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筆記01.13 -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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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微博筆記01.13 - [書摘]「我不是學歷史的，但好歷史。」這句話是陳嘉映老師說的，這個說法對我也成立。而且我覺得由歷史入手討論問題正是中國學術的傳統，和西方「輕歷史，重哲學」的傳統正好相反。一個是「理在事中，一個是理在言中」。也有相通之處。泛泛而言中國歷史可以分成三個大階段，一段上古，由先秦到兩漢，一段中古，魏晉到隋唐，最後是近世，宋元明清。內藤湖南把唐宋之際的變化看作是中古向近世的轉換時期，提出了宋代以後是近世的看法。內藤湖南說：「如疾病纏身的人常有很多思想深刻的考慮一樣，像宋代這樣的弱國，在內部思想方面進行整頓是必要的。」內藤湖南認為，唐代以前，在君主和一般民眾之間有貴族階級的介入，但自唐中期的混亂開始，貴族的勢力逐漸衰敗，此後君主演變成凌駕於各階層之上的掌握絕對權力的專制君主。貴族政治的衰退還使從前依附於貴族的平民的勢力得到發展。君主獨裁政治的時代也是平民勢力興起的時代。當君主獨裁走向盡頭的時候，必然會出現以民眾為主體的政治，即朝著共和制方向發展。內藤湖南認為辛亥革命後中國告別君主制走向共和制有中國歷史自己的內在邏輯可循。我們一般從救國圖強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共和制比君主制先進，所以為救國圖強，採取了更先進的共和制，以後則採取了更先進的社會主義。宋代政治的特點是君權和民權擴張，杯酒釋兵權後，君權得到了強化，出身貧寒的讀書人憑科舉考試可進入統治階層與君分享治權則是平民政治崛起的標誌。內藤湖南認為，歷史大體是低層人民逐漸向上發展的記錄。原來貴族階級獨佔的思想、趣味和知識等各個方面，在某個時間點（唐宋）之後逐漸在民眾中傳播和發展，民眾的實力因此而興起。君權的擴張和庶民的興起是同步的。原本在貴族階層內特有的對皇室的尊崇心理會滲透到一般民眾的心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日知錄》），勇敢的下層人民和貪婪怕死的貴族、官吏形成鮮明對照。元雜劇《趙氏孤兒》中救趙的是程嬰，而非韓厥。程嬰代表的是崛起中的底層知識分子。皇帝和人民都沒問題，有問題的是中間階層（貪官污吏），這種論調在今天也是很有市場的。近代特有的國家主義，在日本體現為對天皇的效忠，在中國則體現為抽象的「愛國」和「集體主義」。貴族門閥政治起源於兩漢之後，內藤湖南把這種政治敘述為一種貴族與君主的共治，君主只是有資格進行統治的貴族階層中的一員和代表。這種共治的例子，比如東晉時的「王與馬」共天下。而貴族隨時可能會更換他們進行統治的代表，比如：漢、魏、晉、宋、齊、梁、陳有明顯的連續性。君權並非神聖不可侵犯。貴族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官的子弟們陪太子東宮玩，李密和楊玄感都曾是隋煬帝的親隨，不過反隋的第一把大火就是李密和楊玄感點的，只有這種貴族才會抱奪取天下的野心。李淵父子與之略同。普通人如翟讓也就是當匪，並沒有那麼大的野心，這其實反映了一種貴族時代的政治觀念，即天下是貴族世家的。唐中期以來，武人勢力興起，藩鎮體制下形成的養子制度破壞了家族血統制度，從而以家族制度為基礎的名族消亡了，貴族政治也因此落下來帷幕。安祿山是個胡人，家族是中亞地區的粟特人。傳說他通九族的語言，安祿山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乾兒子，隨便認乾爸是胡俗。後來石敬瑭尊遼帝為父皇帝，柴榮是郭威的義子，趙匡胤據傳是柴榮的義弟。