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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是否有「天命」?

史鐵生說:「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由誰去充任那些苦難的角色?又由誰去體現這世間的幸福、驕傲和歡樂?只好聽憑偶然,是沒有道理好講的。」我特別認同這樣的觀點,幾十年的生活遭遇,也同樣讓我感到跟命運沒有道理可講。

  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相信這段話很多人會背,也激勵過很多人。但是細想這句話所言並非是事實。因為並沒有什麼天意,困難成就人是有的,最後天意也只是成就者給苦難帶上的光環而已。古羅馬哲學家、悲劇作家塞涅卡相信有天意,認為好人遭受磨難,經歷不幸是天意使然,而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好人,靠的也正是這一天意。不過,他的說法恐怕難以服眾。「難道說遭遇流放,貧困潦倒,白髮人送黑髮人,中年喪偶,當眾受辱或者疾病纏身對我們來說是好事?」他自問自答,「如果你對這些事情於人有益的說法感到驚訝的話,那麼你肯定也會對外科手術和燒灼手術,對了,還有饑渴療法有時候能把病人的病治好感到驚訝。」我覺得,這二者似乎並無可比性,甚至是一種胡扯。除了天意的不存在,孟子的這段假設錯誤在於煉獄並不能掌握適當原則,困苦可能直接就把人給弄滅火了,或者把人的翅膀給折斷了。再者,天意也不問對方是否願意接受困苦以便獲得非凡成就。莫言的童年就是在艱辛中度過的,缺衣少食,又輟學。他經常一個人牽著一頭牛在學校門前路過,看到同年齡的孩子在學校里高高興興的,他就會倍感孤獨迷惘。儘管莫言承認,假如沒有這樣痛苦的童年經歷,他能否成為一個作家都值得懷疑,即便成為作家,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的作家,寫的作品也不會是像現在這樣的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從小輟學,回到自然,對他成為一個作家還是有很大幫助的。但是莫言還是說:「如果讓我重新選擇的話,我還是選擇幸福的童年,而不是孤獨飢餓的童年。」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話難說沒有司馬遷的自我安慰成分。如果讓成就者重新選擇,他們會願意選擇正常生活,還是選擇經受艱難困苦的磨練呢?如果能夠讓司馬遷自己重新選擇一下,也許,他寧可平庸,也不願去選擇宮刑和《史記》這條路。《史記?伯夷列傳》中寫道:「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這段對天道的質問鏗鏘有力,如果真有天道,天道能否回答得了嗎?然而,雖說沒法跟上天論公平,但是生活總要繼續,想不通也得作想得通,正如史鐵生所言:「人信以為真的東西,其實都不過是一個神話;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話,就不會再對什麼信以為真了;可是你活著你就得信一個什麼東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過是一個神話。」所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論,在我看來不過是司馬遷的心理自我療傷而已。陶淵明亦說天道無私之說是空論,他在《感士不遇賦》中寫道:「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

  另外,沒有逆境就不能成才了嗎?劉心武就認為那種「只有歷盡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寫出優秀作品」的說法是片面的。德國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質生活優裕,生活狀態平穩,卻寫下了一系列傳世之作;俄羅斯批判實主義文學的最後一個高峰契訶夫,在動蕩的社會中一直過著相對安定的小康生活,無論小說還是戲劇都碩果累累。過度的坎坷,只能扼殺創作靈感,壓抑甚至消除創作慾望。所以,劉心武呼籲:「人生坎坷有利創作論」發揮到一定程度應適可而止,否則,製造別人坎坷遭遇的勢力似乎倒成了文學藝術創作的恩人了。不要頌揚逆流,頌揚坎坷,頌揚磨難,頌揚含冤,那樣激勵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難中和被冤屈、被損害的人。要做的只應是幫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應是盡量減少社會給予人生的坎坷,只應是消除不公正給予人的磨難。相比而言,我更贊成這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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