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曙山：20世紀語言哲學和心智哲學的發展走向——以塞爾為例 - 哲學在線：哲學專業網站
【內容提要】 本文詳細分析了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語言哲學、意向性理論和心智哲學，以及半個世紀以來以英、美為主流的西方哲學從語言到認知的發展，由此得出一些重要的結論：20世紀西方哲學體現了從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再到心智哲學的發展路徑；心智哲學是認知科學的哲學，即在認知科學發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構的哲學理論；基於經驗和重視個體差異性的認知科學決定了心智哲學的本質；由於對心智和腦的研究，以及認知科學的發展，許多學科的面貌煥然一新。
【關 鍵 詞】語言哲學/心智哲學/認知科學/腦與心智
20世紀語言哲學和心智哲學的發展，有一條明顯的線索，那就是從語言研究到心智研究，再從心智研究進入到認知科學發展的新領域。
語言哲學的兩位代表性人物喬姆斯基(N.Chomsky)和塞爾(John R.Searle)都經歷了同樣的發展道路。喬姆斯基從句法研究(1957)，到語言和心智研究(1968，1972)，再到心智和認知研究(1990，2000，2002)；塞爾則從言語行為理論研究(1969)，到人工智慧新標準CRA的提出(1984)，再到意向性和心智哲學(1983，1997，2002)。兩人為何殊途而同歸，從不同的出發點而達到共同的終點？在這其中有何規律值得思考？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問題。
關於對喬姆斯基發展道路的探索，筆者已有專論闡述，請參閱《沒有喬姆斯基，世界將會怎樣》一文[1]。本文主要討論另一位世界著名語言哲學家塞爾從語言到心智和認知的發展路徑，以及這一發展路徑給我們的啟迪。
約翰·塞爾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哲學繫心智和語言哲學威里斯和邁琳·斯盧瑟講座教授，世界著名心智和語言哲學家，在語言哲學、心智哲學和社會哲學等方面成就卓著。自1977年至今任美國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2004年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總統獎章。塞爾還獲得過美國、英國和歐洲多所大學榮譽學位，以及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瑞典、西班牙、韓國等多個國家的獎勵或獎章。2007年，塞爾受聘為中國清華大學客座教授。
一、20世紀60—70年代：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綜觀塞爾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研究，代表作有《言語行為：語言哲學論集》(1969)、《表述與意義：言語行為理論研究》(1979)。
在言語行為的研究方面，塞爾是少數原創性哲學家之一。20世紀50年代，他在牛津大學求學時，師從著名的牛津分析哲學家奧斯汀(J.L. Austin)等人，而奧斯汀是公認的言語行為理論的創始人[2]。
塞爾這樣評價自己在言語行為和語言哲學方面的工作：
當我首次進入心智哲學領域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沒有關於言語行為的概念，他們認為，心智哲學、語言哲學和一般語言學研究語句，而語句是存在的對象。有時，他們把語句看作在實際上與陳述相同的東西，並且用研究語句的方法來研究陳述。由於奧斯汀、維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學家的工作，我們開始認識到，語言學習中所涉及的東西並不僅僅是抽象的語句形式，而是使用這些語句來實施一種言語行為，這種言語行為正是通過說出這些語句來完成的。因此，這種認識業已為我們研究語言哲學指明了一個新的方向，因為它將語言研究變為人類意向行為的一種形式，我們具有一種關於人類行為的理論，也就是人類活動的理論，這樣我們就有一種語言理論，如果我們將這些東西都一起加以吸收的話，這就是言語行為理論。我曾經致力於言語行為理論的研究，我認為在語言哲學中，整個言語行為理論是對傳統的語言研究的狹隘性的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突破。當然，言語行為理論也開啟了心智哲學的研究，因為心智哲學和語言哲學是同一學科的分支。而在語言哲學中，從我們研究的所有東西都是抽象的語句這樣一種靜態的假設中突圍出來，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言語行為理論指出，我們研究的是人類行為的實際操作[3]。
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和貢獻是多方面的：
第一，塞爾將奧斯汀的理論普遍化和規範化，並建立了言語行為理論和它的邏輯分析系統。
奧斯汀建立言語行為理論時，將通過說話來做事(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看作是語言的一種特殊功能。塞爾則認為，「說事」也是「做事」，因此，通過說話來做事是語言的普遍性質和一般功能。奧斯汀區分了三種基本的言語行為，這就是語謂行為(locutionary acts)、語用行為(illocutionary acts)和語效行為(perlocutionary acts)。其中，語用行為是最重要的言語行為。奧斯汀還將語用行為分為判定式(verdictives)、執行式(exercitives)、承諾式(commissives)、表態式(behabitives)和闡述式(expositives)等五類。塞爾繼承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三分法，但卻不同意奧斯汀對語用行為的分類。為了提出自己的分類，塞爾首先分析了語用行為的形式結構，他用F(P)的形式來表達基本的語用行為，並對其中的語用力量F做了認真的分析。塞爾把自然語言中任何能夠按照字義用來說明話語的語用力量，或說明語用力量範圍的成分，稱為語用力量指示成分(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簡稱IFID)。塞爾認為，語用力量包括七種要素：(1)語用要點；(2)語用要點的力度；(3)完成模式；(4)命題內容條件；(5)前提條件；(6)誠實性條件；(7)誠實性條件的力度。
