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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不是喊出來的

話語權不是喊出來的獨家對話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

2013年7月26日 13:13-解放周末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徐蓓/張澍

周文重 68歲,畢業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外交生涯,擔任過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外交部副部長和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等職務,現為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美國人民友好協會副會長、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張澍 攝

  采寫/本報記者徐蓓實習生張澍近年來,隨著我國國力增強,話語權也比以前大了很多。但是圍繞話語權,我們依然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如何講好讓世界願意傾聽的中國故事?怎樣在國際社會上增加話語權的分量和力量?「話」該怎麼說才能說到對方心裡去?為此,《解放周末》獨家專訪了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一個國家的影響力還要靠它的是非觀。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才能贏得更多話語權解放周末:您如何定義「話語權」?周文重:話語權就是一種影響力,代表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解放周末:在話語權上,有沒有大國小國、弱國強國之分呢?周文重:按道理講,在聯合國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國小國都是一票。但實際上呢,聯合國里還有安理會,安理會裡還有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的區別,所以國際政治的現實情況是,你的話語權與你的實力有很大關係。因為話語權本身就是靠實力說話,實力包括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等。但是你要把話語權等同於你的實力,這個人家也不能接受。好像你的國家比我的強大,你的喉嚨就可以比我粗,我就必須要聽你的,不管你怎麼說,我都要認為你是正確的,這個人家是不能接受的。解放周末:話語權不能和實力畫等號。周文重:一個國家的影響力還要靠它的是非觀。在國際問題上,你是不是幫眾多的中小國家說話,人家心裡都是有數的,他們對強權政治也是反感的。所以即使你的經濟實力再強,如果到處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甚至不顧別國的主權,人家也是不滿意的。話語權不僅僅是靠實力,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才能贏得更多話語權。解放周末:那麼我們贏得話語權的目的是什麼呢?周文重:我想最終的目的是和平發展。比如像朝鮮半島局勢,我們的主張是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同時堅持半島的和平穩定。另外,我們還堅持認為,朝鮮半島的問題應該通過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肯德基、蘋果手機都是文化,都是看不見的話語權。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是你會感受到解放周末:美國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曾寫過一本叫做《軟實力》的書,在您看來,話語權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周文重:我覺得話語權應該是軟實力和硬實力的結合。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加上軟實力,才構成一個整體的話語權。解放周末:軟實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文化影響力,請問話語權與文化影響力之間又有怎樣的關聯?周文重:一個國家發出聲音的目的,總是想提升國家影響和樹立國家形象。無論是影響還是形象,文化是可以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的。文化是什麼呢?是一種載體。它反映的是本國對世界上的事情包括對人類的看法、對發展的看法和對未來的期待等等,以及各國對彼此的看法。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很多是通過文化的渠道來宣揚和傳承的。所以文化的力量就在這裡,如果文化影響力不夠的話,國家的形象也好,國家的影響也好,都是難以打動人心的。解放周末:您的意思是說,話語權不僅表現在對某些問題的外交表態上,就像美國大片其實也是一種美國的話語權。周文重:還有美國的籃球,中國有那麼多人喜歡。美國的肯德基、蘋果手機都是文化,也都是美國話語權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是看不見的話語權。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是你會感受到。解放周末:可這些東西恰恰是我們國家過去不夠重視的,也是有所欠缺的。周文重:我們的問題在於文化產業化發展得還不行,不太善於把我們的理念轉化成一種產業,再把它宣傳出去。這方面美國人特別在行,需要向他們學習。隨著話語權的分量越來越重,人家對我們的期望就更大了解放周末:毛主席曾經說過「落後就要挨打」,挨打就沒有話語權了。