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啊母親,你為什麼這麼臟?--- 講演:劉震雲
祖國啊母親,你為什麼這麼臟?
劉震雲在《「中國夢」回顧與展望論壇:紀念77級、78級畢業30周年》上的講演
講演:劉震雲 錄音整理:曹保印(部分參考現場速錄)
曹保印整理說明:2012年6月30日下午,我在專訪著名畫家羅中立並駕車將其送往機場後,趕回歐美同學會會所的論壇現場繼續「聽會」。落座不久,便聽到了著名作家、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劉震雲的講演。我和劉震雲是老鄉,他的鄉音對我來說十分親切,他講演的鄉情對我來說十分熟悉,所以,聽他的講演是很好的享受。劉震雲的講演,像他的小說一樣精彩,甚至比他的小說更精彩,現場多次響起熱烈的掌聲。是真的熱烈,不是假的熱烈。同在論壇嘉賓位置上、和劉震雲鄰座的著名投資人徐小平多次笑得前抑後合。晚上和劉震雲一起吃飯時,我特意用鄉音對他說:「你說得可真中!」也正是因為「可真中」,所以,雖然是炎炎夏日,雖然諸多工作纏身,我還是將他的這次講演根據錄音並參考現場速錄整理出來,和朋友們分享。為保留劉震雲講演的原汁原味,我只做文字上的整理、所現人名的注釋、段落的分層,不做其他任何語法及修辭訂正。此稿未經劉震雲本人審定。
後三十年,確實跟輝耀(註:此處指歐美同學會副會長、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學長說的,77、78級現在進入政界或者是商界,各個行業都處在和將要處在最頂尖的位置,應該對中國後三十年的發展、後三百年的發展、後三千年的發展起到一些作用。
其實,我想他們想起到作用的話,非常簡單,我們能不能首先從自己說話、辦事、思維習慣往另外一個方向轉一轉?比如說,我們能不能別把簡單的事變得那麼複雜,而把複雜的事變得那麼簡單?我們這個民族不需要尋找真理,別人已經有的常識,我們能落實下來就行了。什麼樣的生活形態、什麼樣的社會形態,大家心裡都明白,但是為什麼我們不往那個方向走呢?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事說得特別複雜?這裡面有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
還有一點,就是能不能不浪費?這個不浪費的話,我覺得首先不是從我們村裡的人做起,而應該從這些頂尖的人做起。比如像今天晚上,在我們村,吃飯頂多吃個撈麵。但是,我們想,從北京一直到鄉,在各個酒店和食堂是什麼人在吃飯?有權的和有錢的。對吃飯,我們絕對不反對,問題是最高檔的菜,比如一桌飯幾萬塊錢。你們吃了沒有?基本上能吃10%就不錯了,那剩下90%哪去了?如果我們跟另外一個民族是同樣GDP的速度或者國民生產總值,那麼,起碼我們比別人落後了90%。這90%我們生產出來了,又被我們自己浪費掉了。
還有就是人才的浪費,是不是也能從頂尖做起?我看電視上的表彰會,都是大而化之、毫無用處的會,但是,排上所有領導都在那兒坐著。能不能一個人坐那兒,然後別人干點兒別的事?因為我是作者,是弱勢群體,手無縛雞之力,所以,我就向你們建言。
還有一個就是方向。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比中國人更社會,因為中國是個喜劇社會,那麼,能不能這個喜劇社會稍微往正劇上走兩厘米?中國最大的喜劇市場是《新聞聯播》。領導講話在念文件,下面的所有人也有這個文件,但是他們還在記。他們在記什麼?我鬧不懂。我覺得真喜劇。下面的人在蒙誰呢?是蒙看電視的我呢?還是蒙上面講話的人呢?上面講話的人是高興還是不高興?難道是個傻子嗎?難道你不認字嗎?領導人的喜劇是,一見孩子就抱孩子,見到跟自己歲數差不多的也叫老大娘,說:「你今年收入多少呀?你家裡幾口人呀?」這在國外是屬於侵犯人家隱私。這被打聽的人被問住了,於是,省長省委書記就著急啊,就說:「問你家幾口人呢?」被打聽的人想了想說:「六口。」省長省委書記就開始鼓掌。你鼓掌什麼呀?是為查清了人家幾口人而高興嗎?所以,對這種喜劇,我們中國的領導能不能少演一點?
還有就是寫個信。這個事是從秦朝開始的,說要寫我們村,肯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新鄉市延津縣老劉庄村劉震雲」。人家其他的民族首先是「劉震雲」,接著是「老劉庄村」,這個思維習慣是不一樣的。
北京跟紐約、倫敦、悉尼沒有太大區別,但是因為我是個作者,我在祖國各地走,我發現最大的差別不在城市而就在村裡。你到歐洲去,到南韓,到日本,確實人家的農村是錦繡河山。我們是什麼呢?實際情況是村莊被垃圾包圍著,全是狼煙。我一路走下來,感受特別深。艾青寫過一句好詩,就是「雪落在了中國的土地上」,當時是內憂外患的這麼一個國家,白的雪落在了我們這個土地上。現在,我走了一圈,得出了一句話是:「祖國啊母親,你為什麼這麼臟」?所以,我們未來三十年,能不能往這個角落裡看一看?不再大而化之?
