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陳良：宋代台諫的異化

06-25

台諫，是台官與諫官的合稱。宋代以前，台、諫屬於兩個系列，履行不同的職責。唐時，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其職責是監督宰相及百官;諫官指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其職責是專門諷諫皇帝，糾繩皇帝的過失。

宋初沿襲唐制，設御史台為最高監察機構，「掌糾繩內外百官奸慝，肅清朝廷紀綱，大事則廷辯，小事則糾彈。」(見《宋會要·職官》)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成立另一最高監察機構諫院，將原本隸屬於門下省的諫官分離出來。從此以後，諫官不再是宰相下屬，宰相無權任用諫官，所有台官諫官均由皇帝任命，於是，台官諫官成為「天子耳目之臣，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製」。

從法理上說，「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設立諫官的初衷，本來是糾繩皇帝，而非糾繩宰相，對皇帝才稱「諫」。而宋朝設立諫院，諫官脫離門下省，反過來監督宰相及百官，而撇開皇帝不管，使之成為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威。這個改變，無疑是諫官職能的異化。有鑒於改制後台官、諫官職能重疊，到了北宋中期，台諫基本合一。

相對唐代而言，宋代諫官主要是彈奏大臣，而非規諫君主。不過，既然台諫合一，那麼彈奏大臣也是應盡的職責，再說權力理應受到監督與制約。問題在於，宋代台諫在履職過程中並未恪守公正與理性，以致出現嚴重的異化現象，對於宋代政治產生很不好的影響。具體來說，台諫的異化行為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論奏彈劾主要對人而非對事，且偏好人身攻擊。誠然，人與事很難截然分開。但台諫在論奏的時候，傾向於對某個大臣進行攻擊，將自身置於道德制高點，竭力詆毀他人，不惜人身攻擊。仁宗、英宗在位四十五年間，因台諫彈劾而免職的宰執人數、人次之多，非常驚人。台灣學者梁天錫曾對仁宗朝被台諫彈劾罷免的宰執大臣做過統計，居然有十五人;國內學者羅家祥綜合考證，這個數目竟多達二十三人。英宗治平年間，就英宗生父濮王的稱號發生「濮議之爭」，以王珪為首的兩制認為，濮王於仁宗為兄，英宗應稱其為皇伯;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們則認為，英宗應稱其為皇考，並建設將兩種方案提交百官討論。當時，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聯合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彈奏歐陽修：「豺狼當路，擊逐宜先;姦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朝廷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棄。」把韓琦、歐陽修等比作豺狼，視為奸佞，這無疑是人身攻擊，危言聳聽，刻意激化矛盾。神宗熙寧年間，時任御史中丞的呂誨又故伎重演，頻頻攻擊主持變法的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

第二，論奏彈劾傾向於羅織罪名，而疏於明辨事理。論奏彈劾是台諫的職責，但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擺事實，講道理。然而，台諫在行使這一職權時，不太注重調查研究與確鑿證據，往往憑「風聞言事」，或小題大作，甚至上綱上線，刻意羅織罪名。英宗治平四年四月，御史中丞王陶查閱《皇祐編敕》得知宰臣入殿押班故事，仗著與神宗的特殊關係(神宗為穎王時即供職於身邊)，彈奏宰相「韓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至謂琦跋扈，引霍光、梁冀為喻」(見《續資治通鑒·宋紀六十五》)。其實，宰相於文德殿押班，僅在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出現，「行之不久，漸復隳廢」，至英宗治平四年，此制已然廢止五十餘年。王陶竟然借題發揮攻擊宰相，欲陷韓琦以滅族之罪。韓琦、曾公亮上表待罪，王陶仍「連奏不已」;參知政事吳逵、趙概等為韓琦申辯，於是引起一場執政大臣與台諫的激烈鬥爭。進入仁宗時期，北宋已經顯現「綱紀日壞，下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歐陽修語)的頹勢。為了富國強兵，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大刀闊斧變法，推行一系列改革舉措。一開始，就招致保守大臣、台諫官兩股勢力圍攻，呂誨以「慢上無禮」、「好名欲進」、「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挾情壞法」、「背公死黨」、「專威害政」、「陵轢同列」、「朋奸附下」、「商榷財利」等十事彈劾王安石。十事當中，只有「商榷財利」基本屬實，變法宗旨在於提升國力，自然要理財重利;其餘九事，都過於牽強附會，意在詆毀王安石的私德。誠然，部分新法在施行後產生了一些弊端。台諫若能客觀地指出利害得失，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建設性意見，王安石也未必不接受。

第三，論奏彈劾往往採取聯合行動，對目標進行圍攻。若要彈劾某個執政大臣，台諫官往往採取一致的行動，聯名上奏，群起而攻之，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稍不如意，則「家居待罪」，以辭職相要挾。如在「濮議之爭」中，歐陽修就遭到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人圍攻;范仲淹、王安石進行改革，屢屢遭到一些台諫官的合力攻擊與非議。這種論奏方式，並不是以理服人的論爭，而是黨同伐異的鬥爭。

由於台諫職能與行為的異化，致使台諫勢力病態發展，給宰執大臣以極大的掣肘。不思進取，因循守舊，倒不會招致非議;若要有所作為，推行新政或新法，就會引起爭議與攻擊。對於這個問題，蘇轍曾於哲宗元祐元年上書指出：「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這種政治環境，終究造就一大批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無所作為的政客，「三旨宰相」王珪即為其典型。「(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雲『取聖旨』，上可否訖雲『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故也。」(見《續資治通鑒·宋紀七十八》)宰相如此碌碌無為，國勢豈不日益衰微?!

