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魯迅：勇猛堅韌的革命戰士

　　中國從魯迅去世到現在，每一個歷史轉折時期，幾乎都要從魯迅那裡尋找思想資源。在現代文學中，魯迅是一個絕對的戰略高地。研究現代文化及現代中國的人，沒有一個能夠繞過魯迅。正因為魯迅是現代文學的精神代表，所以對魯迅地位的衝擊從來也沒有停止過。然而，反對者的攻擊卻從來都沒能動搖過魯迅的地位。今天我們對中國社會的種種批判，大部分都是繼承魯迅的思想。正是魯迅對現實的遠見，對歷史的貫通，使他在今日獲得了更加重要的意義。

　　魯迅生於1881年，浙江紹興人。本名周豫才，後來改成周樹人。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採用「魯迅」這個筆名。年少時，魯迅經歷了家道中落的過程。13歲那年，家裡發生了重大變故，魯迅的祖父因參與考場作弊事件被判「斬監候」，相當於今天的死緩。為盡量延遲緩刑，必須花錢打通環節。年復一年，家中瀕臨破產。身為長子的他，必須撐起家庭重擔。由於常出入於當鋪和藥店，他看透了世態炎涼，所以才有了魯迅那句著名的話：「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在晚清，魯迅這種出身的青年最大的出路就是科舉考試。其實魯迅幾兄弟參加過科舉，但成績不佳。魯迅後來離開家鄉，先後進入江南水師學堂、南京路礦學堂學習。在南京他閱讀了許多新書刊，這些報紙和譯著改變了魯迅的思想。他當時很崇拜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也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後來魯迅考取官費留學生，於1902年赴日本留學。魯迅在日本最初學醫是為了救國，因為他始終關注的是國民性。據許壽裳回憶，魯迅認為中國的問題是缺少愛與誠，這正是中國文化晚清所面臨的關鍵問題。由此魯迅開始不認同清政府，在東京留學時，他剪掉了自己的辮子。

　　在留學期間，發生了一件影響魯迅一生性格和命運的重要事件，那就是婚姻。他奉母親之命回國，與一位名叫朱安的舊式女性結婚。魯迅給朋友寫信說，這一次回家是給母親娶婦，而不是給自己。據有關回憶資料，魯迅堅持不跟朱安同居，並且在第三天就返回了日本。今天有人攻擊魯迅，認為他對朱安女士始亂終棄。其實魯迅這樣做，是為朱安和母親著想，而自己靜受痛苦，這也是貫穿他一生的犧牲精神。他曾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古代並沒有「愛情」這個詞，而魯迅這一代人恰恰是剛剛接受愛情這個觀念。魯迅的婚姻道路在當時很有代表性，這一代人恰好生於歷史的轉折點上，時代還不能提供實現新思想和新追求的機會。所以我們評價前人，應該有一個歷史的態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評價。

　　魯迅1909年從日本回到中國，暫時在杭州任教。兩年之後，辛亥革命風起雲湧。魯迅所在的杭州和紹興都是革命激烈的地方，革命思想旺盛。魯迅對任何革命都有深刻的懷疑。紹興革命後，他對革命黨非常不滿：表面上是中華民國，但官員還是原來的人，只是換了個招牌而已。由此魯迅看到了辛亥革命改天換地的背後，新瓶裝舊酒的另一面。

　　稍後魯迅離開家鄉，在教育部里擔任一個中層官僚僉事。後來政府由南京遷到北京，魯迅就跟隨到了北京。從此魯迅在北京度過了十多年的時光。魯迅的業餘時間主要用來做學問，研究中國古代典籍和小說，包括拓片、碑刻，此外還研究佛教，在很多領域都具有了大學問家的水平。但就在這個時候，新文化運動開始了。那時魯迅已近40歲，他本來是一個旁觀者，但歷史不允許他旁觀。在《吶喊·自序》中，魯迅談到了錢玄同找他的故事。當時新文化運動雖然造勢成功，但是還缺少一樣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新文學的作品，所以他們找魯迅約稿。

