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尋找北大精神講演
錢理群尋找北大精神講演（錄音文字）
文字整理:北京大學「我們」文學社
主題演講：
今天我們是幾代的北大人在這兒聚會，我剛剛想了一下，我是30年後的一代，看到這裡有幾個蔡恆平他們是60後的一代，然後70年後的一代，在座的是80年後的一代，這麼幾代人這樣聚在這裡啊，來紀念北大的110周年。這是一個民間的紀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慶，那是非常熱鬧的非常轟動的，但是當時呢,實際上百周年校慶也有兩種紀念，一種就是官方的紀念，那是規模宏大，氣勢磅礴；另外還有一種民間的紀念，我們當時還專門演出了一出話劇叫做《蔡元培》，當時圍繞《蔡元培》我們開展了很多活動，其實中心就是要尋找老校長，尋找北大的精神。
剛才主持人講到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也就是說是在二十四周年校慶的時候的紀念，那個紀念是當時胡適他們主持的，胡適當時作為北大的教務長，他在這個會上就宣布說，我們應該反省北大，其實我們北大是徒有其名，所以當時我看了很震撼，就是老一輩人把校慶當成一個反省的日子，而我們當時的北大的百周年校慶是一片頌揚之聲。所以我當時就唱了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就是說要反省北大。其實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命題，但是沒有想到掀起了軒然大波，但是我想那個紀念，就是十年前的這個民間的紀念它將會流傳在北大的校史上。那麼今天我們又在這裡進行十年後的110周年的也是一個民間的紀念。因為我聽說今年因為奧運會的原因，所以上面有規定，奧運會之前拒絕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所以今年北大，好像對110周年校慶校方是準備低調處理了，我也同意這樣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那麼熱鬧，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裡搞一點民間紀念，我想就有一種特殊意義。
剛才老漢說這本書是遺老遺少的書，那麼我就是屬於遺老的，所以對於北大歷史我大概是有一點發言權的，但是北大的現實我確實是沒有發言權的。因為我在2002年8月份從北大退休以後，基本上就和北大很遙遠了。我記得我在一篇文章里講到我說在我退休之後在我的感覺當中，北大已經變成十分的遙遠，更準確地說，現實的北大對於我是越來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將心中的北大推到遠處，成為一個永恆的記憶，一個永遠給我帶來溫馨的夢，儘管明知其虛妄，卻好像魯迅之故鄉之於他的記憶，願意被它哄騙一生，並時時反顧。比如說北大對我來說是一個遙遠的夢了，但還要時時反顧，因為要時時反顧，所以就主編了這套（本）《尋找北大》，而且今天在這裡還來講北大，其實這對我來說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
講到北大，我想還是從老漢剛才這首歌說起，因為這首歌，我看了歌詞就很受震撼，今天聽了他自己演唱之後我更受震撼，我真是想建議，就是我們北大把這首歌作為我們的校歌。我在這個書的序言里說過，北大是每一個北大人，所有的中國人的精神的夢鄉。我順便在這裡做一個廣告，就是我馬上要出一本書，就準備把我所有關於北大的文章都聚集起來。這本書我想的名字就叫做《精神的夢鄉》，副題是「我之北大觀」，這個書出來以後，我會送給一些同學的。我就想到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不能沒有夢，一個無夢的人生是很難想像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特別是民族的年輕人，如果沒有一個可以做夢的地方，那樣一個精神的凈土，精神的聖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
前幾年，我幾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學生給我寫信，他們都表現對北大的無限的嚮往之情，我每次看到這些信，心裡的感情都很複雜。因為我在北大，我知道，這些青年夢中的那個北大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寫信都給他們去潑冷水，我說我歡迎你們來北大，但是你們先別做夢，你們做好準備，來了北大以後你們會大大地失望的。但後來我老這麼回信，我一想這個不對，這個你老把別人潑冷水也不行，年輕人總要做夢，總要找一個地方，一個屬於精神的凈土，精神的聖地，讓他做夢，如果這個地方都沒有了，那這個國家就成問題了，這個民族就成問題了。所以哪怕這個夢多少帶有點虛幻性，可能也得讓它保留著，必須有一個精神的夢鄉，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這樣。我想這就是北大，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驕傲的地方，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精神的夢鄉里。
我今天要說的是什麼意思呢，我想談一點，也許有一點不大合適宜也不大能被人接受，我認為尤其在今天的中國，不能沒有夢。這個話好像說的有點不大對啊，因為今天的中國實在是一個無夢的國家，有點太脫離現實了，但是我還是固執地認為，今天的中國，尤其需要做夢。什麼意思呢？所謂夢就是超越於現實，特別是現實物質之上的一種精神的追求。夢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東西，超越於物質生活之上的一種精神的追求，為什麼說這種追求對今天的中國特別重要呢？我想這就需要對中國的這三十年的歷史做一個回顧。今年正好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可以說，這三十年來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這可能是三十年來最基本的主要的收穫，也就是說經過三十年來的努力，中國，終於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小康社會，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進步，這是來之不易的一個進步。當然今天的中國還有很多的貧困的地區還有很多的貧困的人群，還有很多很嚴重的問題，但是就大多數人來說，或者就大多數地區來說，我們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基本上解決溫飽問題以後，這個社會應該向哪裡走，這個國家應該往哪方向去發展，就成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或者說今天的中國正走在一個十字的路口，中國在經濟有了發展，在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以後，中國應該向哪裡走？這是我們當下所面對的這樣一個問題。
我這些天，這些年，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想提出一個這樣的想法，當然可能是夢，又是一個新的夢，我這人不斷地做各種各樣的夢。我覺得在中國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以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個是制度重建，一個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價值重建，還有一個是生活重建。就是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能夠讓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大多數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的一個比較合理的比較健全的社會制度，一個健全比較合理的文化，一個健全比較合理的價值，以及一個健全比較合理的生活。這樣的四大重建，無論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價值重建還是生活重建，它其實都是一個精神問題，都提出一種超越於物質的精神的追求，而這樣的一種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來照耀的，也就是需要夢之光來照耀的（夢之光也就是理想之光）。我們常常說一個人最合理的生存狀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我想用兩句話來形容，就是應該腳踏大地，仰望星空。我們現在就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作為人來說，或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或者作為一個大學生來說，如果要尋找一個合理的生存方式的話就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一個是如何腳踏大地，如何更密切地和我們生存的這塊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聯繫；另一個就是如何仰望星空，如何有一種超越於物質現實生活的超越性的追求，一種精神的追求。我想這就是今天的中國特別需要這樣一種夢的精神。對，這是我的一個理解。
