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見|弘揚傳統要接受時代精神的灌注
【核心提示】傳統是實踐的條件和結果而不是實踐的內容本身,任何民族的傳統都是其歷史實踐的產物,都不可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毫無疑問,儒家傳統中內涵著我們民族崇高價值的種子,但這些文化的精華只有進入世界之中,接受時代精神的灌注,才能獲得生機從而實現其價值,否則就只能是一些空洞的信條和有待填充的概念而已。糾纏於過去會喪失對現實的敏感,如果遠離了時代的主題,大張旗鼓地去「弘揚」傳統,不僅會導致對現實真問題的消解和遮蔽,而且會導致社會性的虛偽。傳統不在別處,就在我們當下的實踐中,需要拯救的不是傳統,而是我們自己,是我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權利主體的熱忱和良知!
經過多年的綢繆運作,「中華孔聖會」於2015年11月1日宣告成立。「後新儒家」們(區別於熊十力、牟宗三那一代新儒家)彈冠相慶,一派咸與維新的熱鬧光景,似乎中華民族就此貞下起元,人類文明從今轉日回天。
「中華孔聖會」(下文簡稱「孔聖會」),這名字夠響亮:冠以「中華」,自然就代表了全國各族人民(只是我們要問:誰授權的?);「聖」則意味著不可質疑的「宇宙性權威」。志在「弘道」的大大小小的「儒者」因此成了神一樣的存在——至少他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天柱將傾,有待他們扶持;人心已墮,端賴他們挽回。
這實在令旁觀者油然而生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穿越感:不禁使人聯想到康有為的「孔教會」,拖著馬尾辮的遺老如何補殘綴陋;或是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滿臉菜色的饑民如何「行禮如儀」。只是與當前的「孔聖會」相比,「孔教會」擁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新生活運動」具有更切實的現實可操作性——它們都曾熱鬧一時,最終卻被事實證明不過是歷史前進大潮中片刻的迴風逆流。
孔聖會並不隱諱自己的立場和訴求,他們就是要把孔子供上宗教崇拜的神壇,把儒學變成一種「信仰」。他們聲稱「孔聖堂」就是宣揚孔教的「道場」,「準備向有關方面申請,讓儒教成為合法的宗教」。(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對看似稀奇荒唐的上古神話故事,他都採取理性過濾的方式,改造為聖王賢者敷教垂範的道德傳奇。即便對高高在上的絕對者——「天」,他採取的也只是一種對話甚至質疑的姿態。孔子多次提到天命,但對他來說,那並不是一種確然無疑的恩典,而是對自己崇高使命的領會與確認——天命總是出現在他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對人類整體和偉大傳統的莊嚴時刻。《論語·憲問》有「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說明孔子感到在他的生命體驗和天意之間,存在一種深邃的默契,但天命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降臨,是他所不能把握的,只能通過時刻敬畏、戒懼的自我反思、自我校準去接近它、領會它,因此他才在尋證上天之眷顧的同時堅持了「修身以俟之」的立場和姿態——孔子之教,始於正心誠意,證於「下學上達」,而終歸於「君子自立其命」。總之,儘管孔子主張神道設教,但他眼裡從來沒有必須放棄自我、全身心投注的偶像,而正是因為沒有偶像的拖累,儒家君子才可以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對天下,擁有了一種面向族類全體的視野和情懷。儒家的力量難道不正體現在這種自做主宰的精神自由中?——儘管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虛幻的主觀意志的張揚。
