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輯思維164期文字版：南明死局（三）

【弘光政權：並不缺乏武力】

為什麼我對只存在了短短一年時間的南明弘光政權這麼感興趣？其實，我並不是想講歷史，而是為了破除管理學上的一個誤區。

過去很多人都覺得，一個企業組織想要強大，管理肯定得科學而嚴謹，內部組織化和結構化的程度越高，對外的戰鬥力和對環境的適應力就越強。所以前幾年很多老闆看到《執行力》這本書都眼前一亮，如獲至寶，給公司每個員工都發了一本，雖然他們自己都未必讀完了。

這個現象的重點在於「執行力」這三個字，很多老闆都認為自己的戰略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因為中層幹部和員工執行得不到位，企業才沒有戰鬥力。所以，解決辦法就是加強管理，提高執行力。

我想通過分析南明弘光政權的這三篇文章，讓大家看到一個相反的事實——企業內部的組織化程度越高，對外的適應力越差。所以，我才有興趣來解剖南明弘光政權這隻小麻雀。

在前兩篇文章里我分析了皇帝的問題，又通過阮大鋮的例子梳理了文官的問題，但是最奇怪的問題出在武將身上。因為我已經給大家講了這樣一個前提：弘光政權並不缺乏武力。

第一點，看數量。 如果把江北四鎮以及武昌左良玉的部隊全部加上，弘光政權至少有100萬兵員。而這個時候北方的清朝有多少兵員呢？整個滿族當時才有20萬人，它的軍隊只有2萬至6萬人。如此看來，南明政權怎麼會打不過清軍呢？更重要的是，就算南明的戰鬥力比較弱，也不能一場仗不打吧？可是在清兵征服江南，就是毀滅南明弘光政權的時候，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戰鬥，好像清兵一至，天下就土崩瓦解了，這未免太奇怪了。

第二點，南明的兵員可不是烏合之眾，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精兵。且不提左良玉——他是明末的一個名將，我們只看北方四鎮。北方四鎮的將領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和劉澤清，這裡面只有一個草包，那就是劉澤清。劉澤清是從山東總兵任上帶著自己的地方部隊往南退守的，所以這支部隊根本沒有打過硬仗。

而黃得功和劉良佐都是在明末農民戰爭中久經沙場的，絕對不是沒有打過勝仗的將軍。高傑就更不得了了，他的外號叫「翻山鷂」，是李自成的老鄉，也是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元老。兩個人關係本來很好，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

李自成有一個老婆叫邢氏，據說長得很漂亮，又有大局觀，還會算賬，所以李自成就把她當辦公室主任加CFO來用，把糧餉、軍事器械都交給她保管和分發。高傑是將領，經常來領糧餉和器械，兩個人在屋裡算著賬，慢慢就算到床上去了。但這兩個人很害怕，因為李自成殺人不眨眼，為了兩個人美好的愛情和未來，高傑就向明朝投降了。所以高傑既熟悉農民軍的作戰方法，又熟悉官軍的作戰方法。他帶領的部隊雖然後來被打敗了，但仍是江北四鎮中最有戰鬥力的。據說高傑這一鎮有40萬兵馬，而且兵強馬壯。所以，南明朝廷這個時候並不缺戰鬥力。

最後一點，江北四鎮的布防是非常有章法的，總設計師就是著名的史可法。史可法當時想，南京在長江以南，那麼至少要在前方布三道防線。首先是從安徽的鳳陽到徐州、淮安，這是北部的一道防線，布了兩個鎮的兵馬。然後再往南一點兒，從安徽的六安到廬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再到揚州這一帶，布兩個鎮。還有一道長江防線，布了些水軍在那裡。既然這個時候南京城外有三道防線，怎麼可能一仗未打就崩潰了呢？

【軍隊：到底是怎樣一種存在 ？】

任何軍事常識都沒法解釋這件事，所以我們必須回到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上：軍隊在中國古代的皇權政治結構當中，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可以說，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特別早熟的國家，管理上特別有辦法。軍隊就好比一把刀——我們在玩刀的時候總會很小心，軍隊在政治制度中就是這樣一個存在，它永遠會帶來三個噩夢。