那麼這裡討論一個問題，在這樣一個制度當中，這樣一個制度重建文化重建價值重建生活重建的問題當中，中國的大學，或者說中國的北京大學，它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他應該有什麼使命，它應該發揮什麼功能，它應該發揮一種什麼樣的精神？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第二個層面的問題。
按我的理解，或者說我的大學理想——我認為「大學之為大學」，就是它有兩大功能。哪兩大功能呢，就是它在整個民族的精神的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建當中，它有兩個功能，一個是保守性的功能，所謂保守性的功能就是什麼呢，就是思想文化學術精神傳統的一個傳遞和堅守的任務，就是大學擔負著要把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學術精神的傳統傳遞下去，一代一代傳遞下去，並且要堅守下去。因此大學，特別是北京大學這樣一所大學，它應該成為民族精神的一個堡壘，或者說民族精神的一個聖地。這是大學的一個功能，我稱之為保守性的功能，就是傳遞、堅守的一個功能。另外一個，大學有革命性的功能，也就是說它應該有一種批判的精神和一種創造的精神，它應該對社會發展的既定狀態，對已有的文化生活體系以及人類本身作不斷地反省、不斷地懷疑、不斷地批判，並且進行新的創造，這樣它就能夠成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學術的發源地。簡單說兩句話，一個是堅守，堅守民族精神，堅守思想文化；另一個是批判、創造，創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學術。
我們現在一直在說要創辦一流大學。什麼叫一流大學？我覺得一流大學就是要有兩個標準，一個標準就是一流大學應該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堡壘，第二個一流大學應該是一個民族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術的發源地。這就要說到北大的歷史，北大的光榮歷史就是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的發展中，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這兩大作用，起到了精神堡壘的作用，起到了新思想源泉的作用、發源地的作用。因此北大的歷史上有兩次光輝時期，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講北大精神，北大的傳統，可能在我理解中主要就是兩個東西，一個是堅守，它所體現出來的一種堅守精神；另一個就是它所體現出來的批判和創造的精神。這就是北大的傳統。那麼大學既然是有這樣的兩個功能，一個堅守功能，一個批判創造功能，因此北大，或者說我們的大學，必須關懷現實，並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且應該保持兩個距離，大學應該和時尚，和世風流俗保持距離。我是不主張不贊成大學要與時俱進的，我覺得大學有時候需要保守，需要和時風流俗，需要和時尚的東西保持距離，跟時髦的東西保持距離，這是一個距離。
大學第二個距離，它必須和現狀現狀保持距離，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學術的現狀，現成形態，這樣才能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勢，這就是兩個距離。既要和時尚保持距離，又要和現狀保持距離。那麼這樣呢，它就應該有一些相應的精神，我覺得大學特別需要三種精神：一個是沉靜，一個是清潔，一個是定力。沉，清，定，三個字，是大學基本精神。就是說當整個社會陷入喧鬧的時候，大學、大學裡的老師和學生應該沉靜；當整個社會的風氣被腐敗所污染的時候，大學、大學裡的老師和學生應該清潔；當整個社會陷入浮躁的時候，大學、大學裡的老師和學生應該有定力；這就是靜，清，定——沉靜，清潔，定力。用我們傳統的話說，大學和我們大學的老師應該潔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潔和純正，同時要自守，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規範，學術的規範、治學的規範，還有做人的規範，它是不受外界影響的，不受任何壓力和誘惑左右的，它是決不放棄絕不讓步決不妥協的，是要守住一些基本的東西。當然今天說這個話是有些痴人說夢，因為現實的中國，現實的大學，也包括現實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會喧鬧，大學更喧鬧；社會腐敗，大學更腐敗；社會浮躁，大學更沒有定力。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
我覺得現在我們中國的大學瀰漫著兩種可怕的思潮，一個實用主義，一個虛無主義。所謂實用主義就是完全為個人利益所用，完全被個人利益所驅使，有用就干，無用不幹，因此必然是一種虛無主義，就是除了時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與時俱進的口號下放棄拋棄。這種實用主義和虛無主義就導致了大學的兩個東西，一個是知識的實用化，一切與實用無關的知識都被大學所拒絕，既被大學裡的老師所拒絕，也被大學裡的學生所拒絕。還有精神的無操守，拒絕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堅守，我覺得這兩個思潮，就是實用主義和虛無主義所導致的知識的實用化和精神的無操守，這是現在大學裡的兩個基本的弊病。這是一個方面，我們沒有和時尚保持距離，相反我們同流合污了，另一方面，就是大學的批判功能，大學的創造功能，就決定了它一定的社會和現狀，和社會政治歷史的現狀保持距離，它才能保持一個懷疑的批判的態度。所以在我看來大學裡的老師學者，他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大學裡的學生應該努力培養自己成為公共的知識分子。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堅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類文明中的普世性的價值和理想，以及作為生命個體的思想與學術追求。一個是普世價值，一個是個人的，個性的學術的追求，這是代表公共意志的。所以大學絕不能代表國家意志，絕不能代表某一個利益集團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樣大學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獨立和思想學術行為特立獨行。我覺得大學裡的學生
我曾經說過我用魯迅的話來形容今天對教授，特別是
