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宣王求教 孟子論政

如今的齊宣王，彷彿四肢都繫上了繩索，田嬰在拉他，孟子在扯他，王在掙他，各派政治勢力都在拽他，爭取他為己所用。眼下他像一隻蜘蛛，穩坐於蛛網的中間，隨風搖擺，倒也十分逍遙自在，因為那張網四面八方的拉力、張力基本上是一致的、平衡的。遲早有一天，一方的（gēng）絲放鬆，拉斷，它必將偏於一方。或者吹來一陣狂風，整個蛛網被撕碎，它墜落於地，為蛇蠍鳥蟲所食。

田嬰的兩次諷諫——操琴奏《大武》和苑囿觀獸斗，對齊宣王的教育、感召很大、很強烈，特別是那個獸斗的慘毒場面，一堆堆屍骨，一攤攤血肉，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兔子可能是善良的，花鹿也許是仁慈的，但它們卻只能做獵狗和豺狼的口中肉，腹中食，填塞強者的轆轆飢腸。只有獅子最偉大，它雄壯勇猛，能食虎豹。孟子說「仁者無敵」，血淋淋的事實證明：強者無敵。因此齊宣王決心做雄獅，做不了雄獅就做虎豹，反正不能做花鹿與兔子。

齊宣王自然不會像孟子那樣想到人類與禽獸有著本質的區別，人類有理智、有善性，喪失了的善性還會再尋找回來。

然而，人畢竟比禽獸複雜得多，齊宣王雖然決心做雄獅，做虎豹，但他卻讀過歷史，知道堯、舜、禹、湯，了解文、武、周公，倘說儒家思想毫無道理，惟強者能取天下，前邊這些歷史人物則無法理解，這些時代的歷史則無法解釋。倘說儒家迂腐不合於世，那麼，孔子宰中都，為什麼會「行之一年，四方則焉」呢？夾谷會盟，孔子為什麼能不戰而收復失地，令齊之君相狼狽不堪，見笑於天下呢？孔子在魯為大司寇，代行相事，執掌國政，齊之君相景公與黎為何竟會如此驚慌失措呢？特別是孟子來齊後，與宣王頻頻接觸，孟子又能言善辯，經過這個暑期的雪宮相處，齊宣王的體內已經生成了許多儒家思想的細胞，他的血管里已經在流淌著某些仁政的血液。

不僅人的思想是複雜的，人類社會也是複雜的，一個國家的當政集團更是複雜的。

雖說富國強兵，對外侵伐擴張，稱霸諸侯做雄獅和虎豹，不做花鹿和兔子，這個基本觀點和國策田嬰與齊宣王是一致的，但田嬰武斷專權，擅殺稷下先生，逼走了忠勇雙全的國之棟樑之臣子，卻令宣王怏怏不快。宣王自雪宮歸臨淄後，田嬰提也不提，報也不報，彷彿根本沒有發生這麼一回事，似乎他就是國君，他有生殺予奪之大權，他可以主宰這個國家的命運。如此一來，他眼裡哪裡還有國君，他心中哪裡還有齊宣王，齊宣王又不是那庸碌之輩，他有自己的抱負，他要干一番齊桓、晉文那樣的事業，他不甘作那受人擺布的傀儡，於是他便不能不從另外的角度來考慮田嬰操琴和獸斗這兩次諷諫，宣王似乎清楚地意識到，這兩次諷諫，田嬰不是在勸諫自己學雄獅，做武王，統一天下，而是在向自己炫耀、示威，表明他的心跡，暴露了他的隱私和野心。

齊宣王想，誠如無鹽君所言，王確有些小人之為，他氣量小，見識短，喜言人惡，好撥弄是非，對這樣的人不能器重，不能大用，但他對自己畢竟是忠誠的，不然的話，怎麼會頂酷暑，冒炎熱，千里迢迢地趕往雪宮去報告田嬰殺稷下先生，逼走了子的噩耗呢？這可是冒著身家性命的風險啊，若讓田嬰知曉，豈能容他，回想起來，前一個時期自己對他太冷漠了，特別是當他風塵僕僕地趕到雪宮以後，自己的態度竟是那麼冷淡，不僅毫無獎賞與款待，竟連一句褒獎之辭也沒有。