語用力量的七種要素可以被歸結為成功而無缺陷地作出一個基本語用行為的四種不同充要條件。假定聽話者理解一個話語的所有條件都被滿足，那麼，在一個話語語境中成功而無缺陷地作出形如F(P)的語用行為，當且僅當下列四個充要條件被滿足：(1)說話者在該語境中以所要求的特徵完成模式和語用要點力度成功完成命題P上的語用力量F的要點；(2)說話者表達了命題P，而且該命題滿足語用力量F限定的命題內容條件；(3)在該話語世界中，語用的前提條件和命題預設是得到公認的，並且說話者也假設它們得到公認；(4)說話者以語用力量F的誠實性條件的特徵力度表達並具有該力量確定的心理狀態。
塞爾認為，語用行為在十二個方面能夠相互區分開來：(1)在行為類型的要點或目的方面的區別；(2)在詞和世界之間適應方向上的區別；(3)在表現出來的心理狀態方面的區別；(4)提出語用要點時，在力量或強度方面區別；(5)說話人和聽話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對話語的語用力量影響方面的區別；(6)在與說話人或聽話人的興趣相關的說話方式上的區別；(7)在與談話的其他有關方面的不同；(8)在由語用力量指示成分決定的命題內容方面的區別；(9)在下述兩種行為之間的區別：一種行為必定始終是言語行為，另一種行為可以是言語行為，但不必作出言語行為；(10)在下述行為之間的區別：一種行為的完成需要語言之外的約定，另一種行為則不需要；(11)在下述行為之間的區別：一種行為的相應的語用動詞具有行為式的用法，另一種行為的相應的語用動詞則不具有行為式的用法；(12)在作出語用行為的風格方面的區別。
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塞爾提出了自己對語用行為的分類。他也將語用行為分為五類：
(1)斷定式(assertives)，符號化表述為：□↓ B(p)
(2)指令式(directives)，符號化表述為：！↑ W(H does A)
(3)承諾式(commissives)，符號化表述為：C↑I(S does A)
(4)表情式(expressives)，符號化表述為：E□(P)(S/H+property)
(5)宣告式(declaratives)，符號化表述為：Dβ□(p)
可以看出，塞爾的分類及其依據與奧斯汀有很大的不同。塞爾的這個分類和它所依據的理論是對語言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貢獻，並且已經成為關於言語行為的權威理論。
1985年，塞爾和他的合作者建立的語用邏輯(illocutionary logic)，將言語行為理論的研究推進到邏輯分析的階段[4]。
半個世紀以來，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在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眾多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除了對語言學、語言哲學、邏輯學和計算機科學特別是人工智慧產生的影響外，對心理學、社會學、腦神經科學乃至整個認知科學，也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史密斯(Barry Smith)評價說：「20世紀上半葉，英美哲學最重要的方面是被弗雷格的邏輯思想所塑造的。這種新邏輯所取得的成就帶來的副作用就是，它一直主導著那種亞里士多德式的觀念，即從本質上把語言看作不過是由或真或假的陳述或命題所組成的。因此，奧斯汀和塞爾的工作代表了對這種觀念的突破，這是非同尋常的。」[5](P49)
第二，塞爾提出言語行為的建構規則，在言語行為與現實世界之間建立了建構性關係，不僅豐富和發展了言語行為理論，也為他的社會哲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塞爾強調，他的哲學由三個部分構成，即語言哲學、心智哲學和社會哲學。他不僅把語言哲學與社會哲學聯繫在一起，而且把心智哲學和社會哲學聯繫在一起。在第一種聯繫當中，塞爾為奧斯汀的一般言語行為理論充實了具體的內容。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除了言語行為理論的分類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他提供了這樣一種理論框架：使得言語行為所涉及的話語(utterance)、意義(meaning)和行為(action)這三個向度被統一到了一起。因此，在塞爾的理論中，規則、意義和事實這三個要素在其後的思想發展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
塞爾首先區分的是「調節的規則」(regulative rule)和「建構的規則」(constitutive rule)。前者是指用來調節已經存在的行為方式的規則，如用來調節「吃飯」禮儀的規則，而「吃飯」這種行為是獨立於該規則的。另一類規則是用來創建或規定新的行為方式，如下棋的規則，使人們有可能從事下棋的這類行為，而這種行為正是從給定的規則產生出來的。
塞爾指出，建構的規則具有「在語境C中，X被當作Y」的基本形式。例如，在一輛行駛的汽車內發出「向左轉」的信號，在確定的方式下和確定的環境中就被當作向左轉的行為；在拍賣會上，舉起手指就會被當作投標的行為；說出「我答應給草地除草」，就將說話人置於一種責任之中。在建構的規則中，Y代表某種結果，它或者是一種獎勵，或者是一種懲罰，或者是某人在將來有責任作出的行為。
塞爾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假設是，言語行為是一種根據相應的建構規則說出的話語表達式來完成的行為。因此，塞爾要區分僅僅是發出一些聲音，還是作出言語行為。這就意味著，他必須按照「X被當作Y」的公式來分析通過一個話語所作出的行為。塞爾的分析與胡塞爾(E.Husserl)或亞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完全不同，他的分析的出發點，不是沉默的獨角戲中的語言，而是涉及說話者和聽話者的言語行為。
