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琳：《金瓶梅詞話》刻印於天啟之後新證

摘要

流行的觀點認為《金瓶梅詞話》刊行於萬曆丁巳年（1617），此說最為重要。同時此說唯一的直接證據就是書前一篇序的落款署「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這一證據並不可靠。《詞話》開卷序跋後列有四首《行香子》詞，明龔居中《福壽丹書》卷六《清樂篇·自樂詞》也收錄了這四首詞，二者不但文本文字（包括訛誤字）完全一樣，連排列順序也是相同的，本文據此推斷是《詞話》抄錄《福壽丹書》。《福壽丹書》刊行於天啟四年（1624），所以《詞話》應該刻印於1624年之後。

傳世《金瓶梅詞話》（下簡稱《詞話》）的刻印年代主要有萬曆說和天啟說兩種，目前萬曆說佔上風，天啟說則勢單力薄。這也難怪，萬曆說畢竟有東吳弄珠客萬曆丁巳年（1617）作的序明擺著，天啟說則主要靠一些蛛絲馬跡來推測，沒有什麼證據是立得定的。就拿力主天啟說的黃霖先生來說，他提出的證據主要有三條：

（一）謝肇淛的《小草齋集》（按：應為《小草齋文集》）中有一篇《金瓶梅跋》，跋中說「此書向無鏤版」，「該集卷首葉向高序作於天啟六年丙寅（1626），故一般說來，謝肇淛到此時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二）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提到《金瓶梅》時說：「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沈德符的這條材料寫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之後，多半是寫在天啟年間。

（三）馬征在《〈金瓶梅〉懸案解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中說，他和魯歌匯校《金瓶梅》時發現，《詞話》本為避皇帝名諱而改字的情況很突出。據他們統計，從第14回到61回，「花子由」這個名字出現了4次，但第62、63、77、80回中，卻一連13次將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這是為了避天啟皇帝朱由校的名諱。由此得出結論說，從第62回起，它必刻於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曆九月初六日以後。黃霖據此推斷說：「這一事實，的確有力而生動地說明了《金瓶梅詞話》刊刻的過程：假如這100回的大書從萬曆四十五年（1617）由東吳弄珠客作序而開雕的話，刻到第五十七回時泰昌帝朱常洛還未登基，所以正文中『強姦了常娥』之『常』字還沒有避諱，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時，天啟帝朱由校已經接位，故在以後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諱，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吳巡檢』尚未避崇禎帝朱由檢的諱，故可確證這部《金瓶梅詞話》刊印於天啟年間。」

這些證據對傳本《詞話》而言，都是沒有多大證明力的。

據學者們考證，謝肇淛的《金瓶梅跋》寫於萬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之間（1616—1617），這無法證明《詞話》刻印於天啟年間，因為萬曆年號到四十八年才結束。謝肇淛卒於天啟四年(1624)。明曹學佺《明通奉大夫廣西左方伯武林謝公墓志銘》（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小草齋文集》附錄）：「君生於隆慶元年丁卯七月廿九日，卒於天啟四年甲子十月廿三日，享齡五十有八。」《小草齋文集》不是謝肇淛自己編的，而是他去世後與他有亦戚亦友關係的徐

選編的。所以「謝肇淛到此時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的「此時」只能是他作跋的時間，即1616年或1617年，與葉向高作序的時間1626年是扯不上的。

沈德符所謂「懸之國門」的是《金瓶梅》，沒說是《詞話》，而「懸之國門」的時間與《金瓶梅》的丁巳（此為作序之年，刻印之年當在其後）刻本時間上基本吻合，作為丁巳刻本的證據倒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作為傳本《詞話》刻印於天啟的證據則不免將不同的版本混為一談。

