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提倡什麼樣的黨內稱呼

06-26

　　一、古代官員之間的相互稱呼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在人類社會的所有文明要素中，都有著自成一體的表現形式。無論是宏觀角度的哲學、思維方式，還是微觀角度的對具體事物的處理方式，都能體現出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自古以來國家機器中成員的相互稱謂，就是體現這種特殊性的典型事物。

　　中國自有歷史記錄以來，就出現了國家機器中成員的對話。在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左傳》中，就出現了官員與平民的對話，此時大臣對國君的稱呼，多為「君」，而大臣之間的稱呼，則並不注重稱呼官職，史料記載中，甚至連主語也常常省略。如《左傳》中，曹劌向庄公論戰，就沒有一個平民稱呼國君的尊稱。而在《鄭伯克段於鄢》中，君臣之間，群臣之間的對話，也沒有出現用「官職」來稱呼他人的事例。

　　在後世的史書中，官員之間的稱呼開始固定化與模式化。以爵位相稱開始普遍，再到明清，則演變成為更加虛化的「大人」。直到辛亥革命以後民國建立，這一稱呼被廢止，「同志」一詞開始出現。但是更多的，依舊是以官職來進行稱呼。

　　雖然在歷史上，官員之間的稱謂有這樣一個流變的過程，但終究是階級社會與等級制度的產物。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同志」這一稱謂方才固定下來。

　　二、中國共產黨黨內稱謂的解讀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對黨內關係就有明確的意見，「一大」確定的黨綱中就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十八大」黨章第一章第二條提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明確全體黨員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這個目標是共識，全體黨員在這一目標上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上，都是志同道合的。在這樣的語境下，「同志」，成了黨內成員相互間一個約定俗成的稱呼。

　　但是，除此之外，同在黨章第一章第二條提出「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範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明確了黨員除了工作職權其他無任何特權。因此，黨內存在兩種關係，一種是黨員間的同志關係，第二種是，黨員間的職務關係。

　　目前黨內外稱呼主要有兩種稱呼方式，一是同志相稱，二是職務相稱。依據黨的章程來看，這兩種方式都是黨的組織原則的具體體現。

　　同志相稱，體現的是黨內團結性，黨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全體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是共識，在為人民服務這個基礎上所有黨員都是平等的，是同志。同志相稱，體現出的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性，在這個道路上，黨員有權向黨提出意見和建議，也可以在堅決執行上級決定的前提下聲明保留意見，行使選舉權和表決權等。

　　職務相稱，強調的是下級服從上級原則，體現出的是服從性，要求下級不折不扣的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這是民主集中制里集中性的表現，是保持黨戰鬥力的組織保障。

　　在黨群關係上，前者的深層含義是黨植根於人民，後者則是黨領導人民。這兩者體現出了矛盾兩個方面的互根性，互為對方存在的依據，植根於人民是黨力量的源泉，而正確的思想和鐵的紀律則是確保黨領導人民富有戰鬥力的保障。

　　社會主義的一個特有的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在這種客觀環境下，需要統一思想，而反映到政府機構上，則需要強調的是執行力的作用，這時以上、下級直達的方式傳達並執行顯然是最有效的。例如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著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面對著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我們必須在短時間內恢復國內秩序的正常，恢復生產。需要的是統一思想，團結協作，強調的是服從性，全黨同心協力把黨中央的決策不折不扣的落實到最基層，在工作關係上需要的是下級服從上級。這時黨員間職務關係必須得到明確並強調，與此同時，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同志仍然建議，黨內一律用同志稱呼，不要以職務相稱。這體現的是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即客觀條件決定了黨在政策執行上必須有鐵的紀律和嚴明的組織關係作保障，在強調職務關係的同時仍要時刻提醒自己，要戒驕戒躁時刻牢記黨員間除了上、下級工作關係更多的是同志關係。

　　黨員間職務相稱和以同志相稱之間，或者說是集中性和民主性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係，這兩者平衡於客觀世界的環境和黨的工作方向。過分強調同志關係有可能犯分散主義錯誤，過分強調職務關係則有可能犯官僚主義錯誤。

