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德國民眾為何會狂熱追捧希特勒

希特勒（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書屋》2008年第1期，原題為「誰種植了『希特勒草莓』」

一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國總理辦公廳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封從德國農村寄給總理希特勒的來信。寫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農，名叫布魯諾·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寫到:「我終於如願以償，成功地研製出一個全新的珍貴草莓品種。為了展現對帝國總理的敬仰和愛戴，我懇求將這個新品種命名為『希特勒草莓』。」信寫得十分誠懇，情感也很真摯。看得出，這位農民非常實在，真心實意地希望帝國元首能夠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請求。

像這樣普通人所寫的普通的來信，帝國總理辦公廳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萬。信以及郵寄來的包裹來自德國各地，有些還是來自歐洲其他的國家。寫信的有男女老少，職業形形色色，有工人、農民、國防軍士兵、知識分子、政府公務員，還有中小學生。而來信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參差錯綜。多數來信是表達對帝國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相信你，沒有你，我們就是一盤散沙；有了你，我們就是一個民族。」「你遞給我們你的手和你的目光，這目光至今仍使年輕的心蕩漾；美好的幸福它永遠將我們陪伴，這一刻產生如此強大的力量。」還有不少是寫給希特勒本人的情書。從「堅決保證真正的愛情」，願意與元首結為伉儷，到表示立誓要為領袖獻身，奉獻出自己的貞操。一些年輕的姑娘在信中寫到:「親愛的元首，聽說您沒有孩子，這令我難以平靜」，「親愛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個孩子，這是一位薩克 森女人的願望。」

希特勒的辦公室里堆滿了這些求愛者寄來的精心編製的五顏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襪子。當然，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還沒來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處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別執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寫信「干擾元首」，對不起，自然會有人通知蓋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當時的德國，有不少寫信者被宣布為「精神有障礙」，被送進所謂「療養院」。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不明真相者繼續不斷地向領袖抒發情懷，表達情感。

在「萊比錫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的《普通的法西斯》這部紀錄片中，曾真實地記錄下了德國民眾是如何狂熱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紐倫堡召開的納粹黨的大會上，莊嚴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懸掛著希特勒親自設計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納粹）的黨旗，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著一個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對於黨旗的設計，希特勒自鳴得意。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任何黨都應該有一面黨旗，用它來象徵莊嚴和偉大……紅色象徵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徵民族主義思想，『卐』字象徵爭取雅利安人勝利鬥爭的使命。」一隻巨大的雕塑即普魯士雄鷹，高高地懸在納粹黨旗的上端，桀驁不馴，睥睨一切。廣場四周強烈的探照燈光柱，將整個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晝。數十萬群眾和軍隊聚集在廣場，舉旗列隊，高舉火炬，遊行示威。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鼓樂聲以及瓦格納的雄渾樂曲，與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講交織在一起，匯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國交響樂。成千上萬的人們忘情地呼喊著，高唱著，向著主席台上那個大獨裁者歡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講充滿激情，讓台下的群眾更加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聖的德意志人民，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我想，任何一個德國人身處這樣的環境，一定會激動得渾身顫抖，一定會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萬分，一定會為擁有希特勒這樣最「偉大」的領袖而感到幸福無比，也一定會為德意志即將成為最強大的帝國而感到興奮不已。任何一個德國人一旦陶醉於這樣強烈的種族主義情感當中，一旦痴迷於如此盲目的個人崇拜以及極端的愛國主義情緒當中，自然會從理智走向瘋狂，從善良陷入邪惡，從文明墮落為野蠻。

令人悲哀的是，此時此刻，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一直沉浸在一種崇高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之中，真的以為要跟隨偉大領袖投身到無比壯麗的革命洪流中，去創造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神聖事業。

面對這一切，正像西方學者所評價的，「攝影機不會撒謊，它把希特勒惡魔般的本質和把人類自制力喪失殆盡的情況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遠使人不寒而慄」。

面對這一切，我們又該說些什麼呢？黑格爾政治哲學中有一個極深刻的觀點，至今未曾被人們恰當地理解——他說:國家不是建立在物質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當1932年，已經成為納粹黨首領的希特勒曾躊躇滿志地宣稱「國家社會主義塑造了一個包括兒童和老人的群體，沒有人能夠使這部德國生活的龐大交響曲沉默」時，他的願望實現了。希特勒所締造的第三帝國就是一個建築在納粹主義精神上、建築在那個時代的每一個德國人靈魂中的罪惡之國。

二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些珍貴的史料時，不能不感到愕然:這難道就是深受魏瑪文化熏陶，產生過康德、黑格爾、歌德、馬克思、愛因斯坦、巴赫、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滿理性的德意志民族？這難道就是被馬克思譽為由於「高盧雄雞的高鳴」和「思想的閃電」的射入從而得到復活的德國？

筆者曾由衷地感嘆過德國人民的素質。在《留德十年》這本書中，季羨老回憶，二戰後期，當年他寄居的德國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極為緊缺，市政府下令允許市民上山伐木，不過，僅限定在市政府做過記號的樹木，其他樹木仍舊不許砍伐。儘管德國冬季異常寒冷，當時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無一例外，全都自覺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規定。我曾設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國家將會怎樣？會不會由於生活的艱辛出現亂砍亂伐？會不會為了執行政府的規定而派出軍警去看管這些樹木？

