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摘要]西哈努克創作了《萬歲！人民中國！萬歲，主席毛澤東！》。

一

「八個樣板戲，外加一個『西』遊記。」

「樣板戲，老三戰，西哈努克到處轉。」

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翻來覆去放映的《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這「老三戰」，電影銀幕上最常見的便是「新聞簡報」，而「新聞簡報」中最常見的消息之一則是西哈努克親王在中國各地訪問。於是，民間開始流傳這樣的順口溜。

從1970年開始，西哈努克曾長期流亡中國。雖然正逢文革期間，但身為中國政府認可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得到的待遇並沒有打折。

中國政府將漂亮寬敞的前法國駐華大使館（東交民巷15號院）提供給他作為官邸，請來上海著名西餐廚師、全國人大代表郭萬棠為親王主廚。為了照料西哈努克的身體，中國政府還特別安排了北京醫院的金玉如醫生擔任他的保健大夫。根據金玉如後來的回憶，醫療專家組為親王制定了嚴格的飲食計劃和健身計劃，這個計劃詳細到對於親王的體重也有明確的要求：最好是73公斤。

當然，比起政治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料只能算是小事。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內閣首相朗諾發動軍事政變，廢黜西哈努克國家元首地位，後又判處他死刑。西哈努克被迫流亡中國，而中國政府很快為他的東山再起提供了支持力量。

當年5月5日，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就在北京宣告成立。在這個特殊的流亡政權中，西哈努克親王任國家元首，賓努親王任政府首相，在柬埔寨境內作戰的喬森潘任副首相。

就在那個月，一份著名的聲明問世了——那就是由時任外交部代部長的喬冠華起草，並經毛澤東親自審閱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不久之後，心懷感激的西哈努克親王創作了一首名為《萬歲！人民中國！萬歲，主席毛澤東！》的歌曲：「高棉人民在民族危亡時刻，得到偉大朋友全力支持。萬歲，人民中國！萬歲，主席毛澤東！你一貫維護您的戰友高棉人民的正義事業。中柬人民堅決戰鬥，直到帝國主義徹底滅亡。我們亞洲苦難將從此結束。」

1975年，西哈努克執掌的政權取得了戰鬥的勝利，推翻了朗諾偽政權，收復了柬埔寨，親王本人也再次歷任國家元首、主席、國王。不過，他在歌中預言的「帝國主義徹底滅亡」和「亞洲苦難將從此結束」卻不甚準確，因為歷史的道路發生了弔詭的變化，中國不再是美國為帝國主義侵略者，反倒在一番眉來眼去之後，與之建立了外交關係。

二

雖然西哈努克親王在文革期間獲得了優厚的待遇，但另一些同樣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老外們，卻沒那麼幸運。

比如馬海德醫生。1936年，在中國共產黨需要一名記者和一名醫生的時候，他和斯諾一起來到了延安。後來，斯諾離開了，馬海德留下來當了八路軍總衛生顧問，後來又成為1949年之後第一個加入新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文革期間，馬海德被懷疑為「外國間諜」，他在「文革」初期被抄家，所有的英文信件、資料，包括當年毛澤東的病歷等資料全被抄走。從那以後，馬海德被人24小時監視和跟蹤，家中的電話被竊聽，家門口還有人盯梢。

更令馬海德感到痛苦的是，他親自籌建的麻風病研究中心，被無端污衊為「修正主義的窩子」，麻風病防治隊被解散了——這不僅意味著他的才能無法發揮，更意味著他為新中國消滅麻風病的工作被耽誤和破壞。後來，馬海德被調到北京阜外醫院，成為一名看皮膚病門診的普通醫生。

當時，曾有一位朋友建議馬海德帶著妻兒離開中國，回到他真正的「老家」——美國去，但馬海德拒絕了這個建議：「為什麼？我愛這個國家，我愛她的人民。」

「你愛中國，但中國並不愛你。」那位朋友說。

馬海德生氣地吼了起來：「誰說中國不喜歡我？中國共產黨喜歡我，中國人民喜歡我，這就足夠了。我還要誰喜歡？我還要那一小撮壞蛋（指康生、『四人幫』）喜歡？他們不會長久的！」

整個「文革」過程中，馬海德沒有參加任何派系。「他說他只參加一個組織，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馬海德之子周幼馬說。