在塞爾看來，說話者說出一個語句T，這就意味著下面三個條件要得到滿足[6](P49)：
(1)說話者具有意向I，即他的話語使聽話者意識到相應於T的事態是確實的。
(2)說話者通過確認意向I，想要使聽話者產生這種意識。
(3)說話者利用支配語句T的規則，想要聽話者確認意向I。
因此，當你作出一個言語行為時，也就創造了一個建構的事實。按照里德(T.Reid)的說法是，你創造了一個微型的「市民社會」。建構事實的存在，僅僅是由於我們是在確定的(即認知的)方式下，並在確定的(即建構的)語境之中來對待這些世界。後來，塞爾又區分了與觀察者獨立的世界的特徵和與觀察者相關的世界的特徵。前者有力量、物質和地球引力等，後者有貨幣、財產、婚姻和政府等。在塞爾看來，後面的這些建構事實都是建構規則的系統。
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比奧斯汀要豐富得多，因為他不僅提供了言語行為理論的一般框架，還提供了關於言語行為自身詳細結構的豐富的說明。這樣，他就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切當性(felicity)條件：作出一個言語行為的條件和它的滿足性條件。在《語用行為的分類》[7]一文中，塞爾提出「適應方向」(direction of fit)這個重要的條件來判斷是否可以成功作出一個語用行為。按照他的說法，斷定式具有從語詞到世界的適應方向，用「↓」表示；指令式具有從世界到語詞的適應方向，用「↑」表示；承諾式也具有從世界到語詞的適應方向；表情式的適應方向為空，用「□」表示；宣告式具有從語詞到世界和從世界到語詞兩個適應方向，用「β」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通過說出一個話語作出的言語行為與現實世界之間是具有密切關聯的。換句話說，塞爾的言語行為是先定的和必然的具有社會實在性的。
第三，塞爾通過對意向性和人工智慧標準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完成了從言語哲學到心智和認知研究的轉向。
更為重要的是，塞爾不僅是一位語言學家，還是一位語言哲學家。他不僅要研究語詞和語詞的使用等有關語言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研究語言所涉及的哲學問題，如義務的性質、力量的性質和責任的性質等。在塞爾近期的著作中，還提出了自由行為、自願行為和理性行為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逐漸認識到，我們不僅要研究語言，還要研究大腦、心智、物理學的定律和社會組織形式。
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已經含有心智和認知的因素。例如，在他的基本的語用行為表達式F(P)中，包括語用力量F和命題內容P這兩個基本的成分(變元)。我們可以分別考察這兩個要素的變化，從而考察和表達一個語用行為所反映出來的說話者的意願。事實上，在前面所給出的語用力量的七種要素中，對每一種要素的考察，如語用要點、完成模式、命題內容條件、前提條件、誠實性條件，都涉及對心智的分析。在《意向性》(1983)一書中，塞爾將言語行為研究延伸和擴展到認知行為(cognitive act)的領域。他所區分的命題模式(propositional modes)和意向內容(intentional contents)，這類似於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一書中對性質(quality)和物質(matter)的區分。
在完成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創新性研究(20世紀60—70年代)以後，塞爾並沒有停止前進。他不會像一般的學者那樣，終身固守於一個屬於自己的領域，即便是業已取得巨大成就的領域。他以探索的精神去挑戰新的問題，開拓新的疆域。20世紀70年代後期，塞爾轉向心智哲學研究，其研究領域包括意向性、心智和意識、人工智慧標準(中文房間論證)等。此後，他逐步成為一位公認的、卓有成效的心智哲學家。
二、20世紀80年代以後：意向性和心智哲學塞爾的哲學由語言哲學、心智哲學和社會哲學構成。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塞爾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1975年以後，由於斯隆基金的投入和認知科學的建立，作為基隆基金主要受益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學者、認知科學的創始人之一，塞爾的研究方向發生了改變，他的興趣從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研究逐步轉向心智哲學和認知科學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他的兩項代表性學術成果是《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1983)和《心智、大腦和科學》(1984)。其中，他提出的「中文房間論證」成為反駁強人工智慧的論據和人工智慧的新標準。90年代以後，他在心智哲學方面的著作包括《重新心智的發現》(1992)、《意識之謎》(1997)、《意識和語言》(2002)以及《心智：簡短的導論》(2004)等。
塞爾的社會哲學貫穿在他的言語行為理論、語言哲學和心智哲學之中，這與他的語言和心智觀有關。塞爾認為，語言不僅僅是一種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行為。語言一經使用，言語一經說出，就建構了一種社會現實。因此，塞爾的社會哲學與他的言語行為理論、語言哲學和心智哲學是緊密相關的。(對塞爾社會哲學的討論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塞爾的《校園戰爭》(1972)、《建構社會現實》(1995)、《心智、語言和社會》(1998)、《行為中的理性》(2001)等。)