您從事外交工作40餘年,從改革開放前到現在,您感覺「中國話語權」的分量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周文重:這個世界始終在變化,中國自己也在變化,世界力量對比更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我記得很清楚,2008年10月11日上午,我正在去參加駐美使館首屆金秋運動會的路上,突然接到美國財政部執行秘書長打來的緊急電話,希望就如何應對金融危機這個議題儘快召開世界金融峰會。美方認為,沒有中國的參與,無法解決問題。他們覺得原來的G8(世界八大工業領袖國聯盟,包括法國、美國、英國、西德、日本、義大利、加拿大、俄羅斯)範圍太小,提出來要搞G20(G8、歐盟+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烏地阿拉伯、南非、韓國和土耳其)。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希望在對外宣布前就此徵求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意見。後來,G20峰會順利地在華盛頓召開。胡錦濤主席在會上的幾次講話凸顯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和地位。可見世界力量發生了變化,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了,也就爭取到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解放周末: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話語權的提升還是很大的。周文重:是的,中國的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比如我們跟美國的貿易,1979年中美剛剛建交時,貿易額只有20多億美元,去年是4000多億美元,今年年底估計下來要5000億美元,光順差就有2000多億美元,這個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在世界銀行裡面的份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裡面的份額,也都比剛加入的時候增加了許多,因為這些都是跟經濟總量掛鉤的。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際機構里都有了我們的席位。解放周末:我們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在這幾年的一些國際會議上,中國的聲音越來越響了。周文重:在很多國際組織中和許多國際會議上,我們這一票始終屬於發展中國家,換句話講,我們維護髮展中國家的利益,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正因為如此,我們得到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期待我們在其中發揮作用,把所有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維護髮展中國家的利益。現在,隨著中國話語權的分量越來越重,人家對我們的期望就更大了。我們絕不當「世界領袖」。越俎代庖,代替人家做決定,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解放周末: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中國絕不當頭」,現在我們的話語權多了,會不會改變過去的外交方針呢?周文重:小平同志的確說過「中國絕不當頭」,這個「頭」我覺得是指像前蘇聯的那種「頭」,是像美國那樣,自己說自己的目標是要當「世界領袖」。你不跟我一樣,我就要整你,美國和前蘇聯都是這麼做的。我覺得小平同志講的就是不當這種「頭」。但是人家對你有所期待,希望你在某些問題上發揮作用,你也推辭不了,這就是要發揮負責任的大國的作用。這種大國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頭」,但是這種「頭」和前蘇聯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覺得小平同志對前蘇聯那樣的霸權主義,是深惡痛絕的。解放周末:這些年的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外交上應該怎麼靈活應對呢?周文重:還是要有最基本的判斷和估計。另外,世界上的事情要大家商量著來辦;一個國家的事情,主要是靠一個國家自己來解決。你要越俎代庖,你要代替人家做決定這是不行的,也是做不到的,更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我們對自己以後在世界上的作用也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首先是不能超過你的國力,前蘇聯就是一個例子,美國也是一個例子。無論是美國還是前蘇聯都做了超過他們國力所能承受範圍的事情。他們想稱霸世界,但是他們的國力不能承受,他們的霸權主義的做法引起全世界的反感,所以最後走向了反面。韜光養晦要看情況,一是要有所選擇,二是把重點放在自己的周邊解放周末:鄧小平同志當年還提出要「韜光養晦」。但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韜光養晦」已經過時了,覺得中國這麼強大了,應該發出更多的聲音。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周文重:我們國家其實一直在發聲音。但是這個世界很複雜,問題很多,要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把話說得那麼清楚,那麼有分量,可能我們也做不到。大家的想法千差萬別,也沒有完全一致的意見,所以什麼事情都沖在前面發表意見也不一定合適。事實上,我們現在「出頭」更多是口頭的,因為用行動「出頭」往往是需要花錢的。(笑)美國的影響力大,很多就是用錢換來的。解放周末:就像在聯合國,話語權多可能也意味著要交的會費多。