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系列 — 匈人與阿蘭人

匈人攻滅阿蘭人的戰爭，被拜占庭羅馬清楚記錄了下來。甚至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史書，對此也有過記錄（《北史.魏書.西域傳》：「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不過這一消息傳到中央之國，已經有些走樣了。在中國人的記錄中，奄蔡（阿蘭）跟粟特兩個地緣標籤被混為一體。當然，中國正史有興趣記錄這一信息，更多是因為「匈奴」曾經是中央之國最強大的敵人。至於細節的準確性，當時也沒有去考證的必要了。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最終給歐洲帶去巨大壓力的「匈人」，是來自亞洲、打著匈奴旗號的游牧民族，但把觸發這一民族遷徙事件的始作甬者歸功於漢朝和中央之國，卻是有些夜郎自大了。要知道，匈人開始對南俄草原的征服，離北匈奴西遷中亞，已經過去了兩個半世紀。而此時中央之國，也正陷入以內遷匈奴為首的「五胡亂華」時代。一定要給誰臉上貼金的話，倒不如說歐亞大陸這一階段，是草原游牧民族的狂歡時刻。這些原本被文明地區排斥在外的游牧者，在經過與文明地區數百年的交往後，終於耐不住寂寞，開始全面進攻了。　　當遠在東方的南匈奴，因為內附漢朝（包括後來和魏、晉）而獲得了學習、上位的機會時，他們在中亞的兄弟民族，依然還處在比較原生態的游牧階段。他們的學習過程，主要是在征服阿蘭，與歐洲人全面接觸後開啟的。然而這種原生態，並不代表匈人就沒有優勢了。正是匈人的這種不為歐洲人所熟悉的「原生態」，對歐洲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事實上，即使對於同為游牧民族的阿蘭人來說，匈人在技術上也有著與之不同的特點。　　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與東歐遊牧民族之間的差異，與彼此所處的自然環境不同，有著直接的關係。海拔更高，並且難以得到太平洋暖濕氣流眷顧的蒙古高原，氣候要更為的乾冷、惡劣，牧草的質量也要差的多。然而對於身處其中的人類和動物來說，惡劣環境對他們也是一種鍛煉。以馬為例，雖然在這種自然條件下所培育出的蒙古馬，體型要比歐洲馬矮的多，但卻不挑食、耐低溫、耐力好、體力強。後來席捲歐亞大陸的蒙古人，可以連續十幾天不下馬，以一晝夜行軍上百公里的速度機動（中間會換馬），如果沒有任勞任怨的蒙古馬，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於蒙古馬的特點，北亞游牧民族中，善於騎射的輕騎兵，成為了主力。與之相比，生存條件更優的歐洲馬，在個頭、負重，以及衝刺能力上的優勢就比較明顯了。由於馬的條件更好，歐洲游牧民族更有條件發展用於沖陣的重騎兵。一般來說，重騎兵的主要作用，是利用自身良好的防護、衝刺能力，沖毀敵軍的陣型。在羅馬乃至馬其頓、希臘軍隊，都側重發展步兵方陣的情況下，歐洲游牧民族為了戰勝對手，很自然的也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加大了重騎兵的比例。　　除了馬本身的區別以外，匈人西征時在馬具的使用上，也擁有了一些先發的技術優勢，這些技術包括馬鞍和馬鐙的改良。之所以說是改良，是因為在此之前，馬鞍和馬鐙其實都已經被發明出來了。不過早期的馬鞍，只是用皮革裹住馬肚子，以使騎乘體驗更加舒適點而已，衣物與皮革之間的摩擦力，是騎手平衡的主要保障。馬鐙也是如此，儘管馬鐙到底起源於何地，又是在何時被大規模運用的，仍然是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馬鐙是軟質的皮繩，作用僅是輔助騎手上下馬。　　亞洲游牧民族，應該是最早使用高橋馬鞍和硬質馬鐙的，也正是這兩項技術，極大的提升了騎兵的戰鬥力，使得歐洲大陸的古戰場勝負手，徹底轉化為了騎兵。所謂高橋馬鞍，其實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兩頭高，中間低的那種「鞍」形結構了。一般是用木頭做框架，再包以皮革。前後這兩個突起，因為外形似拱橋，所以也被稱之為「鞍橋」。

　　鞍橋的設計能夠讓騎兵的乘坐更加安穩，不至於失衡。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鞍橋的保護，在運動和戰鬥時，騎兵會多麼容易在急停時，從前後兩個方向掉落下來的。不過要解決平衡問題，僅僅依靠高橋馬鞍還不夠，因為騎兵從兩側滑落下來的風險依然存在，而這一風險，就需要用「真正」馬鐙來規避了。