本節集中討論塞爾心智哲學的兩本重要著作《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和《心智》。
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適應方向」也體現了對心智的分析，而在《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中，塞爾將這種分析普遍化了。例如，信念具有從心智到世界的適應方向，願望則具有從世界到心智的適應方向。每一個不同的心智行為都是如此，它們都反映了心智與世界的某種關係。信念、願望、意向的滿足條件也被普遍化了。塞爾說：
在具有適應方向的情況下，滿足條件的概念非常普遍地應用於言語行為和意向狀態。例如，我們說陳述是或真或假的，命令是或者被服從或者被違背的，承諾是或者被遵守或者被破壞的。在每一種情形下，我們都把語用行為的成功和失敗歸結為該行為與現實的適應關係，而這種適應關係是由語用要點所規定的特殊的適應方向所確定的。我們可以對所有的條件貼上「滿足條件」或「成功條件」的標籤，從而得到一個表達式。這樣，我們說一個陳述是被滿足的，當且僅當它是真的；一個命令是被滿足的，當且僅當它是被服從的；一個承諾是被滿足的，當且僅當它是被遵守的，如此等等。現在，這種滿足概念也可以被清晰地應用於意向狀態。我的信念將被滿足，當且僅當事情就是我所相信的那樣；我的願望將被滿足，當且僅當它們會被實現；我的意向將被滿足，當且僅當它們會被實行。因此，不論對言語行為還是意向狀態，滿足概念在直觀上看起來都是相當自然的，並可以相當普遍地應用於所有具有適應方向的地方[8](P10)。
可以看出，《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仍然留有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痕迹。但兩者又是截然不同的。在該書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心理狀態的意向(第一章)；他發現不得不研究感知意向性(第二章)和行為(第三章)；但如果不理解意向因果性則不可能理解感知和行為(第四章)；這些研究導致對非表現的心理能力的基礎研究(第五章)；作者的最初目標——揭示語言意向性與心理意向性之間的關係，體現在第六章的討論之中；第七章討論兩種特殊意向的語言表現形式；第八、九兩章使用前面的理論批評了當時有影響的指稱和意義理論，提出了對索引表達式和專名的意向性思考；最後，第十章提出關於「心身問題」(mind-body problem)和「心腦問題」(mind-brain problem)的一些結論。
塞爾認為，視覺經驗或其他類型的知覺經驗是具有意向性的，這一點在關於知覺的研究中被忽視了。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他曾經為相信、害怕、希望等這些言語行為確定過「適應方向」的滿足條件。塞爾論證說，視覺經驗也具有滿足條件，就如同想念和希望具有滿足條件一樣。例如，我們不能將一輛車的視覺經驗與這輛車是黃色的旅行轎車這樣的經驗事實分離開來，正如我們不能把相信天正在下雨這個信念與天正在下雨這個事實分離開來一樣。兩者的類似之處在於：
第一，視覺經驗的內容總是由一個完整的命題來表達的，兩者是完全相同的。信念的內容也是如此。從意向性的觀點看，所有看見的視覺感知都是看見了如此這般的東西。因此，描述一個視覺感知的語句不能使用第一人稱的直接陳述句，而應該使用第三人稱的間接引語：
1a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of a yellow station wagon(我有一個關於一輛黃色旅行轎車的視覺感知)。
1b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that there i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there(我有這樣一個視覺感知，這是一輛黃色旅行轎車)[9](P41)。
1a不能清楚地表達一個視覺感知，1b才是視覺感知的正確表達形式。一般地說，在語言形式上說，X看見Y只能用一個第三人稱的間接引語來表示。因此，一個完整的命題內容是視知覺的內容，即視知覺的意向內容。例如：
2a Jones saw a yellow station wagon，but did not know it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瓊斯看到一輛黃色旅行車，但他不知道那是一輛黃色旅行車)。
2b Jones sa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 but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瓊斯看到，在他面前有一輛黃色旅行車，但他不知道在他前面有一輛黃色旅行車)[9](P42)。
2a沒有任何問題，是完全一致的。2b卻有問題，是古怪而難以理解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原因是前者不帶意向性，「看見Y」的形式並不要求說話人報告Y對主體的意味；而「看見+從句」的形式卻帶有意向性，從句表達了一個事實，它顯示了該事實對主體的意味，即對意向內容的限定。
第二，視知覺總是具有從心智到世界的適應方向，它的適應方向與信念一樣，但與願望不同，後者的適應方向是從世界到心智。如果視知覺的滿足條件在事實上不能實現，如幻覺、錯覺、幻想等等，這是視知覺的過錯，而不是世界的過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說，「我們的感覺欺騙了我們」，而不是說我們的視知覺對或錯。視知覺不僅僅是表達的問題，它的對錯涉及適應方向。哲學家們用一些專門的術語來描述視知覺適應方向的錯誤，如「欺騙」、「誤導」、「歪曲」、「幻覺」、「錯覺」等，而用「如實」來描述視知覺適應的成功。