那麼從現實層面回來，我想來談一談2007年我心中關於大學教育問題的兩大疼痛。儘管這一年來我的注意力已經不在大學，我更關注中小學教育，更關注農村教育邊遠地區教育，因為我對大學已經失望了，也許在農村，在邊遠地區還有說話的某種餘地。但我還是很關心大學教育，有兩件事讓我非常痛心，我稱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關於我們北大的，我們北大三角地被取消了。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動，我想不只是我，應該說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為三角地聚集了我們最神聖最美好的記憶。我說北大歷史上有兩個標誌性的地方，一個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灘那裡的北大民主廣場；第二個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這兩個地方是北大歷史上最神聖、最有紀念意義的兩個地方。因為北大最光輝的歷史瞬間發生在這兩個地方。我曾經說過，北大歷史有三次輝煌，我現在要補充，北大歷史有四次輝煌，但是在座的同學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還有三次輝煌，一個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這是一個北大學生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這個運動就發生在當年的大禮堂，和今天的百年講堂和三角地。第三個輝煌，大家可能忽略的，1980年，北大有一個選舉運動，可能大家都完全不知道，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改革到底到哪裡去，北大學生站出來提出對中國未來改革的種種設想。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同學們可以去網上看一看，就是《不能遺忘的思想——1980年中國校園民主運動》。再一次就是1989年。所以北大歷史上有四次輝煌，我覺得北大歷史上應該記住的幾個日子，就是1917，1957，1980，1989，而這樣四個時刻都是和北大民主廣場和三角地聯繫在一起。所以民主廣場和三角地都成為北大的精神象徵，現在這個象徵在整頓校園的合理合法的名義下被撤銷了。這個講起來很合理，要整頓校園秩序啊，好像你也沒有什麼話講。實質上背後隱含了巨大的問題，問題不在於三角地撤不撤，而在於由此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北大還要不要建立一個師生們自由表達思想、交換思想的精神空間，或者說如何重新建立一個精神空間。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要不要實行北大校園民主，我們怎樣實行校園民主。可惜我們已經很多年不提校園民主了，我覺得非常奇怪，因為民主已經是當下流行的詞語，而且已經進入十七大報告，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但是為什麼校園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後曾寫過的唯一的一篇關於北大的長文，沒有多少人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談到了這個問題，題目叫做《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我在文章里說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教師在學校中的地位和權力的問題，實際上現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師是既無地位也無權利的，更沒有維護自己權利和利益的組織，工會的職責被縮小為每年組織一兩次聯誼活動，所謂職工代表大會最多是一種諮詢作用，特別是青年教師，實際上已經成為學校里的弱勢群體。當今的中國大學，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獨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達的權力，以及參與學校各級行政領導的選聘，參與決策過程，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力。但教授因其學術地位還有一點有效的發言權，而青年教師連學術上的發言權都沒有，這種狀況嚴重地影響了教職員工積極性，成為束縛教學和學術研究生產力的主要原因。這裡有兩個問題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也很怪，中國的大學也挺怪，一個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老想為別人爭取權利（當然公共知識分子是有義務為別人爭取權利的），卻很少想為自己爭取權利，不爭取自己的民主權利，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個，好像中國的大學是一個特別的地方，中國的教育部門老是例外，我覺得很怪。比如說，現在全國都在談政府部門的職能轉變，要分權，要放權，然而教育部越來越擴大自己的權利，幾乎擴大到難以想像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規定中小學音樂課都要唱京戲，這種事該教育部來管嗎？之前，還有提倡在中學跳華爾茲舞，這是教育部門改改的嗎？權力擴張到這種可怕的地步！全國改革，要放權，教育部的趨勢相反，現在全國進行政治體制，社會改革，要搞基層民主選舉，我想大學能不能進行民主選舉呢？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研究生會學生會是怎麼選的，研究生會學生會是不是可以直選，是不是可以搞競選？在農村可以搞，為什麼大學不能搞呢？你說農民沒有文化，那大學生總有文化吧，還有校長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選舉，我剛剛說十七大報告已經提出來了，要政治體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學能不能成為民主實驗區呢？北京大學是不是可以做實驗呢？不是說民主需要素質嗎？北京大學師生素質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個校園裡，為什麼不可以呢？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教育部門老是例外於國家的改革，當然我這個話也是胡思亂想。我早就提出建議，認為北大應該成為民主改革的特區，可以做些試驗，可以先走一步。當然這都是我的痴人說夢，這是我的第一痛，由三角地被取消而聯想起一些基本的大學空間問題和校園民主問題。這是我的一大憂慮。
第二個，去年看的兩條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一條新聞說是大學新生一報到，（這是去年2007年的報道）學校領導就約見學生家長，提出現在開始就要為學生未來的職業做準備，要對學生進行職業的訓練和指導，好像我們北大還有專門的組織，據說指導學生有兩個東西，根據求職的需要來設計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還要一個是讓這些學生提前和招工單位的人事部門見面，以便公關。這真的讓我大吃一驚。我曾經感慨中國的中學教育已經除了應試教育之外都進入不了中學教育。這裡我想講一講我的一個親身經歷，前幾年，我到北大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去開選修的魯迅研究課程，我去的時候，老師們向同學們宣傳，說同學們，你們都嚮往北大，但是
現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機，與就業無關的教育是不是也進入不了大學教育呢。我為什麼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其實這也是我2007年的一個痛。2007年暑假的時候，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個全國的關於通識教育的培訓班，我講完之後有一個大學老師舉手提了一個問題，說
