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 等：轉型社會與知識分子

　　（高全喜，王焱，劉東，秋風，張維迎）

　　燕山大講堂第183期

　　主題：轉型社會與當代知識分子

　　嘉賓：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市場與網路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高全喜（北航人文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長，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焱（《讀書》雜誌執行主編，北航人文與社科高等研究院講席教授）

　　劉東（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哲學系教授）

　　秋風（學者，北航人文與社科高等研究院教授）

　　【要點1】轉型社會中知識分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放在對的位置，他們所發明的建構理論形成模型，放之社會結構演化點上，會起到鐵道扳道工的作用：不至於大方向走錯。

　　【要點2】道路是擁擠的、城市是難看的、光污染、聲污染，但每家把自己家裝修得像個賓館，這很像現代社會的象徵，現代社會就是這樣，其實你的窗戶擋不住外面的毒氣。如果每個人沒有公共空間，那每個自我特別容易受傷害。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囚徒困境，每個人為自己好，最後對大家都不好。

　　【要點3】我們的學術生態接近全面崩盤，而崩盤裡最重要的一條是做學問最基礎的目的沒有了。

　　【要點4】中國要完成一個現代轉型，需要有一群現代的君子或者現代的紳士。

　　【要點5】從長遠來看真正可怕的是思想、理念，而不是利益。

　　【要點6】人類犯錯誤有兩個原因：一是無恥，二是無知。無恥是為自己利益損害別人的利益，給別人帶來災難；無知是好心，天下為公，要拯救世界，但因為我們無知所以犯了很多錯誤。

　　【要點7】市場經濟可以避免人類無知和無恥導致的巨大災難，相信市場就應該相信自由，贊成自由就應該承認市場，因為它是建立在每個個人基礎之上，每個人給自己帶來幸福才能變得幸福。

　　【要點8】凡是民主制度的國家都最早承認人的自私及劣根性，中國兩千多年都假定皇帝是大公無私的，這會導致人類的災難包括人為的道德墮落。

　　【要點9】儒學是君子養成之學。養成君子幹什麼？「君者群也」，君子的核心功能或者唯一功能是合群、合作，引導合群意識略微不是很自覺的人，解決他們之間的困境。

　　【要點10】語言的腐敗：現在很多人宣傳我們信任的東西，其實是我們不信的東西，以這個基礎再去分析問題會很麻煩，所以強調人的自由、真誠，人必須對自己真誠，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人對自己沒了真誠，我們說的東西和做的東西可以完全不一樣。

　　「高全喜：轉型社會過程中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

　　高全喜：非常感謝燕山大講堂，多次到這邊來，但這次我講的內容跟以前講的法治、憲政不同，這次想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角度探討一下中國轉型社會。轉型社會背後所依據的思想、理論資源是什麼。古往今來社會總是在變革、演進中，中國社會經過3000年變化處在現在當口，朝哪裡變，每個人基於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覺得作為一個學者來說像大家一樣會關注經濟問題、價格問題、就業問題，這是社會的一般現象，就我個人來說，我更加關注轉型社會轉型過程中使這個社會轉變的精神價值思想基礎是什麼，如果這個東西搞不清楚，轉型是否為可遇的，將來會否轉到陰溝里還是艷陽大道不好說。所以有人經常說學術觀念、思想很單薄，錢很重要、經濟很重要，我認為這只是一方面。記得蘇聯改革有最主要的一本書《思想的力量》，談中歐轉型的科爾奈，他前段時間在港台出了一本書，就是觀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這種東西放在歷史的大周期來看，觀念的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社會演變的根本動力。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世界，人的生活區別於動物的生活，核心在於人有觀念、精神、靈魂，這種對觀念的、精神的、思想的關注，我看得比較重。

　　最近兩年我在北航主持高嚴院，除教學外想做的第一套書是能夠把不同的學者聚攏在一起，大家專業不同，文史哲政地法等各種專業，但凝聚在一起是大家在社會中尤其在教育中、變革中能共同尋找到，或者創伸出一種精神的角度，這是從高研院角度而言的。

　　放在中國轉型社會背景下，這些年我比較關注的是百年中國變革，中國從一個傳統王朝社會到一個現代社會的演變，我幾次講座以及書本所關注的不像秋風關注「三代之治」，我關注的是古今之變的轉折，中國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後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我們最關注的是制度轉型，制度轉型我要追問的是內在精神是什麼。昨天我在北京大學參加《政治秩序起源》作者的對話，他談到了上下五千年、政治秩序、起源。我問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精神在其中有什麼重要的作用，西方從古典社會到現代社會有精神的動力，其中基督教是轉向現代社會的主要動力，市民社會的興起、自由精神、資本的精神也是它們的動力，西方故事今天暫且就不說了。中國近百年一直處在轉型中，近百年中國轉型的內在動力是什麼，這值得關注，如果此問題不清楚就很難找到我們轉到哪裡去、期望轉到哪裡去，這個社會是把我們帶上天堂還是地獄說不清楚。