另一位老朋友、紐西蘭人路易·艾黎也曾被懷疑、迫害。不過幸運的是，宋慶齡在關鍵時刻幫助了他。1968年8月31日，宋慶齡冒著風險為他寫了一份證明信。

「我從1932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作出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合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好的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捕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當作共產黨人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等內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宋慶齡在信中寫道，「解放以後，他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講演和辯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這一紙來自身為國家領導人的宋慶齡的證明信，令艾黎免遭了許多厄運。「她像一朵永不凋謝的花朵。」艾黎讚頌道。

實際上，馬海德們和西哈努克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在1930年代來到中國的老朋友，和1950年代來到中國的老朋友，絕對不是一個概念，甚至可以說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前者在20世紀的上半段，懷著理想主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投身中國革命，或通過各種形式為中國革命、為中國共產黨出力的人們。從思想上看，他們大多傾向左翼（請注意，左翼是當時的進步思潮），同情工人、農民和所有勞苦大眾。他們的職業以記者、醫生為主，其中的很多人我們至今仍然耳熟能詳：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

後者則是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後登場。他們主要來自第三世界國家，是在建國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勢下，與中國保持「盟友」關係的政治家們。在兩大陣營分庭抗禮的冷戰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國需要找到一批國家成為自己的盟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批來自盟友國家或政黨的政治領袖紛紛成為獲得中國政府認可的「老朋友」，其中就包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還有很多非洲國家領導人。

三

儘管今天說出來可能有些令人難以接受，但真實的歷史無法迴避——除了少數像馬海德這樣的保守派之外，包括對劉少奇被宣布為「叛徒」不理解的斯特朗在內的許多「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曾是「文革」的積极參与者。

這也並不奇怪，在當時幾近瘋狂的社會中，能保持冷靜的是少數。更何況，許多「老朋友」參與「文革」的初衷是他們對中國革命的一片赤誠之心。

比如和馬海德一樣在革命年代來到中國的美國「老友」陽春、寒早夫婦。他們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

為什麼在世界革命的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

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種待遇？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什麼態度，都受到這種「五無二有」的待遇：

「五無」：

一，沒有體力勞動；

二，沒有思想改造；

三，沒有接觸工農兵機會；

四，不搞階級鬥爭；

五，不搞生產鬥爭。

「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

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種待遇是什麼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這是剝削階級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結果又是什麼呢？

1.使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

2.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

3.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原則的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待遇。

我們決心要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我們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修正主義分子。因此我們要求：

1.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

2.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

3.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

4.允許並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群眾；

5.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

6.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

7.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

8.取消特殊化。

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萬萬歲！！

可以看出，大字報的核心是要求不搞特殊化，若不考慮那些文革式的口號和階級鬥爭的思維，其表達的思想本身並無不當之處。

1967年3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報道《在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里成長——訪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專家》，其中談到了這張大字報：「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強烈地要求參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愛人，還有另外兩位美國朋友一起，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了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

後來，「文革」期間在外文編譯局工作的法國專家戴妮絲·李—勒布雷頓在其回憶錄《愛是不會凋謝的》一書中寫道：「我們從無惡意，一直為尋求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假如說我們有時在某些方面搞錯的話，也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因為不了解情況，過於天真。」

的確，「過於天真」或許是「老朋友」們真正的問題。

陽早和寒春的大字報貼出後，毛澤東做了批示。四天之後，記者安娜·路易·斯特朗成了第一個參加了「造反派」組織的外國人——她接受了紅衛兵贈送給她的袖章，成為一名「名譽紅衛兵」。不久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張斯特朗戴著紅衛兵袖章請毛澤東在她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的照片。

「造反」之風很快風靡當時在京的外國人群體，他們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國際燎原造反隊」等造反組織。馬海德聽說後，不屑一顧地說：「要是白求恩活著，才不會這麼胡來呢。」

說這些造反組織「胡來」，並不過分。一個事例是：在當時突擊進行的《毛主席語錄》外文版翻譯工作中，因為兩位來自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的專家對某些辭彙的譯法產生了分歧，因而推遲了發稿時間，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語錄》的出版落後於其他文本。這件事就被上綱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資派」「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罪，「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為此特別召開了批判大會。

根據很多人後來的回憶，外國專家「造反派」當時的一些作法，也同中國紅衛兵、造反派們一樣，一度發展到了瘋狂的程度。位列「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名單上的華裔英籍作家韓素音評價說，那是一種「群體性精神變態」。