孟子的觀點、見解、他的仁政學說也許是不適時宜的，但他確是絕對可靠的。宣王想，孟子對我絕無壞心惡意，更無覬覦權柄之野心，這是個值得敬仰和信賴的賢者、老者，今後凡逢疑難問題，國之大事，要多向孟老夫子討教，多與之協商。

最令齊宣王苦惱的是國無重臣，當日先王所培養的棟樑之材，或亡，或老，或離，現有的文武臣僚，或觀點不同，政見不一；或同床異夢，懷有貳心；或昏庸無能，枯木朽株；或渾渾噩噩，不思進取；或居功自傲，依老賣老；或桀驁不馴，惹是生非。他很想選拔一批既忠誠，又有才幹的新秀，培養一批文能安邦定國，武能鞍馬征戰的賢才。沒有經世濟民的文武臣僚，霸諸侯或行仁政，都只能是一句空話，不過是紙上談兵。但是，人才怎樣培養，臣僚怎樣選拔，他既無方略，又無措施。正當齊宣王苦惱異常，猶豫徘徊之際，孟子進宮來了，宣王便向他請教這個自己日思夜想而難以定奪的人才、臣僚問題。

齊宣王首先向孟子提出了公卿的責任，大約他想以孟子的標準考察朝廷上的每一個公卿，考慮該如何處置。孟子問道：「陛下所問，系指哪一種類之公卿。」

齊宣王第一次聽說公卿有不同的類別，感到很新奇，於是問道：「公卿難道還有所不同嗎？」

孟子回答說：「公卿可分兩類，一類是王室同宗族之公卿，稱為貴戚之卿；一類是非王族之公卿，稱為異姓之卿。」

宣王說：「寡人問貴戚之卿。」

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廢棄之，改立他人。」

齊宣王只覺得轟的一聲，頭腦漲大若斗，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戰抖了一下，臉色變得煞白，神志不清，彷彿失去了知覺一般。

孟子見勢不妙，認識到自己出言太重，使齊宣王難以接受，倘宣王因此有個三長兩短，自己委實應負若干責任，急忙解釋說：「陛下請勿見怪。陛下問臣，臣不敢不以誠實之語答覆。望陛下海涵恕罪！」

宣王的臉色漸漸恢復了正常，是呀，孟子素來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總是實話實說，開門見山。他說的這是實情、真話，絕不會有什麼惡意，於是又問異姓之卿。

孟子學不會口是心非，學不會討好取悅，仍以誠實之語答道：「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離去。」

貴戚之卿，異姓之卿，孟子只講了他們的神聖責任和權力，而未講其義務，諸如忠君，報國，獻身等等。

談話轉到了選拔賢臣方面來，孟子應宣王之問，說道：「我們平時所謂之『故國』，並非指其國有高大之喬木，而是指其有累世功勛之老臣。如今大王並無親信之近臣，往日進用之臣，至今多已被陸續罷免了。」

這自然是對齊宣王的批評，但孟子所言，正是宣王苦惱之所在，宣王急忙問道：「寡人該如何識別那些平庸之輩、無能之卿臣而捨棄之呢？」

孟子回答說：「國君選拔賢才，倘不得已而欲用新進，就該將卑賤者置於尊貴者之上，把疏遠者提拔到親近者之上。人事安排，不可不慎。」於是孟子向齊宣王談了選拔和處理官吏的方法。

如果想選拔某一個人擔當重任，即使左右近臣，滿朝文武都誇他好，也不能輕易晉用，必須進行民意測驗，然後實地考察，見他確實是品德高尚，又有超人的才幹，才能委以重任。

同樣的道理，對那些犯有過失的官吏和無能之輩，也須進行一番類似的考察，確實不堪造就者，然後才能宣布罷免。萬不可憑國君之好惡，一時性起，隨意選拔、晉用、擢升，或者降職、罷免。

