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為本 天道為應——劉向災異思想的禮學旨歸

國學博士論壇人事為本 天道為應——劉向災異思想的禮學旨歸作者：左康華《光明日報》（ 2016年04月18日16版）左康華，女，中山大學哲學系2011級博士，廣州大學政治與公民教育學院講師。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修禮文以行德化——劉向禮學思想研究》。博士導師：中山大學教授李宗桂通訊評委：天津師範大學教授張秋生廣西師範大學教授吳全蘭「神學的世界觀」與「人文主義思想」在劉向學術思想中的並行不悖，使得很多學者將劉向的思想界定為「二元的折衷主義」。然而，劉向在《別錄》中所論古今學術的演變，以及反映在《說苑》《新序》《列女傳》中的禮樂教化主張，明白無誤地表現出與神學系統不能並立的人文主義思想。災異的外衣下，劉向以禮治作為其政治活動與學術主張的最終旨歸。藉助災異、陰陽五行的話語體系，劉向試圖彰明禮樂教化之宗旨，通過擴大禮的施化範圍的努力，使儒學價值觀念在民眾中發揮切實影響，從而實現「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的自我期許。一劉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漢書·楚元王傳》贊）的學術素養，使「災異」與「禮樂」在劉向學術思想中的相通成為可能。他以儒者自許，認為諸子百家的思想資源應當服務於儒家的理想信念與價值追求、推動儒學在漢代的新發展，諸子百家治世思想的有效性也應被置於儒家的價值體系中予以評價。這使得劉向的思想呈現出以儒家為宗、兼采諸子百家的學術取向，而絲毫不見章句之學興起後經學煩瑣、墨守的陳腐之氣。「言災異」又的確是劉向思想的鮮明特色。劉向篤信具體的災異現象與具體的人事之間存在著真實並能占驗的聯繫，所以他會因為元成之世災異的頻發而深感憂慮，也會因為禮器古磐的出土而感到振奮，認為其代表了禮樂教化之道將興的天意。從個人興趣的角度，劉向對於災異占驗、星象曆數乃至神仙方術抱有極大的熱情，《漢書》本傳載其「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劉向思想中「言災異」的特色。《說苑·君道》中，劉向提出「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認為在天人關係中，應當以人事為本，而以天道為人事之應。這種人事為本、天道為應的天人觀，是劉向災異思想背後的禮治追求的真實反映，是重人事的儒者特質與好言災異的學術興趣相互影響、包容涵攝的結果；在這種天人觀的約束下，災異成為劉向評價人事得失的工具，也成為其禮樂教化思想的天道信仰與依據。二人事為本、天道為應的天人觀，是將人事放在樞要的位置上，從而將天人感應思想限制在相對合理的範圍內，使其不至淪為荒誕不經之論。它首先表現為將「災異」或「不祥」所指的對象限定在「人事」的範圍內，避免對於天象徵兆的過度解讀。《說苑》中，對於天降血雨、牛生馬等典型的妖異災變之事，劉向更願意給出一種符合事理人情的解釋來拂去這些現象表面的奇異之處（儘管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解釋依然顯得怪誕），而不願推之於縹緲難尋的天意。其次，表現為面對妖異災變之事，應反思人事之失，而不應寄希望於祈福祭祀。當時社會對鬼神之能寄望甚深，但劉向並不認為單純的祭祀就能夠獲得福祉、消弭災禍，相反，只有時時反思施政得失，「謹仁義，順道理」（《說苑·反質》），才是獲得神明賜福的正確途徑。最後，人事為本、天道為應的思想也表現為人事勝鬼神。劉向相信妖由人興、德勝不祥，在人的善政、善行面前，鬼神也無能為力，「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說苑·敬慎》）。在《漢書·藝文志》中，劉向批評陰陽家「舍人事而任鬼神」，因此只能居於儒家之下，而無法真正成為治國之道。明於「人事」與「鬼神」之分，擔負起「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的職責，這既是劉向對儒家的定位，更是一種自我期許。三從《漢書·五行志》所載百餘條劉向對於災異事件的解讀來看，無論是對不當政治行為的認定，還是對政治措施的主張；無論是對君主不當行為的警誡，還是對其地位和權力的認定，其所遵從和依持的原則，無一例外都是禮。這種指向具體的人事的解讀方式，反映出劉向在災異、陰陽五行的外衣下，試圖彰明的是禮樂教化之宗旨、禮治秩序之追求。對於君臣秩序的堅守，是劉向的「災異—現實」解釋系統的首要原則。劉向提出「尊君卑臣」的主張，認為必須重視強調君臣上下之別，如果放任臣子的權勢任意發展，那麼君權就會受到嚴重傷害，並進而引發社會秩序的動蕩不安。因此，他強調身為人臣應當「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說苑·臣術》），甚至認為君權足以遮蔽父權，追求「定於一尊」的社會格局，繼承並強化了秦漢以來出現的「君為臣綱」的價值觀念。對於夫婦綱常秩序的強調，是劉向禮學思想的又一個核心部分。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讀方向，不僅僅是「學術」的爭議，更是解釋者不同的價值取向的反映。劉向對於成帝建始元年災異事件及其他若干事件的解讀，屢屢指向女性對於禮制的違反，甚至在校書的過程中，「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漢書·楚元王傳》），編成《列女傳》一書，將女性在國家治亂興衰中的作用進行提取、放大、誇張，試圖形成「女性所為直接影響了家國的興衰治亂」的價值觀，其中對女性教化的重視、對夫婦綱常秩序的固守可見一斑。就具體的禮學主張而言，劉向提出「以禮正外，以樂正內」（《說苑·修文》），將「禮」定位為規整社會的、直接指導行為的強制性規範，將「樂」定位為以聲感人、以情正性的柔性引導與教化，將二者的功能予以專門化，剛柔相濟、交織並用，從而實現規整社會、穩定統治秩序，扶正社會風氣的理想。劉向本人雖然是善講災異的名家，但由於他的博學與禮治追求，災異思想成為他演繹儒家政治與歷史理念的話語方式，而非流於巫術。換言之，劉向對待災異說的態度，本身就含有理性的成分；其所尋找的禮治的救世之方，更是儒家再正統不過的學說。「災異」與「禮樂」，實是劉向思想中不可分割、也不必分割的兩部分，如同鳥之兩翼。四儘管如此，「災異」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人對於劉向思想學術價值的判定。天命縹緲難尋，陰陽五行學說也只是把握天道的一種方式，在本質上是一種歸納式的經驗總結。只要符合經典規定的幾類大的原則，各家的解釋就可以各圓其說而得以成立。這就使陰陽五行學說的使用在後人看來表現為一種各取所需、各說各話的混亂，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災異論的權威性。劉向禮學思想的建構與話語體系的表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陰陽五行學說，這就無法避免地影響了後人對其價值的評判。然而，對於劉向禮學思想價值的判定，又不能止步於此。禮起於實踐，禮義的分離、禮學的產生，也是為了解決禮與實踐脫離的現實問題。以《列女傳》為代表，劉向開闢了對於禮的施化本身，以及禮學典籍的通俗化、大眾化的研究領域，反映了劉向試圖擴大禮的施化範圍，以使禮學價值觀念在民眾中發揮切實影響的理論努力。這種通俗化、簡約化的文本的產生，顯示了儒家學者致力於將經典學術付諸現實皇權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有意識地改造，不但促進了儒學信仰化、名教化的轉向，也促進了儒家學說向一整套用於指導民眾日常生活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的轉變。在這個意義上，劉向對禮學的理論建構的努力，使其絲毫不遜色於同時代的思想家，而對漢代禮學的發展作出了無法取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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