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國粹」

國學與「國粹」

劉夢溪

國學一詞，是與另外兩個相近的語詞聯繫在一起的，檢討國學，不能不提到另外兩個辭彙，這就是「國故」和「國粹」。國學和「國故」的關係，我已作專文論述，這裡且談「國粹」。

「國粹」一詞出現最早，專事此一領域研究的鄭師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國粹派》一書中，考證出該詞的中文文本出處首推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也就是說，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國康奈爾大學的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寫的《劉師培與國粹運動》長篇論文中，對國粹一詞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豐富的引證。他寫道：

1887年，國粹一詞開始在日本普遍使用。這是針對明治維新而發的一種反動。他們企圖

說服西方勢力，日本已經文明——也就是西化——地足以重訂條約、廢止外國租界的治

外法權。其實，自1850年代開始逐漸擴展的西化浪潮，由於政府積極地推動各種歐式習

俗而達於顛峰。（傅樂詩等著《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1985，頁94）

又說：

在這種氣氛下，以維護國粹為職志的團體也形成了。在知識分子方面的鬥士首推三宅雪

嶺與志賀重昂。1888年後者發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針時表示：「長久以來，大

和民族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它玄妙的孕育出自己獨有的國粹（nationality）,此

一國粹在日本本土髮長，隨著環境而有不同的迴響。從孕育、出世、成長到發揚，經過

不斷地傳承與琢磨，它已經成為大和民族命脈相系的傳國之寶。」（同上）

然而如果把「國粹」一詞用更明白的語詞加以置換，它到底是什麼涵義呢？志賀主張將「國粹」解釋為民族性，但伯納爾認為解釋為「民族精髓」也許更合適一些。後來日本的國粹派們尋找到一種容易被廣泛接受的解釋，即國粹指一個國家特有的財產，一種無法為其他國家模仿的特性。

伯納爾毫不懷疑，1898至1905年這一時期活躍於中國政治文化舞台的知識分子，比如梁啟超等，明顯接受了日本國粹派的影響。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寫給黃遵憲的信，其中直接使用了「國粹」的概念。梁的觀點系黃致梁的信中所保留，關鍵語句是：「養成國民，當以保存國粹為主義，當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黃有出使日本的經驗，他給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國粹之說起」的原因。章太炎1906年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里，也提出了「用國粹激動種性」的問題。

而1905年在上海創刊的《國粹學報》，更以刊發、探討關於國粹的問題為中心旨趣。圍繞《國粹學報》的一批學人以章太炎、鄧實、劉師培為代表被稱作「國粹派」。另一國粹派的代表人物為黃節，他在寫於1902年的《國粹保存主義》一文中，明確表示，他們倡議此說，是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保存國粹思潮的影響。他寫道：「夫國粹者，國家特別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維新，歐化主義浩浩滔天，乃於萬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動力焉，則國粹保存主義是也。」（《壬寅政藝叢書》「政學編」卷五）可知「國粹」一詞確來自日本。但一種思潮能夠引起廣泛響應，光是外來影響不足以成為原動力，主要還是晚清時期中國自己的文化環境使然。西潮來的太猛烈了，國人迎之不暇，退而無路。故重新從自己文化傳統中尋找精神的支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對此有天然自覺的是章太炎先生。他自稱：「上天以國粹付余。」（《絕命書》）1903年寫給宋恕的信里也說：「國粹日微，歐化浸熾，穰穰眾生，漸離其本。」（《書信集》頁17）同年致劉師培論經學則說：「他日保存國粹，較諸東方神道，必當差勝也。」（同上，頁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與李鴻章》書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會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術振之。」（同上，頁19）流露出以古學起今衰之意。

至於國粹的內涵，章太炎認為主要在歷史，具體說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項，也就是歷史和文化。章的學問根基在小學，故一向重視文字語言的研究，以為：「董理方言，令民葆愛舊貫，無忘故常，國雖零落必有與立。」（同上，頁250）不過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滿清算在內的。所以唐以前的歷史輿地，他格外看重，認為可以作為「懷舊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馴，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誦之令人感慕無已」（同前）。至於周秦諸子，太炎先生認為「趣以張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國性所以高尚」（同前，頁151）。要之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在章太炎那裡，被視做國粹的主要內容。

《國粹學報》的另一作者許守微，曾試圖給國粹下一明了的定義，曰：「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學，本之歷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所同，而實為立國之根本源泉也。」（《國粹學報》1905年第1期）與太炎先生所論實無不同。但揆諸歷史，我國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也多矣，難道都可以稱做國粹嗎？所謂粹者，應該是同樣事物裡面的特別優秀者，也即精華部分。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但並不都一律以「粹」相許。