第三條依據屬於對錶象的誤解。如果這樣的解讀可以成立，那麼聯繫第一條依據來看（1626年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詞話》的刻版時間豈不是長達十年之久？哪個旨在牟利的書商有十年逐一利的耐心？事實上，第六十二回以後「由」字仍然屢見不鮮。如第六十二回：「禍福因由更問誰」，「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由不的撫屍大動」，第六十三回：「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第六十四回：「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第六十五回：「由山東河道而來」，第六十七回：「由不的心中痛切」，第六十八回：「於是不由分說」，第六十九回：「假以說人情為由」，「由大街抹過」，「由夾道內進內轉過一層群房」，等等，可見並不存在諱「由」之事。筆者曾經指出，傳本《詞話》的底本是源自聽錄的抄本，聽錄也未必是從頭至尾由一人獨自完成的，所以「花子由」在有幾回中聽寫成「花子油」這很正常，跟避諱無關。第五十五回中寫道：「任醫官道：『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葯，黃柏、知母為君，其餘只是地黃、黃芩之類，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一官做葯本，任一官作謝去了。」同一段話中前面寫「任醫官」，後面卻寫成「任一官」，何況是不同的回目呢？

如此說來，天啟說是不是就沒有立足之地了？倒也未必，因為萬曆說也硬不到哪裡去（見下），二者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不過筆者最近發現的一條資料傾向於天啟說。明龔居中《福壽丹書》（又名《五福萬壽丹書》）卷六《清樂篇·自樂詞》收有四首詞，截圖如下：

國家圖書館藏金陵書林周如泉天啟四年（1624）刻本

《詞話》開卷序跋後也有四首詞（原無題，學者們多稱為《四季詞》），轉錄如下：

閬苑瀛洲，金谷陵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著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橫牆，矮矮疏窗，忔兒小小池塘。高低疊峰，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水竹之居，吾愛吾盧。石磷磷床砌階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卻也清幽，也瀟洒，也寬舒。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心香，說些話，讀些書。

凈掃塵埃，惜耳蒼苔，任門前紅葉鋪階，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遊，且隨分，且開懷。

顯而易見，《詞話》與《福壽丹書》不但文本文字完全一樣，連排列順序也是相同的。《詞話》的文本中有好幾處明顯的訛誤。如《水竹之居》一詞中的「石磷磷床砌階除」，「床」字講不通，明王兆雲（字元楨）《湖海搜奇》卷上作「粧」，文意可通，「石磷磷粧砌階除」是說台階用有光澤的石塊鋪裝砌就。粧異體作妝，床異體作牀，牀與妝形近。大約該詞有版本作「妝砌階除」，妝訛作牀，牀又被改換為床。《凈掃塵埃》一詞中的「惜耳蒼苔」，「耳」義不可通。元彭致中《鳴鶴餘音》(《正統道藏·太玄部》）卷六作「取」，「惜取」一詞古代常見，應以作「取」為是，作「耳」應為「取」之殘損。《詞話》與《福壽丹書》連這樣的訛誤都一模一樣，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二者關係的思考。從事理上推測，不外有三種可能。

一、《詞話》和《福壽丹書》都抄錄自它們之前的同一種書。可惜我們目前沒發現同時收錄了這四首詞並且文字與此相同的典籍，所以這種推測查無實據，其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二、《福壽丹書》抄自《詞話》。流行的觀點認為《詞話》刊行於萬曆丁巳年（1617），而《福壽丹書》刊行於天啟四年（1624），比《詞話》晚出七年，說《福壽丹書》抄自《詞話》似乎是合乎情理的。

不過，《詞話》刊行於萬曆丁巳年最重要的證據同時也是唯一的直接證據就是書前一篇序的落款署「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這一證據其實是不可靠的。《詞話》卷前還有廿公的跋，跋中說：「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所謂「流行此書」是刻印使之流行的意思。南宋鄭所南《太極祭煉內法》卷下：「故誓為先生流行此書，溥之於十方三世六趣四生眾生世界。」這裡的「流行」也是刊布而流行之的意思。從「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的話不難得知，廿公作此跋時《金瓶梅》尚無刻本，他希望有人能刊布傳世。可見廿公的跋是針對《金瓶梅》抄本寫的，與刻本《詞話》沒有直接關係。跋通常放在全書之末，現在卻在《詞話》卷前，說明這是刻印《詞話》時從別處找來放在卷首的。書前的欣欣子序雖然題為《金瓶梅詞話序》，但序中都稱為《金瓶梅傳》，說明該序也不是為刻本《詞話》寫的，是刻印《詞話》時刻印者將前人為其他版本寫的序拿來放在前面的。東吳弄珠客的序也是如此。東吳弄珠客在序中四次提到書名，都是《金瓶梅》，而非《金瓶梅詞話》，說明該序也不是為刻本《詞話》寫的，其性質跟廿公跋和欣欣子序一樣，是《詞話》刻印者將東吳弄珠客為其他版本寫的序拿來放在前面的，這隻能表明《詞話》刻印於萬曆丁巳年之後，而非刊刻於丁巳年。至於後於丁巳年多久，需要尋找別的證據。

