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國家爭奪地區影響力的競爭

　　中東國家間爭奪地區影響力的競爭由來已久。海灣戰爭後，中東地區形成兩大相互競爭的集團：一個是由以色列、約旦、埃及和海灣君主國組成的所謂「溫和陣營」;另一個則是由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激進組織以及中東各色「聖戰」團體所代表的「抵抗陣營」。地緣政治競爭和遜尼—什葉教派衝突是推動兩大集團在該地區爭奪影響力的重要動力。

　　「阿拉伯之春」前後，「溫和陣營」內部出現分裂，卡達和土耳其所代表的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獨樹一幟，成為中東地區不可忽視的「第三種勢力」。席捲該地區的民眾抗議運動以及日趨活躍的伊斯蘭政黨的政治主張，充分體現出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的崛起。在當今中東地緣政治競爭中，卡達和土耳其所代表的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不僅與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抵抗陣營」爭奪影響力，而且與「溫和陣營」中的沙特等海灣君主國較勁。[1]

　　「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國家爭奪地區影響力的競爭日益激烈、複雜。處於轉型中的埃及以及深陷內戰的敘利亞，成為最近一輪爭奪中東地區影響力的競技場。日趨複雜的爭奪地區影響力競爭的原因中東地緣政治競爭日趨激烈、複雜，源於這樣幾個因素。

　　一是教派衝突日趨激化。遜尼—什葉衝突是中東地緣政治的重要特徵之一。「阿拉伯之春」後，海灣遜尼派君主國誇大伊朗對這些國家內部什葉派的支持，並據此出兵巴林，幫助巴林遜尼派政權鎮壓什葉派民眾的抗議活動。巴林國內民眾抗議活動引發的亂局被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君主國演繹為遜尼—什葉教派衝突;與此同時，沙特和伊朗積極干預敘利亞內戰，支持各自的代理人，使遜尼—什葉教派衝突進一步激化。教派衝突的激化導致中東地緣政治日益呈現沿遜尼—什葉或「溫和陣營」—「抵抗陣營」分裂的極化趨勢。

　　二是「阿拉伯之春」後，溫和陣營內部分裂加劇。爭執和衝突的焦點是如何對待該地區日益興起的伊斯蘭政黨。土耳其和卡達倡導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積極支持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伊斯蘭政黨;沙特、阿聯酋和科威特等海灣君主國則強調維持現狀，將伊斯蘭政黨視為對其政權的嚴重威脅。雙方為影響埃及國內政治進程而進行的競爭，使「溫和陣營」內部的分裂日益明顯和加深。

　　三是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加劇了中東國家爭奪地區領導權的競爭。在中東有關國家看來，奧巴馬政府相對低調的中東政策及美國政府有關亞太「再平衡」和「能源獨立」的言論，意味著美國將逐步減少其在中東的義務。此類認識促使中東國家，尤其是沙特，在批評美國政策的同時，加緊按自己的意願塑造中東的地緣政治環境，從而使中東國家爭奪地區影響力的競爭更加激烈。

　　爭奪地區影響力的角逐者角逐最近這輪中東地區影響力的國家主要包括主張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的土耳其和卡達;以沙特為首的主張維持現狀的海灣君主國;以及代表「抵抗陣營」的伊朗。這些國家力圖運用各自擁有的軟硬實力工具，影響或塑造「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地緣政治環境，但誰都難以在這場角逐中脫穎而出，在該地區居主導地位。

　　一、土耳其：地區影響力不升反降

　　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以「戰略深度」外交思想為基礎，在中東地區實行睦鄰政策，以與鄰國的「零問題」原則取代「零和」思維。「零問題」政策不僅要求土耳其妥善處理與鄰國的爭端，還需要積極調停、斡旋中東地區的爭端或衝突，為自身塑造一個和平的地區環境，並以此提升其地區影響力。

　　在「阿拉伯之春」引發中東巨變之前，土耳其的和平外交在調停2006年以色列—黎巴嫩真主黨衝突和2008年加沙衝突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其在該地區贏得了一定聲譽。土耳其在積極提升地區影響力的同時，還極力通過外交活動，抵消或限制伊朗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土耳其就伊朗核問題提出不同於美西方的解決方案，此舉不僅在於顯示土耳其外交的獨立性，也在於遏制伊朗地區影響力的擴張。埃爾多安政府還一度試圖改善與敘利亞的關係，藉此削弱伊朗的地區影響力。