第三，視覺經驗與信念和希望一樣，是由其意向內容來表明其特徵的。如果不用一個that從句來說明相信的內容，是不可能完全表述一個信念的；類似地，如果不用一個of短語來說明經驗的內容，也是不可能描述一個視覺經驗的。分析哲學家們所犯的典型錯誤就是認為對視覺經驗滿足條件的限定這樣一種謂詞可以從字面兒上來判定其對經驗自身的真假。這種假設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是由「黃色」和「旅行車」這種表示顏色及形狀的意向內容限定成分直接影響視覺經驗，而不是表示原因的謂詞影響視覺經驗。
在不使用概念和語言的情況下，視覺經驗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我們來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維特根斯坦的鴨—兔兩可圖。
在我們面前只有一幅畫，卻可以形成兩種不同的視覺內容，一種是鴨，另一種是兔。維特根斯坦對此的解釋是，這是對動詞「看」的不同使用所引起的結果。這種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塞爾的方案是，我們可以按照類似於前面的「字面兒上的」解釋，在一種情況下觀察者看到的是這幅圖畫的一種樣式，在另一種情況下看到的是它的另一種樣式。那麼，是什麼因素使我們看到的是這種樣式而不是另一種樣式呢？塞爾認為，這是由心理因素決定的。正如約翰愛薩莉，他看到的是薩莉可愛的一面，而看不到薩莉不好的一面。事實上，對各種各樣的兩可圖的解釋，現在更多地採用心理學的方法。兩可圖是認知心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
例二，繆勒—萊爾線(Müller-Lyer lines)。
上面兩個圖形中心部分線段的長度是完全一樣的，但a看起來比b長。在這裡，我們視覺經驗的意向內容與我們信念的意向內容是矛盾的，前者破壞了後者。我們對月亮的視知覺也是類似的。月亮當空時顯得比在地平線上時要小，雖然我們相信月亮的實際大小並沒有改變。所以，如果沒有關於月亮大小不會改變的信念，我們的視覺就會提醒我們月亮當空時比它在地平線上時要小，但我們知道那只是一種錯覺。
在《心智》一書中，塞爾對意向性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表述。在該書中，塞爾是從心智哲學的立場來看待意向性問題的。塞爾認為，意向性問題是心智哲學中僅次於意識問題的另一個困難而又重要的問題。塞爾認為，意向性問題是意識問題的一個鏡像。這樣，塞爾就把意向性問題與心智哲學緊密結合起來了。
在《心智》一書中，塞爾從三個方面來研究意向性問題：第一，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第二，既然假設意向性狀態是可能的，那麼，它的內容又是如何確定的；第三，意向性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又是如何工作的。
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塞爾對二元論的解決方案、功能主義的解決方案、消解論的解決方案一一作了駁斥，認為它們都不能提供正確的途徑來解決這一問題。塞爾認為，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是腳踏實地的，我們無須考慮人的思想為何會到達太陽、月亮、凱撒和盧比肯河，因為這些問題太複雜；如果我們考慮動物為什麼會感到飢餓和口渴，問題就要簡單得多。塞爾認為，這時我們所說的是關於心智的生理學能力問題，它是基本的，是我們考慮飢餓、口渴、性衝動、感知和其他意向行為的基礎。現在，「意向性如何可能」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大腦何以會產生口渴的感覺這個問題。塞爾認為，這是因為，口渴是一種意向現象，而大腦具有處理這些意向性形式的功能。感覺口渴是有一種喝水的願望。當2號血管收縮素到達大腦視丘下部的時候，它就會激發神經元的活動，神經元的活動最終會引起口渴的感覺，即引起一種意向的感覺。意識和意向性的基本形式是由神經行為引起的，也是由腦系統來實現的。由大腦和神經系統的機制來解釋口渴的意向，同樣適用於對飢餓、害怕、知覺、願望和其他各種意向的解釋。塞爾認為，一旦我們將意向性問題從抽象的精神層面放回到真實的動物生理學的具體層面，意向性問題的神秘性就被破除了。這樣一來，動物何以具有意向狀態這個問題就再也沒有任何難解之謎。
意向性的結構和內容又是如何確定的呢？塞爾將意向性結構分為：(1)命題內容和心理模式；(2)適應方向；(3)滿足條件；(4)因果自我指稱性；(5)意向性網路和前意向能力背景。顯然，塞爾繼承與發展了他在言語行為理論和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思想。前三種意向性結構是對言語行為理論和《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相關內容的繼承和發展，後兩種意向性結構是塞爾的新創造。在因果自我指稱性方面，塞爾認為，大多數生物學上基本的意向現象都具有其滿足條件的邏輯特徵。例如，關於我昨天去野餐的記憶，一定是由我去野餐這件事引起的。因此，記憶的滿足條件不僅包括已經發生的事件，也包括該事件的發生所引起的關於該事件發生的記憶。我們可以說，記憶、意向和感覺經驗統統都是因果自我指稱的。但另一些意向狀態卻不具有因果自指性，如相信、願望等等，塞爾將它們與具有因果自指性的意向狀態區別開來。塞爾認為，每一個具有適應方向的因果自指的意向狀態同時也具有因果方向。塞爾將認知和意願兩個族的因果自指性、適應方向和因果方向列表對照如下[10](P171—172)：
由此出發，塞爾發展了一種關於意向因果性的全新的理論。他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意向被滿足，當且僅當意向自身成為其滿足條件的其他各個方面被滿足的原因。因此，如果我要舉起我的手臂，這個意向被滿足並不是我要舉起我的手臂，而是這個意向引起我要舉起我的手臂這個行為。
與過去在《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中所作的分析不同，在《心智》一書中，塞爾不僅對意向性繼續做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的分析，而且將意向性研究與神經科學結合起來。下面是塞爾在《心智》一書中給出的關於意向分析的一個新的模型[10](P210—211)：