三、《詞話》抄自《福壽丹書》。既然《詞話》刊行於萬曆丁巳年之後，那麼，《詞話》的四首引首詞也就存在抄自《福壽丹書》的可能。從以下兩方面來考慮，這種可能性還很大。

其一，東吳弄珠客的序是為萬曆丁巳年刊刻的《金瓶梅》寫的，說明丁巳年已有刻本。明薛岡《天爵堂筆餘》卷二：「往在都門，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後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予得盡覽。初頗鄙嫉，及見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獨吳月娘以善終，頗得勸懲之法。但西門慶當受顯戮，不應使之病死。簡端序語有云：『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序隱姓名，不知何人所作，豈確論也？」這裡引的序語見於東吳弄珠客的序，這是有丁巳年刻本的明證。按常理，一部書有了刻版並印行於世，短時間內不大可能會有商人再花重金去雕版，通常要等十年左右的時間，蓄積了新的市場需求，才有書商願意新刻。丁巳年再過十年左右就是1627年前後，當時《福壽丹書》已流行於世，而《詞話》標稱「新刻」，具備抄錄《福壽丹書》的條件。

其二，《金瓶梅》一問世即被視為淫書，無論是正統的士大夫還是政府的高官，大都主張加以禁毀。如侯峒曾在崇禎年間任江西學政時，頒布《江西學政申約》，其中的《禁私刻》條款中說：「私刻之禁，屢奉申飭。……多有射利棍徒刊刻淫穢邪僻之書，如《金瓶梅》《情聞別記》等項，迷亂心志，敗壞風俗，害人不小。今後但有賣者，提調官即日嚴拿書坊，究問何人成稿，何人發刻，申解提學官，將正身從重治罪，原板當堂燒毀。如系生員，革退枷示。」所以《金瓶梅》的流通肯定不會是光明正大的，無論是流通的數量還是流通的範圍都不會很大。龔居中是宮廷御醫。余瀛鰲、傅景華主編《中醫古籍珍本提要》：「龔居中，字應園，號如虛子。江西金溪人。明代醫家。精醫術，兼通內、外、婦、兒諸科。曾任太醫院院司。」作為宮廷太醫院的御醫，龔居中能接觸到民間私下暗中流通且與醫學無關的《詞話》的機會應該是很小的，而他的《福壽丹書》作為養生保健方面的名著，《詞話》作者倒是很容易接觸到的，揆情度理，《詞話》抄自《福壽丹書》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根據上面的辨析，我們認為傳本《詞話》很可能刻印於《福壽丹書》之後，即1624年之後。