第一，我認為大學就業難，確實暴露了大學專業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學生知識結構的缺陷和不足。這是大學課程設置上的問題，確實是就業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我認為，大學應該進行教學內容、課程設置上的更新調整。這是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有的一個內容。第二，我們要具體分析一下，大學生不能適應現在社會發展，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精神素質的問題。我仔細注意了一下現在很多就業單位對現在大學生的批評，我覺得我們大學生應該聽一聽這樣的批評。他們的批評主要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一個是獨立自主能力比較差，一個是缺少團隊精神，不善於和他人合作，還有知識面太狹窄，再一個獨立思考創新能力不足。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精神素質問題，而這種精神素質問題，其實就是應試教育的後果。所以正是因為這樣，大學教育應該補這個課。現在大學生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就是因為他們不能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人。中學的應試教育造成了你們這些毛病，這些弱點應該在大學裡彌補，大學不僅僅使你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技術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公民，這是大學教育應該要補這個課。第三個問題，我們對就業問題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眼光。怎麼講呢？我們常說未來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信息社會，這個社會有什麼特點呢？就是每一個職業變化很快，很少有固定一個職業的人，因為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不斷有一些新的專業、新的課題、新的職業出現。這使得每個人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職業、自己的社會角色，這是現代信息社會的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和我們那時候不一樣，我們那個時代分配到哪裡，就永遠不動了，一輩子做這個事兒。現在不行，它是不斷變換的。
因此，現代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是什麼呢？它要求兩種能力，一方面，應變能力要強，一方面創新能力要強。應變和創新的能力，這是新的人才觀，是未來社會發展的要求。所以，如果你過早的只顧及某一個職業，某一方面的訓練、過分狹窄的訓練，就不能適應未來的競爭。所以未來社會的競爭，是一個素質的競爭，一個學養的競爭，一個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的競爭。因此僅僅從職業的角度來考慮，也應該為自己設計一個全面的發展。在我看來，大學裡，除了我剛才說到的一些精神層面的問題、要成為現代公民之外，至少應該具備三大能力。一個是終身學習的能力，這裡包括中外語言的聽說讀寫能力，還有利用文獻、工具書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思考實驗計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維能力，具有開闊性廣泛性創造性、批判性和想像力的思維能力。具備了這三大能力，以後就可以不斷地變換，你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就強了，這才是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棄這一點而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場需求，把自己的視野、知識面、能力訓練弄得非常狹窄，那麼即使取得了一時之效，可能找到了一個工作，但是由於底氣不足，在持久技能競爭中遲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諸位，你們已經吃夠了應試教育的苦了，在應試教育之下，你們的學養、素質已經非常的狹窄了。如果在大學裡再浪費大好時光，再只關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對自己長遠發展的培養和訓練，那你的目光短淺，你要抱恨終生的。所以我想，即使從職業的角度說，今天的大學生也應該著眼於自己長遠的發展，把自己培養成為應變能力很強的創新能力很強的新的人才，不然遲早要被淘汰。第四個方面，當然，我們也不可能否認具體技能培養的問題，但我覺得只要在工作之前進行訓練就行了，大家必須建立終身學習、終身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理念。具體的培訓是可以通過訓練班來解決的，但不是在大學裡來解決的。當然，大學適當開一點這種課我也不反對，但大學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剛才所提到的兩方面的發展，一個是作為人的全面發展，一個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否則的話，如果眼光狹窄地把我們的大學辦成一個職業培訓班，那可能再度耽誤大家，而且可能整個地耽誤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二個新聞。
第三個新聞也讓我吃了一驚。有這麼一條新聞，說新生未入學，家長和學生就忙成一團，通過一切途徑，尋找各種關係以求打點照應。據說很多大學生，還沒上大學，就開始打聽，大學英語課，是某某老師教的？哪個給分數高？還有團委和學生會哪一個比較有前途？評獎學金是不是只看成績還要在學生會混得很好？還沒進學校就開始打聽這些消息，據說有一個沒有正式報到的新生，就把學校里主要領導、團委書記、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這真讓我目瞪口呆。公關思維、搞關係思維，已經體現到大學一年級學生中，但這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這和我們北大是有關係的。我們經常說北大是全國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養尖子，要培養精英。我自己並不一般地反對精英，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更重視普通的「非精英」，更重視普通的學生。正像魯迅所說：「我不反對天才，但是我更重視泥土。」（笑）魯迅讓大家都做做泥土呵。但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培養精英是無可厚非的。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我們需要培養什麼樣的精英，或者我們每個同學要把自己培養成為什麼樣的尖子？這個問題是更加重大，也許是更加嚴峻的。我現在恰好對這些尖子學生非常擔心——當然不是全體——但是相當一部分尖子學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讓我感到憂慮。在我看來，真正的精英是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講時所提出來的，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的承擔。在我的理解中，是這樣的精英。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概括為「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什麼意思呢，所謂絕對的利己主義者，就是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緻」指什麼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這樣一些「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坦白地說，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學生，因此我形成了一個文學的概括。我自己學文學，我下邊是一個文學的概括，不是具體指某一個人，我接觸了很多人之後概括出這樣一個典型。比如說，有一天我去上課，看到一個學生坐在第一排，我一上課他對我點頭微笑很有禮貌，然後我開始講課。在一個老師講課的時候，也有一些期待，講到哪裡學生會有什麼樣的反應。這個學生很明白我的期待，我期待微笑他微笑，我期待鼓掌他鼓掌，就是說他聽懂我的課了，我很高興，我就注意到這個學生了。下課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來，說「
好像我說得實在太長了，那麼我就講了這一番又是夢話，又是憂患之詞。謝謝大家！
提問階段：
問：我是一個90後學生，剛才聽了您的講座，越聽心裡越涼……我想提的一個問題是，現在出國這個事情延續到了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學生，我現在不知道是要在中國讀大學還是要走出國門到國外好。第二個問題是，北大能夠留給我什麼，我能在北大學到什麼？那麼第三個是，今天來主要是看書，想看一些對自己有益的書，但是現在滿眼看到的都是炒作出來的無謂的書，想聽聽您對我們這些青年學生推薦什麼有益的書？