　　為實現提升其地區影響力的戰略目標，土耳其外交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打造所謂的「土耳其」模式，使其成為中東各國效仿的樣板。埃爾多安政府在中東地區極力宣傳土耳其在伊斯蘭政黨領導下的自由政治制度和快速發展的經濟，以此增強土耳其在中東的吸引力。埃爾多安政府在中東的外交攻勢取得了一定成效。「阿拉伯之春」開始後，埃及穆兄會和其他伊斯蘭政黨以及從事民眾抗議活動的積極分子，紛紛視土耳其為未來效仿的對象，該地區的商界領導人也為土耳其的經濟模式所吸引。

　　但土耳其過高估計了自身的軟實力，低估了奧斯曼帝國在中東遺留的陰影。「阿拉伯之春」後，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的外交並未取得實質成效。就埃及國內政治進程和敘利亞內戰而言，土耳其的影響力極其有限。2013年7月埃及軍事政變後，土耳其在該地區的地位進一步發生動搖。埃爾多安政府對穆兄會的支持不僅使安卡拉與埃及新政府難以建立良好關係，而且與支持此次政變的沙特和阿聯酋的關係也急劇惡化。[2]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國內政局的動蕩嚴重損害了埃爾多安政府打造的「土耳其模式」，導致其地區吸引力嚴重下降。

　　二、卡達：地區影響力暫受限制

　　與土耳其一樣，卡達也是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其提升地區影響力的主要路徑也是通過調停、斡旋中東地區衝突，樹立其聲望。此外，卡達公開號召和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革，以顯示相對於其他海灣君主國的獨立性和特殊性。所有這些使海灣小國卡達贏得了一定地區影響力。

　　在「阿拉伯之春」引發中東地區的動蕩局勢後，卡達積極支持各色伊斯蘭政黨，並試圖對埃及國內政治進程和敘利亞內戰走向施加影響。卡達向活躍於敘境外的敘利亞反對派提供資金，並向敘國內極端組織提供武器。在埃及，卡達是穆兄會的堅定支持者。2013年7月埃及國內政變後，卡達的這一立場為其帶來負面效應，其以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倡導者身份影響地區政治走向的努力，遭遇嚴重挫折。

　　沙特和阿聯酋通過支持2013年7月埃及政變，挫敗了卡達試圖影響埃及國內政治轉型的計劃，嚴重打擊了卡達近年在中東地區樹立起來的威望。沙特和阿聯酋利用這一契機，進一步對卡達施加壓力。2014年3月，沙特、阿聯酋和阿曼宣布召回其駐多哈大使，以抗議卡達拒絕執行海灣合作委員會的相關協議，即海合會成員國不得庇護那些將會給另一成員國造成危害的個人或團體。「阿拉伯之春」後，沙特、阿聯酋等主張維持現狀的海合會成員國強化對其國內穆兄會的打壓，而同為海合會成員國的卡達則支持穆兄會和其他伊斯蘭政黨，並對逃離海合會其他成員國的穆兄會成員給予庇護。[3]

　　沙特、阿聯酋和阿曼召回其駐多哈大使的決定，實際上是對卡達庇護穆兄會成員的反應，此舉進一步加劇了「溫和陣營」內部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與維持現狀派之間的矛盾。

　　「阿拉伯之春」後，尤其是埃及2013年7月政變後，卡達在中東競爭地區影響力的努力遭遇沙特等國的遏制。最近有關卡達通過賄賂獲得2022年世界盃舉辦權的報道，會進一步損害卡達的形象。但卡達通過金錢和半島電視台增強地區影響力的政策並未發生變化，卡達仍然是中東地緣政治競爭中不可忽略的一員。

　　三、伊朗：擴大地區影響力的努力遭遇挫折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將伊朗影響力投放到波斯灣西岸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是伊朗對外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伊拉克戰爭後，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地位有所改善。德黑蘭充分利用這一時機，在伊拉克和其他海灣國家擴展自身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伊朗在這一時期鞏固了與敘利亞和黎巴嫩真主黨的關係，建立起所謂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軸心，並通過支持哈馬斯抵抗以色列的鬥爭，為自己在阿拉伯民眾中贏得一定聲譽。在2006年以色列—黎巴嫩真主黨衝突中，伊朗和敘利亞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表現出色，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達到迄今為止的最高點。

