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中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建立及中國的現代化

毛澤東與新中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建立及中國的現代化

董志凱　

【內容提要】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及其戰友就十分清楚：中國取得核心競爭力的基礎是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以高超的政治軍事韜略維護了中國的獨立與統一，使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工業化建設贏得了機遇；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遵循「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全黨上下廉政、勤政，團結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形成最大限度的資源動員能力。初步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黨和國家在經濟領域耕耘成果的集中體現。在過去300年里，全球發達國家佔全球的比例不到20％。現代世界發展中國家升級為發達國家的可能性僅為5％。這樣有限的機遇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受到普遍關注。從1949年至今，中國能夠從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後的農業國成為初步工業化、現代化國家，是由於從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及其戰友就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正是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黨和國家在經濟領域耕耘成果的集中體現－－初步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其中的成功與失誤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大陸風格，充滿著矛盾，留給後人大量思索空間。1949年，新中國的工業水平正如毛澤東所言：「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許多機器不能造」，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十分落後。革命成功後的中國志士未忘落後挨打的屈辱歷史，將工業化作為新中國經濟的首要戰略目標。在人口眾多、基礎薄弱等內部條件極差的背景下，面對西方發達大國對華封鎖、禁運的惡劣外部環境；如何跨越貧困陷阱，在資本要素稀缺程度近乎零的基礎上，追趕世界現代化步伐？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領導人帶領共和國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於新中國誕生後30餘年，初步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在中國史無前例，在世界也罕見，值得後人銘記。以下從八個方面簡要回顧期間的幾個關鍵點。一、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為中國工業化開拓通途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毛澤東形成了經濟與政治密切相關的思想。如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的第一章《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階級關係和人民民主革命》和第二章《中國目前的階級關係和人民民主革命》中，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還在一百多年以前（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由古代的獨立的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態，逐步地改變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態，即是說半獨立的半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在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農民都受地主和其他剝削階級直接地或間接地剝削；只有在新民主國家實現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後方才免除。中國人民如果要消滅帝國主義的、封建的和買辦的生產關係，完成民族獨立，實行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藉以發展中國的生產力，他們就必須推翻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及舊式富農所結合在一起的反動的腐朽的國家權力。因此，他創造性地將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領導了近30年的農民土地革命，在中國廢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將地主階級清除出歷史舞台，從而為工業實業發展籌集資金、技術、人才創造了條件，掃清了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這場鬥爭深入窮鄉僻壤，奠定了工業化的國民動員基礎，將傳統村社的社會資源轉化為工業化的社會資本。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我國基本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這既滿足了農民的土地需求，又降低了工業建設成本，並使農民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轉化過程中有了憑藉，保障了國家工業化進程未中斷與共和國政權相對穩定的社會局面。二、堅定不移地推進工業化，勇敢地建立獨立自主工業體系毛澤東牢記落後挨打的歷史教訓。他認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工業化速度也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一國的工業化道路必須符合本國的具體國情。近代歷史上有作為的後發國家大部分通過強有力的政府去引導投資，走重工業與輕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汲取這些國家的經驗，新中國將相對處於劣勢的重工業作為發展重點。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後來，他又提出「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他還形象地說：國民經濟的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農業是屁股。在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方面，中國同蘇聯有過爭論，蘇聯及東歐一些國家曾要求中國不要搞完整的工業體系，而是通過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際分工解決問題。毛澤東不能同意這種受制於人的主張。面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他認為，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毛澤東將工業體系的建立作為工業化的標準之一。他說，我們「八大」一次會議曾說：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又說，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內建成完整工業體系。這兩個說法有點矛盾，沒有完備的工業體系怎麼能說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呢？根據毛澤東的思想，新中國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勇敢地走上了建立獨立自主工業體系的道路。轉移農村勞動力是工業化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若採用傳統的依靠現代產業部門逐步吸納破產農民的方法，既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會造成農民痛苦與社會不安定，拖延工業化的進程。毛澤東試圖找出一條費時少、見效快、痛苦小的道路。