　　魯迅答應了錢玄同，《狂人日記》問世，可謂出手不凡，成為現代文學的一流經典。《狂人日記》是新文學的第一篇。由此魯迅一發而不可收，一連寫就十幾篇小說，結集為《吶喊》。《吶喊》里的第二篇小說《孔乙己》也是吃人的主題。孔乙己是一個被科舉制度吞噬的知識分子，但他的悲劇不完全來自於科舉制度的迫害，周圍人對孔乙己欺侮、排擠的態度才是吃掉孔乙己最直接的原因。《孔乙己》這篇小說的一個偉大之處就是，通篇沒有一個「可憐」這樣的詞出現，小說寫得不動聲色。這主要因為它選了一個非常棒的視角，孔乙己的悲劇是從一個相對淳樸的酒店小夥計的眼來寫的。比如由咸亨酒店的老闆來寫，開篇就是：「那傢伙還欠十九個錢呢」，小說的調子馬上就不一樣了。從這個小夥子的眼中才能看出孔乙己的可憐。這個人活著使別人快活，但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在《孔乙己》里我們看到魯迅最博大的愛心。

　　第三篇小說《葯》，自然也是一個吃人的故事。如果說《孔乙己》不講求技巧，那麼《葯》則是太講技巧了。《葯》這個小說從技法上講精彩絕倫：題目上「葯」的雙關，線索上的明暗交錯，人物的豐富多彩，多種多樣的聲音。過去評價《葯》，往往認為這是魯迅對辛亥革命的批判，認為辛亥革命不發動群眾等等。就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說，這種批判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就歷史的真相而言，往往是先起事再發動群眾，甚至革命都失敗了，群眾還一直沒醒過。所以魯迅的《葯》令人震驚的地方正是先覺者與群眾的關係。先覺者與群眾之間永遠存在著一種對立和緊張。先覺者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救助群眾，可是群眾經常要加害先覺者。知道了先覺者與群眾永遠對立之後，先覺者應該怎麼辦?魯迅在《葯》里已向讀者闡明，革命者始終要救助群眾。魯迅一生都在救助群眾，但他不迎合群眾，有時還會責罵群眾。

　　魯迅的這個文學創作時期被稱為吶喊時期。此時魯迅不只是寫小說，還寫了大量的雜文。雜文本來不算文學，是魯迅幾乎靠他一人的力量把雜文變成一種正式的文體。相比於小說，雜文是更便捷的武器。魯迅的雜文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戰鬥性，一個是學術性。今天很多人寫雜文，都繼承了魯迅雜文的戰鬥性，但往往忽略了魯迅雜文的學術性。正因為魯迅對事情看得非常全面、辯證，然後單出一劍，所以戰鬥性特彆強。多年的積累和準備，在他這時的雜文中噴薄而出，既能抓住主要問題，又能深入剖析，旁徵博引，繼而出之以非常精鍊的語言。魯迅早期雜文，比如《我之節烈觀》是達到最高水平的。就拿節烈來說，這兩個字原本是好字，人應當有節操，應該講忠烈精神。但是隨著社會逐漸發展，問題開始顯現，這兩個字開始專用在婦女身上，每一樁節烈事件都有婦女的血和淚。在魯迅看來，節烈這個概念是男性製造出來的，男性希望女性做節婦、烈婦，自己卻置身事外。《我之節烈觀》是吃人主題在雜文里的表現。魯迅反對的是吃人的節烈，是只針對弱勢群體的節烈。

　　魯迅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是《阿Q正傳》。魯迅主要把阿Q當成一個中國人來寫，是中國紹興地區的農民形象，他不僅是中國國民性的代表，還凝聚了人類的某些普遍的精神特徵。阿Q 的精神存在許多側面，比如欺軟怕硬，恃強凌弱，再有就是健忘，特別是選擇性健忘，對於自己遭受的屈辱迅速地忘記。魯迅對於健忘這件事是非常痛恨的，群眾的愚昧就在於健忘，不能夠從歷史中總結教訓。與此相關的就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在幻想中把屈辱和失敗都當成光榮，小說里叫「優勝記略」。這個精神勝利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中國鴉片戰爭後的80年，基本上是一部屈辱史。朝野上下，從朝廷到百姓是如何度過這80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阿Q精神。魯迅把阿Q寫得令人生厭，還寫出阿Q非常可憐的一面，阿Q之所以成為阿Q，不就是為了可憐地活下去嗎?所以阿Q這樣的人有革命願望，他說造反有趣。正如馬克思所論述的，阿Q這樣的人什麼都不會失去，失去的只有鎖鏈，他應當是革命的力量。但是，魯迅又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阿Q革了命之後怎麼辦。魯迅在上世紀20年代就感慨過，當時好像不曾發生過辛亥革命一樣。那麼在今天的21世紀，同樣遇到這一問題，中國革過命嗎?這看似都是文學的問題，但也遠遠超出了文學的範圍。所以很多學者都有這樣的共識，認為《阿Q正傳》可能是現代文學最了不起的作品。