　　秋風在我們高研院做教授，我經常和他探討，我比較贊成他對傳統精神的褒揚、重新解釋甚至注於生命力。但我疑惑的是，單純的中國古典精神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為什麼傳統社會延續了三、五千年到了鴉片戰爭之際、甲午戰爭近百年沒有使我們民族、社會走得更好？反而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某種意義上敗了下來？我提出這樣的疑問。當然傳統中有很多好東西，但好東西在現代社會需要重新激活，激活的動力在哪裡？人這種事物不是物理事物，一個被動的推力就能動起來，是一個生命體，假如一個有意識的文明，如何使一個作為生命體的中國文明能夠煥發出真正的生命？在中西文化衝突中是否有共同的東西，有沒有普遍性東西？假如普遍的東西為我們所分享，再有一種傳統的精神使中國唯一一個歷史沒有中斷的民族，這兩種東西結合起來對轉型社會中未來的指向就感到有所安頓，至少是可遇的。

　　如果是單純的傳統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麼到近代以後就消亡了、中國就敗了。如果是純粹的西方東西到這兒來被殖民化，中國人能變化西方人、外國人嗎？理論上我找不到答案。假如我們覺得中西方之間有共同的東西，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但都分享著普遍的、大的人類精神，但這種人類精神在中國傳統中有五千年、三千年文明的積累，這種積累隨著生命周期，第一輪傳統文明可能由於它盛極而衰，但通過和西方文明的交匯重新刺激我們的新一輪，和傳統不斷絕，等於是重塑傳統，既是傳統的源流，但在現代社會轉型中能夠在西方的刺激下煥發出本身的內在精神，而不是說把西方東西直接拿過來，就和中國人學外語一樣，你外語學得再好在美國一發言人家就能聽出你是中國腔，這是擺脫不了的，但中國腔有什麼不好？只要大家能聽懂、理解意義就可以了。轉型社會我關注的是這個問題。

　　至於知識分子，特別是當代知識分子，我覺得有兩種解釋：一種從法國系統來說，知識分子具有一定的社會科學知識，對社會的東西加以批判，這個東西有作用、價值，但也隱含著許多弊端。法國、俄國的知識分子容易激進化，容易左傾，容易變成左派極端主義，對這點我有保留。另外，我比較讚賞的的還是英格蘭啟蒙思想的一派，我們看到亞當·斯密、伯克、洛克、休謨等人不是法國式的知識分子，不是大學教授，但完全可以當大學教授，不過他們是紳士、外交官、商人，同時又擁有知識和德性。這類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參與和推進社會的演變起到的作用可能比法國式的知識分子、中國式五四知識分子作用更大，可能後一種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判性有利，但建設性不足尤其沒有自己的建設性。

　　所以最近這幾年我一直和朋友一起做了一套《蘇格蘭啟蒙思想叢書》，一說到啟蒙就說到德國、法國啟蒙，實際上真正有價值和中國傳統思想聯繫密切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蘇格蘭的政治經濟學、倫理學、哲學、歷史學是由這一派人演變出來的。英、美社會之所以比較健康跟這一類知識分子相關聯，所以叫他知識分子也好、紳士也好、文人也好，他們的氣質和蘇俄式、法國式、中國五四運動後共產黨化的知識分子不一樣，所以從我個人來說我比較欣賞這一類，因為他們比較有建設性，對社會積极參与感、建設性足夠得多。在中國當代社會做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更加需要，他可能不是大學教授，但沒關係，他是一個紳士或者如秋風所說的「一個君子」（有社會擔當，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參與公民社會）。秋風談君子，中國儒家君子的色彩比較小，在現在社會已經掉凋落了，這種東西要和西方結合，我更願意用西方蘇格蘭啟蒙的定義來命名，我大致說這麼多，謝謝大家！

　　「王焱：轉型社會中知識界亟需做一些理論準備」

　　主持人：高老師提出了幾個問題，一個是轉型社會轉向何處，動力在哪兒，轉型社會過中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是蘇俄式、法國式的批判型的知識分子還是參與建設型的知識分子，這兩個不會截然對立，下面我們聽聽王老師的看法。

　　王焱：今天的題目叫「轉型社會與當代知識分子」，在後發展國家裡知識分子在轉型社會裡發揮著比較重大的作用，比如英國社會的社會結構決定了這些知識分子起到後發作用，比如光榮革命後好幾年默克爾出來，英國發生工商業革命，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來。還有一類國家的知識分子起到先導作用，比如法國、俄國，因為社會結構本身沒有最先突破，比如英國的工商業革命實際上是在世界範圍內第一個從經濟方面實現了現代性的突破，在其它國家裡沒有出現這樣的突破，所以英國的經驗和後發展國家不一樣，在後發展國家裡普遍的知識分子會起到先導的作用，因為他們有知識、眼光開闊、感覺銳敏。知識分子的理論素質對國家走向現代化道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有兩種：