錢：這個第一個問題啊，就是說很多人到國外去接受教育，這個大概是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教育的悲哀，這是中國教育留不住自己的學生。我覺得這個問題啊，因為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全球化的時代，因為是一個國際地球村，所以每個人在哪裡發展不是問題，哪怕我覺得你取得個外國國籍我覺得都不是問題的本質。因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它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到國外去到哪國去，我覺得都不是問題的本質。這裡還是一個剛才說的基本的問題，就是不論你在中國接受教育還是在外國接受教育，都是要把自己培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問題。搬到外國去接受教育，我覺得有一個問題，也就是我常常提到，就是你還是要有自己的根。這是我經常講到的問題，這也是我的一個經驗，當然不是我自己的經驗。因為我自己侄子侄女……我的下一代，我的朋友很多子女他們很多都在國外。他們遇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你即使到了國外，即使你得到了美國的綠卡或者美國的國籍，你都有一個問題，你必須清楚你很難融入那個社會。你真的非常難地融入那個社會。特別是那個社會的文化底蘊你進不去。這些時候，就會常常懷念，這就就是你這個根的問題。就是即使你在國外，即使你是華裔，我既然融入不了這那個社會，但是我還有中國作為我的根。它可以把中國當作精神家園、精神故鄉，它可以作為你的根。最可怕的，剛才我們已經講過，現在年輕一代有什麼問題，就是說，想逃離自己的本土，逃離自己的土地。對中國這塊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我曾概括為什麼呢，就是一種陌生感，情感心理上的疏離感。這樣呢，你到了國外，那個社會的文化你進不去，本國的文化你又失了根，你這個人就成了懸浮的人，就成了一個無根的人，這是一個問題。所以你即使到國外去，無論如何，都要守住自己本民族的根，就是你這個土地的根。只要有了這個根，至於你具體的生活，你具體的，甚至是國籍，都不是問題。也就是無論如何大家要有自己的根，有自己的精神家園。這是根本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剛才這位同學，可能還沒進北大是吧，所以我剛才說的那番話不會把你嚇住吧。就是雖然說北大有很多問題，我很不滿意，很多的不滿意，但是北大畢竟是北大。這個是怎麼回事呢？就是它這個地方，它這個土地它有一個傳統。一個土地有傳統沒有傳統它是不同的。儘管我們今天可以批評這些傳統一個一個喪失，但是無形的還有些東西在裡面，每個北大人也會有感受，它就有一種影響，它對你有形無形的有一種影響。所以我覺得，雖然北大很令人失望，但是目前北大可能還是中國最好的一個學校。所以我覺得到北大來還不至於一無收穫。因為北大是一個好地方呢。我覺得不僅是北大，北京都有這樣一個好處，我很喜歡北京就是緣於這點，這個地方就是大，北大它有一個特點，北大之所以大，就是它有各種空間，它有各種可能性，這一點我覺得是其他學校可能很難有的。有比較大的空間，有比較大的可能性，所以你到了北大，雖然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找到一個空間來有自己的發展。
那麼第三個問題我可能沒辦法回答你，因為你要我給你開一個書單，我也就沒什麼好辦法了，因為這涉及具體專業什麼的，這個我可能很難回答。這個具體的問題，我就交白卷了，對不起了呵。
問：正之你剛才總結北大有四次學生運動，我補充一次輝煌，我記得呢，就是四十年代末「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在北大民主廣場，應該是一次重要的學生運動。另一個剛才你提到「精英」問題，另一個大師的問題，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高校沒有出現大師呢？我是種過地的，我覺得我們培養的土壤很重要。
錢老：這位老先生這個補充很重要。就是說，在這個1948年的時候，當時全國有一個很大的學生運動，而這個學生運動當中，北大的學生運動起到了特別大的作用。它是對新中國的誕生直接其影響、起作用的。那剛剛這位老先生提到一個大師問題啊，我們現在也經常提到這個問題啊就是為什麼不出來大師，到底大師為什麼是大師阿。我想將兩個方面的觀點。一個觀點就是說，我們不能過多的歸之於這個社會的制度或者歸之於環境，為什麼呢？因為在很惡劣的環境下也會出大師，是吧？我經常講的像司馬遷，司馬遷是什麼一個環境？所以我們不要過多地歸置於這樣一些東西，還以為沒有自由最後就成為了大師，這個很難說。另外一點呢，我想講講我們這一代人為什麼就不出大師呢。北大的大師都出在哪裡？都出在解放前。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從56年以後知識分子就不出大師，一個大師也沒有。我在《我的精神自傳》里也談過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主要是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問題，我們在六十年代所受的教育是一個反對封、資、修的教育。所謂「封」，就是所有中國傳統的東西都被叫成封建主義。什麼是「資」，所有的西方國家的東西都是資本主義。什麼是「修」，蘇聯的東西都是修。所以我們幾乎拒絕了人類文化的一切的一切，我們在這樣文化斷裂的時代培養出來的。所以這樣一代人，坦白的說，包括現在很著名的學者，包括你們很敬佩的學者，其實在我看來，都跟我一樣，（笑）都是斷裂時代培養出來的，這個斷裂時代培養出來的人他很難成為一個大師。我是這麼來解釋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大師的原因的。
問：我的個人本來是想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到那時剛才你提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問題，我看當下各種知識分子都在激烈論戰，我就想問一下，您覺得文史哲這幾個方面，我們應該選擇哪一個專業作為自己的根來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比較好？
錢：這個很難說，但我可以談具體建議啊。如果我來選擇，我選擇歷史。當然本來來說，哲學是最重要的。我在一次演講的時候講，其實哲學是所有知識分子最基本的一個修養。包括學理的學工的，無論什麼學科，哲學是最重要的。它是科學的科學。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哲學很難發展。在現在的環境哲學很難發展。我們出不了哲學家，它不允許你出哲學家。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的哲學，這個是不行的。這個文學，因為我是學文學的，這個文學這個東西啊，太玄妙，文學這個東西啊太玄妙。文學是特別需要才能的，我覺得文學特別需要才能。所以文學淘汰率太多，太高。要真正成材的，學文學成材的，是極少極少極少的。在這個比較之下，我覺得歷史最好的。歷史啊，包括我們在內，我們都往歷史靠。我現在是文學史家呀，是吧，文學史家呀，文學思想史家呀，是往史學方面發展就是我們很難有真正的哲學創造，沒有哲學創造、文學理論創造，創造不出來。所以這是一個具體現象。
問：
錢：這個問題其實，我在我編的一本書叫《走進北大》的序言里曾經說過，就是我們談北大傳統的時候，我們比較注意我們的宏大敘事，我自己也比較注意這個宏大的東西。其實這個北大傳統是滲透在老師學生日常生活當中的，就像鹽溶於水一樣，這個真正這個傳統是滲透到具體生活當中的。所以我倒要推薦這本書，這個《走進北大》，它大量的敘述校園生活，比如北大學生怎麼喝酒阿，是吧，大量的細節，大量的細節的生活。當然這本書有個特點，它比較少有宏觀敘事。我們三零年代喜歡宏觀敘事啊。當然到了八十年代（我比較喜歡八十年代），這個八十年代的北大，一個特點就是把北大精神滲透到生活當中去。這個其實是最有意思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北大的學生，北大的新同學就要看這樣一些文章，這樣一些回憶的東西，這樣在生活當中所顯現出來的，在逸聞趣事中所顯現出來的這種精神。這樣的精神是滲入靈魂的，是生活當中的一種精神。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比宏大敘事更貼近、更能讓你理解。
