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家」還是輸家？從「美洲白銀」到「張獻忠沉銀」| 檀財史

財經歷史，明心見性。在財經的歷史與現實之間，有許多似曾相識的故事，也有許多穿越時空的細節，把這些舊聞與新聞揉成一道小點心，不只求趣味，亦求回味，是為檀財史。—— 四海夕陽

文|四海夕陽

今年考古界最吸引眼球的事情莫過於「張獻忠沉銀」了。4月13日，在四川眉山市舉行了「彭山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成果通報會」。目前已發掘出水文物超過3萬件。包括金幣、銀幣、金冊、銀冊、金印，以及各類金銀首飾。其中最多的就是大大小小的銀元寶（銀錠）。

(「張獻忠沉銀」現場出土的銀錠)

不過各位考古（盜墓）迷，在對藏寶「流哈喇子」的時候，你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張獻忠沉的是銀子，而不是鈔票？——你看當代的「大老虎」可都是「面幣思過」的呀。

別以為古人沒見過鈔票，其實，按照最初的設計，大明帝國本該是一個用鈔票的社會。然而，一個來自新大陸的精靈取代了貶值的鈔票，成為主流貨幣，並且帶來了開放與繁榮，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貧富分化與動蕩不安，最終，天災人禍與「錢荒」合力葬送了大明王朝。這個精靈，就是那些沉睡在江底的白銀。

雖然古裝片里總是用銀子付賬，但實際上，中國使用白銀作為主流貨幣的歷史並不久遠，甚至還遠不及紙幣。在南宋和元朝，主流的貨幣都是紙幣，輔之以銅錢。洪武八年（1375年），新成立不久的大明王朝開始實行紙幣制度（鈔法），發行了人類有史以來塊頭最大的紙幣：大明寶鈔，並且規定鈔票的法定價值，一貫寶鈔=1000文銅錢=1兩白銀。

（一貫面值的大明寶鈔尺寸是34*20厘米，比A4紙還大一點）

按照開國領袖朱元璋同志的設計，從此以後，大明朝就是一個不用金銀，只用寶鈔（主幣）和銅錢（輔幣）的社會。然而大明寶鈔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或者發行者認為是優點），它是完全沒有準備金的，這使得紙幣發行變得非常簡單，就是三部曲：印票子；規定票子價值；最後把票子用出去。政府想印多少就發行多少。很少有哪個政府能抵禦超發貨幣的誘惑——最後的結果必然是通貨膨脹。

發行15年之後，寶鈔相對於銅錢已經貶值4倍，20多年之後，寶鈔貶值了10倍。朝廷也不是沒想過法子，禁止金銀流通，通過收稅、交罰款等方式加大寶鈔的回籠力度等等，但是還是趕不上印票子的速度，到了發行70多年之後，寶鈔已經貶值了1000倍，它的市場價值已經趕不上印刷成本。紙幣實際上已經無法流通，從而使得中國從世界上第一個使用紙幣的國家，變成了第一個停止使用紙幣的國家。

（明代官員面幣無感，因為鈔票太不值錢了）

然而市場總需要一個交易媒介，鈔票不行了，用什麼呢？黃金數量太少，銅錢價值低不方便，白銀最合適，但是當時中國銀礦不多，產量跟不上需求。《明史 食貨志》記載：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的十二年中，朝廷投資三萬兩銀子開銀礦，結果只產銀二萬八千五百兩，得不償失。就在犯愁的時候，轉機來了，朝廷發現，在東南沿海地區，民間交易中大量使用白銀作為貨幣，更讓朝廷驚異的是，那裡的商人好像找到了沈萬三的聚寶盆，手上的銀子竟然越來越多。銀子當然不是聚寶盆里冒出來的，而是做外貿生意掙回來的。而這些海外白銀的最終來源：指向大洋彼岸，一個神秘的新大陸。

哥倫布發現美洲，中國或成最大「銀家」

我們都知道，當初支撐哥倫布遠航的最大動力，就是東方的黃金白銀，結果他沒有達到東方，卻找到了美洲的黃金白銀。特別是16世紀，西班牙人在秘魯和墨西哥先後發現了兩座超級大銀礦。從此美洲生產的白銀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通過歐洲的商人們帶向全世界。而在當時，全世界商人們最嚮往也是最頭疼的市場，就是中國。說嚮往，因為中國物產豐富，尤其絲綢、茶葉和瓷器，是通吃各國的硬通貨，而頭疼的是中國人幾乎不需要外國貨，生意沒法做。現在有了銀子，事情就好辦了：中國人要銀子，外商要貨，各取所需。

