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史學方法三論

[日期：2009-02-21]來源：《歷史學》2008年第10期作者：李傑[字體：大中小]當前，歷史評價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歷史認識論問題，同忽視唯物史觀的史學方法論有關。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認為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容易產生大而空的問題，實證研究才是歷史學的正宗做派；二是認為用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現代化理論等現代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比之運用唯物史觀更能夠得到科學結論，因為唯物史觀畢竟已經是100多年前的理論了；三是以分析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建構」歷史，主張歷史本身不存在客觀性。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重新認識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和歷史認識論很有必要。一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是以唯物史觀理論的立場、觀點轉化為研究歷史的方法，它強調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是同一的。但它在轉化為史學方法論後，有自身的特點與要求。筆者在研究恩格斯的史學思想時，曾經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即唯物史觀是在19世紀後半期產生的，和尼布爾、蒙森、蘭克為代表的德國批判史學的產生在時間上有同步性，它們之間存在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也就是唯物史觀創始人是如何看待批判史學的?筆者發現恩格斯對於當時在西方史學界如日中天的批判史學，持一種有保留的讚賞態度。一方面認為批判史學發明的文獻資料考證方法是科學的，在確定歷史事實的真偽時必不可少，歷史研究不能缺少這一步工作。如恩格斯在研究愛爾蘭史時，曾經廣泛收集有關愛爾蘭研究的著作，他發現後來收集到的一些資料比之以前的有了更多的可靠性，原因是它們比原先的那些多了一些歷史批判態度。在對《人類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變異》一書所作的批評中，恩格斯指出：「這本書沒有任何價值」，「作者所舉出的每個證據，都需要再用新的證據來加以證實」，因為他「不會作最起碼的歷史文獻批判」。①這裡的評價就是從贊同批判史學的立場出發的。另一方面他認為，批判史學以陳述事實為歷史研究的目的，仍然未能脫離舊的歷史編纂學的窠臼，主要的缺陷是，由於對歷史的聯繫缺乏了解，因而不能正確地反映出歷史的進程。他在不少地力談到德國批判史學存在這樣的問題，如認為「德國的歷史科學在三十年戰爭以後，曾經由於德國的政治極端腐敗而墮落到卑賤的地步，現在竟然由於德國上升到歐洲第一強國的地位而再次墮落到同樣卑賤的地步」②。相反他認為梅林的《萊辛傳奇》就高明得多，「是現有的對普魯士國家形成過程的最好的論述……正確地揭示出相互聯繫」③。認為考茨基在《一八七八年的階級對立》一文中，對蘭克的《論近代史的幾個時代》所作的批評很好。認為格羅特、尼布爾、蒙森以及當時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歷史編纂學家，都沒能弄清氏族的關係，將其看作是幻想的產物，而摩爾根由於自己的發現為唯物史觀做出了重大貢獻。恩格斯非常重視歷史學家毛勒的著作，認為毛勒的著作是研究古德意志公社所有制的經典作品，但他仍然指出了他的研究方法存在4個方面的不足：引用證據和事例時缺乏歷史感；不能用發展的眼光理解歷史；對暴力的作用認識不足；將歷史看作是直線上升的過程等。經過這樣的考察，我認為當時恩格斯是這樣看待批判史學的，即認為它在整理史料方面是科學的，但由此形成的歷史學派並不是科學的。不能發現歷史的內在聯繫，不揭示歷史的規律，歷史學就不是科學的。這是唯物史觀與當時的批判史學的區別所在。唯物史觀之所以在科學價值上高出德國批判史學一籌，是因為前者是以自覺吸收黑格爾的辯證法為基礎，而後者卻把黑格爾徹底拋棄了。西方史學史專家古奇曾指出：「黑格爾當時正享有盛名，他對蘭克即無助益，蘭克對黑格爾來說也無用處。」④由於缺乏辯證法，德國批判史學當然也就無法去理解歷史的辯證運動過程。恩格斯對批判史學的認識，在20世紀得到廣泛的認同。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中談到，20世紀歷史學之所以會走上社會科學化的道路，是因為當時的歷史觀念認為，19世紀的歷史學雖然是科學，但是不夠科學，必須進行進一步的科學改造。唯物史觀是現存的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從恩格斯和巴勒克拉夫的認識出發，可以肯定地說，歷史學回歸到實證主義研究立場上，就使歷史學倒退到19世紀批判史學的水準上，從而倒退到准科學的地位上了。二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的構成包含著歷史研究的宗旨、學術價值、目的，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方法，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需要注意的思維方法等內容。歷史研究與現實需要緊密結合，表達出先進階級的願望，做到科學性與價值判斷相統一，是唯物史觀歷史研究的宗旨。闡明歷史進程的總聯繫和歷史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對未來作出預測，是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目的和基本方法，也是其學術價值的體現。恩格斯曾指出：「『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表達」了「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⑤雖然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比較研究方法也是唯物主義研究歷史的方法，但認為任何一個階級、學派都可能使用它們。對它們的使用只是在與研究宗旨和目的發生聯繫的情況下，即與立場相聯繫的情況下才產生特殊性。