殺人更需審慎以行，假使有一個大夫犯了死罪，左右近臣都說可殺不可留，不能輕易聽信；哪怕滿朝文武都說他十惡不赦，也不能立即處死；必須徵求民眾的意見，然後進行實地考察。考察證明，此人確系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才能處以死刑。只有這樣認真對待，慎重行事，才能選拔到真正的賢才，也不至於冤枉和傷害好人。在人事問題上，只有這樣，國君才能配稱民之父母。

這裡孟子給齊宣王擬訂了三條處理人事問題的原則：

第一，選拔賢才，必要時可將卑賤者置於尊貴者之上，把疏遠者提拔到親近者之前。

第二，要慎重，要聽取多方面的意見，特別是要尊重人民群眾的意見。

笫三，要重實踐，重考察，重事實。

在等級森然的封建社會，在視民若土石草芥的時代，在金口玉牙的中國歷史上，孟子的這些思想像璀璨的明星，使一小塊黑暗變得光明，似蜿蜒的閃電，劃破了漫漫的夜空。

齊宣王有一個很大的遺憾，這便是自己欲行霸道，孟子欲行王道，二人的觀點不同。孟子知識淵博，才幹超群，文韜武略，無所不具，且絕無取代之野心。倘能改變觀點，支持自己的霸業，是可封其為相，其能必出晏嬰管仲之右，齊何愁不強，霸業何愁不成！為此齊宣王曾專門召見孟子，設盛宴款待。酒足飯飽之後，宣王屏退左右，向孟子表白自己的這番心跡，且頗有乞求之意，很是可憐巴巴的樣子。

不管怎樣，孟子絕不會放棄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不能改變自己的觀點，他耐心地給齊宣王解釋說：「王欲構造殿堂，必命工師去尋大木。工師尋得大木，王則必喜，以為能勝此任。倘工匠將木料鋸短砍小，王則必怒，以為不勝其任。由此可見，技術人才必不可缺。這些人自幼學習某一種專業，學成後便在社會上運用實行，而大王卻迫使他們舍其所學，改弦易轍地服從自己，這難道能行得通嗎？

「倘有人獲一璞玉，雖其價值連城，不經雕琢，則只能是頑石一塊，於是請玉工至家，強迫其按照自己的意圖雕琢，結果因主人不懂雕琢之技而美玉被毀。

「如今大王治理國家，強令舍其所學，服從自己的意志，這同玉工雕玉有何不同呢？」

孟子與人談話，很少就事論事，總要形象取譬，委婉地談出許多具有普遍意義和富有哲理性的道理來。

齊宣王不是那魯鈍之輩，他聽出了孟子這是在拒絕他，而且拒絕得有根據，有道理，令你無法再求。

齊宣王因此對孟子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他像一雙明亮的眼睛，揉不進半粒沙子。他像一塊從陡峭的高山上滾下來的巨石，不折，不彎，奔向既定的方向，永不回頭，不僅不知睏倦與疲憊，而且速度愈來愈快，衝力愈來愈大。

齊宣王堪稱聖明之君，他有著異乎尋常的胸懷與大度，他似乎意識到，世間的一切，目的是第一位的，實現目的的方針、策略、方法、手段、渠道、步驟則不必計較，盡可以機動靈活，隨機應變。常言道，人各有志，不可強求，既然孟子欲行仁政，何必硬拉著他行霸道呢？他行他的仁政，我行我的霸道，「道不同，不相與謀」的說法未必正確，或者乾脆是錯誤的，我就是要與不同道的孟子「相與謀」。我要頻繁與孟子接觸，虛心向其討教，好比對待食物，凡自己需求的，有利於身心健康發育的便攝取，儲存，消化，吸收，反之則聽之任之，默然置之，不接受也就是了，何必整日爭論不休呢？方針確立之後，齊宣王便頻頻召孟子入宮，尊之為長，奉之為師，促膝交談，聆聽教訓，對幾斟酌，開懷暢飲。不僅如此，齊宣王還時常屈尊拜訪孟子，而且每往必攜帶貴重的贄禮。