問：
錢老：關於這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就是說，我經常引用魯迅的一句話：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實際上我剛才講的那些問題都屬於發展層面的問題，首先是要解決溫飽解決生存問題的。所以我以前曾經，經常跟我的學生或者北大的青年教師說，我說，很多話你別講，我來講。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溫飽問題解決之前你還是少說話。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後，你才能發言。像我呢，說老實話，我今天講這些話其實都有個前提，我並不主張大家都像我這樣，要是都像我這樣很多人是要砸飯碗的啊。像我的溫飽問題解決了，我的生存問題解決了，這個體制已經不能給我什麼東西了，我也不要體制的東西了，所以我可以在體制外說話。所以我的說話方式是有它特定的條件的，我並不主張大家都向我學啊，學了之後可能把飯碗砸了啊，我們還是要生存和溫飽解決問題的啊。但是這個要分清楚，這個可怕在哪裡，本來，適應體制的需要，你做了些妥協讓步求得生存溫飽，這本身沒有什麼可非議的，問題是久而久之，你沉迷其中了。青年教師妥協求溫飽，我都能理解，但問題是到溫飽問題解決後怎麼做。我曾經就開玩笑地說，就是說當了副教授之後，你怎麼辦？因為在中國大學裡，副教授就是一條線，到了這個級別，基本問題就解決了。但是如果有一套房子還要兩套房子，有一個汽車還要兩個汽車、三個汽車，嘗到甜頭就不斷去做，最後就同化了。
第二個問題在哪呢？就是知識分子有各種選擇，不能把任何一種選擇都絕對化了。雖然我的觀點，只是我個人的觀點，我認為大學教授當然應該是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但是這不能做一個範式，不能讓所有的大學教授都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而且就是說，個人根本不同。知識分子和現實的關係可以有各種選擇，不是只有唯一的選擇。大體說來知識分子有幾種選擇：第一種選擇，他主要是做理論創造，理論創造就是知識分子第一的職責，我們所謂的大師就是理論創造的大師。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論家的大師，就是為中國現在社會提供理論替代和理論創造的大師。理論大師，中國缺少。這個理論知識分子主要就是提供理論。第二來知識分子，我稱為批判知識分子。他主要就是按他的理想對社會不斷提出批評，魯迅大體屬於這種知識分子。第三類知識分子是從事具體實踐問題的知識分子，比如說具體的從事教育文化思想學術事業，那樣一種知識分子。第四類知識分子，還有一種知識分子就是相對的脫離現實，在象牙塔里，他的主要功能就是我剛才說的就是在大學裡做學術的傳遞、積累、發展，他是做這樣一種工作。這一支呢他們比較脫離現實，是我們一般說的學院派的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對國家的學術發展有自己獨特的貢獻。這樣的知識分子顯然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了，他是專業化的知識分子，那麼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有它的作用。所以我說具體到在座的同學們，你以後做什麼，那是根據個人的條件，你想做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但是我覺得有一條是共同的，就是無論什麼樣的知識分子都應該保持自己思想的獨立、自由和創造。我想這是所有知識分子的共同性，具體選擇是可以不一樣的。
問：
錢：我講的應變能力啊，是指什麼呢，是指知識，是知識的應變。跟我後面講的精神資本家那是不一樣的。所謂應變能力就是說你的知識結構比較廣，你的知識面比較寬以後，你可以不斷發展不斷創新，會有不同的變化，可以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我剛才說的具備三個能力，具備學習能力、研究能力和思維能力之後，把自己的知識不斷應變、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適應職業需要，適應事業發展需要。而另一種應變，它是從自己私利出發，而來應變社會，有點像契訶夫小說寫的《變色龍》，是根據社會需要自己的利益不斷改變自己的信仰。所謂改變信仰就是沒有操守，是指沒有信仰、沒有操守的那樣一些應變。我想這是不同性質的應變。
問：剛才你提到你主編那本《尋找北大》的書里，我大體看了一下，有很多篇都提到「大學之大，非有大樓，有大師之謂也」這句話，剛才你說我們50年代後整個中國都沒有出現過大師了，那麼就是說我們北京大學的那些本質的東西有正在逐步的丟失的趨勢。另外還有一個趨勢就是，你剛才說我們的大學正在變成一個「職業培訓學校」。其實這兩個趨勢是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不能和現實同流合污，但是你自己是解決了溫飽問題的，所以可以和體制不妥協，可是我們90後的學什，我們根本還無法解決溫飽問題，那又該怎麼獨善其身呢？
錢：第一個文體啊，就是說這個大師沒有了，但是我覺得有名師。大師沒有了，但是北大現在名師非常多，而且在全國都是一流的名師。這個名師就是有自己獨到的、獨特的見解的專家，這樣的還是很多的。當然大師名師也有不同層次，到目前來說，北大還是培養了很多的一流人才。這個名師還是非常多的，而且不是只有一個。我覺得北大的一個優點是什麼呢，它這個比較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你剛說到一個比較現實層面的問題，就是理想和現實的關係的問題。那個我在一個地方講過，就是一個俄國教育家曾經講過，一個人的一生是要經過三個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做夢的階段，一般來說按正常生理髮展來說，中學階段和大學階段應該是做夢的階段。這是一種超越現實的一種追求。但是我覺得中國現在不但大學，就連中小學都過早的世故，所以現在我這個老頭子都在說夢話，而你們已經說不出來，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那麼人生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做夢的階段，另一個就是追求，包括你對精神的追求對事業理想的追求等等等等，這本來應該是中學小學階段。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走上現實之後你會遇到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距離，和巨大的衝突。那麼在面對現實理想巨大矛盾衝突的時候，人可以有，在我看來可以有三種選擇。第一種選擇就是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想，適應這個社會，完全適應這個社會，和這個社會同流合污，在同流合污中最大限度取得自己的利益。第二種選擇就是絕對的悲觀失望，陷入虛無主義。第三種選擇是我主張的選擇，在面對現實理想發生巨大的衝突矛盾的時候，一方面還要堅持那些最基本的底線，在堅持這些底線的同時作適當的調整，其中包括適當的妥協。這是一個很艱難的選擇過程，而且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選擇過程。但這個過程是必須過的。然後就到了我這個階段，再回來做夢。那麼大家現在的諸位，按道理應該還在第一階段，但是你們現在已經走入第二段了，是吧？所以我想提出的是，一個，還是要守住一些東西，基本的東西，做人基本的東西是不能妥協不能讓步的，也不能放棄。但是這是底線，在高線與底線之間是有妥協的餘地的。一個是要堅守基本的底線，不管做什麼，這個基本的底線是不能放棄的。然後呢，對現實可以做一些適當的調整。以後呢再回過來再做夢，就像我現在這樣。我就講這些，不再講更具體的了啊。
問：我想問一下關於的大學的評估問題，因為去年三角地的被拆除我聽說可能與教學評估有關係，然後前段時間中國科技大學的朱清時校長也主張取消教學評估活動，而代之以社會評價和輿論評價。我想聽一下您的意見和看法。
錢：坦白說我覺得這個教育評估就是教育部越權。這就是我剛才說的行政部門越權的一個問題。根本就不是它該管的事！坦白說我對這次教育評估採取一個不贊成的態度。
問：請問「文化現象」與「文化運動」的同異？下一場文化運動還遠嗎？