第一個是財政噩夢，因為養軍隊花銷太大，國家財政會吃不消。第二個是軍閥噩夢，一旦把刀把子交到別人手裡，就會對皇權造成致命的威脅，比如唐代的「安史之亂」。第三個就是戰鬥力噩夢，如果管得死死的，軍隊就沒有戰鬥力，所以在宋朝、明朝遇到外來危機的時候，軍隊毫無抵抗之力。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皇權政治永遠要在三個噩夢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看中國歷史的時候，發現這個平衡點找得最好的是唐代初年的府兵制。什麼是府兵制？簡單來說，就是皇帝划出一些地方，這些地方在唐代叫折衝府，折衝府管轄的老百姓不必交皇糧國稅，自己種的糧食自己吃。但是要承擔一項義務：國家一旦要調兵出征，他們要自備鞍馬兵器，隨國家出征。

但是折衝府的這些士兵並沒有固定的將領，國家一旦有事，會從朝中派一個將領帶兵出征。這套制度就解決了我剛才講的三個噩夢。

第一，財政噩夢沒有了，國家實際上不用養兵，只需要給府軍一些土地就可以了。第二，軍閥噩夢也減輕了，將軍是朝廷為了特定的戰鬥目的派到戰場上去的，他跟府兵是臨時性的組合，平時不生活在一起，沒什麼感情，士兵也不從將軍手裡領糧餉，怎麼會形成軍閥呢？第三，府兵的戰鬥力很強。因為不用交稅，府兵的日子過得比較好，農閑的時候可以跟小夥伴一起練練武術。上戰場的時候這個優勢就體現出來了，比如狗剩跟二柱子是從小一起長大的，狗剩一旦遇到危險，二柱子肯定會拚死相救，所以戰鬥力比較強。

有人可能會反問：「這麼好的制度，後面的王朝跟著學不就成了嗎？」

學不了。為什麼？府兵制是在南北朝後期才醞釀成熟的，那個時候國家的幅員範圍較小，發生戰鬥的地點相對集中，府兵就比較好管理。他們平時種地，發生戰爭的時候出去打一仗，要麼戰死，要麼安然回家繼續種地，所以折衝府的社會組織關係相對比較穩定。

可是到了隋唐的時候，那麼大一個帝國，一個士兵徵發出去，可能好多年都回不來，折衝府的社會組織就崩潰了。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兵車行》里有這麼幾句：「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意思就是，我15歲的時候就去征戰了，40歲時還沒有回到家裡；離開的時候里長給我裹了一下頭巾，現在我頭髮都白了，還在戍守邊關。可見府兵制在那時就搞不下去了。

府兵制這個均衡點破滅之後，宋代和明代就有了一系列的噩夢。財政噩夢是另外一條線，我暫且不講。最關鍵的一對矛盾擺在了面前：如果任由將軍帶兵，戰鬥力可能不錯，但是容易形成軍閥勢力；如果為了防止形成軍閥，把將軍和士兵分開，把調兵權、發軍餉的權力、練兵權統統分開，戰鬥力就不行。

這個優先次序應該怎麼選呢？從宋朝到明朝，漢族皇帝的選擇都一樣，就是寧願外戰外行，也得內鬥內行。

【南明王朝：控制力與戰鬥力只能選一個 】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這個選擇，因為外戰是和北方的少數民族打，好歹還有價值觀、文化差異等當防火牆，還有還手之力。但是內鬥可不一樣，一旦在權力結構內部崛起一個強權，換皇帝就跟打麻將換聽一樣容易。「陳橋兵變」中，趙匡胤無非是把身邊的一支部隊帶回了都城，皇帝就乖乖讓位了。

所以，皇權要想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須要加強控制。可是怎麼加強控制呢？從古至今，從中國古代的王朝一直到今天的大公司，無非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內部結構分化，形成各種各樣的組織部門，互相之間監督制衡；第二個方法，使這個已經分化的組織結構僵化，強調組織紀律。

《物演通論》這本書里提出過一個概念，叫「遞弱代償」，就是說所有系統的存在度都是一路下跌的——這可不僅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規律，更是所有組織發展的規律，包括物質，包括宇宙的粒子，都是按照這個規律發展的——為了反哺存在度，系統只能通過分化，然後媾和，形成一個更為複雜的系統。可是這樣一來，雖然存在度保住了，但是整個系統的強度會劇烈地下跌。

