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帝國——孤獨的王安石

中國歷史上，宋朝的宰相是最有名的。

像秦孝公遇到商鞅、漢景帝遇到晁錯一樣，宋神宗在想富國強兵、洗刷國恥的時候，遇到了一心變法改變大宋積貧積弱局面的王安石，而且很快把他扶上了宰相的大位。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轟轟烈烈，但也被罵罵咧咧，一朝的文武百官半朝人反對，幸好有神宗撐腰，王安石才能苦心經營，然而時人卻把他看作異端、瘋子。後來國破山河碎，朝廷渡江南遷，在官方他被追為罪魁禍首、千古罪人，在民間他則被話本寫為豬狗畜生。

縱然天下反對，也要鐵了心變法的王安石說：「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但是在這條變法路上，他註定要成孤家寡人，不但在燭火搖曳的北宋王朝，即便是在暗夜無邊的中國歷史上，他也是踽踽獨行，然而他的獨步能否換來後世的起舞？

變法的初衷

說起宋朝，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危機，沒有藩鎮之亂，也沒有外戚之憂，更沒有宦官之禍。但後世人提到宋朝時，幾乎都會不約而同地先想到一個詞——「弱宋」。宋代重文輕武，對文人委以重任，對武將深加防範，甚至治軍也用儒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讓功臣們交出戰馬寶劍，換得美人美酒。然而不成想，這雖為武將叛亂解除了後顧之憂，但也割斷了尚武精神。

直至契丹於公元1004年全面入侵北宋，直逼國都開封，雖然後來皇帝趙恆倉皇和議，兩國彼此結為兄弟之邦，但宋朝卻不得不每年白給對方絹20萬、銀10萬。在中國歷史上，還從沒有過一統天下的大帝國向邊陲小國進貢的，北宋是第一個！

在這樣的背景下登基為天子的宋神宗趙頊，雖然年僅18歲，卻早早立下了大志，一心要洗刷國恥，掃除北方邊境時常來犯的蠻夷小國，為收複列祖列宗的疆域而儘力。於是他選中了跟他思路一致的王安石，在他登基不足數月之時，就讓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詔其為翰林學士兼侍講，提升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當時，當朝大臣多不買王安石的賬，紛紛以他「護前自用」「論議迂闊」「狷狹少容」等為由極力反對。然而對於這些神宗或不答，或默然，主意已定的他眼裡只有王安石，只有強國雪恥。

1069年2月，宋神宗不顧滿朝反對，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殊不知，這一拜開啟了長達幾十年的北宋浮沉路，也讓王安石登上了歷時千年的毀譽舟。

國富和兵強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上台之後，大刀闊斧，在商業上限制商人，行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在農業上，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在軍事上，行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與此同時，還改革科舉，整頓學校。

一時全國上下，山河內外，新法如火如荼、熱火朝天地開展不迭。

但是王安石的路，也許一開始就跑偏了、走錯了，雖然富國連著強兵，然而他忘了，只有真正富民了才能富國，而不是取巧地賤民富國，黃老之術下休養生息得來的國富民強，有日積月累和歲月風霜之功，紮實而穩健，終究與商鞅式的拔節強國是兩碼事。

而此時此刻的北宋王朝，已經在走下坡路：人心上弱到破碎，熱血不再，只有空悲切；祖不尚武，朝中根本就鮮有能帶兵的大將；朝廷冗官、冗兵危局，用度極其不足……

王安石出來收拾局面，雖出於他本心所願，但也真是難為他，變法的大刀劈下來，分朝臣於兩邊，弄民心於潰散，他又怎能令大宋同氣連枝、安內攘外？又怎能逆歷史大勢而行？

如此江山，也許是註定將亡的江山，有王安石要亡，沒有王安石也要亡……

一個人上路

王安石有一首《疊題烏江亭》寫項羽，但持論與各家截然相反，對項羽不表同情：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讀來可知王安石為人的性格之孤，之峭。

而王安石的個性之強、性格之硬，從他的人情世故之中也不難窺見。

宋仁宗年間，王安石和長他兩歲的司馬光同被任命為群牧判官，他們的頂頭上司，就是群牧使包拯。有一天包拯宴請同僚，王安石和司馬光同桌而坐，兩人平素都不飲酒，但因為是包公勸酒，司馬光礙於情面勉強喝了幾杯；但敬到王安石面前時，無論包公好說歹說，王安石一犟到底，始終不肯端起酒杯，「鐵面」到包公都不如，讓包拯很是下不來台。

喝了酒的司馬光知道，他喝的不是酒，是包大人的面子，所以他寧傷身體，不傷面子。而王安石不一樣，他因為平素不喝，所以在包大人面前也不喝，前後如一，一如他詠的梅花，凌寒獨自開。在民間鐵面無私的包青天，似乎都不如王安石這般犟拗，不通人情世故。

真是無巧不成書，一個巴掌拍不響。王安石一個人執拗也就罷了，偏偏宋神宗趙頊和他拗到一塊去了。也幸好趙頊也是個「拗皇帝」，他從公元1069年讓王安石變法開始，到1085年他去世，十六年間無論反對派怎麼反對、限制新法，他幾乎沒有動搖過對王安石的信任，陪他一拗到底。