其中，頂層的結構顯示行為意向引起身體運動；底層結構顯示神經活動引起生理變化；兩邊顯示神經活動與行為意向、生理變化與身體運動的關係，總之就是底層的活動引起頂層的活動。顯然，這是一個由神經活動(Neuron firings)、行為意向(Intention-in-action)、生理變化(Physiological changes)、身體運動(Bodily movement)構成的綜合模型，其關係是因果鏈關係，用符號→表示，讀為「引起」。我們可以把這個模型表示為：
塞爾認為，這個模型在教育法上是有用的，但它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似乎意向在神經之上，宛如糖霜在蛋糕之上一樣。塞爾認為下面的圖示也許更恰當[11](P211)。其中，小圓圈代表神經元，陰影代表分布在神經元系統中的意識狀態。意向是整個系統的功能而不僅僅是在系統的上部。
三、幾點重要結論我們以著名語言和心智哲學家塞爾為例，分析了從語言哲學到心智哲學的發展，從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
1.20世紀西方哲學特別是英、美哲學體現了從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再到心智哲學的發展路徑，塞爾是這一發展路徑的典型代表。
過去的一個世紀，西方哲學特別是英、美哲學有一條明顯的發展路線，這就是從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再到心智哲學的發展路線。這條發展路線在塞爾哲學中得到了印證。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塞爾的主要工作是言語行為理論。70年代末，認知科學在美國建立，作為斯隆基金的主要資助對象和認知科學最早的發起單位，塞爾所在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於1984年成立了認知科學研究的ORU，塞爾是其中的重要成員。1983年，《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問世，是他從語言哲學過渡到心智哲學的橋樑和標誌。此後，他的工作重點轉向意向性和心智研究，並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論著，包括《心智、大腦和科學》(1984)、《心智的重新發現》(1992)、《意識之謎》(1997)、《心智、語言和社會：現實世界的哲學》(1998)、《行為中的理性》(2001)、《意識和語言》(2002)、《心智：簡明的導論》(2004)等。在塞爾看來，語言哲學是心智哲學的一部分，語言哲學最終一定會導向心智哲學。塞爾說：
我認為我們已經從以語言哲學為研究中心轉移到以心智哲學為研究中心。發生這種轉向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在語言哲學中正在發生許多激動人心的事情，而當我們對大腦如何工作有更多的發現，以及當我們對語言和意識的諸多問題做了透徹的研究時，在心智哲學中也有大量激動人心的事情正在發生，心智哲學已經轉移到了前台。我認為，我們業已從語言轉到心智最簡明的原因就是，語言的最重要的性質是基於心智的，因此，意義和意向性是先於語言的心理能力，在我們能夠闡明語言的性質之前，我們必須將先於語言的心理能力搞清楚。語言依賴於心智，甚於心智依賴於語言[3]。
2.心智哲學與過去的哲學理論包括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既是一脈相承的，又有本質區別。心智哲學是認知科學的哲學，也就是在認知科學發展的背景下，特別是在腦和神經科學發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構的哲學理論。
古代哲學是本體論哲學，它所關注的是世界的本原問題；近代哲學是認知論哲學，它所關注的是主體的認知能力問題；20世紀以英、美為主流的現代哲學是分析哲學，它將哲學的關注點轉向主客體之間的中介——語言。這種「語言轉向」又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以前期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早期分析哲學，它以形式語言為哲學分析的基礎，以形式語言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數學邏輯為哲學分析的工具；後一時期是以後期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喬姆斯基、塞爾等一大批語言哲學家為代表的語言哲學，它將哲學的基礎重新轉向自然語言，以在經典邏輯的擴充和變異的基礎上建立的哲學邏輯、語言邏輯、人工智慧的邏輯為哲學分析的工具。語言哲學是分析哲學的高級發展階段。
心智哲學繼承了古代哲學、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全部發展的積極成果，特別是與20世紀以來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一脈相承。例如，心智哲學同樣認為哲學分析是與語言密切相關的，心智哲學不僅注重對形式語言的分析，而且更加註重對自然語言的分析。在語言哲學的三分框架中，心智哲學不僅注重句法分析和語義分析，而且更加註重語言分析中人的因素和身心關係的分析，即語用學的分析。在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中，單純的自然語言的句法結構分析屬於語言哲學的範疇，而先天語言能力、內在語言、普遍語法、唯理主義和心理主義這些理論由於將語言分析與心智相結合，它們已經屬於心智哲學的範疇。在塞爾的語義學理論中，意向性是理解語言意義的重要因素，而意向性是意識的反映，是與個人的心智相關的。意義的客觀性不復存在，任何意義都是主觀的建構，都是主客觀相結合的產物。在語用學方面，奧斯汀、塞爾建立和發展的言語行為理論是語用學的基礎理論及核心，根據言語行為理論，語言的意義是與說話者、聽話者、時間、地點和語境這五大要素密切相關的，人的因素第一次進入語言分析和邏輯分析的範疇，從而也就進入哲學分析的範疇。從以上發展可以看出，心智哲學最初是孕育於語言哲學母體中的一個嬰兒，兩者是血脈相連、不可分割的。但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認知科學的建立和發展，心智哲學已經逐漸脫離語言哲學的母體而誕生為一個獨立的生命，並發展壯大，逐步轉移到了以英、美為主流的西方哲學的前台。