所以，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的特質是，運用辯證法研究歷史因素的相互作用，並表達出歷史的過程與趨勢。這是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的科學性的體現。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是一個整體，它是研究宗旨、目的、方法、學術價值的統一。今天，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有沒有失去它的有效性?20世紀後半期興起的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潮流，用社會學、人類學、人口學、心理學等現代社會科學理論進行歷史研究，其功績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使歷史研究走上了定量化道路，二是拓展了歷史研究的領域，三是豐富了史料的使用。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歷史並沒有形成與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的對立。首先，運用唯物史觀所進行的歷史研究，本身包含著社會科學化的成分，馬克思主義史學可以說是社會科學化歷史學的先驅。馬克思不是被稱為社會學三大創始人之一嗎?以至於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時，認為馬克思進行的是歷史研究。⑥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歷史起源的研究，十分注重定量化。馬克思把經濟問題研究與歷史研究整合在一起，這不就是歷史研究的社會科學化嗎?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理論而形成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古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漢民族形成、中國歷史上二的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中所進行的研究，注重以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構、生產方式的結構、民族構成的結構等，超越了蘭克式的事實陳述性研究範疇，是一種社會科學化的歷史研究，雖然它還比較粗糙。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布羅代爾，也曾經聲稱他對於地中海區域的研究，是受到馬克思的啟發的。被稱為後現代主義史學大師的福柯(他自己認為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也曾說：「如今在寫歷史的時候，不可能不直接地或間接地運用到與馬克思思想相關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可能不置身於一個馬克思曾描述、定義過的境域中。說到底，做個歷史學家和做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否有所不同，是值得懷疑的。」⑦這些都說明唯物史觀與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是緊密聯繫的。其次，運用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歷史，不能脫離歷史觀。例如，弗洛伊德用他的精神分析方法考察人類歷史進程，撰寫了《文明的缺憾》，闡發的是一種原性歷史觀。福山用現代化理論撰寫《歷史的終結》，闡發了一種人性的歷史觀。社會科學理論可以上升到歷史觀的事實說明，理論與方法沒有截然的界限，而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也說明當要闡述歷史的進程與趨勢時，僅憑方法是不夠的，必須運用歷史觀。楊念群等主編的《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為分析這一問題提供了事例。這部書是一次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會議發起人的主觀願望是，通過邀集九個不同學科的代表性學者，闡明跨學科方法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的實例，為新時期中國歷史學今後的發展提供明晰的路徑，推動其結構和體系的轉換。書中體現出的歷史認識是富有探索精神的。一方面我們看到一種歷史自覺意識的展現，雖然各個學科的作者都是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談問題的，但又都把聚焦點集中在歷史認識如何可能、歷史知識如何形成這一主題上。文集從社會科學與歷史學方法論，歷史知識的地方性與普遍性的關係，歷史敘述的形式與特點，區域史、社會史、文化史研究中的認識論問題各個方面，對現代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運用於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濃縮的方式展現了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探索、努力、實驗。這種探討是專註於學理的，即歷史認識通過什麼途徑形成，歷史知識如何成為人類自我認識的載體。它沒有強調歷史學的外部環境的影響，也沒有涉及歷史學的社會功能施加於外部的關係，所以是一種歷史自覺的表現。這樣的實驗當然是難能可貴的，是創新意識的體現。每一個學科都是不斷地在反思自己的學科的自主性的過程中逐漸進步的。對於中國歷史學而言這種探索還是很不夠的，還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但是也應看到，在這種實驗中也存在一個值得商討的問題，即一定程度上與唯物史觀的運用隔離起來，好像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與運用唯物史觀是不合拍的。其中的一些文章有一個針對性，即認為概念分析式的歷史研究才是科學的，宏大敘事不是科學的歷史敘述範式，由於唯物史觀是宏大敘事之一種，以它研究歷史過程為目的的範式已經過時。這種觀點之所以值得商討，是因為其對歷史認識的自覺並不是完整的。歷史認識不僅不能放棄對歷史過程的探討，而且還是歷史認識的基礎和最後階段。歷史認識不僅要對歷史作出本質的說明，還要對歷史的進程與趨勢作出說明。而只有歷史觀才能對歷史進程與趨勢作出說明。荷蘭歷史學家赫伊津哈說過：「對於歷史而言，問題永遠是：往何處去?」