錢：（笑）因為剛才我們講了，北大的幾次輝煌都是「運動」，其實運動就是一個群體它在一個口號之下以某種方式表現出來。我覺得這個很難預計，一般情況下——這也是一個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希望中國的改革採取一種漸進的方式，因為中國社會經過的動蕩太大，而運動的方式是一種比較激烈的方式，我們一般希望能在一種比較平穩的、比較漸進的方式中。但是我們也不一定就排斥比較激烈的，其實有些「運動」也未必都是激烈的，我記得北大1980年那次選舉，就很平和，當然其中也提出很多尖銳的問題。這個就很難說了，我無法預言下一次「運動」什麼時候來。但是有一點，我覺得「運動」採取的方式不是重要的，是激進的或者漸進的方式都不重要，我想恐怕基本的是我們要為我們的理想堅守一些東西，你必須有所鬥爭，要努力，要奮鬥，要鬥爭，而不能等著，它自然而然就來，這可能是不行的。理想的社會是要在大家的實踐當中來實現的，而這種實踐，我是比較主張採取漸進的、和平的方式，而不主張很激烈的方式，那是萬不得已的一種方式，因為那種方式造成社會的動蕩、給社會的破壞太大，這也是我們中國歷史的一個經驗教訓。
問：我是一個文化傳媒方面的記者，經常去北大參加過一些活動，一個直觀的感受是，現在北大的一些學生在情懷上、在審美上都有一些缺失，比如有什麼導演或者明星來北京，北大的學生也很熱烈地去追捧。包括《尋找北大》這本書，一些前輩的文字就很好，而一些比較年輕的作者的寫作就顯得有某種缺失。不知道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這種缺失是由教育造成的還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我想問一下這個缺失算不算北大精神缺失的一種表現？
錢：這裡牽扯到一個問題，因為審美，既有它永恆的一面，有一些永恆的東西，但是也是隨著時代不斷變化的，不同時代、不同年齡。所以我覺得在審美方面我們還是要有一種更大的包容性。我有點不太贊成你的話，我看這本書，感受和你不一樣，我並不覺得我這代人的文章比較好，當然，那些後輩的文章，我看起來確實感覺比較怪，與我這一輩的人所習慣的寫作方式是不一樣的，但他們的東西可能有另外一種審美的情趣。當然，我覺得這裡面也有一些問題確實存在。現在大學的文學教育里就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的文學教育越來越理性化，特別是中文系的學生，動不動就把一個很豐富很複雜的文學現象納入到一個既定的理論框架當中去，缺少審美的趣味和審美的訓練，這可能是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具體到我，我感受到這是我們中文系的文學教育的一個特別大的缺陷，就是審美教育的不足。當然這和我們現在社會也有關係，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很浮躁的社會，你可以感覺到，人的心靈越來越粗俗化，而比較精細的、比較柔性的東西都沒有了，這審美的變化背後也可能反映的是心靈中的某些問題。我想這就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和教育的缺陷是有關係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整個社會的風氣，整個社會的環境造成的。我們現在越來越低俗化，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包括我們現在看的電影電視，每天看的東西，你都可以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總之，這既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問：據我所知，中國有的大學開始設置宗教學專業，一些學者翻譯介紹了一大批宗教學的著作，比如劉小楓等，我想問問您對於他們的做法、他們對這種「基督徒」的文化的選擇怎麼看？我們從中是不是能看到點希望呢？
錢：宗教問題現在是越來越引起大家關注，民間宗教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大學生中有宗教信仰的也越來越多了，我覺得這和我們剛才討論的問題是直接相關的，就是關於我們信仰的缺失。我曾經說過，我們中國的年輕一代、尤其是80後一代，面臨一個信仰缺失的問題，面臨一個重建信仰的問題，我想應該在這個背景下來看現在宗教的發展。從這個方面來看，我覺得現在宗教的發展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因為中國這樣一個民族就有這個問題：缺少宗教。現在中國很多人做事情很容易越過底線，這可能就和宗教信仰的缺失有關係，在這個角度，我想現在宗教方面的教育和人們對宗教的關心，都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但我想也不要把他絕對化，因為要尋找宗教信仰，不是唯一的道路。我就是一個無神論者，我是不信宗教的。順便講一個很好玩的事，很多朋友都說我這個人是最適合當宗教徒的，特別是年輕朋友，不斷地向我宣傳宗教。（笑）他們說我有點悲憫情懷，是最接近自我、最接近宗教的，所以他們拚命向我宣傳宗教。但是每次我都拒絕了。我講了兩條理由：一條是，我是個經驗主義者，我們這一代人，對一切「他者」都有懷疑態度，而我當然知道，真正的基督教徒，是把上帝看成自己的，所謂「上帝在我心中」。但對我來說，上帝永遠是「他者」，我沒辦法使上帝成為我心中的上帝，我做不到。一旦我認為上帝是「他者」了，我就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因為我這一輩子上「他者」的當，實在太多了，（笑）。第二條理由，我對所有的「聖徒」都持懷疑態度，因為我一輩子沒有見過真正的聖徒，我見的都是假聖徒，這就使得我和宗教是有一個距離的。但我想，這並不等於說，我沒有信仰，我不追求信仰，我想不要把這兩個問題等同起來。
問：
錢：在很多場合我都被問到這個問題，所以很多場合我都要澄清兩點。第一點，余傑和我的關係，是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教師的關係，余傑不是我的研究生，他是
問：我想聽聽您對高行健的評價。
錢：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高行健得了諾貝爾獎以後，我是國內公開寫文章評論他的學者之一，當然我的文章在國內發表不了，曾經在《二十一世紀》這個雜誌上發表過我對他的評論。我的看法是，高行健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藝術家，特別從語言藝術角度講，我覺得他是個語言藝術家。當然，他並不是中國所有作家中最出色的。我看他是中國眾多出色作家中的一個，或者說是一個代表。所以他得了諾貝爾獎，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中國整個文學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是應該有人得諾貝爾獎的，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是他得到了。所以我還是非常高興的，我覺得他得到了，也是對我們「現代漢語文學」的一個肯定。
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您剛才談到您現在很關心邊遠地區和中小學的教育，我非常希望您對這個問題做一些延伸，比如您更關注那裡的什麼？您在那裡看到了哪些希望？
第二個問題是，我記得您在《我存在著，我努力著》這本書中您曾經談過，這些年來您一直希望通過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的基礎上，對現在的知識分子做一個觀照，我非常期待什麼時候能看到您這個關注的一個結晶成果。
錢：關於中國農村教育的希望，我通過這些年的觀察，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個東西。去年我在美國一個學術會議上做了一個發言，我就講到，我想提醒在國外的學者，也想提醒在國內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在關注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們更應該關注中國這塊土地、特別是底層社會、民間社會，正在發生的東西。我比較看重中國的民間社會正在發生的，我稱之為「十分緩慢、但也是十分重要的變化」，這其中就包括教育。我現在搞教育的中心，是關注中國教育的民間力量。我們中國的改革，包括中國的教育改革，從來都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行為，但我覺得現在正在興起一個自下而上的民間的教育改革。特別是底層社會，還是有第一線的老師當中，包括一些很邊遠的地區的老師，他們還是在默默地進行著一些教育的試驗。我最近要寫一本書，題目就叫《做教師真難真好》，其中我大概解剖了七八個，第一線的老師，其中也包括邊遠地區的、
問：