心智哲學與過去各種哲學理論的本質區別是：不論是在本體論、認識論、語言基礎和邏輯方法上，心智哲學處處都將哲學問題與人的身體、心智聯繫起來，哲學不再是一種脫離人的抽象的概念體系，而是與人的身體構造、生理結構、心理結構、心智狀況密切相關的理論，是「體驗哲學」[12]。萊考夫(G.Lakoff)和約翰遜(Mark Johnson)在《體驗哲學——涉身的心智及其對西方思想的挑戰》一書中，一開始就提出三個重要的命題：心智與生俱來是被體驗的；思維通常是無意識的；抽象概念大多數是隱喻的。萊考夫說：「這是認知科學的三個重大發現。兩千多年以來，哲學家關於理智的性質的思考已經完結。由於這些發現，哲學決不可能再與過去一樣了。」[13](P3)萊考夫說：
理智不可能如傳統哲學所廣泛接受的那樣是與身體無關的，而是來源於大腦、身體和涉身的經驗。……
理智是進化的，抽象的理智基於「低等」動物所具有的感知的和原始的推理形式。……
理智不是超驗意義上「普遍的」，即它不是一種普遍結構。如果說它是普遍的，僅僅是指它是所有人類共同具有的普遍能力。……
理智不是完全理智性的，它大多數是無意識的。
理智不是純粹字面兒上的，它大部分是隱喻的和想像的。
理智不是與情感無關的，而是涉及情感的[13](P4)。
根據萊考夫和約翰遜，靈與肉完全分離的笛卡兒哲學意義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備道德行為的康德哲學意義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僅僅依靠內省而具備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現象主義意義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義哲學意義上的人、喬姆斯基語言學意義上的人、後結構主義哲學意義上的人、計算主義哲學意義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學意義上的人統統都不存在。在認知科學的背景下，哲學已經進入一個與人相關、與人的身體、大腦和心智緊密相關的全新的發展階段，這就是心智哲學的發展階段。
3.基於經驗和重視個體差異性的認知科學決定了心智哲學的本質。認知科學與過去的科學理論的區別是，在學科特徵上，過去的科學強調的是科學原理的一般性，數學和邏輯的定理、物理學的公式、化學結構等，它們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認知科學卻強調特殊性與個體差異性，曹雪芹之所以成為曹雪芹，愛因斯坦之所以成為愛因斯坦，到底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在基因表達上完全相同的同卵雙胞胎為什麼會是不同的個體？這些都是認知科學所要關注的問題。
在學科目標上,20世紀的科學要上天入地，人類不僅要遨遊太空，還要潛入深海；人類不僅要釋放核能，還要創造生命——這些都是20世紀科學所要解決並且已經解決的問題。21世紀的認知科學所要關心的卻是人自身。人類要搞清楚自己的大腦是如何工作的，腦如何產生心智，這就是腦科學特別是認知神經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還要了解人類所特有的符號語言與腦和認知的關係，這是認知語言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還想知道心理與認知的關係，如感知和注意、模式識別、學習、記憶、知識表徵、推理與問題解決、情感與認知等，這是認知心理學所關注的問題；認知人類學要解決由人類文化發展和人類進化過程所決定的與人類種群特徵有關的認知問題，如符號的起源、語言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文化的進化、文化的適應性和不適應性、文化與基因的雙重進化等；認知計算機科學即人工智慧要解決機器智能的問題，如人工智慧的標準、人工智慧與人類智能、機器的感覺和知覺、機器人和智能體等。心智哲學要解決困擾人類數千年的心身(Mind and Body)問題、人類的意識之謎、意向性問題、心理因果性問題、自由意志問題、無意識行為的問題、感知問題、自我問題等。因此，心智哲學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哲學。
在科學與人的關係上，過去的科學理論標榜自己的客觀性，排斥一切與人相關的因素，試圖創建一種絕對的知識體系和以真假來判定的真理標準。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和數個世紀，甚至在人類歷史的漫長歲月中，人類尋求的科學原理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普適的知識。科學來源於實踐，它的理論又超越於實踐而凌駕於實踐之上。在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甚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宗教。與此不同，認知科學不假設過去的科學理論所肯定的這些前提，而把科學理論看作是人的創造與建構。
4.由於對心智和腦的研究，由於認知科學的發展，許多學科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認知科學對21世紀科學研究和學科建設有以下三個層面的推進作用：