這就是興辦農村工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發展農村生產力以及便於國家控制農業剩餘以較低的轉移成本和暢通的渠道流向非農業部門；也是為了減少工業化過程中的不安定因素。毛澤東對發展地方工業、農村工業傾注了極大的精力。1958年，他指出「公社要工業化」，要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提出了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的任務。此後，在國家給予政策、技術、人員的扶持下，社隊企業迅速發展。人民公社在工業化初期，對於建立鄉鎮工業、興修水利、合作醫療、普及義務教育，創造一個有利於工業化的社會環境是有貢獻的，也為改革開放之後鄉鎮企業的崛起開了先河。在毛澤東領導下，儘管建立的獨立國民經濟體系相當粗糙，建設的過程極為痛苦和艱難，建設的代價相當高昂。但是，千年古國畢竟邁開了由農業國轉向工業國的步伐，為改革開放以後的騰飛奠定了基礎。三、堅持學習引進與自主研發相結合的科技方針毛澤東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他指出：「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採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1950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等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簽訂條約，由蘇聯政府派出專家、技術人員來中國，通過對等貿易的方式引進技術和設備。1952年，周恩來、陳雲等進一步與蘇聯協商，確立了蘇聯全面支持中國建立工業體系的計劃，毛澤東抓住了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一五計劃」期間為建立工業體系打下初步基礎。在引進設備與技術的過程中，毛澤東強調：「引進新技術不是一味模仿，照抄照搬。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結合起來。引進新技術必須同自己鑽研結合起來。對於進口的技術裝備，必須加以研究，一般從仿製做起，進而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加以改進和提高。」汲取歷史教訓，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中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得知蘇聯政府撤走專家的照會後，下決心搞尖端技術。他在1963年9月3日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中說：「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隻手。後來蘇聯又後悔了，想再派專家來，要同我們做生意，我們不幹。他們再派專家來，有朝一日他們又要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他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信任……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此後我國在較短時間裡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迅速研製和爆炸了原子彈、氫彈，發射了導彈、人造衛星，為國防工業、航天事業等尖端科技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毛澤東將大力發展科學技術視為國家的重要職能。他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築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築幹什麼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築、搞生產關係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係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在發展中國家，我國率先進行高技術開發。1951年我國即注視新興產業，發展了航空工業。1955年做出了發展核技術和核工業的決定。1956年在第一個長期科技發展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中，確定了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自動化技術、無線電技術、核技術、噴氣技術等高技術領域的57項重點任務和616個中心問題為我國最急需的科技領域，並提出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1949年以來的30年中，我國累計向高技術領域的投資超過1000億元，約佔國家全部建設投資的6.3％。到20世紀80年代末已擁有一支300多萬人的高技術產業隊伍，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產業規模。1987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產值估算已達到740多億元，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6.8％。諸多具有國際水平或重大影響的案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毛澤東領導下新中國頭30年科學技術發展的成功業績。為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毛澤東專門批示：「要大力協作，做好這件工作。」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15人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和原子彈的研製攻關。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我國僅用了兩年零8個月。1965年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成立，當年毛澤東發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豪邁誓言。結果不到十年就成功地研製出我國第一艘核潛艇。科技在各項民用事業中也得到了發揚。在石油開發方面，「中國貧油論」、「東北貧油論」的悲觀論調曾經很有影響。1953年底，毛澤東徵詢李四光對中國石油資源前景的看法。之後在李四光大地構造等理論的基礎上，建成了大慶油田。在三線鋼鐵基地建設中，從礦山、煉鐵、鍊鋼到軋制鋼材，都成套地採用先進技術。在基礎理論方面，中國最早把數學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緊密結合的科學家華羅庚，於1964年向毛澤東建議在生產實踐中推廣優選法和統籌法，毛澤東回信稱讚他的想法「壯志凌雲，可喜可賀」。四、分析十大關係，探索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一五」時期，經濟建設資金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對於保證重點項目的建設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帶來了集中過多，缺乏靈活性，對國營企業和地方財政管得過死的弊病。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國營經濟比重迅速提高以後，問題更加突出了。毛澤東突破了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完全適應的觀點。他認為，在社會生產關係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還要調整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調整上層建築，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但是如何調整？卻沒有現成的答案。從1956年2月起，毛澤東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論十大關係》。其中闡述的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此，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具體主張：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要發揮兩個積極性。「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上要兼顧三者的利益，企業應當有半獨立性，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性」。