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 續十五

明治維新的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

「文久二年（1862）四月，薩摩藩主島津久光率千餘兵馬進入京都，向朝廷上奏了公武合體、改造幕府的意見，並想依靠敕命強制幕府實行。然而，志士們卻不了解島津久光的真意，企圖擁立久光進行討幕，並策劃用非常手段讓天皇向久光下達討幕的敕令，但這一計劃卻在久光的鎮壓下失敗了，這就是所謂的寺田屋事件。」（《日本史》第341-342頁）（這裡所說的志士指的是下級武士和浪人）下層擁立島津久光討幕卻遭到鎮壓，可見下層和上層的政治主張並不相同。下層的主張較為激進，他們要推翻幕府；上層的主張較為保守，他們希望以公武合體的方式來限制幕府的權力。此前長州藩主毛利慶也來到京都向朝廷兜售開國政策，並得到朝廷贊成。（就手頭資料來看，我未發現長州藩的主張與薩摩藩有何區別）文久二年正月，發生了坂下門之變（老中安藤信正負傷）後討幕呼聲高漲，使得長州藩的主張發生動搖，結果無功而返。如今因薩摩藩主對尊皇攘夷志士的鎮壓，他們轉而投奔長州藩，因此播下兩藩不和的種子。薩摩藩主島津久光不僅說服天皇接受他主張，還讓天皇派敕使大原重德使與他一起去江戶。這個舉動雖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意思，可也確實有效。「幕府對久光抬出朝廷來干涉幕政，感到不滿，但又怕他來興師責問違敕之罪，因此同意了久光提出的任命德川慶喜為將軍監護、德川慶永為政治總裁的改組方案。」（《日本史》第342頁）雖然我們看不出這個人事任命有何意義，但它卻標誌著幕府已經喪失了獨立統治的權利。《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對此評論道：「如果將嘉永六年幕府向各藩徵求對美國使節來日對策的意見，視為幕府統治能力減弱的第一階段的話，那麼，在整整十年之後，以一個旁系諸侯竟能憑藉朝廷的權威來左右幕府重臣的任命，可以說幕府已經面臨令人絕望的第二階段了。」（同上）

薩摩藩主島津久光呆在江戶這段時期，朝廷的政治情勢又有了新的變化。為了爭得朝政主導權，長州藩主放棄藩論，轉提出毀約攘夷的主張，不僅獲得朝廷中少壯派的贊同，還得到天皇令其斡旋國事的敕令。隨後，土佐藩主山內豐范也被朝廷召至京都，並獲得斡旋國事的敕令，因為土佐藩內部已經達成尊皇攘夷的一致意見。雖然這個舉動究竟是天皇本意還是長州藩運作的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朝廷中攘夷的主張佔了上風。等到島津久光從江戶回到京都，才發現朝廷的政治情勢已經大變，只好像當初長州藩主那樣憤然回到自己的領地。「於是尊王攘夷派越發得勢，遂於文久二年（1862）十月，派敕使到幕府去敦促實行攘夷，並傳達了設置親兵的旨意。」（《日本史》第342頁）幕府同意就攘夷之事進行磋商後，由將軍本人明年初進京時當面答覆，但回絕了設置親兵的敕命，也算是軟中有硬。其後，又有七十餘藩主來到京都參與朝政，京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嫣然已經成為日本的政治中心，江戶幕府則被拋到了一邊。朝廷開始設官置位，有國事總管、國事參政、參政寄人等職位，廣泛錄用皇族、公卿等各種人才。幕府這邊的應對措施就是增設京都守護一職，其職位在「所司代」之上，由會津藩的松平保容擔當，「授以保護朝廷和鎮壓反幕派的重任」。