錢：這個事我完全不知道，無法發言。（笑）但是我要說一點，我最近發了一次大脾氣，那天我去坐公共汽車，我排隊排了很久，結果車一來，一大群年輕人就擁上去，我勃然大怒大發脾氣，大吼，大叫（笑）。所有的人都用驚訝的眼光看著我，我說你們不是講文明嗎？你們這些年輕人怎麼回事？所有人好像都覺得我是外星人一樣看著我。這種不文明行為讓我憤怒，而這種驚訝的眼光更讓我感到傷心。
問：您是研究魯迅的專家。我想請您評價一下魯迅在中國近現代文化中的歷史作用。
錢：（笑）這個問題太大了，但是我可以簡單說一說。我始終認為，魯迅在中國是一個異數，在中國思想文化結構中是一個異數，是一個少數，是一個異端，一個不同的聲音，因此他是一個不同的可能性。這是我對魯迅在中國思想文化中地位和價值的一個簡單的評價。
問：您覺得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價值？
錢：到現在為止，我們的中國小說史寫作，還沒有一本超過《中國小說史略》！
問：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請您談談您的看法。
錢：我想把這個問題引申看來，這涉及經常遇到的兩個問題，一個是魯迅和孔子的關係，一個是魯迅和胡適的關係。我曾經有一個說法，我們這個民族，好不容易古代有一個孔子，現代有一個魯迅與胡適，並且是得到世界承認的，但是我們自己很可惜，我們自己很愚蠢，我們老把他們對立起來。有孔無魯，有魯無孔，有胡無魯，有魯無胡，（笑）我們老是這樣。當然，孔子和魯迅，胡適和魯迅，他們是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他們有很多區別，他們之間有很多爭論，很多矛盾，很多衝突。就像諸子百家，不是都在吵嗎？但他們都是中國的精華，中國的民族文化好不容易有這麼幾個代表人物，我覺得我們不要把他們對立起來，不要輕易地傷害他們。所以我曾經講過，我們應該繼承的是一個從孔子，到魯迅-胡適的這樣一個傳統。簡單地這樣說吧。
問：您今天也提到了您曾在農村、小學等地區講魯迅。我們都知道在文學上評價魯迅，也會講他的一些陰暗面，比如說他是一個黨派的人，他的很多觀點都是基於當時的黨派鬥爭的。把這樣的文章講給中小學生是否合適呢？
錢：對於此我可能和你有一個根本性的分歧，你認為魯迅是黨派的魯迅，我認為魯迅是人類和民族的魯迅。所以我覺得，從我的「人類的、民族的魯迅」的角度出發，我覺得是需要向年輕人講魯迅的。也順便說說剛才那位朋友問的問題，魯迅在中國處於什麼地位呢？我在很多場合都講過，每一個民族，都有一些原創性的、成為民族的思想源泉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這樣的思想家、文學家是應該每一個民族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他應該深深地扎在民族的心靈深處的。這樣的人不多，比如說莎士比亞對於英國，所有的英國人都知道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對於俄國，歌德對德國，等等。中國實際上也有這樣幾個，我稱為原創性的、源泉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其中既有魯迅、有孔子。我自己的看法是有這麼幾個：孔子，莊子，這是中國文化的源泉，然後有唐代那一批詩人，因為唐詩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高潮，一個青春期的文化。然後是《紅樓夢》。現代，在我看來應該是魯迅。我覺得這樣的人應該讓民族的每個人都知道他。當然，是否贊同他，那是另一回事，但應該知道他，因為他們是整個民族精神的一個濃縮。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熱心要到中學去講魯迅呢？當然，還有第二個層面的問題，要講魯迅，但講什麼？怎麼講？當然不是所有的魯迅作品都適合給中學生談的。所以給中學生講，我有一個選本，《中學生魯迅讀本》，我選了一些適合中學生讀的文章。剛才我也說了，雖然我上課的結果是人越來越少，但是最後能堅持二三十個，這二三十個學生，確實是非常能夠和魯迅對話的，從他們後來的作業來看。所以也就堅定了我的一個信念，我覺得中小學、主要是中學，還是應該講魯迅的。當然關鍵是講什麼，怎麼講。
問：去年看了您一本書，《我的精神自傳》，剛才您有提到要出一本書《精神的夢鄉》。從這兩本書的名字來看，您是特別注重精神的。在精神方面您有什麼想法？對於一個好的精神，如何樹立和發揚？我想聽聽您的想法。
錢：（笑）這個問題很難說。我為什麼出這幾本書呢？因為我曾經說過，作為一個學者，我有兩個精神基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貴州。我在中國的最上層和最下層，中國的城市，和中國的農村，中國的中心，和中國的邊遠地區，有兩個精神基地。我覺得這是我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至少是我個人的一個經驗，所以我寫這個書，某種程度上也是想介紹自己的這個經驗。實際上我出了三本書，一本是《我的精神自傳》，還有一本關於北大的，還有一本關於貴州的，叫做《漂泊的家園》，收了我所有的關於貴州的文章。這三本書合起來是一個東西，表達了我對精神的追求。當然，我出書的目的之一大概也就是你說的，我想把我自己的精神追求告訴大家，我大概只能採取個人的方式，無法像你說的去推廣什麼精神，那很難說，我只能說從自己個人出發，談談自己的一個精神成長的經驗。
問：您怎樣定義北大精神的內涵和外延？提這個問題有一個特殊的原因，因為一個月以後我就要畢業了，要離開北大這個我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中國人能夠進入北大的只是少數，而進入北大的，又總有一天要離開這個地方，我們應該帶著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去面對以後的生活呢？或者，那些根本沒有機會來到北大人，他們應該怎樣去認識，去領略北大精神呢？
錢：我在《我的精神自傳》里，專門有一節，是專談這個問題的。我2002年8月退休，2002年上半年我在北大開了最後一門課，其中這最後一門課的最後一堂課，就是講我理解的北大精神，和我對北大學生的期待。其中講了兩點期待，一點是和北大精神有關的，一點是我引申出來的。我反覆地講過了，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我把它概括成「獨立、自由、批判、創造」。我當時對北大學生講了這個意思，我們每個人將來畢業之後，會做很多具體的不同的工作，但我想無論將來做什麼工作，都應該保持這個「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你可以從政，但你要做一個有這種精神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你可以經商，但要做一個有這種精神的企業家，而不是奸商、庸商。你可以從事新聞工作、出版工作、媒體工作、教育工作，你應該成為一個有這種精神的新聞工作者、教師，而不是混日子的、混飯吃的。所以我想具體的職業並不重要，但你要保持這個精神。而這個精神我想有不同層次的要求，因為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一樣，有的人可能會非常出名非常出眾，那只是少數。我曾經說過「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反過來，真正當了將軍的士兵是極少的」。在你每一個平凡的崗位上，你還是可以「守」一些東西的，比如獨立，你有獨立的見解，不是隨波逐流，不管搞什麼工作，都要「守」一個東西，「獨立、自由、批判、創作」，這些是可以具體化為你的日常生活的。我講的這四種精神就是一個基本的底線，這是一個意思。第二個意思我是針對北大的，因為北大永遠有精英意識，所以我反覆強調，希望北大的學生，一方面能眼睛往前看，永遠往前走，因為畢業之後會遇到很多的曲折很多的困難，你不要停下來，要不放棄。最近有個電視劇叫《士兵突擊》，那裡面的軍人絕不放棄，不管遇到什麼事，要往前走，哪怕不知道前面是什麼。同時，眼睛要往下看，我們要把自己立足在中國的土地上，我說的「腳踏大地，仰望星空」，好像北大學生容易望星空，容易忘了土地，眼高手低。我們要眼睛往下看，關注我們土地上的人民，特別是底層的人民。另外，要做一個普通的、誠實的勞動者，因為天才、精英都是少數，大多數人應該做一個對得起自己的、我曾經演講的時候提到的「三個承擔」，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自己的職業，對得起自己的社會，對得起這個養育自己的社會、國家、民族，做這樣的一個實實在在的人。這大概就是我對北大精神的理解和我對北大學生的期待。現在你馬上要畢業了，也可以作為對你的一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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