五代十國時期流行著廣泛收養義子的社會風氣，上至皇帝、國王，下止將相大臣，無不如此，眾口相傳的「十三太保」（李克用有十三義子，皆獲太保銜，號稱十三太保。）故事正是這個風氣的直接體現。新五代史中有義兒傳。《隋唐演義》在宋元間廣為流傳，裡面也有「十三太保」。歐陽修在《新五代史·義兒傳》中說：「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趙氏孤兒》中屠岸賈收趙孤為義子，今人觀止匪夷所思，視為編劇邏輯混亂。其實這個故事最早來自元雜劇，彼時胡風正盛，那時的觀眾並不以此為奇，也無需解釋。亂收乾兒子，隨便拜把子，是草原文明的特點，用亞歷山大大帝的話說就是「最強者統治」，義子都是有武力者，把最有武力者收為義子（其實就是潛在的繼承人）容易在亂世中擴張實力，但不易形成長期穩定的統治秩序。五代時期的大混戰就是這樣。亞歷山大死後則有所謂「繼承人戰爭」。五代時期，後晉，後唐，後漢（還有十國中的北漢）的創建者是沙陀族人，沙陀是西突厥別部。所以石敬瑭認遼帝為父皇帝有類於安祿山認唐明皇為父。唐至五代皇家廣泛的淫亂故事也可看作是胡風。宋明儒對此的自然反應是加強夷夏之辨，與唐太宗的進取和開放相比，趨於防守和保守。蘇軾說：「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譬如禽獸然。」王夫之說：「夷狄之於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儒家的基本立場是在亂世中重建秩序，並往往以復古的面貌出現，孔子復周公之禮，新儒家則貶唐太漢武，直接跟上古三代的政治接續。是一種極浪漫和理想的政治追求。但儒家又強調入世和行動，與宗教和哲學的追求不同，不好隨便歸類。出身貧寒的范仲淹是平民政治崛起的象徵。內藤湖南對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解讀是：「士人在世，自己與天下整體是連在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士人考慮的不是門第，是個人的人格。」宋代士大夫是「以一個人所為關係到國家，波及萬世的正義感來立世成名的。」「沒有門第背景，僅以個人的身份，在認識自己的使命的基礎上面對政治。」這是近代士大夫的特點。想想史記中的程嬰，他的身份是門客，他和趙家有人身依附關係，到元雜劇中的程嬰就是經濟獨立的草澤醫人了。宋明儒認為在民間講學是「為萬世開太平」，並不以為官參與實際政治為唯一途徑。元代，因為南人被排斥在高官之外，而且還要受到蒙古人的極大壓迫，所以這些南人遠離政治中心，開闢了一個完全封閉的、屬於自己的社會，用他們的文化相互消遣，相互標榜。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甚至今天。好多人就是這麼標榜和理解「隱」的，取默默堅持之義。元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較特殊的時期，一方面它直接統治了中原王朝所有的地區，另一方面它作為宗主國是成吉思汗世界帝國的盟主，元在文化上的視野更開闊，基督教、喇嘛教、全真教在不同時期都得到了相當的禮遇，有強烈入世色彩的儒家則僅被看作是技術和工具，未得到充分重視。元有科舉，但很少，讀書人沒事兒干。元人自恃武力，也看不起這些讀書人。所以他們得以歸隱山林，開辦書院，當草澤醫人，吟詩作畫，文教在民間還有延續。元雜劇《趙氏孤兒》里的程嬰就是這種淪落民間讀書人的形象。相反，近百年來對文教的破壞是少有的。以元為例，元並不大規模地改造、迫害讀書人，直接忽略。像《趙氏孤兒》這種有明顯所指的政治劇竟然能在元寫就並上演，在今天看來是多麼神奇啊。有了「為萬世開太平」的超越思想，元明清的讀書人在遇到挫折時，才不至於因為政治的挫折而放棄學術的追求，這是中國版本的學術與政治分離。或道統與治統的分離。在西方體現為世俗統治與神學信仰的分離等。參考閱讀：《內藤湖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