人都願受人尊敬，都喜歡聽奉承的溢言美詞，大約聖賢也不能例外，於是宣王每有請教，孟子則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齊宣王是大國之君，孟子所談自然很有針對性，多是為君之道，為政之道。

概括孟子的談話，大體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尊民，重民，愛民。

一次孟子問齊宣王：「陛下認為，何為諸侯之寶？」

齊宣王被問得面紅耳赤，訥訥半天，無言以對，最後應付似的勉強答道：「珍珠美玉，乃諸侯之寶也……」

齊宣王自知這個回答很沒有把握，答完之後羞愧地低垂了頭，等待著孟子的評論。

孟子聽了，感到好笑。為君者總是貪婪成性，然而齊宣王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芝麻，看不見遠處的西瓜。

齊宣王的答卷很糟糕，孟子只能給他畫個「0」分。孟子告訴他：「諸侯之寶有三：土地、人民、政事。以珍珠美玉為寶者，殃禍必及其身。」

在諸侯的這三件寶貝中，「人民」是第一位的，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諸侯的政事之一是「制民之產」，保證百姓有足夠的土地耕種，使耕者有其田，具體措施便是實行井田制。諸侯的整個政事是造福於民，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歲免於死亡」，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人民居於社會的中心和主宰地位，他們的生活富庶了、安定了，則必誠心地擁護和愛戴國君，這樣上下同心，君臣一致，君民一致，國家則必然強大，社會則必然長治久安。

齊宣王與孟子對幾而飲，三杯下肚，心跳加劇，面飛紅霞，周身的神經猶如一台開足馬力的機器，全都興奮起來了。孟子乘著酒興問齊宣王：「一國之內，何為貴？」

齊宣王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道：「自然是君為貴。」

齊宣王回答得很堅決，很肯定。他認為自己的回答準確無誤，這一回孟夫子可該給他個滿分了，哪知孟子口中正咀嚼著一塊魚肉，搖搖頭，擺擺手，笑了笑。

齊宣王被孟子笑愣了，不無驚奇地問道：「怎麼，又錯了嗎？」

孟子口中的魚肉咽於腹內，說道：「又錯了。」

齊宣王不解地問：「依夫子高見，一國之內，何為貴？」

孟子停止了飲食，嚴肅地答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說，一個人得著百姓的歡心便做天子，得著天子的歡心便做諸侯，得著諸侯的歡心便做大夫。諸侯危害國家，那就改立。犧牲既已肥壯，祭品又已潔凈，也依一定時候致祭，但是水旱災害依舊，那就改立社稷。

孟子認為，人民是與天齊平的，民便是天，其順序為：人民——天子——社稷——諸侯——大夫。諸侯、社稷，他們的責任是造福於民，人民奉養他，祭祀他，是為了讓他們為自己謀福利，倘他們不能很好地盡職盡責，人民便有權改立他們，所以孟子說「民為貴」。

本來嘛，人民是社會的根本，社會的主體；沒有了人民，便沒有天下國家的一切。

沒有了人民，便沒有人種地打糧，生產物質財富，天子、諸侯、大夫都會因無人奉養而活活地餓死，土谷之神也會因無人祭祀而不復存在。

沒有了人民，天子、諸侯、大夫便都成了光桿司令，他們便都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土谷之神是為五穀豐登而存在的，既然大地上沒有了人民，他們也就失去了作用，無存在的必要。

所以，孟子大聲疾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君權神授的封建社會裡，孟子的呼聲是大逆不道的，必然要引起天子、諸侯們的強烈不滿與反對，齊宣王自然也很反感。然而，漸漸的他似乎也承認了這個事實，至少是在口頭上、在理論上承認了這個事實。綜觀歷史，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最高統治者，無不打出人民的旗號，以人民為標榜，將自己打扮**民的代表和化身。當然，這多是欺世盜名而已。