還要照顧生產者個人的利益，「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同樣，也要處理好國家、合作社和農民的關係，「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儘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這些思想閃爍著辯證法的火花，時至今日仍是大政方針決策的重要方式。五、試圖調動地方與企業的積極性，探索管理體制的變革受國際環境制約，我國重工業建設所需的大量資金主要來自內部積累。為了集中資源要素，並借鑒蘇聯經驗．1953年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確立了「一化三改」方針。政府通過低成本獲取農產品與勞動力實現了初期積累，解決工業化最困難的資本匱乏問題，保證了工業化方針的實施。由此也帶來了中央和政府權力集中過多的弊病。毛澤東對此指出：「中央有些部門，把地方辦的事業不當作自己的，只把直屬的企業看成自己的，這種看法妨礙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設單位實行了投資包干制，就大大發揮了這些單位的積極性。」他於1958年和「文革」期間曾大幅度下放企業管理許可權，但由於背離了經濟運行的規律，未能解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效果不好。在工業企業的微觀管理方面，「鞍鋼憲法」是毛澤東試圖跳出蘇聯企業管理模式的探索。鞍鋼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恢復和建設的特大型鋼鐵聯合企業，在國營企業中較早建立比較完整的規章制度，使企業走上專業化管理的軌道。「大躍進」，特別是廬山會議的「反右傾」使國民經濟陷入困境。嚴峻的現實迫使毛澤東重新思索建設道路和企業的經營管理問題。1959年12月－1960年2月，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探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後的企業管理問題。他認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鞍鋼憲法試圖解決：如何讓工人參加企業管理問題，企業的幹部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企業實行民主管理。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這種管理方針與現代企業管理中的人本觀念、全員參與和權變管理等有相通之處。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曾提出「工業學大慶」，進一步探索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的工業企業管理問題。這些探索均只是提出了問題，並未實現他的目標。六、應對高指標、浮誇風與共產風對生產力的破壞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新中國底子薄、人口多、人均資源短缺。在被封鎖的環境中，這樣的農業大國僅靠人力日夜苦幹，短時間摘掉貧窮落後的帽子是不可能的。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毛澤東對於經濟建設的艱巨性、複雜性和客觀規律缺乏認識。將頭七年經濟工作成就簡單地歸結於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錯誤批判了實事求是「反冒進」的同志；加之中共黨內缺少科學化決策和民主化建設的機制，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嚴重錯誤。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主張計劃工作搞「兩本賬」，以高指標、強迫命令、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泛濫開來。大躍進發動之後不久毛澤東就發現了問題。他說：「現在有股風，是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指標高，沒有措施，那就不好。」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開會期間，對洛陽地委書記紀登奎說：「我去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辦人民公社，沒說叫刮『共產風』……吃食堂飯，實踐證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須去掉食堂。」1959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說：「糧食分配到戶，個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還指示將自留地發還社員，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家禽。但是為了維持大躍進的決策，在實施「計劃兩本賬」、「拔白旗」、「反右傾」等運動性措施下，浮誇等邪風在大躍進的三年中愈演愈烈。1959年6月以後，隨著國民經濟比例失衡引發負向連鎖反應，國民經濟深層次的問題迅速暴露，毛澤東對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問題認識的深化、提高，他反省既往的教訓說：「搞建設，我們沒有經驗。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問題，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現在我們似乎開始接觸這個問題了。」「講了多少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講綜合平衡。」「1956年的錯誤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而且高度評價陳雲堅持綜合平衡、反對公布大躍進高指標的意見，列舉陳雲多次提出正確意見未被採納的實例，「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個會，陳雲講了，他估計完不成（指1959年鋼產量1800萬噸的計劃指標－－引者注）。這種話應該聽。那個時候有人說陳雲是右傾機會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而自己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陳雲的話很正確的」。「在武昌發表1959年糧、棉、鋼、煤的數字問題上，正確的就是陳雲一個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確，不是別個同志正確，別個同志不善謀。」「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裡」。關於「反冒進」和「反反冒進」的論爭，始於以勢壓人的嚴厲批評，終於在黨的會議上承認批評錯誤，以形成按比例發展的法則不可悖逆共識的結果「現場」的作出結論。這在黨內民主生活制度已經遭到破壞情況下，確屬難能可貴。1960年11月，毛澤東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但是由於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與偏離，在城市與企業一味批判所謂「物質刺激」、「利潤挂帥」，在農村，鼓吹「窮過渡」、「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破壞了生產力，造成經濟倒退，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鄧小平於改革開放後指出：「總的說來，我們還是經驗不夠，自然也有勝利之後不謹慎。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這一點，他曾經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的9個月中，不斷地調整政策和生產指標，使它們盡量符合實際，使經濟混亂的情況有所改變。為了糾正錯誤，他通過學習指出：「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聯繫，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1961年他倡導搞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1962年，在北京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對經濟問題做了自我批評。另一方面，毛澤東當時的認識並沒有超越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沒有對兩種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市場和市場經濟予以認可和深入探討。因此，當經濟稍有好轉，受中蘇論戰的負面影響，又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導致「文革」時期思想理論混亂與社會政治動蕩，制約了工業化的進程。