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的尷尬與勇氣

　　早在周海嬰出生前11年，即1918年，其父魯迅就寫下了一則近乎一語成讖的「隨感錄」：「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裡轉，轉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此語關鍵，在一個「轉」字，事實上則是被「轉」。要命的是，周海嬰這一生，都未逃過「轉」的糾結，他絕少有機會自主、自由，選擇近若咫尺的命運之路。

　　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尷尬。據其回憶：「我的出生是一個意外。母親告訴我，當時他們覺得生存環境非常危險、惡劣，朝不保夕，有個孩子是拖累。但是後來他們避孕失敗，我就意外降臨了。」用彼時流行的文學術語，他乃是一個「多餘人」。

　　也許，正因他是「多餘人」，反而得到了加倍的父愛。只可惜，在他七歲那年，父愛只待成追憶。他從此陷入了父親與「魯迅」，或者說私人的魯迅與公共的「魯迅」之間的戰爭。

　　魯迅對周海嬰的愛，從其遺囑便可見一斑。尤其第五條：「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周海嬰一生果與文藝絕緣，他的專業是無線電，他玩攝影，乃是票友，與職業無涉；他寫《魯迅與我七十年》，據說頗有些迫不得已為魯迅「正名」的成分。

　　從《魯迅與我七十年》看，周海嬰之文才實在平平，不逮乃父遠矣。也許魯迅在其幼時就看穿了這點，故戒其曰「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文學家」前加「空頭」，可知意味深長。

　　陳丹青寫魯迅：「這張臉非常不買賬，又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裡卻透著風流與俏皮……」可你看周海嬰的臉，上述特質一點也無。這張臉有靈氣，卻質樸，充滿了小心翼翼，笑容深處，藏有一絲慚愧。

　　這份慚愧，不知是基於不肖其父，還是對不住國家與時代的厚望。周海嬰大半生，都委曲求全於魯迅的陽光與陰影下。在北大物理系讀書之時，同學可以打橋牌、跳交誼舞，惟獨他不能；兒子的自由婚姻，卻因魯迅的緣故，將自由砍了頭；乃至維護法定權利，都被斥為「魯迅的兒子愛錢」……

　　更可反映其尷尬命運的故事，我以為應是晚年維權。1980年代初，周海嬰向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求「請將歷年來魯迅書籍的版稅、稿費予以結算」，除被人批評「愛錢」，還引來出爾反爾之譏。因為早在1958年，周海嬰與母親許廣平聯名寫信給出版方，聲稱將這筆錢上繳給國家，「以作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建設的一磚一瓦之用」。但周海嬰卻說，那時正在「三反」，不得不如此表態。

　　他這輩子，有多少回，不是「不得不如此……」呢。光陰不可留，生世如轉蓬，這後一句，更像為周海嬰而吟。

　　由此而言，周海嬰一生的一大壯舉，恰在此刻：當出版方歸還了一部分魯迅著作的版稅、稿費後，他並不滿足，繼續追討原稿酬的利息與1958年後的稿酬，並走上法院，一訴而再訴。這頗令一些時人大跌眼鏡。然而，若起魯迅於地下，他當如何？

　　魯迅早說了：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何況這不是報復，而是合法維權。

　　其實，論心氣，若置周海嬰於魯迅的生存情境，未必不能相通。他寫《魯迅與我七十年》，最後寫到羅稷南的回憶：1957年夏天，上海座談會上，羅稷南問毛澤東，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麼樣？毛回答，無非是兩種可能，要麼是進了班房，要麼是顧全大局，不說話。

　　能把這一節寫出來，就是大勇。魯迅的子孫，關鍵時刻的表現沒有愧對先人。（作者系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