南明王朝為什麼戰鬥力那麼差？就是因為它是按照先分化、再僵化的結構路線發展的。什麼叫分化？就是讓文官去管武將。這聽著很不合理，怎麼能讓外行去管內行呢？可是沒辦法，武將沒文化，沒價值觀，不知道忠君愛國，經常犯上作亂，那就讓有理想、有文化的文官來管他們，從宋代以來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都知道宋代皇家有一條祖訓——國家不殺文臣、士大夫。南宋的時候岳飛被秦檜和宋高宗聯手害死了，大家一定以為忠良被陷害後眾人會為忠臣垂淚吧！事實上並非如此。岳飛剛死的時候，朝中根本沒什麼人替他說話，雖然大家都覺得他可能是冤死的，那又怎樣？他手裡有刀，隨時可以犯上作亂，皇帝為了預防這種事殺了岳飛是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岳飛後來有這樣高的歷史地位？因為高宗的兒子宋孝宗為了北伐，才把這樁舊案翻出來，又是平反，又是官復原職，又是追封——後來南宋的皇帝每次要北伐的時候，就加封岳飛。經過歷史的疊加，才給我們留下了民族英雄岳武穆的形象。

當時的皇帝是不會跟一個普通武將講什麼道理的，殺他就像殺一條狗一樣。這種非常殘忍的邏輯一路發展到了明清，到最後文官地位極高,而武將地位極其低下。明朝的出征圖上，文官被畫得特別高大，旁邊的武將反而被畫得個子矮小，嚴重不符合事實，但這就是當時人的觀念。比如同樣品級的文官和武將，文官就高武將一等；即使不同品級，有時候文官還是高武將一等。這就是內部的分化制衡。

還有一點，就是結構上的僵化。僵化到什麼程度？我只舉一個例子。崇禎九年的時候，明朝已經是「破鼓萬人捶」了，除了農民起義軍此起彼伏，北方的清軍也經常破關而入。有一次，清軍已經打到了北京城邊，首都告急。這時候有一個人挺身而出，就是後來南明的隆武皇帝——唐王朱聿鍵。國家危急，皇上危急，他顧不得「藩王不準帶兵」的規矩，帶領自己的護軍以及募集來的一些人——總共大概一千人，殺到北京勤王去了。崇禎皇帝這個時候也盼著有部隊勤王，但是轉念一想,朱聿鍵是藩王，怎麼可以帶兵勤王呢？所以半路上又讓他回去了，後來還把他圈禁在鳳陽的皇家監獄「高牆」，最後把他廢為庶人。可想而知，國家到了這麼危急的時候，依然不忘對武力的防範，不忘強調內部結構的組織紀律，這就是規矩。

既然要講規矩，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軍隊戰鬥力的下滑。比如明代中期的「土木堡之變」，明英宗御駕親征，帶著50萬大軍，就算打不過對手，邊打邊撤，護得皇帝本人安全總可以吧？這可是護駕之功，任何一個將軍和士兵只要護駕成功，立即就能取得榮華富貴，按理應該人人自告奮勇。結果呢？明朝大軍面對蒙古大軍一觸即潰，50萬人四散而逃，留下皇帝一個人被蒙古人抓走了。

明代中後期也是這樣，例如崇禎皇帝時期的「松山之戰」，明朝派了13萬人出戰，結果一觸即潰，留下一個文臣主將洪承疇。當然，洪承疇很能幹，居然帶領一萬多名殘兵敗將固守松山半年之久。與此相比，那些武將做了什麼？可見明朝軍隊對外的戰鬥力差到了何種地步！

【史可法：與其控制，不如激勵 】

但是，這個邏輯還是沒有辦法解釋南明弘光政權崩潰的原因，因為江北四鎮加上左良玉的軍隊不是一觸即潰，而是100萬左右的士兵全部歸降了清朝。這怎麼解釋？

我們得再次回到邏輯原點，如果你承認過度的控制會導致戰鬥力下降，那我就放開控制，這樣行不行得通呢？

宋高宗趙構就不會這麼做，他自己再難，還是堅持軍隊所有的軍餉由自己發，不肯放鬆控制使軍隊變成軍閥。但是史可法沒有辦法，風箏線和風箏其實已經斷開了，既然事實上已經形成軍閥了，那他乾脆激勵一下手下的將領和士兵。

這和今天很多大公司的做法如出一轍，公司老闆知道互聯網時代不能搞中心化的控制，於是就搞大改革，給員工提供平台，讓他們創業，搞一攬子工程。可是各部門的領導、員工這麼多年來一直被教育要聽老闆的，現在突然要他們聽自個兒的，當然會蒙掉的。