至於其下限，應在清順治之前。傅惜華曾藏有一部題為《綉刻古本八才子詞話》的殘本，美國學者韓南曾向傅惜華借閱過此書。據韓南介紹，此書存五冊，計十六回，從目錄可知，全書共十卷一百回。書前有序文一篇，「作序者為誰不詳，然作序年代為1645年（順治二年）」。劉半農在1934年4月15日的日記中寫到：「飯後到小市，得元大德三年權一枚，上有五體文字，甚稀見可貴。路遇松筠閣夥友張姓，言柜上得一好書，請往一看。如言往，即出破書五冊相示，其標題為《第八才子詞話》，順治間刻，內容則《金瓶梅》也，然刻印精工，為他本所不及，且從未有人見過，惜百回只剩十六回，而索價至三十元，未免太貴。」孫殿起《販書偶記》卷十二《小說家類·演義之屬》（1936年冀縣孫氏借閑居鉛印本）記載說:「《八才子詞話》十卷，不著撰人姓名，順治乙酉精刊，計一百回，論《金瓶梅》之作。」順治乙酉即順治二年。傅惜華所藏與劉半農所記、孫殿起所記無疑是同一種書，而且劉半農所記之書就是傅惜華所藏之本，也是就說，劉半農沒捨得買的書最後被傅惜華購買收藏了。孫殿起沒說殘缺，所見似是完本，但他把書的內容說成「論《金瓶梅》之作」，顯然文不對題，不免叫人疑心他是否真的見過全書。如果售書者只是讓他看一下第一冊，他誤以為有全套，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所記之書可能也是傅惜華所藏之本，畢竟他們記載、收藏的時間都在1934年前後，地點也都在北京。此書《中國古籍總目》（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012）沒有記載，今天下落不明，有人說現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不知是否可靠。若書現存，應儘快模擬影印出版，以免失傳之虞，且供研究之需。若已亡佚，那就太可惜了。日本漢學家長澤規矩也認為《八才子詞話》是《詞話》本原版的後印本，有些人據此推斷「說明詞話本的版在順治八年時未毀」。長澤氏沒有機會看到原書，所言應為猜測之辭，恐不可信。傳世《詞話》書名標「新刻」，刻印質量低劣，而《八才子詞話》書名標「綉刻」，見過此書的劉半農說「刻印精工」，孫殿起也說是「精刊」，二者明顯不同，說後者是順治初年新刻本應該不成問題。韓南說：「書名雖有『綉刻』二字，但無插圖。」「綉刻」是精刻、雕刻精美的意思，不一定包含插圖，跟「繡像」含義有別。如《古本戲曲叢刊》第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86)所收康熙刻本《萬全記》傳奇，卷前題《綉刻傳奇八種》，其中也沒有插圖。《八才子詞話》是《詞話》的重刻本，《詞話》本無插圖，所以《八才子詞話》也無插圖。這至少表明《詞話》刻本在順治之前就已存在。

也許有些人會提出，《金瓶梅》繡像本是在《詞話》本基礎上修改而成的，繡像本刊刻於崇禎年間，據此不是可以將《詞話》的刻印下限提至崇禎之前即天啟年間嗎？我們認為這樣的推斷缺乏可靠依據。

首先，就算繡像本刊刻於崇禎年間的說法是可信的，崇禎年號用了十七年，不能排除《詞話》本和繡像本先後刻印於這十七年間的可能性。

其次，繡像本的年代事實上並無定論。說它是崇禎本，能拿得出的證據也就兩條。（1）繡像本的插圖有刻工署名，這些刻工名也見於其他確定為崇禎刻本的圖書，所以繡像本也刊刻於崇禎年間。（2）繡像本避崇禎皇帝朱由檢的諱，「由」改作「繇」，「檢」改作「簡」。這兩條證據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繡像本插圖的刻工見於其他確定為崇禎刻本的圖書，這無法保證繡像本也刻印於崇禎年間，因為這些刻工生活在明末清初，說繡像本刻於清初也不是沒有可能。繡像本插圖有刻工叫黃子立，明末清初陳洪綬的歷史人物畫集《博古頁子》也是黃子立雕刻的，《博古頁子》刊刻於順治十年（1653），可見根據刻工無法斷定繡像本的確切年代。

眾所周知，《金瓶梅》中音同音近字互相替代的情況相當普遍，簡單枚舉甲字作乙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為例，其中「由」「檢」二字並不少見。第六回：「色膽如天不自由。」第八回：「便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去身上衣服，拿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聽了由不得珠淚兒順著香腮流將下來。」第十回：「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升廣南鎮守。」第十二回：「百年苦樂由他人。」第十回：「檢驗李外傳身屍。」第十一回：「檢屍場，屠鋪般明排列。」第八十八回：「如法檢驗。」「縣中差人檢屍。」至於官名「巡檢」作「巡簡」，前代就有。元吳師道《禮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有《送李巡簡》詩，卷七有《送王巡簡》詩，《明實錄·明孝宗敬皇帝實錄》(紅格鈔本)卷四十一：「其驛丞、巡簡等職，人不肯借，以此經年不得襲任，誠為可憫。」明葉盛（1420—1474）《水東日記》卷四《土官名同實異》（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景泰中，廣西憲司奏土官副巡簡犯贓。」清艾衲居士《豆棚閑話》（康熙翰海樓刊本）第六則《大和尚假意超升》：「央人討了巡簡司的告示。」「簡」本身就有檢查的意思，元明以來與「檢」同音，寫作「簡」也很正常。可見避諱說也是靠不住的。

所以，根據現有證據，我們可以將傳本《詞話》刻印的上下限確定為1625—1644年之間。

選自 | 《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1期。注釋略。

編輯：時瑤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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