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轉變增長方式要破除體制障礙
2006-04-01 19:19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
編者按:「『十一五』規劃不是一個行政性配置資源的計劃,但它也有一個中心,或者叫主線,這個主線就是實現增長方式的改變。」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以「『十一五』規劃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為主題發表演講。 |
在演講和之後的答問中,他還就當前社會經濟中的一些熱點直抒胸臆,懇切建言。本文系根據部分演講內容整理而成,未經本人審閱。
轉變增長方式與體制性障礙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開始,我們曾試圖沿著前蘇聯式的道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條道路有兩個特點,一是用投資,用資源的投入來拉動工業化;二是靠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帶動各個產業發展。毛主席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就在《論十大關係》里提出,蘇聯模式存在問題,重工業的片面發展損害了農業和輕工業,提出農、輕、重要協調發展。不過到「文革」結束也沒有突破這個框子。「大躍進」以鋼為綱,更加片面地強調重工業發展,結果造成一系列的經濟災難。
上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黨和政府做過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恢復農業,適當地加強輕工業,適度地發展服務業。到90年代後期,進一步提出轉變增長方式。第九個五年計劃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指導下的改革主要是宏觀經濟改革,如財稅體制、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但在微觀經濟方面的一些改革進行得並不是那麼順利,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和國企的股份制改革,到20世紀末期,在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後才真正起步,而且中間碰到一些障礙,進展比較緩慢。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還存在一些體制上的障礙。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彙集各方委員智慧,梳理出四個體制性障礙。一是政府還保持著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二是對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評價標誌還是GDP的增長。三是1994年的財稅改革,總體很成功,但中間有缺陷,比如各級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來自生產型的增值稅,即稅收的多少是跟產值的多少直接聯繫在一起的。這就使得各級政府官員通過手裡掌握的配置資源的權力,投入資源,追求產值的增長。四是要素價格扭曲。計劃經濟有一個傳統,就是把上游產品的價格盡量定得低,這樣,從下游產品,從商業中,國家很容易就把純收入拿上來。越是上游價格越低,這麼一種扭曲的價格,就刺激了官員和企業浪費資源。勞動要素和資本價格(利率),也是同樣的情況。
「十五」期間,上述毛病變得比原來還要大。一方面是各級政府掌握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增大了,突出的就是土地。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加快了,各級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徵收農民的土地,再由官員主持批租,搞政績工程。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了,對於政府按照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辦法執政,提供公共服務的要求也提高了。但是,政府改革跟不上去,造成了增長方式轉變的障礙。例如,由於法治建設進展很慢,失信現象嚴重,市場就缺乏效率。
傳統增長方式無以為繼
中國是一個人均佔有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著重發展耗費大量資源的產業就是像北京人說的「哪壺不開提哪壺」,是揚短避長。我們佔世界GDP的比重只有4%~5%,但各種資源的消耗量都佔世界的7%一直到40%、50%,其結果就像胡錦濤總書記說的,如果不從根本上轉變增長方式,能源將無以為繼,生態環境將不堪重負,無法向後代交代,無法向歷史交代。
中國有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但我們沒有著重發展能夠容納更多就業人口的服務業,而是用大量資源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結果提供就業機會的能力就下降了。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GDP每增加1%,就業可以增加0.43%,到了90年代就降到了0.11%,到了21世紀的前4年減到了0.098%。
我們發展了一些重化工業,比如有色金屬。這裡舉一個例子,就是鋁錠。90年代後期,國家對電解鋁工業採取了價格優惠政策,大概半價。電解鋁就靠電,把氧化鋁電解以後變成鋁錠。電價作為生產要素,本來定價就低,再加上對耗電工業採取半價優惠的政策,刺激了電解鋁工業超常發展。90年代年產300萬噸,2004年年產970萬噸,2003年一年就出口了125萬噸。用扭曲的價格計算,這是賺錢的,但你用真實的價格,就是經濟學上的影子價格去計算,其實是賠錢的,出口越多國民損失越大。
出口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服務業發展不夠,所以主要靠做裝配,做加工業。這樣的產業附加值是很低的,盈利性是很差的,結果在我們的對外貿易里,一方面出口數量很大,表面上賺了很多錢,但實際上消耗了大量的資源,承受著環境污染和傾銷惡名,而利潤的大頭並不在這裡。
2004年1月,《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文章,講中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作用。裡面舉了一個蘇州的外資企業羅技(世界最大的滑鼠生產商),這個滑鼠實際上是個普通滑鼠,每個單價是40美元,40美元是這樣分配的:羅技自己得20%,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得37.5%,15美元;零配件供應商,就是原件,比如光敏原件,得35%,14美元;蘇州工廠,包括工人工資、電力和其他經常開支得3美元,佔7.5%。它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什麼呢?是說這個羅技公司是當前世界經濟的縮影。
這麼一種增長方式,使得投資占的比重越來越高,而消費佔的比重越來越低。美國、德國、法國和印度,這些國家的GDP中間用於投資的大概佔10%~20%,我們是40%~45%.它的表現就是產能增加過快,而最終需求不足,造成了企業經營上的困難;越來越多地依靠出口,而出口會引起我們與貿易夥伴國之間的摩擦。這種方式的長期金融風險更值得注意。單純依靠投資的增長,會造成投資的報酬遞減。投資收不回來就變成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產,要碰到什麼偶發的因素,這種潛在的危險就會爆發,威脅到我們長期的經濟發展。
今年「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在上海代表團的講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這樣就可以把我們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基礎建設好。增長方式轉變得好,我們就能夠保持今後持續穩定的增長和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和諧發展。
吳敬璉評近期熱點
關於新農村
我同意馬凱主任的說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要變成了建設新村。
關於「銀行賤賣論」
我覺得最近以來常常如此,提出一些很抽象的說法。研究經濟最好是具體來分析,抽象說明能夠煽動情緒,能夠給人以「似是而非」的滿足,但是無助於真正地認識問題所在。
關於中國股市問題
我不是什麼大師,6年前我說當時中國股市是一個沒有規矩的賭場,所謂沒有規矩的股市、沒有規矩的賭場就是說,有人從裡面把錢偷走了。我勸我們的低收入者、下崗職工不要到裡面去。
我現在覺得當時的判斷沒有錯,但是我希望它能夠逐漸變好,因為股市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太重要的一個支柱,能促使我們企業做強。
關於改革
去年年初,溫總理說2005年是改革攻堅年,但後來這一年好像變成了改革質疑年,或者是改革批判年。最近「兩會」期間,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一再重申要堅持改革開放,毫不動搖,我希望2006年我們確實能夠取得比較大的進步,這需要大家的支持,大家共同想辦法促進改革。
關於混業經營
因為我們的整個監管還處在一個非常低的狀態之中,所以我估計混業經營不可能推進得很快。混業經營是一個趨勢,推進混業經營最好的辦法是改善我們的監管,使得監管的改善和混業經營這兩件事並行不悖、互相促進。否則的話會走彎路,出現極大的混亂,然後再倒退。
關於主流經濟學家
支持我們過去20多年改革方向路線的經濟學家就是主流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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