史可法的江北四鎮也是一樣的情況，史可法使用的激勵政策其實比現在很多公司使用的要好得多。

第一，你們駐防的地方，不僅軍隊歸你管，老百姓也歸你管，官司你自己判，所有的田賦、礦山之利和商旅之稅全部歸你。你自己招兵買馬，自己養軍隊，反正中央也養不起了。

第二，如果將來反攻中原，你打下了土地，那麼這片土地也歸你管，所有的利潤都歸你。

第三，現在封的所有爵位將來都可以世襲。

說白了，南明君臣這個時候已經把賬算明白了，眼看著大廈將傾，寧願換得一個晚唐時候的藩鎮割據狀態，也要先把這口氣緩過來再說。

你能說這個策略錯了嗎？很多人說，史可法當時應該待在中央，不應該到江北揚州去督師。可我覺得，史可法去督師才是正確的選擇，如果換馬士英去督師，可能最後下場還不如這個。

我們最需要了解的是江北四鎮和左良玉的軍隊是怎樣惡性演化的。請注意，他們原來只是結構中的一個要件，現在控制突然放鬆了，他們要在市場中，或者說在狂風驟雨的環境中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他們會活成什麼樣呢？一個全新的邏輯鏈條就此啟動了。

我在前面提過，權力系統有一個本能，就是內部結構會變得越來越複雜——這和最高掌權者的個人意志沒什麼關係，是權力系統的宿命。因為權力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就必須把自己的內部變成一個制衡性的網路，這個網路越複雜，它的內部安全性越高，當然付出的代價就是對外部威脅的抵抗力越弱，明代末年的崇禎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等福王在南京建政的時候，突然變了策略，因為這個時候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內部矛盾了，東林黨、閹黨要吵就吵去吧，關鍵是清軍的鐵蹄要南下，而李自成的流寇還沒有被剿滅，此刻，活下來是最重要的，抵擋外部的安全威脅是最重要的。所以，福王朱由崧就不去控制這些結構件了，讓他們各自為戰創業去，只要最終自己還握有一點兒股份，每年的分紅都歸他們好了。史可法在江北四鎮的核心策略其實就是這個原理。

但是，最終的結果讓所有人大跌眼鏡，那些拿到了爵位、土地，擁有空前權力的軍人，沒有為國家廝殺，沒有抵擋，甚至沒有應戰，就全部投降了。

福王很不理解這件事，我給了你們這麼多好處，做買賣還得講究公平，為什麼你們不能回報我一些呢？儒家知識分子就更不理解了，講了這麼多年的忠孝節義，你們總該聽得進一句半句吧，怎麼到最後是這樣一個下場呢？

1644年，也就是甲申年的11月，史可法正在江北揚州督師，但是他已經心灰意冷了。史料裡面記載，當時他跟身邊的人發了這麼一通牢騷：「四鎮尾大不掉。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這話說得殺氣騰騰，就是說江北四鎮這幫軍人，每次找我就是要軍餉，回去之後什麼都不聽我的，已經變成國家的威脅，尾大不掉。我現在有一個辦法，就是把他們全都殺了，把他們的頭掛在南京城門上，讓天下那些不忠於職守、不忠於國家和皇帝的人都看看，這麼干是什麼下場，或許對於挽回局面還有幫助。當然，史可法說的是氣話，他不可能這麼干，清兵馬上就要南下了，這個時候怎麼可以自毀長城呢？但是這也說明史可法絕望到了什麼程度。

而史可法對於這個局面的診斷是基於「不忠」這兩個字，這也代表了當時主流知識分子的看法。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眼裡，什麼叫軍人？當時有一個詞叫「豪豬賤狗之輩」，就是說武將雖然孔武有力，但本質上如同豬狗，沒靈魂，沒思想，得靠我們這些受過孔老夫子教育的儒家知識分子來控制他們、監督他們，他們才有可能為國家效勞。現在一看，他們果然不忠，給了他們那麼多好處，也沒有激發出他們的天良，本質上還是豬狗。所以史可法給他們下了兩個字的斷語：「不忠」。

【軍閥：自下而上的脅迫 】

但這是一個道德判斷，我們看歷史問題，必須學會一個方法，就是從結構的演化角度來看。任何一個組織、企業、國家、朝廷，它穩定下來的這個格局，一定是多種力量博弈的結果，是一個臨時的各種力量的均衡點。有時候一種力量突然崩解，會出現反作用力。南明朝廷就出了這麼一個昏招，突然撤去了軍餉對士兵的控制。原來士兵是這個國家的結構組件，突然把所有的連接件都拆除了，唯一的結果就是結構組件脫落而去。所以這些人不聽你的，有什麼稀奇的呢？

