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評點的新範式

卜健的《雙舸榭重校評批<金瓶梅>》與其副本《搖落的風情———第一奇書<金瓶梅>繹解》，堪稱「金學」研究領域的最新、份量最重的成果，對極富民族文化特色的小說評點學做出了不可小覷的貢獻。如與其他學者的評點本相比，卜著在闡釋文本的價值時，發現和認識小說評點乃是一個有內在思維理路、深具文化意蘊的批評形式。因此在自覺的文本意識引領下，使他的《金瓶梅》評點顯示出新的特色，為構建嶄新的小說批評提供了一個很值得參考的範式。這是一種詩學文體，其背後的社會文化蘊涵、審美體驗與審美判斷，給予我們以啟示意義。

一、評點，見的是性情

評點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的形式，必然是以文本為載體為依託，所以它天然地具有文本中心的品格。卜兄的評批雖然也是依據文本的脈絡推進;雖然也是通過對文本的全面接觸、領悟與判斷;雖然在評批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感悟話語，但是，卜兄首先在「知人論世」上下功夫，直抵蘭兄的文心，為《金瓶梅》文本品格定位。關於這一點，卜兄在《搖落的風情》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的「哀書」說。人們熟知的是，對《金瓶梅》的文本品格，幾百年來就有奇書、淫書、才子書之說，以及筆者贊同的憤書說。而卜兄在提挈全書的序中說:《金瓶梅》是一部奇書，又是一部哀書。作者把生民和社會寫得噓彈如生，書中隨處可見人性之惡的暢行無阻，可見善與惡的交纏雜糅，亦隨處可體悟到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將悲憫哀矜灑向所處時代的芸芸眾生，也灑向巍巍廟堂赫赫宮門，灑向西門慶和潘金蓮這樣的醜類。這裡有一個作家對時政家園最深沉的愛憎，有其對生命價值和生存形態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與世浮沉的放曠褻玩。這就是蘭陵笑笑生，玄黃錯雜，異色成彩，和盤托出了明代社會的風物世情。這段詩性的書寫是極為重要的文字，筆者把它看做是卜著———評批《金瓶梅》的綱。它貫穿於所有眉批、夾批和回後評中，甚至在調侃、揶揄、反諷的文字中都充滿著「哀書」的音符!卜兄曾經歷少年漂泊，亦有大悲憫之心，與蘭兄的悲憫之心隔代契合!事實上，明代幾部奇書都有對人事興亡的儒家式感喟，其憂患意識溢於言表。但是，蘭兄與卜兄卻未停留在感喟世風之澆漓，而是更加關注生命意義以及生命價值的被異化。可作為參照系的是張竹坡氏的諸多批評，其「冷熱金針」一說最富說服力。張氏充分看到了人世間的由熱到冷的炎涼，或曰，《金瓶梅》就是要寫一部由熱到冷的炎涼故事。百回大書，前五十回是由冷到熱，後五十回是由熱到冷。卜兄直逼蘭兄之文心:從主人公西門慶、潘金蓮，一直到西門家族的各色人等，都是以各種形式使生命走向毀滅的(他確實是把無價值的撕開給人看)。蘭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把他的人物置於徹底墮落而又徹底毀滅的境地。他看清了這個可詛咒的社會的罪惡，看清了墮落時代的象徵物———西門大院的不可救藥，於是以凌厲的筆鋒，冷峻的姿態，具象地摹寫一個又一個人物走向生命終結，而一連串個人的毀滅，其總和就是社會的必然崩潰和必然毀滅。讀者透過小說畫面看到了陰森可怖的社會剪影，而導讀者又通過一唱三嘆強化了我們對人生、對命運、對生命況味無盡的遐思。

古人當然不同今人，小說作者當然不同於今之評點者;但今之評點者又往往視古之小說家為知己，不可避免地以想當然的態度視古人，視古之小說家，於是就出現了所謂的誤讀和過度詮釋。但是，卜兄與蘭兄的悲憫之心卻在文本中相遇，深深沉浸在文本之中。小說家之心即他的創作動機，文本之心即文本的文學性，而評點者正是穿越小說文本重新認識、探尋、闡發、繹解小說家至隱至微的文心。卜兄在前人的評點基礎上進行再開掘，推究出古人未曾明言的情愫、思緒、心態，顯然有了一番大的超越。一經比較，會發現一般的小說評點多發微於形式層面(這是極必要的)，比如意象、結構、修辭等等，是「取其形」，而推究小說家的內宇宙，則需要「傳其神」的功力。