　　所謂「真正」的馬鐙，是指現在我所見到的那種硬質、多呈環弧狀，下部為橫擋或者托盤的馬鐙，以區別早期那些軟質的，繩扣狀的馬鐙。可以有人會覺得，不管軟質還是硬質，都應該可以幫助騎兵在馬上保持平衡。其實這當中的區別，我們平時也可以通過穿鞋的體驗感覺出來。如果我們的鞋底不使用能擁有固定形狀的材料來做，而是一層容易變形的厚海綿的話，大家在走路時就很難拿捏力度了。為此要付出的注意力，足以影響我們的行動效率。如果是在戰場上，那影響的就不只是效率了。　　事實上鞍橋和硬質馬鐙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幫助騎手保持了平衡、獲得了安全感，同時也極大的豐富了騎兵的戰術。比如有了這兩處支點，騎兵就可以玩諸如「鐙里藏身」類的高難度騎術，混在馬群中接近對手；騎射時也可以在保持平衡的狀態下，通過身體直立、扭轉，360度調整射角。

　　之所以沒有將這兩項重大發明，直接指向匈人，是因為他們也許只是最早將之展現在歐洲面前的民族。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硬質馬鐙實物，出土於3世紀中葉的鮮卑墓。鑒於亞洲游牧民族風格、地緣相近，不管是哪個民族最先使用，這兩項技術最先在亞洲地區得到普及應該是可以肯定的。至於歐洲游牧民族乃至其他歐洲人，就只有在血的教訓後，才會去擁抱技術進步了。　　其實這種對於新技術的態度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每一項革命性技術的出現，都意味著習慣的改變，而對於人類來說，改變習慣往往是最痛苦的。就像從技術角度看，男人留著一條需要打理的辮子，肯定沒有現在我們這種短髮來的舒服了，但當年在把這個完全無用的東西去除時，卻也是遇到過很大心理障礙的；又比如清帝國就算在戰場之外見識過西方火器的威力，卻仍然「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在鴉片戰爭中試圖以蒙古騎兵去衝擊對手的陣線。　　回到匈人西征阿蘭的話題上來。匈人與阿蘭之間的決戰，發生在頓河之側。這條東歐名河的位置，相當於南俄草原的中線。其東部是大部歸屬於哈薩克的，氣候乾旱的裏海沿岸低地。由於降水量遠小於蒸發量，裏海沿岸低地整體呈現荒漠、半荒漠狀態，甚至是歐洲唯一擁有沙漠的地區。很顯然，對於背後擁有大片肥美草原的歐洲游牧民族來說，吸引力並不大，但對於一直跟荒漠草原打交道的亞洲游牧民族來說，適應起來卻並無難度。事實上，這也是當年俄國人，放手讓哈薩克小玉茲部游牧於此，並最終將之大部劃給哈薩克的原因所在。如果阿蘭人一開始並不願意與匈人為敵，而放手讓匈人入主裏海沿岸地區（或者說統一「哈薩克」），也並不會讓人感到奇怪。 在決戰正式開始後，阿蘭人顯然很不適應匈奴人的戰法。阿蘭人的陣列中，除了騎兵之外，還有大量四輪馬車，用以構築臨時堡壘和正面戰場。雖然這些「重武器」在應對西方的步兵方陣時的確有很強的衝擊力，也能夠在紮營時提供更多的保護，但在對付那些人馬合一的亞洲輕裝騎兵時，卻毫無用處。因為匈人根本不會列好陣等著你去衝擊，也很少會去正面攻擊堅固的堡壘。人馬合一、無需輜重的亞洲人，更多憑藉的是自己和蒙古馬的耐力，以及隨時可以發射的弓箭，游擊、拖垮對手。　　匈人的這種戰法，對於熟悉漢匈之戰歷史的朋友來說，實在是太熟悉了。應對這種游牧騎兵最大的問題是：你可以擊敗他們，但卻很難全殲。與很多擁有嚴格紀律、視戰場後撤為恥的軍隊不同，亞洲游牧騎兵完全不認為這是個問題。「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是他們的戰場信條。一旦對手的防線出現漏洞，這些機動能力強、耐力好，又善於使用弓箭的對手，就會回過頭來給你致命一擊。　　由於生活習慣以及部落結構的原因，單個游牧部落所能聚集的騎手數量並不太多，通常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只是到經濟發達地區迅速劫掠一番，並不會攻城掠地。不過在某些歷史時段，草原在經過一番博弈之後，也會有機會誕生一位有實力、有聲望的共主，彙集數萬甚至數十萬的游牧騎兵，一起向生存環境更好的地區，進行遷徙作戰。很顯然，匈人決心與阿蘭人決戰，並最終控制南俄草原時，他們已經能夠把中亞草原大部分的游牧者，聚集到自己旗下了。　　戰爭的結果是匈人大獲全勝，獲得了直面西方文明的機會。不過對於阿蘭人以及其他薩爾馬提亞人來說，這也並非全是壞事。最起碼他們有機會，在匈人的帶領下，深入那些之前無法攻掠的地區。草原上的事就是這樣，人口資源緊張的游牧者之間在對戰之時，很少會採取滅族的方式，只要你肯轉換門庭，成為勝利者的一部分。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相當一部分阿蘭人加入了匈人的陣營，而當歐亞游牧民族，在南俄草原合為一體之後，誰都能猜到他們的下一個方向是歐洲腹地了。　　