當然，儒家知識分子總覺得自己搞了那麼多年的教育，國家養士兵養了那麼多年，怎麼還無法激發出他們的天良呢？這樣看問題就非常幼稚，要知道，所有的力都是成對出現的，一個力撤除，一定會出現另外一個力的脫序。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來理解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范爺」范冰冰不是講過一句話嗎？「我能經得起多大的詆毀，我就擔得起多大的讚美。」現在你要想當一個網紅，你希望有多少人喜歡你，就一定會有多少人罵你。什麼事情都有一個均衡點，這個均衡點一旦喪失，就必須尋找新的均衡點。

既然要構建一個新的均衡點，就需要一套新的邏輯，而這套邏輯是史可法這些人完全無法理解的，這個邏輯就叫作「自下而上的脅迫」。就是士兵最後投降不能怪他們，他們也是身不由己，不管他們的道德水準如何，最後都是這個結局。

【黃得功：我是身不由己 】

我不是在為幾百年前的「亂臣賊子」辯護，我先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就是江北四鎮將領之一的黃得功。這個人的道德水準在江北四鎮的將領中可能是最高的，劉良佐、劉澤清後來都是主動投降的，高傑是被自己人殺死的，唯獨黃得功死戰到底。他在戰場上被敵人一支箭射穿了脖子，然後他看大勢已去，就自裁了，最後他的士兵在其他將領的帶領下投降了。了解一個人要看他的結局，所以黃得功的道德應該沒有瑕疵。

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弘光皇帝朱由崧逃出南京之後，去的第一站就是黃得功的大營。這說明在弘光皇帝的心目中，黃得功是最忠誠的。他的大營在哪兒？就在羅胖我的老家安徽蕪湖，他最後一戰發生的地方我小時候還去過，就是安徽的荻港。

這麼說來，黃得功的形象很好吧？但是我們來看看他以前幹了什麼。就在他死前不久，也就是江北四鎮剛剛設立的時候，黃得功和高傑兩個人發生過一次火併。軍閥之間搶地盤談不上誰是正義的，誰是邪惡的，但是這一仗高傑打贏了，他偷襲了黃得功，殺了黃得功很多人和馬。

黃得功想要報仇，史可法就趕過來說，大敵當前，咱們以大局為重，都消消火。按理朝廷應該懲罰高傑，但是當時的情況不允許這麼做。再說史可法手裡也沒什麼權力，所以他就擺出一副隔壁大媽的姿勢來勸黃得功，天下人都知道高傑錯了，如果這個時候你放他一馬，街坊鄰居們是不是都會誇你好？

黃得功說，不打也行，他得賠我的損失。高傑同意了，允諾賠他300匹馬。可是馬運到的時候所有人都傻眼了，全部是老弱病殘，根本就不能用。史可法說，你倆千萬別打起來，300匹馬作價3000兩銀子，這錢我來掏。剛好這個時候，黃得功的母親剛剛去世。史可法就說，我再出1000兩銀子的份子錢，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別打了好不好？既然給了這麼多台階，黃得功就把這口氣咽下去了。

後來高傑孤身犯險，被自己人殺了，黃得功得到這個消息後的第一反應就是帶領兵馬直奔徐州而去。徐州是高傑余部的所在地，也是高傑所有家眷的所在地——黃得功不僅要拿高傑的地盤，還要把高傑所有的家眷、部屬一網打盡。此舉把史可法嚇得要死，趕緊從揚州趕到徐州去調停，才阻止了這件事發生。

按道理來講，黃得功這樣的大英雄、大忠臣，不應該肆意地發泄自己的私怨，應該以大局為重，報效朝廷。

要是這樣理解的話，你就不明白什麼叫軍閥。軍閥是脫離了正式社會秩序建立的武裝系統，軍閥的權力來源和正式社會秩序中的軍人不一樣。國家的軍人，他的權力來源於自上而下的授權，國家給他官職、爵位、糧草，然後他來行使權力。可是軍閥呢？不管他是張大帥還是王大帥，本質上權力都來源於自下而上的授權。說白了，如果一個軍頭在軍閥的系統中不能打地盤，不能給弟兄們分酒分肉，那麼他的合法性就不存在。這個狀態其實和我們在香港的黑道電影里看到的是一樣的——老一輩的黑道大哥不想販毒了，不想打打殺殺了，開始做正經生意，結果躥起一個年輕人說，我要掙更多的錢，我要更多的地盤，然後就把老一輩的大哥給幹掉了。軍閥系統就是這樣，你不擴張底下的兄弟們吃什麼？你有酒有肉，可我們呢？所以這種自下而上的授權其實是一個脅迫系統。