二、風情，世情小說內涵的應有之義

一個時代的歷史，有時竟像那漸漸長成又無奈老去的樹，雪朝雨夕，搖落花葉和枝椏，也搖落一地一地的風情。這是詩人評點家卜兄在他的《搖落的風情》扉頁上寫下的「題記」。「風情」二字竟被卜兄如此看重!但從理論思維的視角來觀照，這正是卜兄對小說類型的準確把握。把握類型並非簡單易行之事。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科學地把握小說類型還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中國古代小說類型的區分，長期處於模糊狀態。人們往往停留在語言載體的文言和白話之分，或滿足於題材層面上的所謂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小說等等的界定。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經常出現一種「類型性錯誤」，就是主體在研究觀念和方法上混淆了不同範疇的小說，從而在研究中使用了不屬於該範疇的標準。評價標準上的錯位，就像用排球比賽規則去裁決乒乓球比賽一樣，「張冠李戴」的現象屢屢發生。在價值取向上，諸多的著名小說中，《金瓶梅》的命運是最不幸的，它遭到不公正的評價幾乎也與此有關。其實前賢早已明快地把《金瓶梅》和《紅樓夢》等小說定格為「世情小說」。一般來說，凡世情小說大多離不開「風情」，而沒有了「風情」也就沒有了「世情小說」。所以「風情」就成了「世情小說」內涵的應有之義。卜兄的重要貢獻，就在於他十分明晰地框定了它的核心價值:第一位寫出風情的長篇小說的是蘭兄，即如《金》書開篇所言:「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果然，蘭兄就用了百回大書寫盡了形形色色的一連串大大小小的風情故事。按照卜兄的詮釋:「風情本是市井的亮色，是生命的一道異彩。」他繼而又說:風情既屬於承平時日，但在走向末世時常愈演愈烈，以至於如《金》書所敘，幾乎所有風情故事都通向死亡!西門慶與金、瓶、梅，宋惠蓮與陳經濟，一個個正值青春，又一個個死於非命!這種人生況味的感喟，與評批者把《金》看作「哀書」首尾相應。卜兄唏噓感嘆的是以下十八個字:紅塵無邊，風情萬種，其底色卻是宿命與悲涼。卜兄的「風情」論還有更細密的話語表述，且看下面的文字:永遠的喧囂，必然的寂寥，顯性的歡快，底里的悲愴。世情涵括著風情，風情也映照傳衍著世情;世情是風情的大地土壤，風情則常常呈現為這土地上的花朵，儘管有時是惡之花。正因為此，所有的風情故事都有過一種美艷，又都通向一個悲慘的大結局。這裡，世情與風情的辯證法，卜兄以詩性的筆法，傳達給了閱讀他的評批的讀者。哲理與世情的交融，智性、靈性與感悟的並舉，確確實實打開了《金瓶梅》既神秘又凡俗的大門，他們(卜兄與蘭兄)的默契與呼應啟迪了我們的智商與情商。噢，原來我們應當這樣領略幾百年來常常被誤讀的風情寶典!不能不折服卜兄的「第二視力」的洞見。在風情上所作文章，又因具體人物具體故事而不同。比如吳月娘的不解風情，孟玉樓不擅風情，妓女們也在風情隔一塵，至於缺少意趣的孫雪娥等也當不起「風情」二字。這一系列的精彩分析，讓我們聆聽了對世情小說中何以為風情的解說，我們從中也看到評批者在直抵小說作者文心以後，亦即回歸心靈層面以後，把風情提升到人性層面的剖析。這就是卜兄的功力。

三、故事，紅塵中的人性花朵

小說文體的思維圖式，體現不同小說家、不同目的性的認知活動和審美表述，因此小說思維必然以文體為表徵和旨歸。卜兄的評批就是憑依著他的小說文體意識，又根據自己的審美體驗，對《金》書作出真正屬於小說美學的評批。十三年前，卜兄就有中國小說文體研究的專著出版。其《絳樹兩歌———中國小說文體與文學精神》一書，有四篇論《金瓶梅》的文章，有兩章論《紅樓夢》，四章論《鹿鼎記》，四章論古龍的文章。所寫文章，無一不是緊緊圍繞小說文體和文學精神論述的，文體意識極為鮮明。他置疑雅俗之分，關注的恰恰是類型和章回小說的獨立文體的多樣性、多元性。聯繫到《金瓶梅》之文體，卜兄提出三大重點:市井氣、平民化、個性化。他沿著小說故事情節的滾動，揭示這部小說的獨有神韻:正在進行的，打算進行的，已經進行的關目。在這裡人物的話語和敘事話語緊密交織，指點出人物性格、人物關係、隱喻表情，同時又帶出環境、氛圍乃至器物，進而領略蘭兄豐饒多變的筆觸。在看似零零星星的眉批夾批中，讀者會發現，書中的人物性格、語言動作、敘事話語，不再是以修辭的、技巧的純形式孤零零地存在，而凝結為生活內容與小說家的心靈心態以及語言意蘊等多種元素的聚合。故事是滾滾紅塵中的花朵。小說文類本來就與敘事學有著天然的血緣關係，作為理論形態的敘事學是小說藝術的「類似物」。當把艱深的理論及其術語進行簡約化敘事，就是講故事。中國小說尤其重視講故事，其中變幻妖嬈的情節更是令人驚訝!不過我們又發現，情節的概念在中國敘事美學中的地位顯得有點模糊，相反，評點派更看重「段」，以及「段」與「段」之間的連貫藝術。張竹坡舉的例子就是二十八回圍繞一隻鞋演繹了一大回的故事。卜兄在回後評中充分把握了中國章回體的敘事特色，指出:「此回從金蓮丟失一隻紅繡鞋寫起，一時間亦風生水起，由葡萄架找到藏春塢，由金蓮的紅繡鞋引出惠蓮的紅繡鞋，再由小鐵棍手上到陳經濟袖中，雖是漣漪，卻也層層疊疊，頗有可讀之處。」「於是便有了秋菊的疑問: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這段小小故事，一經點撥，便能明晰地看出《金》書正是通過西門慶、潘金蓮等人物認識了生活中註定要發生的事兒，也認識到了那些俗世故事產生的原因。卜兄發現了蘭兄的腕底春秋，就在於能「貼」著自己的人物，逼真地刻畫出他們的心理、性格，同時又舒展自如地給你講了一段又一段不大不小的俗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