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潔︱我們對白樂天的愛

黃軒扮演的白居易

唐朝的故事其實不需要批評，展現出來就是美。所以陳凱歌導演的《妖貓傳》一出來，我就把一年也沒幾次的觀影活動，毫不猶豫地貢獻了出來。進了影院才知道，主角是詩人白樂天先生。這就對了，說起大唐，他才是當之無愧的主角。電影里楊玉環是人見人愛的「大唐之魂」，楊玉環又表揚李白，說：「大唐有你才是真的了不起。」英俊小生白樂天，則對這兩位都傾慕不已。這無限循環的愛遞降下來後，白樂天先生就成了真正的大唐代表，「雞林重金、歌女增價」的故事，竟然不是李白而是他，可見他人見人愛，花見花開的程度。甚至現在到西湖去，白堤就是要比蘇堤奔放，艷麗一點，讓人感嘆愛的偏心，還具有延續性。

張雨綺扮演的楊玉環

宋代有很多白樂天的迷弟（迷妹肯定不少，奈何有天然的記載短板），比如蘇軾。「蘇東坡」這個號，就為仰慕白樂天而來，洪邁在《容齋隨筆·東坡慕樂天》里作了整版考證。白樂天有《東坡種花詩》：「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 「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又有《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從偶像的口裡，聲聲都出來自己的名字，想想都激動。記了白樂天不知多少條花邊的洪邁，毫無疑問也在迷弟之列。

明代對白樂天的愛稍顯扭曲，其實這是從宋代就開始的一個現象，雖然理由各有不同，但都是藝術評論中的不滿。宋人集中在對他《長恨歌》的討論。張邦基《墨庄漫錄》：「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張戒《歲寒堂詩話》甚至結論：「《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為最下。」殊不知，白樂天一直視《長恨歌》為最得意篇章，壓卷之傑構，是當時人極賞，流播最廣作品（陳寅恪語），卻被宋代人從頭到腳批得一無是處。這與當時的理學思潮有關，後來的革命樣板戲，作為第一要素考量的並不是藝術，看來也不是思想的發明，而是一種常見的思維圈套。

明代復古派興起，「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一個「盛唐」標準，把白樂天劃在「最愛」榜之外，白先生地下得知，恐怕也只能同電影中一樣，感嘆「沒有生在李白那個年代」。復古派「後七子」王世貞、李攀龍主盟文壇時，陽明心學已是主流思潮，對白樂天的批評，自然與宋儒不同，但批評標的還是《長恨歌》。詩中「沒有諷諫」的政治不正確，雖然有人提，但不是主流。主流批評針對的是他「平易」的寫作特點，這在復古派看來，有點下里巴人似的「不入格」。所以王世貞的評語是：「《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弇州山人四部稿》）胡應麟作為盟友，品評也差不多：「《長恨歌》妙極才人之致，格少下耳。」（《少室山房筆叢》）

還有一派是索隱派，以楊慎為代表，指出《長恨歌》中與史實不符的地方，說：「《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誤。」（《升庵集》）索隱派的方法為陳寅恪先生繼承並發揚，解讀《長恨歌》中的史實與人文關係，是其名著《元白詩箋證稿》中的開卷第一篇。但要說他們不愛白樂天，那是假的。王世貞最愛的詩人，唐代是白樂天，宋代是蘇東坡。什麼是愛？念念不忘，最是長情。人們對《長恨歌》的批評，可作如是觀。

唐人張為在《詩人主客圖》里說白樂天是「廣大教化主」，指的是他的詩歌成就。但白樂天的魅力顯然是超出詩歌界的，據說他離世，唐宣宗為作悼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唐摭言》）又由於他習禪理，也曾在詩中記「樂天院」的故事，所以就連佛、道兩界，也爭著拉他做形象代言，有僧人效樂天詩體作偈，道教則封他做「蓬萊長仙主」（白玉蟾《海瓊白真人語錄》）。

還有一種傳言，說白樂天其實跟霉霉（流行樂創作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一樣，愛寫「鄙視詩」。不過一是鄙視「前男友」，一是鄙視「前政敵」。憲宗皇帝想讓白樂天當刺史，王涯卻說他資歷太淺，只好做江州司馬，與歌女同成了「天涯淪落人」。但不要緊，甩了前男友，就可以開始寫歌鄙視了。政敵也有落敗的時候，王涯落職了，白樂天就有詩：「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又說李德裕看不慣白樂天，但李德裕也敗了，被貶崖州，白詩人當然不能放過，連作三首詩表達快意，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語出《韻語陽秋》）有人考證李德裕被貶在白居易卒後，所以覺得傳聞不可信，並連帶懷疑其他的「鄙視詩」。考證的局限，是忽視了一種心理：人們願意讓這位才子來代表，寫一些暢快的「鄙視詩」。況且像這樣的詩句：「今日憐君嶺南去，當時笑我洛中來。」（《閑卧有所思二首》）或許只是調侃朋友的，但聯想起愛恨情仇來，也未免不可。又或許，被超級偶像寫進詩歌里傳唱，連「前男友」、「前政敵」，都要被圍觀艷羨呢。

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里說：「白居易對後世文學影響最深的不是『直而切』、『核而實』的諷諭詩，而是他的表現了士人人生態度和心理特徵的閑適詩。」筆者暗中揣測，士人最嚮往的，不是他能寫閑適詩，而是他能跳「霓裳羽衣」舞。

宋、元、明、清而降，家裡有點餘糧、願意偷懶的，還是可以躺在後堂的睡榻上，花園的亭子里裝睡的。睡醒了，展紙研墨寫一首閑適詩，和陶，和元白都沒關係，風輕雲淡，其實心裡愁得要死。范仲淹《木蘭堂》詩寫：「堂上列歌鐘，多慚不如古。卻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這是羨慕木蘭花，還曾見盛唐光景。到宋代，霓裳羽衣曲還有流傳，但舞已失傳（歐陽修《六一詩話》）。白樂天會霓裳羽衣舞，他在蘇州任刺史時，曾親自教會歌女這支「神舞」。依據應是來自他的《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詩：「若求國色始翻傳，但恐人間廢此舞。妍媸優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抬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

筆記也遞相記載。宋范成大的《吳郡志》，明王鏊的《姑蘇志》，宋、明人的詩注，都對白樂天曾任舞蹈教習這事念念不忘。可見士大夫能舞蹈已經成了稀有之事，既不受道德上的評價約束，又有那心情，確實不易。盛唐之所以可艷羨，就是那麼一段可以跳舞的時光。明王世貞《答王貢士文祿》：「每辱足下一賜書，輒浮白呌舞至醉。」場合在私人宅邸，可能只是手舞足蹈，並不成藝術欣賞之舞。到了清代，甚至都不能跟明代文人一樣打秋風了（容易出事），大學問家們也要輾轉教館間，謀生尚且不及，哪有心情舞蹈。所以，流行樂作家、「鄙視詩」發明者、舞蹈教習白樂天，沒有理由不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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