如果理解了這個邏輯，我們再去看趙匡胤的「陳橋兵變」，就會有另外一番理解。過去我們都以為，趙匡胤是偽君子，黃袍加身還不滿足，心裡早就惦記上人家孤兒寡母的江山了。

如果你是趙匡胤，一直是軍隊的將領，現在你手下的人把黃袍披在你身上，想讓你帶領兄弟們去謀取富貴，你干不幹？你不幹，那麼請滾開，有的是人干。所以，趙匡胤也是身不由己。

同樣的事情在歷史上經常發生，比如武昌起義中，清軍的協統黎元洪哪裡願意跟著士兵造反呢？最後是士兵把他從床底下拖出來，對他說，想不想干，你都得干。所以黎元洪的大總統地位是撿來的，他是被脅迫的。

我們再回到黃得功的事情上，黃得功有任何辦法嗎？他的士兵被殺，馬匹被搶，明擺著被人欺負。剛開始高傑人多勢眾，自己打不過他，看在史可法給銀子的份兒上，這口氣也就忍了。一旦他有能力幹掉高傑，當然會直奔過去。如果他不做這件事，底下的弟兄會看不慣他，甚至看不上他，他在軍隊的領導力就完全沒有了。所以，你要是黃得功，你做不做？

關於這些事，沒有留下更詳細的史料，我只能從道理上推斷，黃得功是身不由己的。

左良玉：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人，就是左良玉】

左良玉這個人對南明弘光政權背負的歷史責任其實特別大。1645年的三四月份，距離明朝滅亡也就剩一兩個月了，南京城真正的威脅是北方的清軍嗎？不是，而是武昌的左良玉造反了。

左良玉造反的理由是「清君側」，要帶兵去殺馬士英、阮大鋮這幫奸臣。東林黨人當然鼓掌歡迎，而且筆杆子握在東林黨人手裡，所以在歷史的某一個瞬間，左良玉留下的形象是正面的。《桃花扇》裡面，左良玉就是一個正面人物。

可他是個好人嗎？當然不是。按照當時的道德標準來說，他擁兵自重、割據一方，是個軍閥，而且最後還不忠，怎麼可能是個好人呢？

他的道德差嗎？也不是，至少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他在私德上還是不錯的。

第一個，有一次他外出帶隊打仗時，農民起義軍攻陷了他的家鄉，把他全家老小都給殺掉了，幸好他把兒子左夢庚帶在了身邊，才算幸免於難。左良玉後半輩子都不近女色，始終在懷念自己的家人。作為一個軍閥，自然是有酒有肉有女人，能夠忍得住不近女色很不容易，至少說明他不是一個放縱自己的人。

第二個，他有一個恩人，這個人也很有名，叫侯恂，就是《桃花扇》的男主人公、「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的父親。侯恂曾經救過左良玉一命，那個時候左良玉還只是一個普通士兵。左良玉當了軍閥的大帥以後，帶兵經過侯恂的府第時，嚴令士兵不得動那裡的一草一木，他叩拜恩人侯恂的時候也非常恭順。所以，周邊的人都稱讚左良玉是一個知道感恩的人。這樣的人私德怎麼會差呢？

可是他的軍紀極其壞。當時對左良玉的部隊有一句評價，叫「殺掠甚於流賊」。就是說他們殺人、搶東西，比農民起義軍那些流賊還要壞。老百姓一聽說左良玉帶的部隊來了，都嚇得四散奔逃，多次慘劇都見於史冊。所以左良玉這個人極其複雜，只有理解了我在前面講的軍閥的權力系統的基本邏輯，我們才能夠理解左良玉的行為。

其實，不管左良玉個人道德是好是壞，他對自己做的所有的事——包括表面上的好事和表面上的壞事——都沒有辦法負全責，都是迫不得已的。我可不是替他說話，我只是想強調，觀察一個歷史人物的行為時，不能只從他的個人意志出發，得充分考慮到周邊環境對他施加的限制性影響。

比如左良玉東下造反去「清君側」，你以為他是真的喜歡東林黨人，一定要打倒馬士英嗎？可能他個人的價值觀確實是這樣的，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造反，而是為了去搶糧食、搶錢。因為左良玉的部隊是最窮的，為什麼？他的兵太多了，歷史記載超過100萬，這可能有些誇張，但幾十萬總是有的。跟江北四鎮比起來，左良玉的部隊人數最多，可是他的防地僅僅是湖北一帶，而湖北一帶已經很殘破了，根本養不活這麼多人。