周文重:就是這回事。我們還是要韜光養晦;但是韜光養晦也要看情況,一是要有所選擇,二是把重點放在自己的周邊。對於周邊我們要格外關注,周邊是關於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家門口出事情你不吭聲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重點要放在周邊。周邊的事情你當然要態度鮮明,而且該投入就投入。比較遠的地方發生了事情,我們當然要關注,但一般表達基本的態度就行了。即使現在我們國家發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仍不具備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發出聲音的能力,還是要韜光養晦,小平同志的這個外交方針我們還是要堅持的。起碼讓人家知道,你是在跟他們平等對話,而不是要把你的想法強加於他們解放周末:您當駐美大使的時候,有人評價您的外交風格是「耐心地擺事實,溫柔地講道理」。我們注意到,美國人擺事實似乎沒什麼耐心,基本上想到了一下子就講出來。為什麼我們在外交方面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溫柔」呢?周文重: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西方人把世界上所有的宣傳機器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你的宣傳聲音出不去,或者是因為你的力量不夠,或者是因為你的方法不一定適合當地的聽眾,造成當地人對你的誤解很多,偏見也很多。所以,在這樣一種西強我弱的情況下,長期以來我們在話語權問題上是比較孤立、被動的。我們宣傳我們的模式,說我們的模式是適合中國的,但很多人並不認同。我們就要去說服人家,要想辦法讓人家信服你。人家懷疑你,可能出於很多不同的原因,有的可能出於偏見,有的可能出於完全不了解,所以要有針對性地去做工作,要把「話」說到他們心裡去,這是一個挑戰。儘管西方理解中國的人也有不少,我們的朋友也在不斷增加,但是在很多外國人心目當中,對中國的了解還是需要加深的,有很多疑問需要我們耐心地去解答。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做外交工作就更需要耐心。要跟對方擺事實,要善於講中國的故事,善於講中國的道理。起碼讓人家知道,你是在跟他們平等對話,而不是要把你的想法強加於他們,或者說你並不是咄咄逼人的。話語權不是靠喊出來的,要讓人家能聽得進去,接受你的說法。解放周末: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趙啟正同志說過,「我們對外交往的時候,太愛講哲學。道理講得太多,就是不太會講故事。」您覺得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講故事?周文重:其實我們已經在改變了,《新聞聯播》也好,《人民日報》也好,都把基層的好人好事放在重要位置加以講述,這就是講故事。在美國當大使的時候,我印象最深的要數「實話實說」活動。從2002年至今,對外友協先後組派了5批由中國普通老百姓組成的「實話實說」代表團走進華盛頓國會山,先後與98名聯邦參眾議員進行對話。記得2008年5月四川發生汶川大地震後,那一批訪美的代表團中有來自北川中學的高二學生以及來自北京、河南的民營企業家。在對外友協和美國全球家庭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全球家庭日」活動中,有17名聯邦眾議員到場。北川中學的學生用英語介紹了地震災區的情況,並感謝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給予的及時援助。學生的發言感動了所有聽眾,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一位資深的國會工作人員說,很少有一件中國的事情,能像這次活動,讓這麼多美國國會議員聚在一起。我想,這就是講好中國故事的意義,美國人不但願意聽,而且也越來越重視這樣的聲音。我們說話的目的、出發點,不是為了讓所有人都同意,我們要爭取的是大多數人的理解解放周末:我們希望通過發出自己的聲音,讓世界了解和理解中國,可事實是,總有一些人習慣性地給我們「潑污水」。比如我們在非洲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可他們卻說我們在全世界掠奪資源。對這種情況,怎麼辦?周文重:我們跟某些人的話語體系是永遠不可能一致的,跟這種人怎麼可能談得攏呢?談不攏的。我覺得這裡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對外宣傳的目的是什麼,這個要搞清楚。我想我們對外宣傳的主要目的是讓世界了解中國,讓外國公眾了解中國。至於那些對中國有成見或者偏見的人,我們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他們能接受多少就接受多少。要指望他們通過你的宣傳,就對中國有個客觀、公正、全面的了解,是很困難的。他們有時候就是不願意接受你的說法,雖然他們明明知道你的說法是對的,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他們不願意公開承認你是對的。這種情況非常多見。解放周末:就是說,我們說的話他們有些是真的聽不懂,但也有些是裝作聽不懂,怎麼說服那些裝作聽不懂的人呢?周文重:其實說白了,我們做事不是為了讓這些人同意。少數人不同意就不同意好了,想讓所有人都高興,所有人都說好,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說,我們說話的目的、出發點,不是為了讓所有人都同意,我們要爭取的是大多數人的理解。這會有一個過程。對於話語權來說,重要的在於我們表達了,在於我們讓世界聽到了中國的聲音。世界上多數人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對這一點我們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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