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對西方民主的迷信
中國式民主,顧名思義是在中國大地上成長起來的一種民主。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飛速發展進步的標誌,不僅有經濟基礎硬實力的崛起,更有民主政治軟實力的崛起,即中國式民主的崛起。
毋庸置疑,中國式民主不同於西方民主,這是不爭的事實。對此,人們完全可以用科學的態度對待之、分析之,從而作出正確的觀察判斷,得到符合實際的認識。
國內外有一種觀點認為,這個世界上只能有一種民主模式,即西方民主,只能以西方民主作為衡量檢測、取捨裁定的標準,符合它的便是正本,不符合它的則要打入另冊。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很不公平合理。
世界上各個國家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闡述民主理論、探討如何走向民主、建立適合本國的民主制度,以及在實踐中怎樣進一步發展民主,這必然使民主呈現出多種模式。所謂民主模式多樣性,就是指各國在實現和發展民主的進程中,由於採用的途徑、方式以及建立的民主制度與其他國家不同,從而使各國民主體現出各自的系統、穩定的鮮明特色。
列寧曾經指出,「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中國式民主,就是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新型的民主模式,是世界民主模式多樣性的生動體現。《民主的模式》的作者戴維·赫爾德認為,民主的發展模式顯然是多樣性的。他把馬克思主義主張的工人階級民主制或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制,看作是民主的一種模式。因此,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民主制度的蓬勃發展,豐富了民主理論的寶庫,壯闊了世界民主的潮流。
今日中國之民主,並不是從外部直接強加或硬性嵌入的。在改革開放中崛起的中國式民主,具有強烈的內生性。這種內生性,決定了民主之於國家整體發展的重要性,決定了民主發展恆久的張力和可持續性,保障了國家堅固的制度基礎和良善的政治生活。
民主既是治理國家的理念信仰,也是治理國家的手段方式。但無論是作為理念信仰,還是作為手段方式,民主都要取得治理的功能效果。早在20世紀80、90年代,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判斷和衡量改革是非成敗的標準時明確指出,一定要有利於生產力發展、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於社會穩定和進步。這三個「有利於」也理應成為評判社會主義民主實踐成敗的標準。美國政治學家福山也指出,現代民主體制要有三組制度相結合:國家、法治和問責機制。民主之所以需要這三要素,就是為了有效地服務於自己的公民。民主的發展必須具備這樣的基本功能,如果說實行民主改革、推進民主發展,達不到這樣的要求,使民主成為無效,民主就毫無價值可言。
以民主治理的有效性而言,西方民主正逐漸陷入困境。西方民主的議會制,導致了惡性競爭,不同的政黨出於私利,使決策久拖不決;政黨的輪流執政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長期性,執政的政黨對國家和民族的長遠重大利益缺乏思考和安排,而更注重選民看得見的短期利益;西方民主下的選舉制,完全為金錢打選戰,互比籌款燒錢能力,候選人在競選中基本上靠「賄賂選民」,攀比誰開出的福利條件最為優惠,超前許諾、漫天開「空頭支票」,全然不顧國力和財力等現實情況。照搬照抄、盲目引入西方民主,只會水土不服,甚至造成民主的災難,諸如利比亞、泰國、烏克蘭等國,就出現了民粹泛濫、社會動亂等現象,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反觀中國式民主,它堅持民主發展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民主發展的領導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民主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民主發展的最佳路徑是選擇從發展基層民主開始逐漸向上推進,民主發展的優先秩序是搞好黨內民主建設並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發展。這樣的一整套做法,保障了民主治理的有效性。中國能夠繼續保持向前全面發展的趨勢,也是以中國式民主治理的有效性為前提條件的。
中國式民主的本質特徵,在於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式民主需要黨的領導,歸根到底,也是因為黨具有領導中國式民主的自覺性。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黨代會以及和政治建設有關的中央全會,都對民主在中國的發展做出了深刻的闡釋,提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等等科學命題和重要論斷。本著這樣的真知灼見,我們對民主的發展進行了精心的謀劃布局,在實踐中一步步地認真貫徹落實。
民主需要黨的領導,這在西方看來,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因為以西方的政黨標準來看待政黨的作用,民主無需黨的領導。作為西方國家的政黨,它們只有一個功能,就是參加競選,撈取選票,政黨竭盡全力追求的不過為取得選舉成功,以便能上台執政。政黨本身根本沒有領導和推動民主的職責和功力。
但在中國則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多黨制下從議會所產生和存在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在嚴酷的革命戰爭的環境中產生的,並且從長期的革命黨轉變為穩定的執政黨,有著牢固的執政地位和豐富的領導經驗。黨締造了國家,也領導著國家,這樣的政黨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它不但可以領導民主,而且能使民主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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