當然，也有一些執政大臣富有進取心，力爭扭轉頹勢，勵精圖治。但是，他們想要有所作為，就必須面對並處理與台諫的關係。以「同道為朋」的范仲淹等人，只有在歐陽修、王素、蔡襄、余靖等台諫支持下，才得以與呂夷簡、章得象、夏竦等保守派鬥爭;王安石也只能通過對神宗施加影響，更換一些台諫官員，才能推行其新法。但是，吳申、錢公輔、滕甫、呂誨、劉琦等台諫先後被罷免，卻無異於捅了馬蜂窩，招致這些官員及保守勢力更為猛烈的攻擊。結果事與願違，仁宗、神宗最終迫於保持派、台諫的壓力以及自私的種種顧慮，不得不放棄支持改革派，慶曆新政也好，王安石變法也好，只能以失敗告終。趙宋王朝終究無法自我更新，只能在積貧積弱的泥潭越陷越深，最終難逃被異族外邦滅亡的厄運。

台諫勢力在北宋病態發展，並且深深介入「朋黨之爭」，人為製造諸多矛盾與內耗，嚴重影響政府的行政效能。幸好宋太祖立下過「不殺士大夫」的遺訓，加上宋代皇帝較為寬厚，否則，宋代的政治鬥爭會極為血腥，許多大臣會因台諫指控而慘遭殺身。錢穆先生在談到宋代「諫垣」時指出：「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點。」「到後來，諫官鋒芒太凶了，鬧得太意氣了，太無聊了，社會及政府中人，都討厭諫垣，不加重視，不予理會，於是諫官失勢，然而權相奸臣又從此出頭了。」從北宋到南宋，台諫一直處於異化狀態，未能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南宋時期，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權臣專橫跋扈，台諫不僅未能或很少仗義執言，反而淪為權臣用以排斥異己或打擊政敵的工具。

宋代台諫之所以出現異化，固然有其深層次原因。在趙宋王朝的「祖宗家法」中，有一個讓大臣相互牽制的法寶，就是「異論相攪」。真宗任用寇準時，有人提出疑問，真宗說：「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見《長編》卷213)「異論相攪」的用意，即是君主有意讓意見相左、互不相容、甚至有宿怨的大臣共處一朝，使之相互監視、相互牽制，以免某個大臣或某派勢力過大而危及君主的絕對權威。諫官本應針對皇帝而諫，其職能異化之後，也是為了牽制大臣。自仁宗開始，最高統治者往往默許或慫恿台諫隨意彈奏大臣，「縱有薄責，旋即超升」，即便被免職，很快又被起用。君主最看重台諫的忠誠與鯁直，所以台諫只要對君主表現出忠誠或做出鯁直姿態，就會有恃無恐，無所顧忌地彈劾執政大臣。這一點，無疑是導致台諫異化的第一主因。

在宋代，台諫官階雖然不高，但擁有很大話語權。台諫即為言官，發表言論是他們的職責，對無論什麼事情都有發言權，不發言才是不盡職。即便說錯了，也不追究責任。諫官有時也會因不當言論免職，其聲望反而提升，贏得直言敢講的美名。宋代「重文輕武」，身為文人的諫官崇尚名節。司馬光認為，諫官應以三事為要，即「輕富貴、重名節、知治體」。但是，台諫大都看重名節，而忽視「論事必務大體」;為了名節(或沽名釣譽)，他們往往為發言而發言，有理無理倒不要緊，關鍵在於直言與忠君，以至於不靠譜、不著調、不負責的空論盛行。這種重名而不務實的文化心理，也是導致台諫異化的一大原因。

此外，中國傳統文化雖然講究「中庸之道」，但在政治運作上並不擅長「折衷」，往往陷入「非此即彼、黨同伐異、你死我活」的鬥爭。首先發難的一方，偏好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為自己絕對正確，以偏激的非理性的語言攻擊對方，甚至不惜羅織罪名，置別人於死地而後快。在古希臘、古羅馬，政治運作主要表現為各種勢力的博弈，各方遵循一定的遊戲規則，在論爭中尋求共識，在爭鬥中達成妥協，在制衡中進行合作。古代中國缺乏這種政治文化，習慣於「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與「黨同伐異」的行為方式，無疑是導致台諫異化的深層次原因。因此，台諫在履職過程中，很難客觀公正地就事論事，一旦出現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他們會竭力為某一方站台，進行不可調和的爭鬥。

宋代台諫制度，雖然隨著趙宋王朝滅亡而終結，但它在運行中出現過嚴重的異化現象，仍然值得後人深刻地反思。一項制度能否發揮好的作用，並非取決於好的初衷，而關鍵取決於良好的初始設計、運行機制和文化背景，只有合理的設計與健康的運行，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

(來源於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