面對送上門的銀子，朝廷也動心了。1567年，隆慶皇帝開放海禁和「銀錢兼使」：老百姓做外貿生意和用白銀當貨幣，都不算違法。1581年，改革強人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它的核心就是把過去的田賦、徭役和各種雜稅全部統一折算成銀子徵收。從此，白銀正式取代寶鈔成為大明朝的主流貨幣，中國開始進入銀本位時代。

（16世紀的西班牙大帆船主宰全球貿易，也給中國帶來了美洲白銀）

到底有多少美洲白銀通過外貿流入了中國？學者們估算的數字各不相同。庄國土等中國學者估計，從隆慶元年（1567年）到崇禎十六年（1643年）的77年間，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2.5億兩。換言之，在明代晚期，差不多有一半的美洲白銀最後都流到了中國。套用一個句式：哥倫布發現美洲，中國或成最大「銀（贏）家」。

美洲白銀的流入不是簡單的銀子搬家，它實際上是整個生產和貿易體系的變動，「中國和其他地方一樣,新增的貨幣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長,刺激了生產和消費的增長,從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長」。在出口換銀子的刺激下，江南人開始大量種桑養蠶，紡紗織布，安徽人大量地種茶，江西人把瓷器的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廣東福建人更是直接做起了跨國貿易商，以前只會種地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現在有了新的行當，替作坊打工或者替商人當夥計。

有了白銀這種公認的交換媒介和價值標杆，不僅海外貿易如火如荼，國內貿易也被激活起來。後來赫赫有名的晉商、徽商、洞庭商幫、福建商幫、寧波商幫、潮汕商幫都開始展露頭角。甚至城市化的曙光也開始出現，蘇州、杭州、淮安、揚州、臨清、徐州這些運河沿線的大碼頭，因為商業貿易的發達而日益富庶繁華。白銀也對社會風氣產生巨大影響，翻開《金瓶梅》或是《三言二拍》，不難想見當時追求物慾、放縱聲色的風氣。社會階層更容易標識了，人際關係也更「簡單」了，正如一句俗語所說：「不怕天大的官司，只要有地大的銀子」。

（崇禎版《金瓶梅》，該書反映的是明代中晚期的經濟社會生活）

中國社會擁抱白銀，進而又改變了世界經濟的格局。按照經濟史學者吉拉爾徳茲的說法：中國如果不用白銀，就不會出現西班牙帝國，歐洲就不會有 「價格革命」。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則認為，在整個明代和清代前期（1400—1800年），世界貿易和金融體系都是以中國為中心開展的，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其中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貿易逆差,非洲靠出口黃金和黑奴彌補逆差，而歐洲本身沒有什麼商品足以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

於是,歐洲人靠「代理」其他三個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比如把非洲的奴隸賣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銀賣到中國,再把中國的商品賣到美洲和非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路中的中介。而 「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這幾乎與21世紀初的世界經濟分工如出一轍：美洲（美國）向世界提供貨幣，中國向世界提供商品，其他國家提供原材料或技術設備。所不同的僅僅是白銀換成了美元而已。

一片繁華之中，大家都不願意考慮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銀子斷流了，該怎麼辦？

然而，好運氣總是有限的，1610年開始，特別是崇禎皇帝上台以後,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美洲銀礦的產量下降了;荷蘭和英國海盜騷擾運銀的西班牙船隊； 1634—1635年西班牙國王出台貿易政策，限制白銀外流; 1639—1640年西班牙在菲律賓屠殺2萬多名華人等。這一系列事件導致進口白銀大大減少, 據估計，1620年代流入中國的數量為178 噸，1630年代為 162噸，到了1640年代下降到每年 89 噸。

但是這時候，大明帝國已經是一個「白銀帝國」，國家的財政，軍事，產業和社會分工等都依賴白銀運轉。白銀減少就像後來的美聯儲縮表，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因為海外流入的白銀變少了，導致「錢荒」，物價下跌，產業萎縮了，失業增加了，朝廷的稅收也得不到保障。

錢荒已經夠頭疼了，偏偏崇禎皇帝攤上了更嚴重的事情，天災！崇禎年間發生了明清時期最嚴重的小冰期，500年一遇的超級寒冷+超級乾旱，隨後還引起了特大蝗災和瘟疫的流行。在這些天災人禍面前，實體經濟崩盤了。用大學者宋應星的話說：普天之下，「民窮財盡」四字而已。而朝廷卻需要大量的銀子，賑濟災荒，支付軍餉，都是剛需。