　　一種是知識分子的作用估計過高了，出現像法國大革命時代，比如大革命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當成聖經，率先實現平等。但平等有多種，有自由平等，這是法國知識分子贊成的；但還有普遍壓制下的平等，即中國古代時期的平等，秦始皇開創的秦漢模式，所以在70年代毛澤東說「百代猶行秦政制」，不認為他代表的革命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只不過是秦始皇開創模式的延續。有時候把平等放在過高的位置上，結果落得「要過高的平等就是要過高的奴役，結果並不理想，而且要很大的代價最終才能擺脫這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是把知識分子的作用估計得過低，在英國很少聽見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有多麼大的威望，和社會沒有密切的關係，過低情況下變成反制主義，進而變成不講道理、民粹主義、暴力。在轉型社會裡知識分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不可高估，放在對的位置，他們所發明的建構理論形成模型，放在社會處在結構的演化點上，這種模型會起到鐵道扳道工的作用：不至於大方向走錯。

　　中國知識分子從鴉片戰爭到現在170年，有很多經驗、教訓與失誤，最近《人民日報》重提這個問題：我們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這是清末人的話，170年了還沒有走出來，如唐德剛先生所言：走出歷史三峽500年。他可能悲觀了一點，但現在170年還沒有走出來。所以清末人的憂患意識在當代還適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是秦始皇開創的秦漢政治模式，要跳出這個模式。秦漢政治模式在歷史上有其輝煌，比如中古時代中國是東亞文明圈的中心，文明力量輻射到越南、日本、韓國等，發揮著中心的作用，有些經濟史家計算那個時代，這個文明圈是經濟最發達的。但一遇到現代性的挑戰就不一樣了，不是中古模式所能從容應對的，需要中國知識分子有方方面面的知識，一是歷史知識，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演變過來的，沒有歷史知識很難應對這個社會，不知道這個東西從哪兒來的；二是社會知識，在一百多年裡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劇烈變遷，以往那種大家族式的民間社會已經分解，現在變成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社會，而且大批農民工進城、漂泊在城市中陌生人群中像一個原子一樣，這是社會的劇變。

　　社會另一種社會劇變是觀念，平等觀念高度深入人心，我們看網路上遇到的官僚特權、我爸是李剛使人群情激憤，也許現實並不那麼平等，但在一百多年觀念已經被充分平等化了，雖僅僅是觀念，但「想像中的平等比現實中的不平等更重要。」為什麼？因為現實中的不平等是非法化的、不正當的，變成腐朽的東西。再一個是政治因素，很多是政治問題，你開會經常聽人說這個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等，聽多了也煩了，但沒有辦法，因為那是我們深處的語境，很多問題由政治決定，如果政治根源處不夠履行化，期望經濟、社會履行化很難，貪贓枉法的事很多，徇私不公的事很多，社會不公平不正義感，很多人有被剝奪感，要想經濟平穩的發展增長很難。時代比較嚴酷，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也很嚴酷，要充分應對時代的語境，時代語境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是聯動的，有相互關聯性，同樣面對著古今之變的大語境，單獨的狹窄專業很難充分回應這樣的挑戰。

　　現在很多高校包括老高主持的北航高研院倡導通識教育，希望能造就更多的知識結構更全面、更完善，充分面對各種挑戰的知識結構。我認為這是一個大挑戰，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知識分子是否在知識結構上有了充分準備，未來中國轉型可能更少走彎路，錯得更少，能夠平穩一些，能把中國建成一個有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條件、經濟平穩增長，社會不斷增加公正感，變成一個可預的而又可行的社會，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最大挑戰。

　　主持人：謝謝王老師，王老師講到了在轉型中兩種態度是有損害的，一是過高的估計知識分子的作用，二是過低的估計知識分子的作用。另外講到在轉型社會中知識界一個重要作用是做一些理論準備，理論準備是否充分我們有請劉老師來講，劉老師新出了一本書《我們的學術生態——被污染與被損害的》，我在不同會議中聽到對中國當代知識界的批評，覺得知識界沒有提供足夠的理論和回應當代社會的問題，劉老師也在他的書中作出了批評。

　　「劉東：我們的學術生態接近全面崩盤，做學問最基本的目的沒有了」

　　劉東：我到這兒坐下來過一會兒才突然想起來是什麼題目，我想他們有腹稿，我就趕緊寫了幾點，還是嚴格按照「轉型社會與當代知識分子」的題目講。

　　為什麼要挑這個問題？現在的知識分子和轉型社會之間的關係沒有80年代那麼好了，這是其中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個人原子化很厲害，曾經被我們當成非常先進的所謂的「消極自由」和「低調民主」的口號，當時誤以為這個靈丹一妙藥一來什麼都解決了，高全喜說他喜歡英、美的紳士，最早在大陸提出這個在1989年5月在《讀書》上發表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是甘陽寫的《五四自由的缺失面》，第二篇文章是我寫的，叫《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識分子》，兩個人的態度不同，因為甘陽文章利用了以賽亞·伯林的《自由四講》的說法，最先進的是我什麼都不幹，有不幹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