七、重視與推動中西部與少數民族區域經濟發展中國的獨立與統一離不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離不開中西部和少數民族區域的發展。抗戰結束之後，西藏已經被英國和美國滲透得非常厲害。毛澤東十分重視這個問題，首先要發展西部與內地的交通聯繫。早在1951年，毛澤東就要求建設西藏與內地的公路。1952年，他為康藏公路開工題詞：「為了幫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築路！」經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各民族民工的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難，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就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從此改變了進藏物資只能從印度轉運的歷史。這對維護國家的獨立與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執政期間，對西部地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開發。第一次是「一五」時期以「156項」建設為核心的建設中，我國政府把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和其他限額以上項目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擺在了工業基礎相對薄弱的內地。考慮到資源等因素，將鋼鐵企業、有色金屬冶煉企業、化工企業等，選在礦產資源比較豐富及能源供應充足的中西部地區；將機械加工企業，布局於原材料生產基地附近。在實際施工的150個項目中，106個民用企業除50個布置在東北地區外，大多數布置在中西部地區；44個國防企業，除有些造船廠必須擺在海邊外，布置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有35個。150個項目實際完成投資196.1億元，其中東北占實際投資額的44.3％，其餘大多數資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區。其中中部地區佔32.9％，西部地區佔20％。這樣的投資布局初步改變了西部地區的落後面貌。第二次是「三五」「四五」時期以「三線」建設為核心而進行的開發。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與推測，毛澤東汲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後方沒有戰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擊的教訓，做出備戰備荒、建設「三線」的決策。他認為，這是「解決一個長遠的戰略性的大問題」。他及時批複同意李富春、周恩來關於建設攀枝花的報告，反覆審閱並同意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國防工辦常務副主任趙爾陸關於三線建設動力問題的報告。「三五」期間，「三線」建設投資額佔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高達52.7％，「四五」期間仍達41.1％。儘管單純從投入產出看，三線建設的經濟效益比東部低，但對西部內地經濟發展所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八、工業化建設與人民基本生活兼顧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投資和比較長的建設周期。由此產生的一大難題是如何穩妥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係，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八大前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都強調不能採取像蘇聯那種把農民挖得太苦的政策，而是必須「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談的第一個關係，就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賬是划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在物質匱乏的時代，毛澤東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為了應對工業化初期比較緊張的平衡，在遭受封鎖、禁運的國際環境中，國家採取了「統購統銷」、憑票供應基本生活資料、縮小收入差距等措施，以維持人們最低生活與消費水平下的社會再生產。同時，毛澤東倡導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的普及式發展。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條件下，普及了基礎教育。1949年之後的30年，中國實行了學校「向工農開門」的方針。大眾教育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就。1965年，中國的小學入學率為89％，中學入學率為51.8％，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城市的文盲率為16.4％、農村的文盲率為34.7％。中國的大眾教育明顯走在後發國家尤其是後發大國中的前列。同時建立了基層醫療衛生系統，提高了人民的衛生狀況，在很短的時間內，人口死亡原因已由舊中國的以傳染病、寄生蟲病為主，轉為以心臟病、腦血管病、癌症為主，人均壽命比1949年明顯延長。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認為，印度不如中國的地方，一是沒有很好的基礎教育系統，二是沒有基層醫療衛生系統。而中國這兩大系統是在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否則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中國經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飛躍。對於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係，毛澤東主張提高農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加城市人口。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裡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這些思想體現了他的理想。在今天實行新型城鎮化中能夠有所啟迪。綜上所述，毛澤東始終不停頓地探索中國發展道路。他勇於進取、敢於擔當、不斷探索的精神成為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財富。他帶領下建立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物質和人才技術基礎。他探索中的彎路雖使我們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也獲得了難得的改革動力。所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轉變思想路線和工作中心，舉國上下堅決擁護並萬眾一心地走向改革開放。毛澤東以哲人的深邃目光和「三個世界」理論逐漸改變了中國在世界的位置，推動中美交往與中國重返聯合國，為日後中國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礎。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以高超的政治軍事韜略維護了中國的獨立與統一，使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工業化建設贏得了機遇；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遵循「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全黨上下廉政、勤政，團結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形成了最大限度的資源動員能力。毛澤東的思想培育了數代幹部、黨員，以勇於犧牲的奉獻精神戰勝了工業化征程中的重重險阻，從而為工業化減少了摩擦、降低了成本。受歷史局限，毛澤東沒有持續地探索經濟規律，「大躍進」與「文革」兩個時期的錯誤延誤了工業化的進程。其中的經驗教訓，尤其是科學決策與民主建設方面的教訓值得我們深刻反思。這些偉大的成就和巨大的代價都應該客觀、準確地載入歷史長卷，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環球視野》摘自2014年第8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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