會議的結果與組織者的初衷相違背顯示出問題所在。會議組織者在後記中感嘆道：「原先以為不同學科的進入會使歷史學這具骨架上的血肉更加豐滿，沒想到最後好像被其他學科吃的連骨頭也沒有了。歷史學自身的特性何在似乎遭遇了更為嚴峻的挑戰。」⑧「如何確立中國歷史學的主體性可能是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歷史學家必須努力關注的問題。」⑨我們認為這一疑問顯示出的問題是，在歷史研究中僅僅憑其方法不能達到客觀化，方法的運用必須與歷史觀結合起來。缺少了對歷史進程與趨勢考察的宏觀視野，歷史學就失去了主體性。社會科學理論的運用必須服從研究的目的性，而研究目的，也就是研究的價值取向，是由歷史觀提供的。歷史觀在指明歷史發展的趨勢、目的的時候，包含著人們應當如何創造歷史的說明，這種對歷史主動性的闡述，是歷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價值判斷。缺乏這種判斷，歷史研究不可能客觀。如果歷史觀不能正確反映歷史客觀實際，社會科學理論並不能保證歷史研究的科學性。我們主張將現代社會科學理論與唯物史觀的運用結合起來，歷史觀為其提供框架，社會科學理論使其精確化。王家范先生的《中國歷史通論》就吸收了現代產權理論，用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收益權解釋傳統的所有制概念，深刻分析了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與小農經濟狀況，使其歷史認識大大地精確化；同時它並沒有放棄對於歷史過程的敘述，反而是在著眼於中國如何走出中世紀的宏觀視野中進行考察的。社會科學方法應當和歷史觀結合的問題，我們從對韋伯的類型分析方法上也可以得到證明。韋伯曾將社會控制支配類型分為卡理斯瑪型、傳統型、法理型三種，用它來分析不同社會的歷史本質。韋伯沒有交代過類型如何產生，他只是直接地使用了它們。從表面上看，韋伯似乎是僅僅用社會學概念進行歷史研究，與歷史觀無涉。但我們應看到，這背後仍然是有歷史觀作為支撐的。韋伯的三種類型概念存在遞進關係，後面的類型比前面的類型先進，這就是一種歷史觀的表達，只不過韋伯將其當作不言自明的理念而已。所以，在韋伯那裡，社會科學方法是與歷史觀結合在一起的。三分析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認為，歷史是歷史學家建構出來的，歷史的客觀性存在於歷史認識主體之間，同一陣營的大多數歷史學家所贊同的觀點就是歷史客觀性的體現。這種觀點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的影響是，有些人將其作為先進的歷史認識論看待，以此作為歷史評價的標準。這是需要討論的。首先，我們要看一看分析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是在什麼語境下提出這一問題的，它指涉的範圍限度是什麼。分析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是在批評實證主義史學缺乏對價值判斷認識的前提下提出問題的，所以，它理所當然地把認識主體的立場當做探索問題的出發點。也就是，它們是從歷史認識的內部機制出發來探討問題的，把主體頭腦中的觀念作為認識得以產生的邏輯起點。這為它們的歷史認識論劃定了一個範圍：事實只是觀念意識到的事實，觀念之外的歷史不在它們的認識範圍內。海登·懷特曾道出了這一問題，他說：「只有假定過去的存在具有可言說的意義，歷史話語才是可能的。歷史學家之所以在正常情況下，不關心過去是否真正存在這一形而上學問題，或者，如果它確實存在，我們是否可以真正認識它這一認識論問題，原因就在於此。」⑩中國學者也指出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是「從歷史認識主體與生俱來而不斷被他們及其同時代人改替的歷史意識內部來看待世界，看待歷史學的功用與目的」⑾。由於這種觀念有其一貫性，在邏輯上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對於分析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所主張的歷史是建構出來的觀點，我們也只能在歷史認識內部機制的範圍內理解，它們對歷史下的一些定義，如歷史是歷史學家與過去進行的對話，是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記憶等等，都只應在這樣的範圍內理解，超出這一範圍，就不符合它們提出這一觀點的本意了。分析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主張歷史是主體建構出來的，與近代西方文化傳統的認識發生學有承接關係。17世紀的哲學家笛卡爾在反對神學信仰的戰鬥中，提出認識發生於邏輯，觀念的明晰是認識是否成為真理的限度．為確立認識的科學性開闢了道路。這以後就成為了一種傳統，對事物的真理性認識，是通過邏輯的推演得出的。18世紀義大利的維柯曾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通過對人的活動的考察，可以發現人類生活的真理，但他的思想長期不受重視。認識如何形成真理的思維方式仍沿襲笛卡爾的道路前行，經由康德再到黑格爾，觀念都是統領著事實的，沒有觀念就沒有事實。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唯物史觀後，在歷史認識史上實現了變革。他們主張，事實是認識發生的起點與終點，獲得真理的方式就是認識事實，所以一切科學都是實證科學。以觀念推導事實的哲學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為連思維科學都是實證科學。由於事實是發展的，對事實的考察必須用歷史分析方法進行，所以一切實證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我在《恩格斯的歷史認識論》一文中對此作過初步的探討。這裡要補充強調的是，唯物史觀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改造的理論，也是對西方文化傳統進行改造的理論。西方文化傳統是從文化本身的邏輯進行文化的創新發展的，而唯物史觀是從社會實踐的需要進行文化的創新發展的。前者決定了只要是能夠形成邏輯的清晰和一致，就能夠成為標新立異的學說，而後者決定了必須對社會實踐起到促進作用的理論，才是科學的理論。前者不需要通過實踐進行歷史真理的檢驗，後者則相反。所以，馬克思的墓碑上的銘文是，哲學不但解釋世界，而且還要改造世界。由於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對立，在西方，唯物史觀的歷史認識論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與傳播。人們更多地從社會理論的角度，而沒有從文化意義的角度理解唯物史觀。