面對這個局面，崇禎皇帝不是沒有想過辦法，平心而論，他是少有的勤儉節約型皇帝，他甚至把宮裡的金銀首飾都當掉了，充作軍餉。但是偏偏節約過頭也會遇見鬼，比如他聽從建議，下令裁撤驛站（郵局），據說每年可節省68萬兩白銀。誰知精簡人員的結果，驛卒（郵遞員）李自成同志成了一名光榮的下崗職工。因為驛站拖欠工資，他還不上地主的高利貸，在債主的侮辱催逼之下，李自成「激情自衛」殺死債主，隨後，他揭竿而起，開始造反。後來，退伍老兵張獻忠也加入了造反者的行列。在這幾位的折騰下，崇禎皇帝在位十多年，就沒過上一天舒心日子。當時有一種用作輔幣的崇禎銅錢，背後有一匹馬，後人以為這是預示著闖王李自成，稱為「跑馬崇禎」。

（「跑馬崇禎」銅錢）

崇禎十六年（1643年），有一位秀才蔣臣給皇帝上書，提出了一個大膽的金融改革計劃，能夠使得朝廷彌補財政赤字，滿足軍費需求，那就是：廢除白銀流通，恢復大明寶鈔。蔣臣估計民間藏銀約2.5億兩，每年發行發五千萬貫大明寶鈔，按1：1兌換民間白銀，五年可以收盡天下白銀，發鈔的收入可以用來賑災和軍費。

按照蔣臣的設計，以鈔代銀的這個方案有十大妙，一是節省白銀鑄造提煉費用，二是使用範圍廣，三是重量輕，四是收藏簡便，五是沒有白銀成色高低的問題，六是沒有稱重量不準的問題，七是防止銀匠偷工減料，八是減少盜賊窺伺，九是減少銅錢使用，可以節約銅材做兵器，十是既然銀子不流通了，這些銀子可以放到皇上您的私人小金庫（內帑）！

崇禎皇帝聽了彙報，十分滿意，馬上指示戶部準備印鈔收銀。為鼓勵大家積極性，他還特意強調，首批交銀子買鈔票的，可以享受九七折優惠。對於這個方案，現代讀者想必似曾相識，三百年後，另一位蔣先生不是搞過類似的東西么？它叫金圓券。

然而崇禎版「金圓券」的運氣還不如民國版金圓券。經歷了上百年的白銀流通之後，大明王朝早就把銀子當成了最重要最可靠的財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商人平民，沒有例外。現在要大家把白花花的銀子交出來，換成不能兌現的愛國鈔票，誰也不樂意。內閣官員蔣德璟就說: 「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到了寶鈔試點推行的時候，招募承銷商，無一人應徵，甚至有不少北京富商怕被強征，連夜捲鋪蓋跑路。甚至負責印鈔票的戶部也給崇禎出難題，說是多少年沒印過鈔票了，印鈔廠根本沒那麼多工人，至於原料更是沒法子解決——印鈔票需要桑皮紙，眼下鬧饑荒，桑樹皮都快被饑民啃完了，哪裡還有桑皮紙呢。

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八，崇禎皇帝終於認輸，宣布「停鈔法」。面對進逼北京的李自成大軍和空蕩蕩的國庫，崇禎皇帝也想過別的法子籌錢發軍餉，他放下九五之尊，去哀求皇親國戚和大臣們捐款，得來的卻是滿朝文武裝呆賣傻，各種花式哭窮比慘，就連皇帝的岳父也是一毛不拔，不願救女婿，更不肯救大明。

宣布「停鈔法」40天後，1644年農曆三月十九，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殺，大明王朝滅亡。那些哭窮比慘的王公大臣落在李自成、張獻忠以及滿清軍隊手上，經過一番拷打，紛紛現了原形。據說李自成在北京搜出了7000多萬兩銀子，張獻忠後來在四川沉掉」千船金銀「。而此時先帝崇禎爺的葬禮，全靠十三陵所在的昌平縣地方官向社會各界人士眾籌，有人計算過，全部費用合計238兩銀子（約合5萬元人民幣），不僅創下歷代帝王葬禮最節約記錄，甚至不夠在今天的北京買一個公墓墓穴。

2017年4月，北京警方發布公告，公眾關心的明代崇禎皇帝思陵被盜案成功告破，警方已控制了犯罪嫌疑人，並追繳回此前被盜的石頭燭台（清初重修時製作）。歷史專家感慨：同樣是盜墓賊，為什麼有人能想到下水撈「張獻忠沉銀」，而有人居然笨到去偷一無所有的崇禎墓呢？

（崇禎皇帝思陵，兩邊內側的清代石燭台2016年被盜，只剩下底座）

——銀子很重要，腦子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