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梅詩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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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梅詩意圖（冊頁絹本設色縱27．3厘米橫32．5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作者：任熊）

任熊的繪畫藝術繼承了明代畫家陳洪綬的很多因素。在人物造型上，較陳洪綬的誇張變形又有所區別。「大梅」是指號稱「大梅山人」的晚清詩人姚燮。任熊與姚燮交從甚厚，曾得詩人器重，得以觀賞詩人所藏金石字畫。此畫中的人物形象比例大體準確，頭與全身的比率約在一比七上下，相對而言，更有頭小身體大的趨勢，略帶一點臃腫。但很能體現詩人的那種意氣風發和氣質。

自宋代以來，「詩畫一律說」大受推崇。許多詩句被畫家作為畫題加以描繪，而同時許多畫面也被詩人再三吟誦。但不論是由詩而畫或由畫而詩，都是一種再創造,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轉化。任熊作過多幅姚燮的詩意圖，大多意境悠遠，耐人尋味。《大梅詩意圖冊》共有12開，在此選其中四開。筆法或清麗疏朗，或意動韻飛，或工或寫，運用自如。而線條也因人而變，因景而異，或細勁圓潤，或剛勁削力，或宛轉輕柔，採用鐵線描、釘頭鼠尾描以及戰筆等來刻畫人物，形成不同的特徵及風格。設色清雅柔和，只是個別人物過於媚俗。

清代晚期著名畫家：任熊（1823-1858)簡介：中國繪畫史上崇高的藝術地位，海上畫派」開派之祖任熊（1823-1858）任熊，1823年（道光三年）6月生於蕭山縣城，清代晚期著名畫家，字謂長，號湘浦。他幼時家貧，跟塾師學畫人像，寓居蘇州、上海以賣畫為生。後流浪到寧波，得遇名師姚燮，在其家"大梅山館"學畫，深得宋人筆法。任熊是繪畫全才，山水、人物等無一不能，畫法宗陳洪綬，線條如銀勾鐵畫，風格清新活潑。他居姚燮家時，曾為詩配畫作《姚大梅詩意圖》一百二十幀。興酣落筆，兩月余始成，為生平傑作之一。人物花鳥、山水均俱構思奇異，布局奇巧，筆墨精微，色彩繽紛。他的三幅名作現已流落到日本，一幅是作於１８４８年的《博古圖》，一幅是１８５０年作的《梅花仕女圖》，另一幅是１８５４年作的《鍾馗圖》。青年時期的任熊，遊歷杭州、寧波、蘇州、鎮江等地，畫技大進。特別是在寧波，得遇名士姚燮，在其家「大梅山館」看書臨畫，深得宋人筆法。在姚燮影響下，詩書畫得到很大的提高。他居姚燮家時，曾為姚詩配畫作《姚大梅詩意圖》一百二十幀。興酣落筆，兩月余始成，為生平傑作之一。任熊後寓居蘇州，往來於上海、蘇州一帶，以賣畫為生。成為海上畫派的領袖人物。海上畫派，是在借鑒外來繪畫的同時注重雅俗共賞，由傳統基礎上開創出的一代新畫風，在中國繪畫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任熊是海上畫派「三熊（張熊、任熊、朱熊）」四任（任渭長、任阜長、任伯年、任預）」的中心人物。任熊是繪畫全才，山水、人物等無一不能。他的山水畫，數量較少，但意境開闊，結構宏偉，精微絢麗，有《十萬圖》山水冊頁。其花鳥畫，工筆重彩與沒骨寫意兼收並蓄，將民間藝術與文人畫融為一體，並吸取了外來的水彩畫的方法，情調清新富有裝飾趣味，有縱筆恣肆的畫風。他工於人物。其人物畫，宗陳洪綬，線條如銀勾鐵畫，風格清新活潑，筆法圓勁、形象誇張，多以歷史故事和仕女為題材。肖像畫也富有個性，在其《自畫像》中，準確地刻畫出他內心深處的苦悶與矛盾。任熊以畫名世，與傳統文人不同的是，除了詩書畫以外，在他身上顯然還有一股豪俠氣質。任熊生活在晚清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艦利炮轟開了中國國門，同時國內農民運動風起雲湧。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任熊不是以隱逸避世，而是以他的畫筆，用他特有的筆法，反映一種抗爭精神。任熊的抗爭，是在人物畫中大力弘揚中國傳統的俠氣，他畫了不少遊俠圖，還有《三十三劍客圖》木刻畫集，由蕭山蔡照初刻成於咸豐六年（1856），後將唐人傳奇文附刊在後為定卷，改版為《劍俠像傳》。內繪刻趙處女、嘉興繩技、西京店老人、聶隱娘、虯須叟、行者（韋洵美）、李勝、青巾者（任願）、解洵娶婦、角巾道士（郭倫觀燈）等三十三人像圖。人物造型，吸收陳洪綬的傳統；蔡照初的刻工刀法精練，《劍俠像傳》為任熊四部版畫作品中最為得手的一部。《劍俠像傳》與其他三部人物畫木刻畫譜《于越先賢傳》、《高士傳》、《列仙酒牌》等組成《任渭長四種》，是晚清木刻的精品，流傳廣泛，對清代末期版畫藝術發展，也起了重大作用。任熊（1823-1858）藝術風格：任熊畫過一幅頂天立地的《自畫像》，在中國美術史上，這是一幅前無古人的自畫像。以前畫家的自畫像，大多反映文人生活，以看書、賞菊、彈琴、宴飲等背景，任熊的自畫像是一種怒目金剛石的人物畫，而且比他本人還要魁偉。這是一個很有思想的畫家。任伯年在中國繪畫史上有崇高的藝術地位，就繪畫題材、思想性而言，任熊比任伯年要來得更加廣泛和深邃。歷史上，凡是開宗立派的畫家，一般除了過人的技法以外，都必須有獨到的思想。任熊與弟任董，兒子任預和侄輩的任伯年合稱「四任」，以此形成「海上畫派」的中堅，而任熊則是開派之祖。善畫人物、花卉、山水、翎毛、蟲魚、走獸，無一不精。其畫師法陳洪綬，深得宋人神髓，而又能創造出自己的風格。任熊有詩、書、畫、印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但不像一般的文人畫家那樣拘束，他將大紅大綠的民間美術的色調注入畫面，反而有一種大俗即大雅的審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