而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則由於僵化、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失誤，直接把唯物史觀作為歷史學的理論，沒有在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方面進行系統的理論闡述。所以，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於對實證主義史學的反思，歷史認識如何可能，歷史學是不是科學的討論展開之時，它是在西方文化傳統的範圍內進行的。被沃爾什稱為的分析歷史哲學異軍突起，向實證主義史學發難，率先提出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指出，「歷史學必然永遠都是建立在一種前提假設之上的」⑿，批評實證主義史學忽視了價值判斷在歷史認識中的作用。分析歷史哲學探討了歷史認識主體的自主性問題，探討了歷史認識觀念獨立於現實的機制是什麼的問題，從主觀觀念方面，回答了歷史認識如何成為科學的問題。歷史認識主體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的?認識的範圍如何劃定?認識的方式和途徑是什麼?認識所能達成的目標是什麼?產生的效果如何?這些問題，分析歷史哲學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討論。分析歷史哲學認為，這一切都在歷史認識主體原有的經驗和觀念的基礎上發生，歷史認識主體的經驗和觀念形成了歷史認識的主導性，歷史表現為歷史學家與過去的對話。由於分析歷史哲學主張歷史價值體現在歷史認識主體上，觀念的真實就是歷史的真實。它是從歷史認識主體的原有觀念出發確立歷史認識價值的。在分析歷史哲學之後產生的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則認為，歷史敘述呈現歷史意義，而歷史敘述為語言結構所限定，所以歷史是由語言建構出來的。其學術價值是，揭示了語言敘述方式與過程如何決定歷史意義的表達機制。海登·懷特曾說，一直以來，「歷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沒有普遍公認的分析形式，沒有可供交流發現的語言，也沒有用來確立起發現元真理的概念化和證實技術」⒀，而他的任務就是建立這樣一套方法。它的實踐價值是，歷史學家在進行歷史敘事時，應當理性地意識到，通過編排歷史事件的秩序和賦予不同的重心，可以表達某種歷史意義的需要。歷史學家所再現的歷史，不是完整的歷史，而是通過敘述表達具有某種意義的歷史。有人指出：「當代歷史哲學一項重要貢獻就在於，對歷史表現的形式分析積極地展現出歷史文本中主觀性介入和存在的方式。」⒁從這裡我們看出，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所作的努力是，歷史敘述如何科學化。分析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從歷史主體的不同角度，能動地發展了歷史認識論，這是值得重視的。但是它們僅僅把歷史科學作為認識世界的知識，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知識，社會實踐問題脫離了它們的視線，從唯物史觀的理論視野看，這並不徹底。由於唯物史觀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學中得到運用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也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但未佔據主流地位，而社會主義國家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在世界文化話語權上並不處於主導地位。所以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的闡發，還存在不系統的狀況，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也還是有限的。從這一角度看，這提出了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有待完善的問題。我們的觀點是，唯物史觀的歷史認識論可以更為有效地揭示出歷史認識的特徵，因為一個立足於從社會與文化的外部關係建立的歷史認識論，顯然比一個僅從文化內部的機制建立的歷史認識論，更有理論的包容性，更有合理性空間，然而也是更有難度的目標。分析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對歷史認識論的貢獻，為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的建構提供了思想材料，但不應當認為可以取代唯物史觀。歷史是主體建構出來的觀點只能在一定範圍內認可。注釋：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頁。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5頁。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頁。④[英]古奇：《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耿淡如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81頁。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頁。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9頁。⑦[法]福柯：《福柯集》，杜小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頁。⑧⑨楊念群等主編：《新史學》(下)，中圍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883頁。⑩⒀[美]海登·懷特：《後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94頁。⑾⒁陳新：《西方歷史敘述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109頁。⑿[英]布萊德雷：《批判歷史學的前提假設》，何兆武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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