「文久三年（1863）三月，將軍家茂尊照早已發出的敕令進京。」（《日本史》第342頁）這是自寬永年間德川家光以後二百年來，將軍再次晉京拜見天皇。先於將軍家茂進京的將軍監護德川慶喜在敕使的逼迫下，不得已答應實行攘夷政策。四月，將軍家茂進京後，慶喜以將軍代理人的身份謁見天皇，奏請一切庶政仍像以往那樣委任將軍處理。天皇的答覆卻是，將軍的首要任務是攘夷，至於國事則根據情況責令由各藩直接處理。「這樣一來，幕府弄巧成拙，只承擔了最棘手的攘夷責任，而在國事方面卻被忽視了其存在。」（《日本史》第343頁）幕府政權的建立本來是靠實力奪取的，如今想要靠乞求來維持當然是緣木求魚。天皇的敕令也沒能讓幕府生出攘夷的念頭，所以到了攘夷的規定日期後，幕府又上奏朝廷請求延遲至五月十日。這個日期臨近時，幕府只是向各藩發出「在對方發動攻擊時，應加以還擊」的通告就沒事了。我們不知道，幕府究竟出於什麼原因而拒絕攘夷，或者是它認識到彼此力量懸殊，或者是不想自取其辱。但是，如果不想失去政治主導權，總該有些籠絡人心的舉措，即使不想真心攘夷至少也可以借題發揮吧。所以，一個政權的沒落與庸才當道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與幕府的無所作為不同，長州藩到了預定攘夷日期即五月十日，「立即封鎖了下關海峽，炮轟美國商船；隔一天，又對法國、荷蘭的軍艦進行了炮擊。對於長州藩採取的這一果斷的攘夷行動，尊王攘夷派無不感到歡欣鼓舞，朝廷方面對此也傳出欣慰的旨意。但是，幕府對此卻感到驚愕和氣憤，派出使者到長州藩去追究違法幕府命令的責任。然而，長州藩卻斬了來使，奪去來使的坐艦，公開表示了向幕府挑戰的態度。」（《日本史》第344頁）雖然戰爭的結果可想而知——美國和法國軍艦相繼來到下關，長州藩的軍艦被擊沉兩艘、重創一艘，炮台被毀，但長州藩卻因贏得朝野的支持而掌握了政治主導權。七月，薩摩藩也與英國交戰。起因是去年八月，英國人在神奈川縣麥町被藩士殺傷。事後，幕府答應英國公使賠款和交出殺人兇手的要求，但薩摩藩拒絕交人，於是英國出動了七艘軍艦前來討伐。戰鬥持續了三個半小時，結果薩摩藩的城池和十座炮台被毀。

儘管長洲和薩摩兩藩的攘夷之戰沒有取得什麼值得稱道的戰果，但這一行動本身就足以令攘夷志士興奮不已，以長州藩為盟主的攘夷志士制定了「攘夷親征即興兵討幕」的計劃——八月天皇行幸大和時，召開天皇親征的軍事會議，然後天皇再到伊勢神宮行幸。（這是《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的說法，我卻看不出攘夷與討幕怎麼就划上等號了）但是，薩摩藩並未改變其公武合體的主張，便於朝中政見相同的中川宮朝彥親王取得聯繫，讓親王去探尋天皇的意圖，得知天皇也有公武合體的意思後，便與二條齊敬、近衛忠熙等政見相同的公卿聯合起來。「（文久三年，1863）八月十八日凌晨，他們派薩摩、會津兩藩的士兵守衛宮門，命令在京諸侯入宮參謹，當場宣布了延期行幸大和、禁止三條實美等尊王攘夷派公卿入朝、免除長州藩派出的宮門警衛等敕令。於是，政局一瞬間又發生了逆轉，朝廷從尊王攘夷派轉到了公武合體派的手中。」（《日本史》第344-345頁）這起宮廷政變表明，在朝廷成為政治舞台的中心後，不同派別之間的政治鬥爭由舌戰開始轉為武鬥；天皇本人的意思雖然有時也能夠左右局勢的發展，但他從未參與其中而是超然於派別鬥爭之上。天皇的這一超然政治地位是日本獨有的，這也是其歷經政治風雨而不倒的根本原因。薩摩藩與長州藩的政治主張在尊皇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主張公武合體，後者想要推翻幕府。

文久四年（元治元年，1864）正月，幕府將軍家茂蒙召見進京，天皇表達了「朝幕合作，依靠強大諸侯的襄贊重建朝綱」的意思；「四月，幕府又接到了把全部民政委託給幕府的敕令」。（《日本史》第345頁）表面上看，幕府去年向天皇奏請一切庶政委託將軍的願望已經滿足，但實際上，朝廷與幕府的事權分割並不明晰。政變發生後，朝廷任命德川慶喜、島津久光、松平慶永、松平容保、山內豐信（土佐前藩主）和伊達宗城（宇和島藩主）等六人為參與，參與朝廷和幕府議事，而他們之間又難以達成一致意見，以致不久便相繼辭職，德川慶喜也辭去了將軍助理的職務。公武合體派內部也出現了紛爭。