　　2011年後，伊朗試圖利用「阿拉伯之春」引發的亂局，進一步擴大其在中東的影響力。但事與願違，其努力遭遇了挫折。首先，「阿拉伯之春」後，德黑蘭極力將席捲大半個中東的民眾抗議活動描述為「伊斯蘭覺醒」，試圖以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意識形態主導該地區未來走向。但從「阿拉伯之春」的進程和相關結果看，伊朗的神權統治制度並沒有發揮出其所預期的吸引力;其次，敘利亞陷入內戰後，伊朗所藉助的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軸心難以發揮原有的作用，對阿薩德政權的支持不僅消耗了伊朗大量資源，而且激起了一部分阿拉伯民眾對伊朗的反感;最後，以沙特為首的主張維持現狀的海灣君主國以鎮壓巴林國內民眾抗議活動為契機，進一步限制伊朗在海灣地區利用他國什葉派擴大其影響的努力。與此同時，美國和國際社會為解決伊朗核問題而對伊朗施加的各種制裁逐步產生效力，伊朗國內經濟面臨的困難日益嚴重。2013年8月上台執政的魯哈尼政府開始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嚮應對美國和國際社會在伊核問題上對伊朗施加的壓力。儘管如此，伊朗並未放棄在中東阿拉伯世界擴展影響力的戰略目標，仍然是角逐中東地區影響力的競爭者。

　　長期以來沙特對中東地區事務具有較大影響力，這源於其伊斯蘭教「聖地」保護者身份以及在維護世界能源安全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與美國長期穩定而牢靠的盟國關係也是沙特藉以發揮地區影響力的重要籌碼。不過，近年來，沙特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也遭遇了一系列挑戰。

　　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始，直至2011年初中東民眾抗議運動爆發，沙特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處於相對下降趨勢。埃及穆巴拉克總統的下台進一步加劇了沙特王室政權的孤立感。此後，沙特決定獨立或聯合其他志同道合的海灣國家，重樹其地區影響力。在巴林爆發大規模民眾抗議運動後，沙特更多地從教派衝突角度看待巴林國內局勢發展。沙特認為，巴林民眾抗議活動是伊朗在什葉派民眾中擴大其影響的結果，如果聽任巴林什葉派民眾推翻該國的遜尼派統治，無疑會進一步增強伊朗在海灣地區的影響力。以此認識為基礎，沙特果斷地以海合會名義出兵巴林，幫助巴林遜尼派政權鎮壓該國什葉派民眾的抗議活動。沙特積極支持敘利亞反對派推翻阿薩德政權的活動，為反對派提供資金和武器。沙特積極干預敘利亞內戰的目的主要是遏制伊朗的地區影響力。在埃及2013年7月政變中，沙特聯合阿聯酋和科威特，支持埃及軍方對穆兄會的鎮壓，通過此舉大大降低了土耳其和卡達對埃及政治進程的影響，並對政變後上台的埃及政府給予大量援助。通過上述活動，沙特逆轉了其地區影響力下滑的趨勢，並在中東地緣政治競爭中，尤其是在事關埃及政治進程的競爭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

　　爭奪地區影響力的競技場

　　「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國家爭奪地區影響力的競爭主要在埃及和敘利亞展開。埃及轉型和敘利亞內戰充滿不確定性，而有關國家的干預和競爭使這兩國的局勢更為動蕩。中東主要國家在埃及和敘利亞的角逐，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自目前在這場地緣政治競爭中所處的相對地位。

　　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後，土耳其一度試圖利用其發展模式、經濟實力以及正義與發展黨和穆兄會的密切關係，將埃及納入土耳其所希望的發展軌道。但埃及方面只對來自土耳其的投資感興趣，並不希望與土耳其建立更密切的戰略關係。2013年7月埃及政變後，土埃關係進一步惡化，土耳其影響埃及國內政治進程的努力也基本停頓下來。

