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參加起義是被妖人逼的 餓死都比造反好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作者：張宏傑，原題：朱元璋為什麼刪《孟子》，本文為節選

起義

與「天命觀」相配合的是「恩德論」。

快要登上帝位之際，朱元璋遇到了一個理論難題：怎麼看待農民起義？

肯定農民起義嗎？似乎當然應該肯定，因為他和他的追隨者都是起義者。

但是，且慢。如果肯定起義無罪，那麼再有後來者效仿他起兵反對他怎麼辦？事實上，在新王朝還沒正式建立之時，他就已經開始忙著四處鎮壓自己根據地內的農民起義了。

推翻舊王朝時，他當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義無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統治者，他就必須讓老百姓認識到，不許造反，更不能起義。這個彎可不太好轉。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論」。

在朱元璋以前，中國人認為「有德者有天命」，而無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無道，人民就可以起來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論」是：因為你身處的王朝對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無道，你都不應該帶頭起來背叛這個王朝。

朱元璋說，一個人有了天命，也就從上天那獲得了天下的所有權，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開國皇帝對天下百姓來說有兩大恩德：一是開創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殘殺，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麼所有的糧食就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長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人都是皇帝一個人養活的，每個人都應該對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為這是玩笑，此乃中國歷代統治者的真實想法，只不過朱元璋表達得最透徹。

從這個理論出發，朱元璋認為，元朝皇帝雖然統治低能，但畢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設了幾名官員，比天下大亂還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說：「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給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這樣頌揚元朝的統治：「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被人民者矣。」他朱元璋雖然生不逢時，沒趕上元朝統治秩序良好的時候，幾十年吃不飽穿不暖，但畢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麼能忘恩負義不予承認？更何況，他的祖父和父親，在元朝，畢竟是吃過飽飯的：「如予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給元世祖蓋了廟。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歷代帝王廟，把元世祖和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還把元朝開國功臣木華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邊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禮。

在內心深處，朱元璋對元朝當然充滿憤怒，但對於他這樣級別的政治家來說，考慮問題不能從個人恩怨，而要從天下大局出發。進一步說，不能從正義與否而要從「實用」與否的角度考慮。他如此禮敬元朝，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給天下百姓作個示範，讓他們也禮敬新朝，告訴他們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認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麼即使一時統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遠不能起叛逆之心。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論的最終落腳點。

「殃歸首亂」

理論構建到這兒，朱元璋發現遇到了一點難題：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踐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卻起兵打倒了大元，這怎麼解釋？

雖然誰握住了刀把子誰就有了話語權，但要把這個道理講圓滿，也實在太考驗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開始是這樣解釋的：他當初參加起義，只是為了吃飯活命，並不是為了推翻元朝。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軍）忽至，誤入其中。」（《洪武實錄》卷37）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麼好東西）。」他寧肯污辱自己，也不能給臣民作壞的榜樣。

後來他又進一步解釋：「盜賊奸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說，元朝的滅亡跟他沒什麼關係。他參加起義，不是為了推翻舊王朝，也不是為了當皇帝，而是因為實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萬民於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這兩種解釋似乎還不圓滿。編寫《大誥》時，朱元璋又發明了「殿興有福」理論。他天才地將起義者分為「首亂」者和「殿興」者兩部分。首亂者，就是帶頭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興者，就是他這樣半路參加起義的人。《御制大誥三編？造言好亂第十三》中，朱元璋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就是說，因為天下無道，所以愚民作亂。朱元璋認為，帶頭做亂者都是忘恩負義、膽大妄為之徒，註定沒有好下場。因為這些人引起了戰亂，造成了流血，老天爺討厭這樣的人。

這就是所謂的「殃歸首亂。」

朱元璋還舉大量例子論證他的觀點：歷代大型農民起義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確實多數都做了後人的鋪路石：「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煙消火滅矣。何故？蓋天之道好還，凡為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至於那些後來才參加起義的人，就沒什麼責任了。因為動亂的大火已經燒起來了，他們再加把火，是為了使火災早點結束，早點還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興」。

這一說法充滿矛盾。既然天下無道，「天將更其運祚」，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站在「首亂」者的屍體上取得成功後，卻又這樣大言不慚地辱罵他們，實在是匪夷所思。絞盡腦汁，朱元璋的理論其實是要落腳於天下無道，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萬萬不要第一個揭竿而起。

說他狡猾也可以，說他愚蠢也可以，說他陰險也可以，說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論構建至此，朱元璋圖窮匕見：不論怎麼說，你們可千萬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為了說服愚民，他費盡口舌，推導出了寧可餓死，也強於造反之說。他說，元朝承平時，富無旁憂，貧有貧樂。縱迢天災，「飢謹並臻，間有缺食而死者，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惶投崖，趨火赴淵而歿，觀其窘於衣食而死者，豈不優遊自盡者乎？」也就是說餓死強於戰死。所以寧可餓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統治。他又從多方面論證這個主張，說造反其實沒什麼好處：從亂者並非俱能為人上人，除了那些「亂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軍即民，須聽命而役之。嗚呼，當此之際，其為軍也，其為民也，何異於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誥三編·造言好亂》一節中說：

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於從亂。一從兵後，棄撇田園宅舍，失玩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

也就是說，從概率論上分析，參加起義和叛亂，獲得功名富貴的可能性是極低的。相反，給人家當炮灰的可能性卻幾乎是百分之百。通過這種「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理論，朱元璋鄭重警告百姓：寧可餓死，也不要起來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