在一次交談中，孟子告訴齊宣王，作為一國之君，單使人民豐衣足食是不夠的，倘以此為滿足，這便與飼養豬牛犬馬沒有什麼區別了。他要求國君必須打心眼裡愛民，國君既號稱「民之父母」，就應該愛民若子。其實，國君只為民父母，這是不全面、不準確的，還應為民之子，尊民若父母。離開人民的供養便不能活命，這還不是萬民之子嗎？

又有一次，孟子說，君子對於萬物，愛惜它，卻不用仁德對待它；對於百姓，用仁德對待他，卻不親愛他。君子親愛親人，因而仁愛百姓；仁愛百姓，因而愛惜萬物。這裡孟子要求國君對百姓既施以仁德，又鍾以深情。

對百姓不僅要施以仁德，鍾以深情，還要注重教育。孟子說，仁德的語言不如仁德的音樂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趕不上良好的教育獲得民心。良好的政治，百姓怕它；良好的教育，百姓愛它。良好的政治得到百姓的財富；良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第二，「制民之產」，「取於民有制」。

一天，齊宣王聽取了一位地方官吏的彙報，地方官剛剛離去，孟子便進宮來了。只見宣王滿臉陰雲，怒髮衝冠，獨自一人在殿內走來走去。他不是在悠閑地散步，也不是在踱步深思，而是像盛夏時節，天氣悶熱，空中濃雲翻滾，在迅疾地奔向一方，有似千軍萬馬，聽到了集合的號角，正在迅速集結，只待一聲令下，便是一場廝殺血戰。烏雲愈積愈濃，天愈來愈低，愈來愈暗，變成了鉛灰色，黑紫色，整個天地之間，瀰漫、充塞著憤怒，即刻就要爆炸。起風了，是怒吼的狂風，大約狂風過後便是炸雷，便是傾盆大雨，便是毀滅性的災難。齊宣王的腿抬得很高，步邁得很大，速度很快，而且不時地在殿內旋轉，寬大的袍子帶得呼呼風響。倘步進殿來的不是孟子，而是別的臣僚，他定會破口大罵，命他滾出去！他只覺得要呼喊，要殺人,要毀滅這個世界。見了孟子，他極力剋制著自己，但仍未打一聲招呼，半天不說一句話。

原來東夷有一處地方，今秋遭受了嚴重的雹災，數萬畝土地顆粒不收，農民因而難以繳納賦稅，邑宰再三催逼，捉去了許多帶頭抗稅的人，嚴刑拷打。朝廷派去的官吏，催逼更緊，懲罰更甚，用刑更酷。官逼民反，百姓怒不可遏，殺死了跋扈的朝廷命官。齊宣王正因此而雷霆震怒。

孟子了解了實情之後，既未勸慰齊宣王，也沒為東夷之民辯護開脫，更沒為被殺之官吏憤憤不平。他避開了這個具體問題，向宣王談了一些為君之道。

孟子告訴齊宣王，當年伯夷避開紂王，隱居於北海之濱，聽說文王興起來了，便說：「何不歸到西伯（即周文王）那裡去，我聽說他是善養老的人。」姜太公避紂住在東海邊上，聽說文王興起來了，亦說：「何不歸到西伯那裡去呢！我聽說他是善於養老的人。」天下善養老的人，仁人們便把他作為自己的依靠了。孟子說：「每戶有宅五畝，牆邊屋角栽桑植麻，婦女養蠶織布，那麼，老者則足以有絲帛可穿。每戶養五隻母雞、兩頭豬，飼養、繁殖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有肉蛋可食。百畝之田，男子耕種，八口之家，可以足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在於其制田畝制度，教民栽種、畜牧，引導其奉養老人。五十者非絲綿不暖，七十者非肉蛋不飽。穿不暖，吃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苦，將文王尊之若父，感之若天，願為文王效犬馬之勞，雖肝腦塗地而不辭！如此一來，霸諸侯，王天下，有何難哉！」