　　現階段的現實情況是，國家權力機構及執行機構的成員多以職務相稱，在地方上表現尤為明顯。對於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我們認為，在此前中國剛經歷了改革開放這樣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大變革，在這個過程中強調職務關係是符合適應客觀需要的。社會主義引入市場經濟，不僅發展了我國自身的經濟力量，同時也造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侵入。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同志提出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就必須靠國家政權的力量才能夠保證。但是，事情的發展並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如果忽略了黨內同志關係，而片面地強調職務關係，勢必造成對民主集中制的破壞。上文有述，「同志相稱」與「職務相稱」實質上反映了民主與集中這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矛盾的兩個方面具有相互依存性，更具有相互鬥爭性。一個方面處於優勢地位時，另一方面勢必會顯得弱勢。毛澤東同志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開幕詞》中表示，要提倡黨的集體領導，避免一言堂與分散主義兩種傾向。過於強調職務相稱，說明更偏向於「一言堂」，與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是存在偏差的。

　　三、過分強調職務相稱的弊端

　　第一，過分強調以職務相稱會助長官僚主義與享樂主義。這一點首先體現的是社會價值取向上的變化。作為社會群體中的一員，人的生物性決定了個人會追求在這個群體中的地位，獲得其他社會成員的認同。社會主義榮辱觀認為應當以服務人民、團結互助、辛勤勞動、艱苦奮鬥為榮，這應當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成功的標誌。而職務稱呼的蔓延表現上是下級稱呼某長、某書記以示對上級的尊重（承認其群體中的地位），上級對這一尊稱理所當然地接受，體現的是上、下級之間均以權力和財富作為衡量個人是否成功的標誌，這必然助長官僚主義作風。如果社會成員間攀比誰的個人權力大，誰的個人財富多，而不是比誰的社會責任重、誰的社會貢獻大，誰的水平高，誰的技術強。那麼這種比較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享樂主義的蔓延。因為享樂主義是財富多少的直接體現。這種把個人成功凌駕於集體之上的價值觀，這對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而實現道德高尚則是社會主義的兩個根本目標之一，因此，這種現象的蔓延，對於完成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背道而馳的。

　　第二，過分強調以職務相稱，不利於黨自身的不斷完善。中國共產黨是實踐型政黨，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包含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而形成的科學理體系，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則是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基礎建設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是針對不同時期遇到的問題，實現理論的不斷發展，並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修改和完善，尤其是方法上的完善，使得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為全體中國人所共享。而職務稱呼的蔓延，不利於政策的落實和實踐中問題的反饋，這涉及工作對誰負責的問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讓人民滿意，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同志，還是對領導負責，讓領導滿意？這種工作服務對象上的不明確，直接導致了形式主義的產生，例如，黨號召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落實到地方，則可能成了GDP工程和面子工程，服務對象由讓人民滿意變成了創造客觀表象，讓領導滿意，同時對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則避重就輕，能不談盡量不談，能少談盡量少談。從政策落實上到問題反饋上堵塞了黨實現自身及時修正和完善的途徑。

　　四、結語

　　綜上所述，黨內成員的相互稱呼問題，表面上看僅僅是一個細節問題。然而一個細小的問題也可以通過各個環節的運作、發酵、放大，變成一個大問題。這一點見諸「蝴蝶效應」。

　　通過探討，不難看出稱呼方式這樣一個小問題，如果毫不在意，任其發展，到最後同樣有可能發展成一個關乎黨和國家興衰存亡的重大問題，不可不慎重對待。通過使用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分析，可以看出，「同志相稱」與「職務相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當前階段的問題在於，其中一個方面被過分強調了，因此，我們要發揮主觀能動性，適當地避免這種過分的傾向，並且重新強調「同志相稱」的重要性，並號召黨內同志自覺踐行這一號召，將已經傾斜的天平重新平衡過來。將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避免「一言堂」與分散主義的主張進行再次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