　　魯迅寫過《阿Q正傳》之後，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進入落潮階段。新文化運動雖然有一定影響，但是他們的話語傳播範圍並沒有多麼廣。而1921年這一年份卻對新文化陣營產生了重要影響。魯迅應該不知道1921年7月成立了共產黨，但他應該察覺到了陳獨秀和胡適跟以前有所不同，這就是新文化陣營的分化。魯迅1921年以後既沒有加入共產黨，也沒有投奔國民黨，而是繼續從事文化工作。用魯迅自己的詩句來形容，是「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魯迅就由吶喊時期進入了彷徨時期。

　　在彷徨時期，魯迅仍然堅持他吶喊時期的那些鬥爭，但魯迅的生活也出現了嚴重的不順利之事，即他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事件。兄弟失和後，魯迅顯得更加沉悶，加重了彷徨的色彩。魯迅筆下《孤獨者》的主人公魏連殳尤其應當重視。他曾經是社會改革的戰士，卻處處碰釘子，受人嘲笑。後來因為窮困被迫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用小說中的話說，「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比如以前最憎惡溜須拍馬，現在就巴結逢迎;以前對孩子很好，可孩子反而拿著蘆葉喊殺，現在他拿糖逗孩子，或是罵他們，小孩反而對他很恭順了。魏連殳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成功，內心卻承受巨大痛苦，最終在這樣的境況下死去了。魏連殳身上有很多魯迅的影子，比如小說開頭，祖母去世，他回到家鄉去奔喪。按照風俗，老人去世，子孫一定要大哭才叫孝子。在大家等著看他哭時，他沒有哭，這是違背封建禮教的，可到了大家都要走散的時候，他卻突然哭起來了，像一匹受傷的狼在深夜嚎叫，叫聲里夾雜著慘傷和憤怒。這正是一個孤獨的戰士的形象。魏連殳很能代表魯迅在彷徨時期的心理。

　　另一篇小說《在酒樓上》，主人公是呂緯甫，也非常重要。魏連殳和呂緯甫這兩個人，都可以看成是魯迅的某種寫照。北京的生活陰沉、灰暗，但是他並沒有停止文化戰鬥。他經歷了很多政治事件，如「三一八」慘案。「五四」運動是北大學生完勝，而幾年之後，到了「三一八」則是學生完敗。不但學生當場喋血在政府門前，死傷眾多，媒體還要污衊他們是暴徒。因此魯迅曾說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魯迅最恨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侵略者，因為在魯迅看來那就是明擺著的壞人，無需過分揭露。他最恨的是披著學者外衣的陰險人物。

　　1926年前後，南方已經有了革命政府，北京的政府則越來越保守，文化界特別是教育界也越來越保守，不適合像魯迅這樣的人繼續做學問。還有一個個人的原因，就是一個叫許廣平的女學生出現在魯迅的生活中。魯迅和許廣平的事情在當時受到不少非議，因此魯迅選擇南行，經上海到達廈門，在廈門大學做了一段時間的教授。後來魯迅離開廈門，前往作為革命大本營的廣州。在廣州他看見了革命，同時也看到了革命的缺點和混亂。彷徨時期，魯迅在思想上進一步成熟，對於年輕時的進化論有所反省。年輕時，他認為，新的勝過舊的，年輕的勝過年老的，這是他對未來的希望。所以他一輩子對青年都很好。其實很多青年人就是利用他這一點，魯迅明察秋毫，不是不知道。魯迅說，我在生命的路上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你喝了我的血，走掉就罷了，我也不求你感謝，你不要再來打我、殺我。在堅持人道主義立場的同時，他開始對青年有所分別，對其中一部分人也予以反擊。後來他又離開廣州，回到上海，晚年就在上海定居。