二戰後期，美軍攻入法國境內，俘虜了一批德國軍官。一天晚上，美國軍營舉行晚會，也邀請了一些戰俘營里的德國軍官前來參加。一些美國軍官上台表演節目，而德國軍官則旁坐一邊靜靜地觀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國少校對表演不以為然。這種情緒被一位美國將軍看出來了，他詢問施密特少校:為什麼？少校言道，你的樂師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樂曲時有許多錯誤。

美國將軍頗為自負，特別是作為戰勝國的軍人覺得顏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氣揚地邀請這位戰敗國的俘虜去演奏。施密特有些遲疑，剛一起身就被美國人拉到了鋼琴旁邊。施密特整了整軍服，深吸一口氣，開始了演奏。流淌、優美的音樂旋律伴隨著高雅的演奏風度，使整個大廳一片沉寂。結束以後，爆發出一陣經久不息的熱烈的掌聲。

此時，美國將軍尊敬地問起施密特，是不是從哪個音樂學院畢業的？少校頗感驚訝，回答道:我從沒讀過音樂學院，我只是從西里西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正規德國軍官。

趙鑫珊《希特勒與藝術》一書也曾提到，二戰結束後，駐德美軍清查蓋世太保的財務，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這個曾經在納粹時期權傾一時、掌握著生殺大權的秘密警察組織，竟然沒有貪污事件。聯想起許多國家屢屢出現的腐敗，不禁叫人感嘆:管中窺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質和教養由此可見一斑。

可就是這樣一個有著高度文明素養、自律廉潔的民族卻如此擁戴希特勒這樣一個製造種族滅絕的殺人犯，一個毀滅世界的戰爭狂，甚至不顧一切後果地跟從他，把整個歐洲，包括他們自己拖進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為毀滅人類文明的罪魁禍首，這究竟是為什麼？

1938年11月9日，在德國歷史上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水晶之夜」。這個極具浪漫色彩的名稱，卻是與最醜惡的迫害猶太人的暴行聯繫在一起的。從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間，德國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猶太教堂變成了一片火海，超過七千五百間的猶太人的百貨商場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數百幢的猶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數千名猶太人慘遭侮辱、毒打，大約三萬名猶太富人遭到綁架，被勒索的贖金高達十億馬克。劫難之後，四處都是殘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猶如嗚咽哭泣的水晶，在慘白的月光下閃爍著晶瑩的淚光。事後，為了補償所謂「眾怒」，猶太居民還必須掏出一百萬帝國馬克作為「贖罪金」。

據史料記載，希特勒當政時期，曾有數十萬德國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遭到納粹殺害的猶太人高達六百六十萬。參與迫害和屠殺的這些人並非全是希特勒的黨衛軍和蓋世太保，不少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中下階層民眾。為什麼這些「普通的德國人」會積極地、自願地參與納粹的大屠殺？為什麼他們對自己猶太同胞如此殘酷？甚至當希姆萊已經要求停止屠殺之後，許多人反而還不肯住手？

二戰結束後，在德國的盟軍佔領區內曾開展了一次名為「去納粹化」的清洗行動。除納粹一級戰犯必須在紐倫堡接受審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國人口在盟軍佔領區內接受了「思想改造」。為此，美軍專門成立了一個搜緝與甄別組織，叫做「智慧小組」，小組成員前後共有二萬二千人之多。他們設計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問卷，規定凡年滿十八周歲的德國人都必須填寫。問卷雖然只有兩頁，但卻設計了一百三十二個問題。美國人希望藉此篩選出具有危險傾向的德國人，清除納粹勢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觀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響。

從1946年春天開始到1949年夏天，「去納粹化」的清洗活動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參與被調查的一千三百四十一萬德國人當中，有六百五十萬人曾是納粹黨員，這其中有將近五十萬名教師。調查還顯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務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師都曾經是納粹黨黨徒。

在英克·布羅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寫的《他們為什麼效忠希特勒》這本書中披露了一份資料，在希特勒統治時期，共有一千三百多萬納粹黨徒，幾乎佔到當時德國整個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人數，當時的德國，簡直可以說就是一個「全民納粹的國家」。

一個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養」，有「行為嚴謹」、「舉止自律」、「品質廉潔」的高尚品質確實是好事，也的確能使個人保持潔身自好。但這絕不能保證這個民族不會誤入歧途，也不能保證這個國家在極權專制的體制下不會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國家的罪孽來。或許，能否正確地把握國家的自身發展方向，能否真正運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運，使之成為捍衛做人的權利，更能體現一個民族的素質。

盧梭曾斥責過歷史上的那些「高貴的野蠻人」，儘管他們很「高貴」，高舉著正義的標語，高呼著高尚的口號，但卻干出了卑鄙無恥的行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但人想做天使，卻做出惡魔的行為」。由此，更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的是:納粹罪惡的形成以及眾人參與的根源；更值得我們進一步檢討的是永遠將人類劃分為敵人與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們進一步詰問的是:「為什麼人性中的醜陋與罪惡在極權專制的體制下會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盡致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