我有一個舅舅,他當了幾十年的村支部書記,他一輩子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說毛澤東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那個時候你要找縣長和鄉長,他們是清醒的;我現在再去找,下午他們基本上都醉了。還有一個就是他特別佩服我們重慶的原領導,說那個地方唱紅歌、那個地方打黑,一定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但是夜深人靜的時候中央發了一條消息,這條消息讓我舅舅崩潰了。小平學長,這都是中央的文件,你笑什麼?(註:講演到這裡時,鄰座的徐小平哈哈大笑,前抑後合)我舅舅他徹底崩潰了。他說,要有信用卡吧,我這裡邊最後一點信用,確實讓它用光了,因為唱紅歌的原來是貪污犯,說打黑的原來是殺人犯。
我覺得,像這種喜劇,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母親,管我們母親的人是誰,他讓我們的母親和我們母親的兒女們,黃河邊的兒女們,大連海邊的兒女們,還有長江淮河邊的兒女們,不要老給我們演喜劇了。幾千年了,我們看夠了,能不能正經給我們說句話。就好像你寫一個文學作品,你拍一個電影,反饋過來的意見全是喜劇,都是大而無當的話,色彩有些灰暗,需要修改。什麼叫灰暗?怎麼修改?說點兒具體的。
意思就是這麼個意思,我這是雖然身無分文,但是心憂天下。胡適先生也是我們北大的老同學了,他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一個民族總在提倡道德,而忽視了規則,這個民族一定是越來越墮落。一個民族不再提倡道路,而講規則的話,這個民族會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註:胡適原話為:「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我覺得,胡先生的水平差點兒都趕上我了。我的意思是,我身無分文,赤子之心,這是我僅僅能做的。我把我的赤子之心用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了,我就用在我虛構的作品裡吧。我年底會有一個電影叫《溫故1942》,請大家看一看,我們民族找到了生存的密籍,我們的民族是怎麼頑強地活下來的。
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謝謝!
註:在全部嘉賓講演結束後,有聽眾提問,劉震雲回答了其中的一個問題。考慮到這也是他講演的一部分,所以,也特別整理下來。
提問者:各位好,我是城市規劃師,叫李資(音)。我有一個問題比較具體,想問王振耀老師和劉震雲老師,是關於農村的民主化和土地改革。我們看到,中國可以說是進入現代化,但是它沿襲農業大國的思維方式和方法,可能農村還是作為中國最核心的一個問題或者機遇。那麼,我想請問兩位老師,農村的民主化和農村土地改革帶來農村未來年輕人的一個機遇,擺脫這種尷尬的境遇,各位老師有何建議和見解?
劉震云:說起農村問題我是專家,因為我從小就是在農村長大的。剛才這位朋友說到農村和民主,基於我、我父輩和祖輩的經驗,民主從我們村開始絕對是本末倒置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對於歷史的改變是從一個村開始的。如果號召從村裡改變開始導致的結果,就是小平學長說的,會造反,這是中國歷史證明過的。歷來各個民族,包括東歐的劇變,包括美國、歐洲,民主是從上邊開始的。民主一開始是少數人的事,送給了這個民族一個巨大的禮物,這個不能本末倒置。
還有一個是,我特別同意振耀(註:此處指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學長說的,就是中國來不得劇變,現在變成多黨制,中國會天下大亂,因為它沒有別的更均衡的社會勢力經營到現在。這個我由衷地不贊成。我覺得中國的出路,民主和自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黨不同意這兩條。
我覺得剛才那位新華社的前記者說得特別對,到底改變人類歷史的是什麼?我們總覺得會是政治、會是社會,其實,真正改變人的是科技。比如蒸汽機,它極大改變了人的社會關係,由人的社會關係結構的根本改變,帶來了社會的改變。比如電,比如手機,比如互聯網,比如微博。這些東西對人類的改變,是其他所改變不了的。歐洲的民主是不是太過頭了?什麼髒話都有,但是,這是民主的開始。就「為什麼你們開會都是老在發牢騷,能不能說點建設性的話」這句話,崔永元說,發牢騷就是建設性的話。這是崔永元自《有一說一》以來,做出的特別大的語言方面的貢獻。
其實,真正的民主就是,我今天晚上睡了一個好覺,明天早上我吃得還不錯。今天早上我沒吃飯就趕到了歐美同學會,其實,我們在這說的所有話都是廢話,它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它已經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就是坐而論道。因為中國單有錢不行,單有知識也不行,這都是弱勢群體。我們弱勢群體在一塊兒開一個會,但它的貢獻我覺得已經有了,就是剛才振耀學長說的一句話我特別同意,他說,我們的民主絕對是有希望的。他寄托在八零後、九零後。我覺得這絕對是對的。最大的對是什麼?八零後、九零後根本不看《新聞聯播》。《新聞聯播》的話我們聽不懂,我們還關心它到底說的是什麼。八零後、九零後連你說的是什麼我都不聽,我關注的是今天晚上跟誰吃飯、跟誰談戀愛。我覺得,這就是對民主最大的貢獻。
因為我們聚集在一起討論的問題,都是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中國往何處去」,我覺得,把「中國往何處去」寄托在我們這個討論和我們這些人身上是沒希望的。八零後、九零後考慮的是「我往何處去」,這是最大的區別。如果中國是13億人,有13億個「我往何處去」的想法,這個國家的繁榮和發展、民主和科學的前途,是光明而燦爛的。我對這個民族充滿了信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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