皇帝還不差餓兵呢，他能怎麼辦？第一個辦法，就是任由士兵去搶老百姓，他只能把眼睛閉上。如果搶老百姓仍然沒法解決問題，就要到別的地方去搶，這個邏輯和流賊是一樣的。但是他是朝廷的命官，又有固定的防地，所以他必須找出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還有什麼比「清君側」更冠冕堂皇的呢？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這不是我胡說，舉個例子。1644年甲申年的時候，北京城破，左良玉突然發現，南京竟然冒出一個皇帝來。左良玉手下很多將領都是粗人，說：「什麼狗皇帝，還給我們下命令！瞧他給的這點兒軍餉。南京不是有糧食嗎？我們乾脆就到那個花花世界去，我們去打他吧！」

左良玉是朝廷命官出身，堅決不肯，說我們要忠於中央。然後他講了一句話：「過此一步者，良玉視之已死。」就是說，你們這幫將領，只要過了這道線，我就死給你們看。這哪是什麼惡霸、軍閥講的話？這完全是一個用自己的生命去脅迫一幫流氓的忠臣的口氣。

後來左良玉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派一堆炮艇在下江口封著，誰都不許走。第二件事，他從自己的私房錢里掏出兩三萬兩銀子，分給這些將領。左良玉的兒子左夢庚不大捨得這些錢，左良玉就特別痛心地罵他：「你以為這些錢是你的嗎？看來我左家真的要完蛋了。」

他起兵之後，中途得病死了，臨死的時候講了這麼一句話：「吾不能報效朝廷，諸君又不從吾法制，以至於此。」就是說，天下之所以鬧成這個樣子，一方面是因為我沒能耐，不能報效朝廷；另一方面是因為你們都不聽我的，我有什麼辦法呢？所以左良玉臨死的時候，心中一定充滿了悲涼和無奈。

有人可能會說，左良玉要那麼多軍隊幹什麼？不養百萬大軍，後面的這些邏輯不就不成立了嗎？要知道，軍閥是脫離了正式社會制度的一個暴力系統，別看他有刀有槍，其實充滿了不安全感，因為他隨時要用暴力去解決問題，所以多一條槍、多一個人都是好的，發展到最後一定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直到他的系統崩潰。

說個題外話，有人說民國時候的軍閥很好，不打仗的時候長袍馬褂，禮賢下士，還會辦大學、模範村。這其實是被它的表象矇騙了。

只要它不是一個正式社會制度下的暴力集團，一定會產生三個結果：第一，戰鬥力極差，軍閥是不愛打仗的，因為它要保存實力；第二，對老百姓一定越來越狠；第三，它一定會越滾越大，直到崩潰為止。所以軍閥系統一定是社會毒瘤，不存在任何好的可能性。

我們回到南明，弘光朝廷崩潰之後，為什麼所有的軍隊都投降了？這跟將領的個人道德沒有關係。左良玉臨死的時候交代下來：「我死之後，你們最好能為國家捍衛疆土；如果你們辦不到，找一個地方自給自足也挺好的。」可是沒人聽他的，所有將領擁立他的兒子左夢庚，之後投降了北方的清朝。

黃得功臨死的時候也是，他被一箭射穿了脖子，立馬抽刀自裁。臨死的時候他都沒說「你們繼續戰鬥」云云，因為他知道，自己一死，剩下的將領帶一定會著士兵投降，任何意志都無法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

你理解了這些才會知道，南明的悲劇到底悲慘在哪兒。

【大系統突然倒地身亡之後】

如果你讀得出我的弦外之音，大概已經明白了，我哪裡是在說什麼歷史，我是在說一個大系統。如果這個系統內部高度分化，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管理非常發達，但是在外部衝擊面前是不堪一擊的，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力控制系統瞬間就會崩潰，這就是南明弘光政權。

當然，中國古代王朝崩潰的底層原理其實是差不多的，為什麼一定要挑南明說呢？第一，史料多；第二，牽扯到太多的愛恨情仇；第三，它是皇權系統演化到最後階段的一個產物，所以特別值得拿出來說。

我再給大家補充一個視角，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在弘光政權崩塌之前，這個國家好像就沒什麼忠臣孝子，不管文官還是武將，一看清朝人打過來了，馬上就選擇了投降。而弘光政權崩潰之後，抗清運動反而風起雲湧。南明政權可不只有弘光政權一個，後面還有隆武政權、紹武政權、永曆政權等，可是這些政權的主政者，主要依靠的力量恰恰都不是原來朝代體制內的力量——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