就人品而言，王安石當然無可挑剔。縱使反對變法的一派，也對他的道德文章極為佩服，但他小人緣很深。在位變法時，手底下就聚集了不少小人之臣，而在他罷相之後，許多曾在他門下任事發跡的人都紛紛遠避，唯恐禍及自身，更有些翻覆求榮之徒還進讒詆謗，甚至落井下石，張舜民的《哀王荊公》詩里就說：「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

王安石的拗，前後如一，變法前如此，變法時如此，變法後亦如此。他退居金陵後，所築住宅不設牆垣，僅蔽風雨，後來更舍宅為寺，這境界不可謂不高，但也不可謂不拗。

這股拗勁，只有遇到同樣拗的宋神宗，他才能受重用，才能從常人、凡人、世人堆里冒出來。宋神宗並不是宋仁宗的兒子，而是叫他爺爺，也不是親爺爺，乃父趙宗實是仁宗的養子，正因為沒有血緣、不是一脈，神宗才格外珍惜皇位，欲重整河山，以王安石為商鞅。

有人說王安石是「儒家中的改革派，官場中的讀書人」，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是悲劇。王安石忘了一個人成不了大宋的救世主，一個人也走不完王朝的變法路。

另一種成功

黑格爾曾經一針見血地說，中國的歷史是一場「沒有歷史的歷史」。

這話看似絕對，卻也不無道理。從本質上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只有王朝更迭，在組織、效率、制度上卻沒有什麼進步和積累。然而，在這段「沒有歷史的歷史」中從大尺度來看，仍可見三場大變革。

第一場變革來自商鞅。而第二場變革，我以為始於王安石。雖然他的變法有弊也有利，至今成敗猶未論定，但他開天闢地性地用經濟再造帝國，既是前人所不能的，也是後人所不敢的，在中國歷史上他像一座平地兀起的高峰，孤獨，寂寞，直追今天。第三場變革應該歸功於李鴻章。雖然就時間而言他和洋務運動距今猶近，然而歷史性地來看，這場運動無異於「中國的工業革命」，是整個近代現代化的起點。

現在來說王安石。就主流的看法而言，他的變法是一場失敗之舉，對北宋積貧積弱無從改觀，甚至很多人還把這場改革視為靖康之恥的根源。但是，以今天的視野和眼光重新打量王安石變法，他要用經濟再造帝國，未嘗沒有道理、沒有可取之處。黃仁宇有個說法，叫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這個「技術」非指科技，而是經濟管理的技術，也即他經常說的現代社會的「數目字管理」，完全用商業的原則和規則來管理國家。當年，王安石對宋神宗說「不加稅而國用足」「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時，他似乎已想到用經濟手段改造農業系統，再造舉世無匹的帝國。

王安石的新法內容很廣，七項理財，四項強兵，三項育才，也富國也強兵，富國更為強兵，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前後歷時十五年，山河重振。

變法究竟有無效果？公元1078年到1085年（元豐年間）的經濟氣象，已見端倪。

陸遊的祖父、北宋學者陸佃說：「造元豐間，積票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陸佃的說法，應不是他個人一時一地的觀感，這一點在《宋史》中也可以驗證，宋史記載，熙寧元豐年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

然而，後世又為何說變法是失敗的呢？

我想大概有二：第一是北宋的積貧積弱並沒有改變——當然這一點和王安石沒有關係，後來執政者對政策的好惡不定才是淵藪所在，之所以歸根於王安石頭上，是替南宋為自己祖上的罪找個替罪羊，也是以成敗論英雄；第二就是黃仁宇所說的，「要將這帝國之財政商業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須就位」，而這些條件已遠遠超越了他們所處的時代，小範圍實行尚可，而在全國範圍內普及則會造成各種混亂不一。

王安石吃了反對者和執政者的虧，更吃了時代的虧，天時地利人和他一樣都不佔。

然而，讓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將近千年後，他的變法在大洋彼岸卻落地了。王安石變法和新政農業政策之間的聯繫少有人關注，直到羅斯福總統的干臣、美國新政農業部長亨利·A.華萊士借用王安石的青苗法，世人才驚呼不已。

一心堅持變法而載浮載沉的王安石，沒能再造大宋，卻拯救了飢餓的美國農民，九泉之下不安近千年的他，如果得知地球另一端的這一切，是否可以長眠？

如果不以結果論英雄，不以皇權論成敗，也不以歷史的必然規律論得失，那麼王安石的變法未必不是成功的，只是少有人能參透這一點。若說他的變法失敗，那麼他在反對者干擾不休的狀態下，能做到如此還不算成功，什麼又算成功？而在人治的時代，宋神宗能一如既往地配合他十五年，古往今來的哪一個皇帝又能做到這一點？

歐陽修稱讚王安石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這一句「後來誰與子爭先」真是妙哉，古人和來者都無人能與他爭先，無怪乎黃仁宇說「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而反與他同時代人物遠」。

這個寂寞的先知，神一樣地來到北宋，神一樣地來到中國歷史，又謎一樣地走出當時，謎一樣地走到彼岸和後世，他和他的帝國兩敗俱傷，各自嘆息著謝幕……

（摘自《謀國者》，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9月版，定價：3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