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天價罰單，重新審視「超生罰款」

06-26

告別天價罰單，重新審視「超生罰款」

作者：南都社論

「促進人口均衡發展」與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調整之間，需要配套改革的制度有很多，必然包括對社會撫養費制度的反思與調整。

日前，《深圳經濟特區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徵求意見稿)》開始面向社會徵求意見，該意見稿擬取消超生多孩按孩次加倍徵收的規定，並刪除高收入人群加倍徵收社會撫養費的條款。備受各方關注的搶生二孩要不要繼續徵收社會撫養費問題，徵求意見稿中沒有涉及。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實施後，勢必面臨從中央到地方諸多法律法規的配套修改，這裡面涉及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可能就是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以及具體的徵收標準。到目前為止，關於徵收社會撫養費的規範性文件，依然還是2002年國務院出台的一個「管理辦法」，立法層級較低，而且只有籠統性規定，政策改革前後，對於具體徵收的對象、徵收的標準、徵收的數額，地方政府和人大出台的細則都可以自主確定。深圳條例修改之前，已陸續出台的各地條例中，對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依然做法不一。總體來看，深圳做法值得肯定的是，對於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標準做了更人性化的處理，擬廢止部分過高標準的徵收做法，而且有所保留地取消了計生與教育、就業等事項掛鉤的規定。

儘管在政策實施早期有稱作罰款的現象，甚至到現在為止，不少人還混同了撫養費與罰款兩個概念，但社會撫養費不是超生罰款，這是從前國家計生委到現在的衛計委，都反覆強調的政策基準。深圳計生條例修改，最大的價值或在於，嘗試從操作層面明確「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的態度。關於社會撫養費，常見的說法里有所謂「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的解釋，多出生的人口被認為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從這一邏輯出發的撫養費徵收，從始至終都不應該有所謂富人加倍徵收的意思表示，畢竟，無論父母貧窮還是富足，超出計劃所生子女被認為多消耗的社會公共資源不應該有差異。何況，超生子女後續的生活、教育和成長支出，依然是父母個人在承擔，超生子女終究也有步入社會、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一天，而後者顯然不該被制度所忽略。

撫養費的徵收，本就不該有因孩次而加倍、因父母收入狀況而加倍的做法。只有舊的罰款、懲罰思路之下，這種做法才可以邏輯自洽———如果是懲罰，那麼收入高、超生多就要多罰款，才有懲戒的明確意思。從這個角度看，深圳新規是在地方層面嘗試做一些糾偏的努力，儘管在國家層面整體改變之前，地方能做的似乎並不多。

現行《憲法》第25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這裡提到的計劃生育，不獨是一刀切限制生育，而是要宏觀考慮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這就包括當低生育率影響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時，具體計生政策要及時作調整，而不能為了部門既得利益而貽誤國家與社會發展。從限制生育到鼓勵生育，從有條件放開二孩到全面放開，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這句表述與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調整之間，需要配套改革的制度有很多，必然包括對社會撫養費制度的反思與調整，深圳做法在為這樣的調整做嘗試，這樣的嘗試各地還可以更積極、更有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