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姓大漢奸掀起的一次賣國投敵風潮

　　汪精衛

　　在孫中山逝世後，組織能力、影響力及個人權力欲均非同凡響的汪精衛，在與蔣介石爭奪國民政府最高領導權的殘酷鬥爭中屢遭慘敗。於是，近乎瘋狂的權力欲驅使汪精衛在大敵當前、抗戰全面爆發的關鍵時刻，做出自己的選擇：不惜出賣民族、背叛祖國，走上一條千夫所指的漢奸不歸路，最終落得一個掘墓焚屍、罵名垂史的可恥下場。

　　1938年初，中國抗戰的全面爆發後，在中共和一些進步人士的呼籲和幫助下，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開始把全面抗戰擺上日程。這樣一來，也就使得蔣介石有機會以加強抗戰和強化國防軍事為由，提出在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徹底取而代之原來由汪精衛擔任主席的國民政府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

　　按照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

　　在緊隨其後的1938年3月，蔣介石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修改黨章做出新規定：國民黨設總裁1人，副總裁1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這樣一來，蔣介石借全面抗戰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國民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汪精衛又一次在與蔣介石爭奪國民政府最高領導權的鬥爭中遭到了嚴重慘敗。

　　由於陶德曼從中斡旋調停失敗後，汪精衛已開始意識到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已沒有了對日媾和的可能，再加上此次與蔣介石的鬥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慘敗，於是，他決定抓住時機，「暗中努力」，以便在適當時機與日方「接洽停戰」。

　　此前的1938年2月，在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推動下，蔣介石已派出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代司長高宗武從武漢去香港，與日本政府方面接洽取得聯繫。因當時日本方面誘降的對象已從蔣介石轉移到汪精衛身上，高宗武此行與日本政府方面接洽取得聯繫，實際上正是為汪精衛日後降日叛變開闢了渠道。

　　侵華日軍攻陷廣州後，身為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議長身份的汪精衛等人，更加放肆無忌地公開討論「和平」，公開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大唱反調了。汪精衛公開鼓吹說，「和平」只需要看條件，條件如果有利於中國，為什麼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等等。

　　隨後，汪精衛公開放棄自己在國民黨內外職務職責之內的所有工作，四處遊走串聯和演說，甚至在各種不同場合大放屈膝投降求和等荒謬之詞。對此，蔣介石明知汪精衛的所作所為，但似乎還是拿不出阻止和限制汪精衛的更為有效的辦法。以至於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乘飛機從重慶逃往昆明，經越南河內潛赴上海，走上叛國之路，全面拉開了汪偽政府鬧劇的序幕。

　　汪精衛公開降日組建汪偽漢奸政府後，由於汪精衛的投降理論帶有一定的蠱惑性和煽動性，加上蔣介石對此認識不足，察覺不夠及時，採取阻止和限制等措施不夠得力，從而導致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高層內部一大批高級文官相繼追隨汪精衛而去降日投敵，並由此影響帶動了眾多的國民政府中層文武官員、國軍部隊高中低層軍官和士兵紛紛投敵。

　　據史料記載，在汪精衛投敵的直接影響作用下，從1939年到1945年8月，國民政府計有汪兆銘、陳公博、周佛海、吳開先、顧孟余等國民黨中央委員，有陳群、繆斌、何世楨、曾仲鳴、陳孚木、李福林等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有褚民誼、陳璧君、龐炳勛、恩克巴圖、顧忠琛等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相繼附逆投降日寇，成為人類不恥的漢奸。

　　在這批附逆投降日寇的高官影響帶動下，國民政府中的副部級、省廳級官員乃至到市縣級官員紛紛以各種名義變節投敵，並且隨之帶動了一批國軍將領以及下級官兵投敵當了偽軍。據統計，除中國東北地區的偽滿洲國軍外，由國軍投降日寇的成為偽軍的數量大約為118.6萬人，由此形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所罕見的一次投敵賣國風潮，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地影響和損害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順利進行，其負面影響和危害是相當嚴重的。因此，在紀念中國抗戰勝利65周年的時候，人們更應該對由汪精衛投敵所引發的國民政府高官投敵叛國風潮這一歷史現象予以深刻認識和重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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