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進：「五四」文學傳統與「左聯」的對沖

　　「五四」文學傳統與「左聯」的對沖

　　朱曉進

　　魯迅認為，五四時期是從人性解放、個性主義、新與舊、文明與落後等來看待和解釋一切問題；而上世紀30年代是以階級意識、前進與反動、革命與不革命等來看待和解釋一切問題。這點到了上世紀30年代文學思路與「五四」文學思路的根本區別。

　　上世紀30年代(下文簡稱「30年代」)文學界曾有過對「五四」文學傳統的反思，透過這種「反思」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代與「五四」在整體上的不同的思路。30年代對「五四」文學傳統的反思，說到底是兩種不同文學思路的對沖。

　　「左聯」否認「五四」歷史地位

　　30年代，特別是「左聯」成立之後，對「五四」文學傳統作了較多的否定。茅盾發表的《「五四」運動的檢討》一文，代表了「左聯」對「五四」的基本看法。茅盾在1929年寫的《讀〈倪煥之〉》一文中，還肯定了「五四」的歷史功績，還很堅決地認為：「沒有了『五四』，未必會有『五卅』罷。同樣地會未必有現在之所謂『第四期的前夜』罷。」並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了歷史，割斷了歷史。

　　但「左聯」成立後不久，茅盾發表了《「五四」運動的檢討》一文，文中茅盾對「五四」作了全新的思考，也得出了全新的結論：「『五四』是中國資產階級爭取政權時對於封建勢力的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然而這以後，無產階級運動崛起，時代走上了新的機運，『五四』埋葬在歷史的墳墓里了。」茅盾給「五四」的定位是：「資產階級的『五四』。」顯然，這已是站在與《讀〈倪煥之〉》一文及其之前所不同的政治的和階級的立場上來反思「五四」文學傳統了。從這種思維出發，對「五四」就自然有否定的言論。

　　茅盾的上述觀點，代表了「左聯」對「五四」的基本看法。據茅盾自己講：「30年代初期，人們卻普遍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個革命是先天不足的，短命的，到『五卅』運動時，它就退出了歷史舞台，讓位於新崛起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瞿秋白作為「左聯」的理論家，其對於「五四」的表述則更為明確：「五四時期的反對理教的鬥爭只限於智識分子，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啟蒙主義的文學運動。我們要有一個無產階級的『五四』。」而當「自由人」胡秋原提出「要繼續完成「五四」之遺業，以新的科學的方法，徹底清算，再批判封建意識形態之殘骸與變種」時，瞿秋白則認為，「再批判意識形態」是分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火力」，並要求他們「脫棄『五四』的衣衫」。

　　而馮雪峰更是認為，胡秋原對「五四遺業」的堅守是「反革命派別的政治主張在文藝理論上的反映」。可以看出，在30年代左翼文壇是把對「五四」文學傳統的捨棄還是堅守，看成是一種政治的、階級的立場問題，這是從30年代特殊的社會變革和政治革命的要求看問題的必然結果。

　　那麼，何以「再批判意識形態」會成為問題？這背後顯示出的其實是五四時期與30年代兩種不同「思路」的差異。茅盾在《「五四」運動的檢討》一文中宣稱：「『五四』這時期並不能以北京學生燒趙家樓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長到『五卅』運動發生時為止。這應該從火燒趙家樓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到後二年或三年為止。」

　　這種時間上的界定，其背後的目的是很明確的，這實際上就是要將「五四」時代與其後的從五卅開始的社會革命時代區分開來，就是要將「五四」的傳統定格定位在思想革命範圍內。從新的社會革命的思路出發，停留在思想革命的思路的「再批判意識形態」，自然就會成為問題。

　　「左聯」更為強調革命

　　那麼，「五四」思路與30年代思路的根本差異在哪裡呢？魯迅曾經有過這樣的表述：五四時期「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而30年代是「階級意識覺醒了起來，前進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學者」。

　　也就是說，魯迅認為，五四時期是從人性解放、個性主義、新與舊、文明與落後等來看待和解釋一切問題；而30年代是以階級意識、前進與反動、革命與不革命等來看待和解釋一切問題。這點到了30年代文學思路與「五四」文學思路的根本區別。

　　說到底，這種區別是在於，「五四」的文學思路是傾向於我們通常所謂的人文學科的思路，即關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關注的是理想人格的塑造，探討的是人類的精神文化現象，是要引導人們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義和價值等等，注重的是在思想範圍里解決問題。

　　由此來看五四作家和五四文學創作，就可以理解，何以五四作家多以思想啟蒙為己任，何以人道主義、個性解放、張揚人性會成為文學思潮，何以人生的目的和意義、美和愛的追尋、人的精神的自由、人的尊嚴和人格的平等等等會成為五四文學創作的主要表達內容，何以作家學者們五四學習、研究、思考、探索的領域常常集中於倫理、宗教、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等的精神文化領域。即如魯迅，在五四時期特別注重於文明批判，注重於倫理道德的探索，包括他的文學創作，從根本上就是帶著一種鮮明的思想啟蒙、改變人們的精神世界的目的去進行的。

　　用魯迅自己的話說，「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指國民—引者)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很明顯，魯迅從事文藝活動的最初目的就是以文藝作為人的主體精神文化建設的一種途徑。

　　兩種思路無高下之分

　　而30年代文學思路是傾向於社會科學的思路，即關注的是社會的現實發展狀況，關注的是社會政治制度、社會生產關係，著眼於人的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物質利益以及尋求滿足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改善人的生活質量、實現人的發展的重要手段等等，注重的是以社會分析的方法。

　　由此來看30年代作家和30年代文學創作，就可以理解，何以30年代作家們對社會科學興趣的普遍加強，何以30年代有不少作家並不甘心於只做一個作家，他們往往同時兼為社會活動家、社會科學家。何以作家學者們30年代學習、研究、思考、探索的領域常常集中於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民族、國際關係等等的社會科學領域。

　　何以30年代文學的「社會科學化」傾向會成為一個非常普遍的文學現象。何以文學創作對社會科學理論的借鑒和對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等等會成為一種趨勢。

　　不同的文學思路，在文學觀念上形成了「五四」與30年代不同的分野；不同的思路，也直接體現為五四時期與30年代在思想方法上的差異。30年代文學思路的變化，必然導致30年代對不同思路之下的「五四」文學的不同評價，並直接帶來了30年代文學在創作風貌、文學形式、文學文體和文學風格等諸多方面的重要變化。

　　30年代和「五四」的兩種不同的文學思路，並沒有高下之分，只是範式上的差異。它們是各自時代語境的產物，最大程度地順應了各自時代的歷史任務，也必然地承擔著各自時代的局限。

　　我們在這裡指出30年代與「五四」兩種不同的文學思路，並不是為了對這兩種思路做簡單褒貶評價，而是試圖通過文學思路的差異，來更好地把握兩個時代不同的文學特點，通過對這兩種不同思路的考察，使不同年代的基於不同文學思路的許多文學現象可以獲得更有效的解釋，而且可以找尋到不同時段文學特徵形成和變化的某種根源，可以探究基於不同思路導致的不同文學時段文學變異的一些規律。

　　當然，通過30年代對「五四」文學傳統的反思，弄清楚兩種不同文學思路的差異到底何在，找到基於不同思路提出的「反思」的誤區。這對於我們今天面對「五四」文學傳統或30年代文學傳統或其後時段的文學傳統時，尤其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

　　作者系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文學博士

(編輯：張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