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變革中的突然死亡 

戴鴻慈（中右）、端方及出洋考察諸隨員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尚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緒的名義發布一道改革上諭，正式宣布啟動新政變法。清末新政，前後十年，可圈可點，頗有成績。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在立憲派看來：這是立憲與專制之爭。就在日俄宣戰後三天，立憲派就表示，「國家強弱之分，不由於種而由於制」。隨著日本戰場上的勝利，日俄戰爭結束還不到兩個月，「預備立憲」的啟動儀式就開始了。1905年7月16日，清廷特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政治，不久又加派紹英。這標誌著清政府基本確立了立憲改革的決策，並且邁出了關鍵一步（後因革命黨人吳樾謀炸事件，徐世昌、紹英留京，改以李盛鐸、尚其亨代之）。清末新政的重點就這樣轉移到預備立憲上，圍繞「立憲」，宗室貴胄和漢族大員、體制內外的立憲派和革命黨，三個政治派別、四種政治勢力，在晚清最後十年合縱連橫。1906年9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頒發了《宣示預備立憲諭》，「預備立憲」由此而來。1908年8月，清廷在巨大的壓力下，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並明令以1916年為立憲預備期限。而實際上，清政府的立憲無論是「理論原則」還是「具體實踐」，都遠未達到溫和的立憲派的要求，未能讓立憲派及其他社會各界相信。當一個政權的統治基礎都對其動機大表懷疑，對其毫不信任，對其所作所為大表反對時，這個政權就面臨著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恰為激進的革命準備了條件。是先召開國會再制定憲法，還是由皇家先獨自製定憲法再開國會，成為立憲派與朝廷鬥爭的焦點。只有先召開國會、由國會制定的憲法才有合法性，此時儼然成為社會各界共識，由於立憲派和影響越來越大的紳商都不承認《欽定憲法大綱》的合法性，所以最有力量的紳商率先發起了一次又一次、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的開國會和平請願運動。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以地方士紳、商人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儘管「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卻對自己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毫無所感，就是毫不妥協，對各種警勸充耳不聞，一意孤行，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一定要獨攬制憲權，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結果使本來溫和的、竭力維持體制的立憲派越來越激烈，一場暴力革命，恐怕已難避免。最終，他們豈止「袖手旁觀」，而是與革命派結盟，積极參与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就這樣，為立憲而生的諮議局和資政院，承擔了革命養成所的角色，為一場與它本意完全相悖的革命作了輿論上、組織上和幹部上的準備。1909年張之洞去世，張的「離場」，使朝內失去了調停老少親貴、調停新舊勢力、調停南北爭端的第一元老。而在此前的1909年1月2日，兩宮屍骨未寒，尚帶孝的軍機大臣袁世凱突然被以足疾為由，開缺回籍。袁世凱既有實力，又有經驗，更有手腕，無疑是治國理政的傑出人才，同時也是抑制親貴弄權的第一把好手。隨著袁世凱、張之洞兩位最後漢臣的相繼「離場」，不僅使親貴勢力更加膨脹，竟難以遏制，而且使中樞的領導力危機急劇惡化，大清的江山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最後，皇族內閣的出台給了大清國致命一擊。這個內閣名單絕對是「致命選擇」，13人中，只有4人屬漢人，其餘的不是皇族，就是滿洲貴族，讓漢族士大夫徹底失望。就連慶親王、那桐等人都在閣員名單公布的第二天，奏請收回成命，但沒有獲得攝政王載灃的批准。責任內閣變成了「權貴內閣」「皇族內閣」，這個結果與立憲黨人的期待相距太遠，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通過各種方式向朝廷表達反對意見，希望朝廷知錯即改，重回立憲軌道。五月初三日（5月30日），國會請願同志會聯合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在北京發起成立憲友會，呼籲朝廷尊重君主立憲政體，「督促聯責內閣」。面對各方面呼籲，朝廷裝聾作啞，不予回應。六月十一日（7月6日），諮議局聯合會再通告全國，反對皇族內閣，強烈要求重回立憲體制正軌，憤怒情緒溢於言表，辭氣已近決絕。立憲黨人手無寸鐵，和平請願得不到清廷眷顧。武昌城頭的槍炮聲終於驚醒了朝廷的迷夢，攝政王載灃於11月1日立准「親貴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國務大臣載澤、載洵、溥倫、善耆、鄒嘉來等集體辭職，為新內閣組成掃清道路。緊接著，清廷任命「賢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命其對湖北軍務稍作部署後迅速來京，組織完全內閣，「負完全聯帶之責任」。清帝國立憲改革重回正確軌道，然而，就像嚴復當時就意識到的那樣，清廷舉措正確，但是太晚了：「10月30日的罪己詔，皇帝宣誓俯允資政院的意願。資政院馬上要召開會議。皇帝發誓不在內閣中安插任何皇族的成員。他同意完全赦免政治對手，甚至是反對清廷的革命黨也在赦免之列。將由資政院草擬憲法，並無條件接受。然而，清帝國再也沒有改正的機會了。據《國家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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