匈人入主南俄草原，對這片草原帶來的最大變化並不是黃白人種的混合（游牧者並不在意這點），而是讓歐洲騎兵的戰力提升了一個台階。鞍橋以及馬鐙的使用，並不僅僅對輕騎兵有用。事實上，對於重裝騎兵來說，這兩項技術的使用意義會更為重大。我們知道，裝備的越輕，越容易在馬上控制平衡。諸如努米底亞人一類的游牧部落，即使沒有這些馬具，也能做到人馬合一（當然要做到這點，需要長時間的訓練，甚至說上從小就「長」在馬背上）。　　然而對於講究衝擊能力的重裝騎兵來說，沒有馬具的幫助下，保持平衡始終是一個大問題。鞍、鐙技術的使用，不僅能夠讓重裝騎兵獲得更好的平衡感，同時也能讓騎手增加自己的負重（特別是護甲），以提升戰鬥中的安全指數。在與匈奴人的戰爭結束之後，亞洲人帶來的鞍鐙技術，很快便在阿蘭人之中得到了普及。事實上，阿蘭人應該還在此基礎上做了一些技術和材料改進，以使之更好的適應重裝騎兵。　　對於匈人來說，歐洲游牧者的加入意義其實也是很重大。因為任何一個兵種，都有他的優缺點，單兵種的適應範圍有限，並無法靠它建立一個地緣結構複雜的帝國。比如亞歷山大的軍隊。由於「馬其頓方陣」中那長度達到6米的長矛實在太過吸引眼光，很多人會產生錯覺，認為亞歷山大僅僅依靠這些紀律嚴謹的長矛手，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而實際情況是，亞歷山大的軍隊是多兵種混合作戰的典範，其中馬其頓騎兵的配合尤為重要。　　我們在漢匈之戰階段，曾經著力分析過的李陵「浚稽山之戰」，應該是單兵種對戰的經典之戰。是役，漢朝的5000步兵，與匈奴數萬輕騎兵所進行的一系列戰鬥，充分將雙方軍隊的優缺點暴露出來了。雖然匈奴人最後還是憑藉耐力和數量上的優勢，在最後時刻拖垮了漢軍，但如果當時能夠有重甲保護的重騎兵，用來衝破漢軍的陣線，匈奴人就用不著付出上萬人的損失了；反過來，如果漢軍當時能夠有一定數量騎兵配合的話，也不至於在退至長城以北的最後時刻，功敗垂成。　　兵種過於單一，一直是很多草原游牧民族難以真正入主中原的重要因素。我們會發現，例如匈奴、突厥之類的游牧民族再強大，他們真正能夠發揮威力的區域，也只是在草原的邊緣。那些最終得以入主中原的馬上民族，都經歷過一個兵種豐富的過程。比如金人的 「鐵浮屠」（重甲騎兵）、成吉思汗的「回回炮」（拋石機），都是在戰爭中不斷學習的結果。事實上，兵種問題只是地緣背景在軍事層面的體現。所謂「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你想征服一片與自己地緣環境迥異的土地，就必須因地制宜的作出些改變。　　　　在征服阿蘭人之後，富庶的羅馬帝國看起來已經呈現在「新匈奴帝國」的眼前的。然而這些亞洲人要想真正入侵羅馬，還要跨越一個障礙，那就是「日耳曼人」。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奇怪，日耳曼人不是在阿爾卑斯山外圍的「日耳曼尼亞」嗎？怎麼會跑的南俄草原的邊緣與匈人發生衝突。其實這個問題在前面的內容中已經有過答案了。早在公元一世紀中葉，日耳曼人中的「哥特人」，就已經向東滲透到東喀爾巴阡山東的「摩爾多瓦丘陵」了。　　在哥特人的歷史中，除了不斷對羅馬的達契亞，乃至多瑙河之南的領土造成侵擾以外，基於地理位置，他們與包括阿蘭人在內的薩爾馬提亞人之間也是時戰時和。對於羅馬來說，哥特人的存在即是不幸也是幸運。事情有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當你面對的對手是兩個時，外交家往往能夠替代軍事家分擔一些工作量。在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拜占庭之後，他除了發動針對哥特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戰爭之外，還曾經有意識的介入二者之間的爭鬥。當哥特人入侵羅馬時，羅馬就成了薩爾馬提亞人的盟友；而當薩爾馬提亞人經不住誘惑侵入羅馬時，羅馬人又和哥特人站在一起攻擊薩爾馬提亞人。　　雖然羅馬在公元270年，完全放棄達契亞的決定，貌似損失了大片領土，但從地緣平衡的角度來看，卻收縮了自己的防線，加大了兩個對手的地緣矛盾。如果沒有匈人的入侵，黑海之濱的這場「三國演義」估計還要圍繞多瑙河下游上演若干年。然而匈人的到來，卻打破了這一平衡。在他們取代薩爾馬提亞人，成為南俄草原的主人後，哥特人發現，自己也同樣無力抵禦這個強大的入侵者。　　在具體解讀匈人加入後的「新三國演義」之前，我們必須先解決幾個問題，包括哥特人的領地到底包含哪些範圍？他們真如某些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變成了一個游牧民族嗎？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