為了說明問題，孟子又給齊宣王打了個比方。百姓沒有水火便不能生存，黃昏夜晚敲開別人家的門戶來求水火，沒有不給予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水火遍地皆是。

孟子說：「搞好耕種，減輕賦稅，可使民富足。按時食用，依禮消費，財物則用之不盡。聖人治天下，使糧食多如水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百姓哪裡還會再有不仁者呢？」

孟子的比方和主張已經接觸到了東夷人抗稅不交，殺朝廷命官這個具體問題，因為齊宣王在破口大罵「刁民不仁」。

孟子指出，造成東夷悲劇的主要原因是賦稅苛重，他說：「有徵布帛之賦稅，有徵米穀之賦稅，有徵人力之賦稅。君子應於三者之中擇其一，那兩種暫緩不用。倘同時用其二，百姓便會有因飢餓而死者；倘三種同時並用，則必父子離散，彼此難以顧及。荒年飢歲，官府不僅應酌情減免百姓的賦稅，災情嚴重者，還應開倉賑濟，以資其不足。如今東夷數萬畝土地慘遭雹災，顆粒不收，百姓衣食無著，官吏照樣催糧逼款，百姓豈有不反之理！……」

孟子本欲迴避這個具體問題，但卻難以迴避，還是坦率地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好在齊宣王早有思想準備，二人不致舌辯一場。不僅如此，聽了孟子的這一系列議論，宣王心中的怒氣早已泄了大半，表情很嚴肅，很莊重，彷彿在平心靜氣地考慮該如何對待孟子這一番諄諄教誨，該如何處理東夷災民的具體問題，該如何平衡調整各種政策……

第三，以仁政為規矩，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齊宣王的政事總不如意，類似東夷那樣的事件層出不窮，或臣僚之間不團結，明爭暗鬥，相互傾軋，乃至動干戈；或臣僚對國君陽奉陰違，模糊了國君的視線，致使決策錯誤；或貪污受賄，假公濟私，大量掠奪民財，侵吞集體財物；或生活奢侈糜爛，荒於酒色，不理政事；或社會秩序混亂，偷盜、搶劫、強姦、殺人、放火，民無寧日；或民眾鬧事，搶國庫，搗署衙，殺官吏；或聚首山林，打家劫舍，弄得一方雞犬不寧……這些雖都是部分的和局部的，尚未形成規模，但已經弄得齊宣王焦頭爛額。究竟應該怎樣治理一個國家，宣王帶著這個疑慮和煩惱來請教孟子。

孟子藉機發表了他的仁政演說。

縱有離婁①的目力，公輸般②的技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縱有師曠③審音的耳力，如果不用六律④，便不能校正五音；縱有堯舜之道，不行仁政，也不能管理好天下。現在有些諸侯，雖有仁愛之心腸和仁愛之聲譽，但百姓卻不能受到他的恩澤，他的政治也不能成為後世的模範，就是因為不去實行前代聖王之道的緣故。所以說，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法，好法自己也動作不起來；好心好法必須配合而行，《詩經》說過：「不要偏差，不要遺忘，一切都依循傳統的規章。」依循前代聖王的法度而犯錯誤的是從未有過的事。聖人既已用盡了目力，又用圓規、曲尺、水準儀、繩墨，來造做方的、圓的、平的、直的東西，那些東西便用之不盡了；聖人既已用盡了耳力，又用六律來校正五音，各種音階也就運用無窮了；聖人既已用盡了腦力，又實行仁政，那麼，仁德便遍蓋於天下了。所以說。築高台一定要憑藉山陵，挖深池一定要憑藉沼澤；如果管理政治不憑藉前代聖王之道，能說是聰明嗎？因此，只有仁人應該處於統治地位。不仁者處於統治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群眾。在上的沒有道德規範，在下的沒有法律制度，朝廷不相信道義，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觸犯義理，百姓觸犯刑法，國家還能生存的，那真是太僥倖了。所以說，城牆不堅固，軍備不充足，不是國家的災難；田野未開闢，經濟不富裕，不是國家的禍害；如果在上位者沒有禮義，在下位者沒有教育，違法亂紀者都起來了，國家的滅亡也就在眼前了……