唯一幸運的是，這些一心支持中國革命的外國「造反派」們沒有像中國人那樣，把派系衝突發展為真刀真槍的武鬥。

四

「文革」的特點之一是，在詭譎的形勢變幻下，斗人者很可能一瞬間就變成了被斗者，沒有人能夠自保。而外國友人們的特殊身份又令他們很容易被懷疑、迫害。

1967年9月，在開始清查和鎮壓所謂「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後，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人物（連同被造反派當作批判對象的一些外國專家）紛紛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國際間諜」之類罪名受到批鬥，有的被迫離開中國，還有的甚至被抓進了監獄。

在打擊之下，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聲譽日見低落，活動也漸趨停止。不久，中國當局逮捕了身為該組織主要成員的愛潑斯坦，以及他的妻子邱茉莉。

「我的罪名有兩條，一條是夥同他人，陰謀篡奪對外宣傳的領導權，另一條是充當國際間諜。邱茉莉也被懷疑是國際間諜。但對我們始終沒有正式的起訴，也沒有正式的審訊。」愛潑斯坦後來回憶說。

這番遭遇令愛潑斯坦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在初期得不到任何外部信息的日子裡，愛潑斯坦整天除了給牆壁上受潮的水跡起名字外，還在不停地思考「為什麼」。

根據愛潑斯坦的回憶錄，他的思索結果是：「我的目標並未改變：我要置身於革命的行列……我從沒有想過把離開中國作為一條出路。到了國境的那一邊，在懷著敵意的新聞界面前捶胸頓足地背棄我長時期的信仰，然後在資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樂，這是我曾說過的拋下紅旗、表示『悔改』的逃兵的表現……我堅信，歷史、中國人民、中國的革命、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說是公正的、必將還我公道。」

這種信念讓他逐漸樂觀起來。從後來的回憶中我們可以得知：在獄中的愛潑斯坦開始從窺視孔里欣賞洞孔里的秋天，將牙粉的包裝紙當作藝術品放在牆上突出的位置，與壁虎、蒼蠅建立起「短暫的友誼」……

出獄後，他甚至為將他和妻子關押起來的人辯護：「邱茉莉認為一切精神折磨統統都是錯誤的。我則爭辯說，這種做法用來對付無辜者固然是錯誤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則可以迫使他們招供認罪——從而捍衛社會主義。」

和愛潑斯坦同一時期被投入監獄的外國友人不在少數。根據韓素音的回憶，一對外國專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婦的長女莫妮克從正在留學的巴黎趕回到中國來參加「文化大革命」，因為她「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愛的盛大節日」，結果卻被以「帶回淫穢書籍」（實際是很普通的法國愛情小說）的罪名投入監獄達三年之久。

那些僥倖沒有被關起來的外國友人，日子過得也並不好受。斯特朗的一個侄孫希望從美國來探望她，被中國政府拒絕了；她給周恩來寫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邊去見她這個侄孫，也得不到答覆。

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惡化，終於在1970年初住進了醫院。她拒絕進食和接受治療，這或許是為了表示對之前不公遭遇的抗議。直到周恩來親自到病床邊對她作了耐心勸告，她才答應與醫生配合。這時，周恩來趕緊下令通知她的侄孫前來中國，但為時已晚，次日斯特朗就告別了人世。

當時在華的外國友人們甚至連訂閱《參考消息》的權利也被剝奪了。1968年，中共中央曾發了編號149的通知，切斷外國專家的外文消息來源。

1970年12月3日，周恩來在主持召開的國務院業務組會議上還批評有關部門，說他們在涉外活動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觸外國人，甚至連外語也不敢講。

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黨史通訊》1987年第6期《全國冤假錯案的複查與平反》一文披露的數字：「據調查，『文革』初期，全國有外國專家四百一十人。其中以『特務嫌疑』、『搜集情報』、『間諜活動』等罪名拘留、逮捕、驅逐出境的十七人，被審查、批鬥的八人，使他們受到不應有的待遇和侵害。」

直到1981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他們才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徹底平反。

多年之後，鄧小平曾經在愛潑斯坦的70大壽生日聚會上問愛潑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押了幾年？」

愛潑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

「還不及我，我關了六年。」鄧小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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