化多元主義，處理外來移民宗教，採取了非常開放的態度。但是英國也爆發地鐵爆炸事件，問題在英國也解決不了。而至於強制同化，法國是啟蒙國家，相信啟蒙的價值可以同化。法國殖民地管理方式就在於創造新文化，但是今天到了第四代，原來還沒有同化掉。因此，各種方式都碰壁了。到底是宗教上更寬容還是強制同化，這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問題。如何設計一種可以消解仇恨，去激進化的制度模式？鄭戈介紹，在憲法中有整合主義和兼容主義。整合主義即用統一的公民身份取得族群和宗教認同。兼容主義，包括多元文化。而德國的基本法規定德國是社會國，公民物質生活得到保證。所以在德國，穆斯林在激進主義問題上好得多。強制性措施會導致仇恨，將他們推入極端組織陣營。劉擎則表示，德國模式是否能成功取決於很多因素。現代化發展到全世界，在伊斯蘭世界，很多國家很難保持原有的社會傳統和秩序，又很難適應新的秩序，產生一種「流民」。這些物質上和精神上無家可歸的人，要麼成為難民，要麼被極端組織吸引。他說，要在阿拉伯世界恢復一種秩序，既回應現代化，又能從傳統中轉型，就能減少流民。總之，需要對宗教文化綜合性考慮，包括其對具體地區的影響。劉擎設想，如果IS組織繼續有動作，足以讓西方各國決心聯手消滅它。因為像IS國這樣的形態，它已經佔領很大的國土，有很清楚的坐標，有非常清楚的經濟的來源，是可以被對付的。「但是並不意味這個問題會解決，基地組織會以更長久的方式生存，甚至產生新的形態。」因為從根本上，現代化過程中溢出的「流民」問題仍然存在，IS會以一種意識形態存在。（宋浩）轉自澎湃（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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