談完了這個普通道理，孟子再次列舉了伯夷避紂於北海之濱，姜太公避紂於東海之濱的典型事例加以證明，最後強調說：「伯夷與太公，乃天下最有聲望之老者，二老者歸西伯，是天下之父皆歸西伯也。天下之父皆歸西伯，其子孫何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

孟子侃侃而談，談得很興奮，很激動，嘴角冒著泡沫，他彷彿要將自己的語言化作萬丈飛瀑，從高山上傾瀉下來，衝去齊宣王身上的一切污穢，使他變成一個煥然一新的齊宣王，一個仁德的齊宣王。齊宣王卻沉默著，一手端著蓋碗，一手拿著碗蓋，碗里的蒸汽在升騰，在繚繞，在散去，在消失。碗里的茶由熱變溫，由溫變涼，他也未抿一口。他也許正在洗耳恭聽，屏息凝思；也許周身的熱血都凝固了，全部神經都麻木了……

說了這許多話，孟子很有些口乾舌燥，忙端起蓋碗來大口喝茶，一碗熱茶下肚，孟子感到舒服而輕鬆，興緻與勁頭似乎又勃然而起。他的演說本欲到此收場，可是抬頭瞥見齊宣王那可憐的窘態，惟恐這長篇大論是在對牛彈琴，宣王竟絲毫也未領悟其仁政的真諦，於是飲過茶，稍事休息之後，補充道：「有人說，『我善布陣，我善作戰』，此乃罪大惡極之輩。國君好仁，則天下無敵。當年湯南征而北狄怨，東征而西夷怨，說：『為何不先到我們這裡來？』這是為何？因為湯之徵討，解民倒懸，救民出水火。武王伐紂，兵車三百乘，勇士三千人。武王對殷民說：『眾位莫怕，我是來安頓百姓的，非以你們為敵也。』百姓無不感動，欣喜若狂，紛紛叩頭，額角觸地，其聲若山陵崩塌。這又是為何？因為武王是在弔民伐罪，而非以人民為敵。」

講完了這段話，孟子端詳著齊宣王的臉，觀察他的表情，分析他的心理。只見他緊鎖著的雙眉舒展開來，繃緊的肌肉鬆弛開來，嘴角似乎露出了几絲笑意，彷彿爐中的鐵已被燒紅，正在變軟。於是孟子猛加炭，緊鼓風，提高爐溫，力爭將它熔化。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譬如有一座小城，每邊長僅有三里，它的外廓也只有七里。敵人圍攻它，而不能取勝。在長期圍攻中，一定有合乎天時的戰機，但卻不能取勝，這就證明：得天時者不及佔地利者。

又譬如，另一守城者，城牆不是不高，城池不是不深，兵器和甲胄不是不銳利和堅固，糧食不是不多；然而敵人一來，便棄城逃走，這就證明：佔地利者不如得人和者。

所以我說，限制人民不必用國家的疆界，保護國家不必靠山川的險阻，威行天下不必憑兵器的銳利。行仁政者，幫助他的人必多；不行仁政者，幫助他的人必少。幫助的人少到極點時，連親戚也都反對他；幫助他的人多到極點時，全天下都順從他。拿全天下順從的力量來攻打親戚都反對的人，那麼，仁君聖主或者不用戰爭，若用戰爭，則必然獲勝！

本來話已講完，但孟子卻又提高聲調，加重語氣重複了兩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強調人的因素第一，而欲得到「人和」，則必須「得道」，即實行仁政。

經過孟子這一番加炭，鼓風，提高爐溫，爐中的那塊鑄鐵變得怎麼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