孔子也不會同意把自己樹作偶像。他否認自己是生而知之者,強調自己「敏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對自己歷史使命的一種清醒而自覺的承擔:他把自己定位為文武周公所開創的偉大文教傳統的闡釋者和弘揚者,而不是為萬世立法的生知之聖。我們說孔子是一個「聖者」,是因為他揭示了人類整體性存在的崇高內涵,並以其親身踐行表率了成就一個完美人格(當然是有時代和階級內容的)的途徑和方式,而不是作為一個巨大的象徵映襯出我們存在的卑微與渺小,從而使我們通過膜拜或懺悔實現心靈的凈化、精神的升華——孔子是一個立足於大地的「行道」者,他就行走在我們面前。對孔子來說,「道」不是高高在上的絕對的法則或律令,而是人之為人的根本途徑,呈現在道德君子「居仁由義」的當下踐行中;「德」也並非像康德的「道德律令」一樣內在自足,必須見之於「行」,在現實的人際關係和文化傳統中獲得充實與確認。孔子強調為學由己,求仁仁至,根基是內在的,選擇是自由的,成人成聖的路是一步步艱難走出來的。儒家人生,是通過「學」和「習」不斷自我校準、自我修飭的過程。孔子稱自己「十有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倘若只有信仰而沒有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如何立基而不惑,如何定命而不移,又如何「從心所欲不逾矩」?當儒學變成宗教,當獨立自強的「君子」變成守護瑣碎儀式的祭司,當原本富有激情和夢想的學子變成盲目服從的信徒,孔子的招牌下還剩下什麼,除了擺在眼前的冷豬頭?倘若老夫子哪一天被當今那些打著他的旗號的拜神弄鬼者驚醒,一定會苦惱地皺起眉頭大喊:「此非吾道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宗教有其積極的一面。只是健康而有生命力的宗教信仰都是從社會現實生活的深處生髮出來的,而不是由少數人製造出來施加於大眾的。中國的老百姓不缺信仰,儘管他們的信仰在以文化謀生的精英們看來過於低級趣味,不過他們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麼——他們不需要「儒學下鄉」送福利,他們很理性也很樸實,如果有人真地關心他們的利益和訴求,他們會無條件地獻出自己的愛戴與感激。因此,倘若「後新儒家」的君子們真的像自己宣稱的那樣,憂天下之憂,心繫老百姓的沉淪煎熬之苦,就應當紮根到農村去,幫助他們解決衣食住行的具體問題,幫助他們想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彌補、調順由於現代觀念衝擊而損壞的親情關係和鄉里秩序,使他們擺脫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貧困,過上合乎人道尊嚴和儒家理想的美好生活——只有那樣,儒家的教義才會在社會大眾的心裡生根發芽。只是,倘若沒有了高高在上的施教者的利益和光環,還有多少人願意去「弘揚聖教」?
遺憾的是,孔聖會只關心「文化」,而不關心老百姓的利益訴求和真實感受。談起「中華孔聖會」成立後的工作計劃,總幹事周北辰表示「將在全國各地甚至海外,面向社會巡迴演講宣道」。弘揚文化需要花錢,解決的辦法除了社會捐贈、政府支持,還有「利用自己的產業平台創收」等。看來孔聖會將要發展成一個既有信仰,又有權力,還有金錢的儒家梵蒂岡。想想不久的將來,無數道貌莊嚴的弘教達人,無知無畏地奔赴五洲四海,把中華聖教之光傳播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使西方叢林中那些衣冠禽獸洗心革面,對偉大的儒家文明膜拜頂禮,令人何其心曠神怡!然而,孔子主張以身作則,敬而且畏;《禮記》強調「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如此大張旗鼓教改他人,究竟是哪門子的師承家法?
孔聖會以中華文明的守護者自居,把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當作拜物教對象。那麼我們要問:什麼是傳統?儒家傳統真的像他們認為的那樣,能夠為當今人類文明困境提供普適性的解決之道,從而必須像宗教聖物一樣加以珍護嗎?傳統是實踐的條件和結果而不是實踐的內容本身,任何民族的傳統都是其歷史實踐的產物,都不可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毫無疑問,儒家傳統中內涵著我們民族崇高價值的種子,但這些文化的精華只有進入世界之中,接受時代精神的灌注,才能獲得生機從而實現其價值,否則就只能是一些空洞的信條和有待填充的概念而已。
眾所周知,「後新儒家」原本希冀與政商合作,搭文化台,唱經濟戲,作廟堂想。看來因多年苦等而未得,如今乾脆搭自己的台、演自己的戲了。只是很遺憾,搭的雖是神台,演的卻是馬戲:深衣寬頻,幢幢往來;長躬疾趨,翼翼如也。即非沐猴而冠,也是遊戲傀儡,時或庄乎其嚴,亦不出孔子所斥「玉帛乎雲哉」的套路。所謂文化,所謂傳統,不過是造作場面的鑼鼓旗號而已。
糾纏於過去會喪失對現實的敏感,如果遠離了時代的主題,大張旗鼓地去「弘揚」傳統,不僅會導致對現實真問題的消解和遮蔽,而且會導致社會性的虛偽。傳統不在別處,就在我們當下的實踐中,需要拯救的不是傳統,而是我們自己,是我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權利主體的熱忱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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