　　穆巴拉克政權倒台後，伊朗也試圖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展到埃及。伊朗軍艦借道蘇伊士運河，而兩國決策人士也開始公開談論埃伊關係正常化的可能。2012年8月，時任埃及總統穆爾西訪問德黑蘭，參加在當地舉行的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伊朗總統內賈德則於2013年2月訪問埃及，參加在開羅舉行的伊斯蘭合作組織首腦會議。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埃及國內經濟局勢急劇惡化，德黑蘭主動向開羅提議，向後者提供其急需的燃料。但德黑蘭在埃及擴展影響力的意圖遭到埃及軍方和埃及國內各色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抵制，沒有取得實質進展。[4]

　　在穆爾西執政時期，卡達曾著手向埃及提供50億美元援助。[5]加上多哈持有的遜尼伊斯蘭平民主義倡導者身份，卡達在穆爾西時期的埃及建立起了較大影響力。但多哈的相關政策在中東和埃及國內給人的印象是卡達只關注穆兄會而非更為廣泛的埃及民眾。因此，2013年7月埃及政變後，埃及國內民眾對卡達在其境內的活動持反感態度。穆爾西政權垮台後，卡達在埃及的影響力急劇下降，其地區威望也遭受重創。2013年7月埃及政變後，沙特也趁機擴展其在埃及的影響力。沙特聯合阿聯酋和科威特，向埃及新政府提供120億美元援助。[6]

　　此舉不僅在於為埃及經濟注入活力，也旨在影響埃及的政治進程。穆爾西政府與德黑蘭的接近使沙特日益擔心伊朗影響力在埃及的擴張。與此同時，埃及穆兄會與卡達的密切關係使沙特在「溫和陣營」內部與卡達的競爭處於不利地位。沙特聯合其他海灣君主國支持埃及2013年7月政變並藉機影響此後埃及國內局勢發展，此舉是沙特在地區範圍內削弱卡達和伊朗影響力的縮影。進入2014年後，沙特進一步擴展在埃及的影響力，宣稱為埃及新政府提供100億美元援助，用以從俄羅斯購買軍事裝備。[7]2013年7月以來，沙特成為在埃及最具影響力的中東國家。

　　敘利亞危機爆發後，土耳其試圖故伎重演，以外交斡旋和調停解決危機，藉此提升其地區影響力。在以外交手段迫使阿薩德政權下台未果後，隨著敘利亞危機演變為內戰，土耳其也捲入其中。此時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政策主要旨在遏制伊朗的影響，支持伊斯蘭極端好戰分子與敘利亞政府軍作戰。但土耳其無法統一其支持的各色反對派武裝，並因支持各色伊斯蘭主義者而加劇了與沙特等海灣君主國的矛盾。敘利亞危機及隨後的內戰充分暴露了土耳其地區影響力的局限性。

　　沙特與卡達在爭奪中東地區影響力時存在競爭關係，但兩國對敘利亞內戰的干預卻有著相同的目標，即推翻阿薩德政權，遏制伊朗地區影響力。它們致力於支持「敘利亞全國聯盟」和「敘利亞之友」，但同時以資金和武器支持與敘政府軍作戰的各色武裝團體。沙特和卡達涉足敘利亞內戰的細微差別在於，與沙特相比，卡達支持的武裝團體更為極端、好戰。

　　沙特和卡達在敘利亞面臨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伊朗。在伊朗看來，維持和鞏固阿薩德政權事關其至關重要的利益。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軸心是德黑蘭在中東阿拉伯世界發揮其影響力的重要支柱，阿薩德政權的垮台意味著伊朗將失去敘利亞這一重要盟友，而在失去敘利亞之後，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援助也難以有效實施。阿薩德政權的垮台便意味著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軸心的崩潰。因此，德黑蘭不遺餘力地支持敘利亞政府軍。在敘利亞內戰形勢發生有利於敘政府軍的轉變後，從2014年1月開始，伊朗加大了對敘政府軍事援助的力度。從戰場形勢看，在伊朗與沙特為首的海灣君主國就影響敘利亞內戰走向展開的競爭中，伊朗目前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

　　「阿拉伯之春」以來，在中東國家爭奪地區影響力的競爭中，無論是在埃及還是敘利亞，土耳其近年來積累起來的地區影響力的局限性暴露無遺。加上國內政局原因，土耳其一時難以在這場競爭中有所作為。沙特和伊朗分別在埃及和敘利亞得分較多，卡達在埃及遭遇重創，但並未放棄提升其地區影響力的抱負，且握有一定的軟硬實力工具。沙特、伊朗和卡達等中東國家近期爭奪地區影響力的競爭會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