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讀懂見未來（書里乾坤）

　　《讀懂中國經濟》：蔡昉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讀懂中國經濟——大國拐點與轉型路徑》是在當前複雜經濟形勢下，理解中國經濟的一部不錯的作品。書中回顧和審視了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歷程，對如何認識中國經濟奇蹟和發展階段、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存在的認知誤區進行了深刻分析。

　　作者希望這是一本「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讀者」都能讀懂的書。「不可能三角」、L型增長、老齡化、中等收入陷阱、改革紅利……這些在分析中國經濟時經常被提及的概念，本書都做出了通俗易懂的解讀。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1年，長達33年的時間裡，實現了年均9.9%的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當人們習慣於這個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年以來增長減速，容易產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就是產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本書主要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了分析。

　　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宏觀經濟學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但是，專註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於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於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表現出過於悲觀的情緒。

　　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於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

　　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現象。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再正常不過。更何況，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處於低收入水平階段（2000年以前）、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2000年—2010年期間）還是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時，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

　　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曾有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捨，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人們因循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如何實現L型中高速增長

　　現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國內外有各種聲音，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幾個：

　　薩默斯認為，經濟增速不可能長期維持超常，終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大約3%）。他們預測從2013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是5%，從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們沒有給出理由，只是說有這樣的統計規律。

　　巴羅認為如果具備若干條件，後起國家的增長速度會更快一些，最終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趨同。但是從長期來看，趨同速度不會超過2%這個所謂的「鐵律」。中國過去大大超速了，所以到了減速的時候。因此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預測也是3%左右。這個預測已經被證明是錯的。

　　艾肯格林等人把所有具備長期數據的國家放在一起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在大約中國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國基本都經歷了減速，減速的幅度可以超過此前增速的一半。他們認為，減速除一般規律之外，不同的國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總的來看，這些研究都依據了某種方法，也發現了一些規律，但都有「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缺陷，講得更多的還是森林，而中國是一棵不同尋常的大樹，所以其結論對我們未必適用。

　　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意味著從生產函數的角度，觀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是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從而導致工資上漲； 第二是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第三是資本大規模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勞動比過快上升，資本回報率不可避免地下降； 第四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縮小，傳統模式下的城鎮化也即將減速。

　　經濟體制一些領域的改革進度尚不盡如人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遇到「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的推進困難，這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並不是每個人都真信改革能帶來紅利。改革紅利看不見、摸不著，至少不敢說哪一項改革對應著哪部分紅利，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門改革決心不大，延誤時機。第二，改革要靠全社會努力。由於改革成本的分擔和紅利的分享還沒有界定清楚，因此產生了改革的激勵不相容問題。

　　誠然，根據權威人士的說法，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去，到2050年中國經濟增速才會降到世界平均值；但是，推進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結果。我們的模擬表明，改革越徹底、力度越大，未來就越呈現出L型的潛在增長率。

　　如何釋放城鎮化新紅利

　　有很多人認為經濟增長還會回到原來水平，我們現在遭遇的還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們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歷史上其他經濟體在我們這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沒有減速，還會保持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為什麼我們在人均收入水平這麼低的情況下（相當於美國的20%）速度就要降下來？

　　用人均GDP來判斷發展階段，忽略了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徵——未富先老。如果按人口轉變來看，中國的發展階段已經大大不同了。

　　我們用人口扶養比和東亞幾個先行國家做比較，即15歲到59歲生產力強的人口能夠支撐的依賴性人口（15歲之前以及60歲之後）情況。2010年，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這個現象發生在日本是1990年到1995年期間；韓國是2010年到2015年期間；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間。也就是說，我們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

　　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藉助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加上新型城鎮化可能有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我們知道，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回報率比較高、儲蓄率比較高，對經濟增長才有這麼大貢獻。城鎮化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人口扶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能夠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與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因此資本回報率也較高。城鎮化的新移民，由更年輕、更具生產力的人口年齡構成，使城市的整體年齡構成更加合理，因此變得更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資本回報率。

　　此外，總體算來，雖然農民工比城市本地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低，但由於農民工大部分是年輕群體，他們和城市那部分年老的勞動者相比，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當他們進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城市職工，城市人力資本也得到了改善。

　　我們前幾年做了一個模擬，在2011—2020年期間，如果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個百分點，對應這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增加0.88個百分點。同樣地，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速度提高1個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增加1個百分點。因此，新型城鎮化和戶籍制度改革是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本文摘自該書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