　　在上海期間，魯迅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再一次迸發出來。他後期寫作以雜文為主，雜文在他手上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現代文體。魯迅30年代的雜文已經是爐火純青，無體不備。魯迅後期的雜文千姿百態，好像武林高手武功臻於化境之時，飛花摘葉皆可傷人。魯迅到了「左聯」之後，受了兩面的夾板氣。他跟「左聯」是朋友，「左聯」希望利用魯迅這面大旗，所以魯迅經常感到暗中有一股力量在左右著他。晚年的魯迅是一個「橫站」的姿態，他既要防明槍，還要防暗箭。他要為奴隸的解放而奮鬥，但逐漸發現奴隸們中間有「奴隸總管」。魯迅說不管自己做得多麼好，後面總有一個「奴隸總管」拿著鞭子打我，而當我回過頭去問他哪裡做得不好時，他卻又笑嘻嘻地說沒事。這是魯迅最大的困惑。革命陣營內部給他帶來的痛苦是無處發泄的。

　　在小說創作方面，他沒有再寫《吶喊》、《彷徨》那樣的小說，而是出版了一個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故事新編》的手法很獨特，類似我們今天所說的惡搞、戲仿。用現代的語言去寫歷史人物，看上去似乎是油滑，但深刻的藝術就是能夠從那個題材中跳脫出來，展現出思想深度。正是通過這種貌似油滑的手段，《故事新編》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本質。

　　長期的寫作，特別是晚年頻繁的文化戰鬥，對魯迅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魯迅對於生、死的態度，一個是拚命做，一個是隨便死。他不追求生命的長度，他講究生命的質量和密度。正因為他的這種生命態度，使得他的晚年消耗很大，有了病也不及時醫治。魯迅曾寫過《死火》，表達出他的生死觀。他說，人生兩個結局，一個是凍滅，一個是燒完。魯迅選擇燒完，因為凍滅意味著能量還沒有消耗殆盡，生命就已經結束了，而選擇燒完，是要把自己的能量全部奉獻出來之後走向死亡。魯迅選擇這種戰士的死亡。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去世，享年55周歲。魯迅之死，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和悲痛。棺木上蓋著一面旗幟，寫著「民族魂」。魯迅去世之後得到的評價不計其數，其中毛澤東的評價影響最大。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毛澤東看問題善於抓住要害，他說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指出，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的確是高屋建瓴，但也正因為毛澤東把魯迅評價得這麼高，對魯迅的神話慢慢樹立起來，在「文革」期間達到高峰。曾經被神化的，如今正在遭受妖魔化。要對一個人進行理性的評價，的確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魯迅說他寫的東西都是與黑暗戰鬥的，他希望隨著黑暗時代的過去，批判黑暗的東西也一起消逝。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如果想從中提煉出魯迅的思想框架來，恐怕不得不做一點簡單化的處理。

　　魯迅思想第一個寶貴的方面是懷疑精神。《野草》里有一句話叫「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用佛家的話叫「色即是空」。這世界上現存一切的知識、思想、概念都是可疑的，都需要進行反覆思考。在傳統文化的惰性之下，人們總是認為過去是有價值的，現在和未來沒有價值。魯迅認為這是一種衰老的心態，一切價值都要重新估量。魯迅在《狂人日記》里講過：「從來如此便對嗎?」我們應當敢於質疑那些「從來如此」的東西。

　　第二個是魯迅的現實精神。他的現實精神是跟反對黃金世界聯繫在一起的。「五四」時期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許多美好未來的奮鬥目標，而魯迅在《野草》里說：「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魯迅並不否認那個黃金世界，但魯迅執著於現在，反對空想，他不重視彼岸，而重視從此岸到彼岸的路。他並不懷疑將來會比現在好，但反對把將來絕對化，魯迅的態度是打破欺騙，直面人生。這就是他的現實精神。

　　第三個是魯迅的絕望精神。魯迅筆下的「絕望」，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體現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鬥精神。當人們都耽於虛幻的希望時，魯迅呼籲要正視絕望，絕望之後則要繼續戰鬥，即「反抗絕望」。魯迅是最堅強的革命戰士，恰恰因為他對革命不抱幻想。他支持革命是因為革命是正義的，是解放多數弱勢群體的。他的一生看似忽左忽右，其實從來都沒有變過，他是一個堅定不移地為最廣大勞動人民謀福利的人。

　　(作者：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