給大家舉幾個例子，比如剛才提到的江北四鎮，當中唯一一個有志恢復中原的是誰？是高傑。高傑是李自成的人，不是來自大明朝內部的人，只不過史可法非常有人格魅力，感化了他。高傑想帶隊出征，可是還沒出征就被底下人給害死了，這是個悲劇。

後來支撐永曆政權的孫可望、李定國，這兩個人都是張獻忠的人。更有名的就是鄭成功，他收復台灣，把明朝的國祚延續了幾十年，可是鄭成功也不是體制內的人，甚至都不是儒家文化圈的人。他來自海盜世家，出生於日本，他媽媽是日本人，從小講得一口日本話。他突然對儒家文化感興趣，突然對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後來皇帝賜了姓，世稱「國姓爺」，是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

這些現象背後的原理是什麼？原來的大系統突然倒地身亡之後，在它的屍首的旁邊突然長出來一些小花小草，看起來是延續了大系統的生命，但小花小草跟大系統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是自我意志決定的產物，不是那種靠長期的洗腦、灌輸、控制、討好、馴養的產物。這個現象和我們過去熟悉的管理學思維正好相反。

【互聯網時代，人類組織的未來 】

管理學中有一個假設前提，就是通過一套制度設計讓一個人的行為變得可控，至少可預期，這樣整個組織的戰鬥力會提高，但是事實往往正好相反。反過來說，一個人如果你不管他，任由他發展，他就一定會墮落嗎？他就一定會遠去嗎？事實證明未必如此。

這就是我這篇文章真正想說的東西。這幾年很多傳統企業都想轉型，我們不能說它們的理論認知不到位，很多企業家對各種理論張口就來，什麼「中心化的組織過時了，一定要去中心化，要把企業變成一個平台，讓所有的員工當創業者……」，這套理論他們都懂。但是原理上認識得清楚，並不意味著在路徑上就能走對。

其中的誤區在哪兒呢？說到最底層，就是沒有清晰地認識到人的價值，並且尊重人的價值。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很多企業轉型，動不動就要成立一個只屬於總裁辦的、直接對董事長彙報的「企業轉型戰略領導小組」。看起來決心很大，可往往幹不成什麼事，為什麼？因為這種做法還是想通過一整套辦法，一攬子地解決問題。而成功的轉型策略往往是設立特區，讓人的創造力、能動性充分地發揮，相信一旦某些人成功了，其他人會跟著學。這就叫認識到人的價值，並且尊重人的價值。

再舉一個例子，很多企業動不動就要舉全員之力搞什麼新業務，往往都搞不成，為什麼？因為企業最值錢的不是手頭的錢或者資源，而是創業者本身。不要以為在市場上找個職業經理人，給他一堆錢、一堆優惠政策，他就能把事干成。創始人是握有最大股份的人，只有他握有這個企業的基因，只有他知道怎麼干。所以我看到的新業務開創成功的企業，往往都是創始人自己帶一個小分隊撲上去，這叫尊重人的價值。

我們公司的員工只要是為了業務需要，請人吃飯的錢都可以拿來報銷，我們也不做甄別，因為相信他。我和我的合伙人有一個理想，想要構建一個成人式的公司，老闆和員工互相信任，誰也不把誰當孩子，誰也不把誰當壞蛋，所有人只是在共同的價值平台上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能動性。

有一個朋友反駁過我，他說：「羅胖，你胡扯，一個公司如果沒有良好的管理，它是長不大的。你現在是因為公司人數少，才可以這麼做。」

我確實有這樣的擔心，我們公司現在有100人左右，如果變成300人、500人、800人，甚至1000人，這個管理風格還能不能持續呢？我不知道，也沒有必勝的把握。但是我希望這個時間點到來得越遲越好，甚至永遠不要到來。這是我的理想。

這個理想不是憑空而來的，其實，在互聯網時代之前就存在這樣的商業組織，比如球隊。球隊是可以掙錢的，球隊也是一個組織，可是我們什麼時候在球隊裡面見過嚴格的管理？就算是球隊的隊長，他也管不了其他人。

球隊的本質是什麼？大家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贏，然後每個人踢好自己的位置，球員之間互相信任，不就行了嗎？未來商業領域一定會出現這樣的組織，美國矽谷已經有大量的公司正在嘗試這樣的管理方式，這樣的協作體才是互聯網時代人類組織的未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面對南明這樣一具屍體，我們真的要思考一下，我們到底是要一個朝廷式的組織，還是要一個球隊式的組織？

書友之家：愛讀書，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