所以許地山1945年連載於《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對此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條件，標準應該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遠時代留下來的遺風流俗不必是粹，一個民族認為美麗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粹。他舉例說，比如當年北平的標準風俗，少不了六樣，即天棚、魚缸、石榴樹，鳥籠、叭狗、大丫頭，如果把這看作是北平的「六粹」，那隻不過是俗道而已。因此他說：「我想來想去，只能假定說，一個民族在物質上，精神上與思想上對於人類，最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的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的，才可以被稱為國粹。」（許著《國粹與國學》，台灣水牛出版社，1987，頁162）

許地山把有沒有功用和國粹聯繫了起來，而且側重物化的文明型態方面，比如書畫、雕刻、絲織品、紙、筷子、豆腐，以及精神上所寄託的神等等，不完全同於太炎先生的立說。所以他說：「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只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產』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agcy of the 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秀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後輩的國民知道，目的並不是『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同前，頁165～166）

許地山是小說家兼比較宗教學學者，燕京大學神學院畢業，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宗教、哲學和民俗學。長期執教燕大，逝世前任教香港大學，1941年逝世，只活了49歲。《國粹與國學》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寫，《大公報》為之連載。許對國粹問題發言，他講的肯定不是外行的意見。他沒有完全否定「國粹」一詞，但學理和事實上的保留態度昭然可見。他強調要把「粹」和「渣」分別開來，再把「粹」和「學」分別開來。

對「國粹」的概念贊成也好，不贊成也好，何以要用「渣」這個不甚雅馴的概念來和「粹」相對應？而且並非許地山一人，包括魯迅、胡適在內的許多文化身份顯赫的批評者，都有此想。胡適說：「現在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胡適全集》第一卷，頁699）

關鍵是「國粹」一詞傳到中國，它的詞義已發生變化。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以志賀為代表的本國主義者，是將「國粹」解釋為民族性的，或者他們更願視為一種無形的精神。如果把這樣的解釋移用到中國，我認為會發生困難。因為我們無法把中國或者中華民族的精神，用最簡潔的話語來加以概括。已往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吃苦耐勞」，以及「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或者現在說的「中庸為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當然都是有根據的好的語詞，但如果說這就是中國的無形或者有形的精神，這就是中國的「國粹」，我們自己能認可嗎？

我們的歷史太長了，期間民族與文化的變遷太頻繁了。本來是漢族為主體的社會，可中間卻多次被少數民族客換主位。因此唐朝、宋朝的精神和元朝、清朝就大不一樣。尤其清朝，已經讓民族精神的託命人知識分子沒有了精神。另外的一些概括，例如說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族為本位、家國一體，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抽象理想的通性，這倒是真實不虛，學術界未嘗有疑義。但這些可以稱做我們的「國粹」嗎？

請末民初以來，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現代社會的始建，「家國」早已不「一體」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地位已經崩塌。「三綱五倫」在沒有皇帝的社會裡，還能夠發用嗎？孔、孟、荀，易、老、庄，管、孫、韓，的確是我們的偉大的思想家，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民族的榮譽，是中華文化的經典之源，但他們是我們的，也是整個人類的，如果我們僅僅視為自己的「國粹」，不是太小氣了嗎？況且學術思想就是學術思想，哲學就是哲學，作為「文明體」國家，那都是題義之中的事情，無非你有我也有，我的和你的「心理攸同」，思想的理性表現型態卻不相同——何「粹」之有。

所以，自太炎先生開始，中國早期談「國粹」的學人，已經悄悄把「國粹」的內涵，置換成與中國傳統更相吻合的內容。章太炎的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國粹」三項說，已經不能簡單用民族精神或中國的無形精神來範圍，與其稱這三項為「國粹」，不如叫「國故」更為恰當。事實正是如此，章太炎最喜歡的語詞是「國故」，而非「國粹」。所以他自己頗看重的一本書是《國故論衡》，而沒有叫《國粹論衡》。「國粹」一詞來到中國以後，如同明以後的儒學，走的是下行路線（余英時先生的觀點），其精神價值層面逐漸淡薄，物化的價值大大提升。

這就是為什麼許地山盡量想舉一些可以稱做「國粹」的例證，卻只舉出書畫、雕刻、絲織品、紙、筷子、豆腐等少數幾項的原因。而吳稚暉則說：「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此本不學之誑語，不作數，但思考的方向，是下行而不是往精神層面走應是事實。如今有把京劇、中醫、國畫作為我們的「三大國粹」的流行說法，也體現了同樣的意思。當然京劇、中醫、國畫這三項，我想是可以叫做國粹的，不過不應該漏掉書法，還有中國功夫。

這樣看來，許地山也許說對了，是否仍然活著還真的是構成「國粹」的一個要件。光是作為遺產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銅器、秦磚、漢簡、兵馬俑、宋版書、武則天墓，還真的沒有人叫他們「國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