因政變而遭到處分的長州藩，多次上書朝廷請求赦免七卿和藩主等人而未獲准，於是，自文治元年（1864）六月開始，長州藩的兵馬陸續來到京都郊外集結，想用武力壓服朝廷。他們上書朝廷要求將軍隊開進城內，此時擔任京城守衛總督之職的是德川慶喜，他奉敕令拒絕了長州藩的要求。七月十九日，長州藩軍隊開始攻城，戰鬥在各個城門展開。負責守城的有會津、桑名、薩摩、越前和彥根等藩兵，其中會津藩守衛的蛤門戰鬥最為激烈，因而把這次事變稱之為蛤門之變（或禁門之變）。結果長州兵大敗而歸。於是，「朝廷免去了毛利慶親父子的官職，並根據幕府的請求下達了征討長州藩的敕令。」（《日本史》第346頁）幕府任命尾張藩慶勝為討逆總督，命令各藩出兵，準備從海陸兩面進軍，預定十一月開始總攻。

長洲藩可謂禍不單行，就在幕府準備討伐之時，英、法、美、荷四國聯軍17艘戰艦於八月攻打長州藩，起因還是去年五月長州藩與美、法交戰後封鎖了下關海峽。「長州藩輕而易舉地被打敗，所有炮台均被破壞或佔領。長州藩被迫求和，答應了開放海峽、供應燃料飲水糧食、決不新建或修理炮台、償付四國沒有燒毀下關市街的賠款和賠償戰費等條件。」（《日本史》第346頁）實力受到削弱的長州藩對幕府的強硬態度開始軟化，他們命令蛤門之變的負責人三位家老等主謀者自殺，然後請求總督尾張慶勝赦免藩主父子。「於是慶勝利用這個機會，命令藩主父子提出謝罪書，拆除山口城和引渡三條實美等公卿。在這些命令付諸實施之後，便向各藩下令班師回京復命。」（《日本史》第346-347頁）大張旗鼓的討逆行動就此草草收場，對長州藩來說是以最小的代價洗刷了叛逆的惡名；而對幕府來說則是喪失了剷除對手的絕好機會。究其原因，任命尾張慶勝為討逆總督是幕府的重大失誤。當然，幕府內部也有人對這個結果不滿，他們看到現在正是打擊長州藩的大好時機。於是慶應元年（1865）五月，將軍家茂決定督帥親征，他進京請求敕令，卻未獲天皇批准，弄得幕府進退維谷。將軍家茂退到大阪謀求對策，猶豫不決之際西方列強又來找麻煩了。九月，英國新任公使巴夏禮在同法、美、荷三國公使商量後，四國公使率九艘軍艦來到兵庫灣，向將軍提出提前兩年開放兵庫、大阪（原定1868年，提前至1866年）和降低海關進口稅率等要求，且威嚇說若到期不予答覆就進京直接與朝廷談判。西方列強已經發現了幕府與朝廷之間關係微妙，所以才會有撇開幕府的想法。西方列強的要求又加深了朝廷和幕府的對立情緒，好在經過德川慶喜的上下周旋，（時隔七年）條約終於得到天皇的批准。雖然沒有答應提前兩年開放的要求，但同意把平均20%的進口稅降到5%。

慶應元年（1865）十一月，幕府向各藩下達了出兵討伐長州藩的命令。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天皇終於被幕府說動，同意了幕府的請求。然而時隔一年多之後，日本的政治情勢已然發生變化。首先是西方列強的介入，英國在與薩摩和長州交戰後，轉而支持和武裝兩藩與幕府對抗，法國則支持幕府；其次是反幕勢力逐漸壯大，薩摩藩由聯幕轉向反幕可說是典型例證。本來，薩摩藩與長州藩本來因政見不同而相互仇視以至於兵戎相見，但文久三年（1863）八月政變成功後，島津與幕府的合作不歡而散。薩英戰爭後，英國公使訪問了鹿兒島，海軍提督更促成島津與毛利氏進行了聯歡，所以藩內反幕勢力開始佔據上風。對幕府再次征討長洲藩的命令，薩摩藩持反對意見。土佐藩的坂本龍馬、中岡慎太郎也是倒幕派，見此情景兩人在薩摩藩的西鄉吉之助、大久保是藏、小松帶刀等人和長州藩的木戶孝允、高杉晉作等人之間遊說，促成兩藩聯合。慶應二年（1866）正月，由小松、西鄉和木戶在京都簽訂了兩藩合作討幕的盟約。「在這種情況下，薩摩藩當然不會聽從幕府命令向長州藩出兵。不僅如此，尾張、越前等有實力的大藩也沒有服從。這時幕府已處於騎虎難下之勢，不得不於六月重開戰端。但幕府軍隊士氣不振，敗局已露端倪；恰好這時將軍家茂因病死於大阪城（慶應二年七月），幕府就乘此機會，取得了服喪撤併的敕令才算保住了面子。」（《日本史》第349-350頁）以幕府所擁有的全國五分之一財力，居然奈何不了一個小小藩侯，可見其政治昏庸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