首先，形成NBIC聚合技術，促進人類的生存和發展。2000年，人類進入新世紀之初，由美國近八十名科學家所作的一份研究報告將新世紀的帶頭學科確定為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合稱為NBIC，亦稱為聚合技術(converging technology)。該研究報告指出：「在下個世紀，或者在大約五代人的時期之內，一些突破會出現在納米技術(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統之間的界限)、信息科學(導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機器)、生物科學和生命科學(通過基因學和蛋白質學來延長人類生命)、認知和神經科學(創造出人工神經網路並破譯人類認知)與社會科學(理解文化信息，駕馭集體智商)領域，這些突破被用於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並可能會再一次改變我們的物種，其深遠的意義可以媲美數十萬代人以前人類首次學會口頭語言知識。NBICS(納米—生物—信息—認知—社會)的技術綜合可能成為人類偉大變革的推進器。」[14](P102)
這份重要的研究報告還指出，在NBIC四大科學技術中，認知科學是先導：
我們看到，聚合技術的協調綜合以認知科學為先導。因為一旦我們能夠以如何(how)、為何(why)、何處(where)、何時(when)這四個層次上理解思維，我們就可以用納米科學和納米技術來建造它，用生物技術和生物醫學來實現它，最後，我們就能夠用信息技術來操縱和控制它，使它工作[14](P281)。
其次，在認知科學的學科框架內，促進六個相關學科的發展。認知科學由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計算機科學和神經科學等六大學科所支撐，在這個框架內，已經形成心智哲學、認知心理學、語言與認知、認知人類學、人工智慧、認知神經科學等六個新興學科，它們被稱為認知科學的核心學科。(1)心智哲學研究與人類心智相關的哲學問題。哲學與心智相關的三個經典的問題是：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心智的結構和知識；第一人稱視角和第三人稱視角。與認知科學相關的其他哲學問題和領域還有：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和二元論；分析哲學、日常語言哲學和自然轉向；科學哲學；認知科學中的心智；民族心理學問題；意向性和心理內容；邏輯與心智科學；哲學與生理學，等等。(2)認知心理學是與信息處理相關的心理學，它涉及感覺的輸入和生理運動的輸出。鳥類和哺乳動物，特別是靈長類動物(尤其是大猩猩和人)都具有最複雜的智能形式，需要建立理論來處理它們的思維機制和內在經驗。認知心理學所關注的問題有情感、感知、注意、記憶、決策和問題解決、語言和交際、認知發展和認知結構、學習、智力等。(3)認知神經科學也是關於信息處理的科學，它涉及的問題有如何獲得信息(感覺)；如何建立解釋、確定意義(感知和認識)；信息的存儲和修改(學習和記憶)；沉思(思維和意識)、預測未來的環境狀態和行為結果(決策)、指導行為(神經動力控制)以及語言交際，等等。(4)人工智慧有兩種含義：一種是關於智能機器創造的工程學科；另一種是關於人類智能的計算機建模的經驗學科。在早期，這兩種含義常常不加區分，現在已逐漸將它們區分開來，前者(人工智慧)是現代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後者(計算機智能)是現代認知科學的一個分支。計算機智能所關注的領域和問題有機器和認知；人工智慧；認知建構；知識基礎系統；邏輯表達式和推理；邏輯決策；不確定信息的表達和推理；不確定性下的決策；學習；語言；視覺；機器人技術；複雜性、合理性和智能，等等。(5)認知科學的語言學重視自然語言的研究，尤其重視言語(口語)的研究。語言與認知所關注的問題有語詞和意義；語言結構(語詞和聲音，短語結構和生成語法，詞庫，語言界面和語義學，意義)；語言使用(語境中的語言，變動中的語言，心智中的語言)。其他被關注的問題還有人機交互；機器的言語識別；言語合成；腦與雙語學習，等等。(6)認知人類學或稱文化、進化與認知不僅要研究認知的個體差異性，而且要研究認知的群體性、民族性和社會性。個體是屬於群體的，個人的機體是種群的成員並享有同一基因組；生物體在本質上具有種群特徵的認知能力，同時帶有表面的個體差異性。人類的社會生活是富有文化特徵的。由於人類的認知能力，社會性和文化才成為可能。認知人類學研究這些認知能力發展的個體發生學和系統發生學，並對認知過程提供社會的和文化的信息。認知人類學關注人口層次的認知現象，它從三大視角來研究文化、進化與認知的關係——從比較和進化的視角來看認知；從進化和認知的視角來看文化；從生態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視角來看認知。
最後，通過多級交叉、綜合與輻射，認知科學將會推動更多學科的發展。例如，通過認知科學六大基礎學科和六大核心學科之間的交叉，已經形成更多的新興學科，如控制論、神經語言學、神經心理學、認知過程模擬、計算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心理哲學、語言哲學、人類學語言學、認知人類學、腦進化等。
實際上，認知科學對學科發展的影響遠非如此，即便是傳統學科，如邏輯學、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文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管理科學、教育學的發展也離不開認知科學，因為所有這些學科的研究都與人相關，與人的心智相關，因而與認知科學相關。可以說，在21世紀，如果不做認知科學研究，或者不與認知研究相結合，很多學科都無法深入發展。
這就是本文通過對過去的一個世紀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和學術發展的主線「語言→心智→認知」的分析，所試圖昭示和預測的未來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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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earle, John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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