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中國將重回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歷史常態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來源:鳳凰網財經)
未來一二十年內面臨的問題與此前非常不同,能否準確地認知新形勢下的自身和世界,將決定我們能否做出正確的應對之策
□ 錢穎一 | 文
在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裡,中國完成了經濟發展上的兩個飛躍:在前十幾年,中國成功地擺脫了「貧困陷阱」;而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中國又使得人均收入上升到了低中等的水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約8000美元),從而站在了中等收入的「門檻」前。
這些巨大成就,正是基於30多年前中國領導人對當時中國和世界形勢的認知轉變:那就是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並不是鶯歌燕舞,而是處於崩潰的邊緣;當時的世界也不是劍拔弩張、「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是存在和平發展的前景。可以看到,此後所制定的正確的戰略和政策,都是從這一關鍵性的認知轉變開始的,由此中國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從而有了隨後30餘年的經濟高速增長。
現在的中國,正處在即將邁進中等收入「大門」的重要時刻,我們在未來一二十年內面臨的問題也與此前非常不同,能否準確地認知新形勢下的自身和世界,將決定我們能否做出正確的應對之策。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發展中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時候,經濟增長出現停滯或者變得非常緩慢,因而無法持續地把人均收入推進到發達國家的行列,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收入超越2萬美元。比較突出的例子是拉美的一些國家,比如,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等,它們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中,經濟發展勢頭非常好,但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卻經歷了幾乎20年的經濟停滯,只是在過去的十來年才又開始新的增長。
這些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比較複雜,我們需要仔細研究、準確解讀。但可以說,在這些拉美國家,嚴重的兩極分化、民粹主義的經濟政策、動蕩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構成了惡性循環的三角關係,這是造成它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我們應該從中汲取教訓。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中等收入陷阱」並非是不可逃避的「魔咒」,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以及香港,就沒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它們都成功地邁入了發達經濟體的行列。這些國家和地區是我們的近鄰,所以,他們的經驗對我們有非常相關的參考價值。
應對經濟增速放慢
應該強調的是,在分析一國經濟增長的時候,要清醒地認識到什麼是真正的共同規律,什麼是真正的特殊情況,這一點非常重要。即便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們也難以逃避一個基本的經濟發展規律,就是當一國人均GDP超過中等收入的某個水平之後,即大約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35萬美元之後,其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要放慢。事實上,日本在1971年、中國台灣在1988年、韓國在1992年之後,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都從此前的8%以上下降到了7%以下。有意思的是,它們都是在1.35萬美元左右這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放緩的。
要認識中國經濟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有一個非正式的參照,那就是承辦奧運會的時間。日本在1964年舉辦東京奧運會,韓國在1988年舉辦漢城奧運會,而中國在2008年舉辦了北京奧運會。巧合的是,這三個國家在舉辦奧運會時,各自的人均GDP收入都在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8000美元上下。並且,無論是從中國當前的產業結構、居民的生活感覺等方面來看,還是從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即對高投入、高儲蓄、高出口、人口紅利的依賴來看,中國都和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韓國很相似。
日本的經濟增長放緩發生在其奧運會舉辦七年之後,韓國則在四年之後。當然,我並不想根據這些信息,就預測中國的增長速度何時放慢,也不認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馬上就要下降的觀點,但是,必須強調的是,這個基本的經濟發展規律是各國都適用的。也就是說,在可看到的未來,中國將面臨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
所以,中國必須制定好應對措施,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和轉變。這個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討論,不過,當時中國的發展階段還沒有到非調不可、非改不可的時候。可是,現在或很快,這個問題就會變成緊迫的現實壓力了,這一次,中國將要面臨真正的挑戰。
在習慣了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之後,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去接受經濟增速的放緩,因為這也是經濟體變得成熟的標誌。正是因為成熟,人口紅利將消失,資本回報將下降,這就是經濟增長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速度下降的根本原因。更何況,我們必須承認,在過去的30餘年中,中國GDP平均每年9%的增長本身就是具有追趕性質的。因為起點非常低,就可以利用國際上已有的技術和生產方式,實現持續的高增長,也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
但是,如同不能要求20歲成年人和15歲的青少年有同樣的長個子的速度,當一個經濟體開始成熟以後,我們也要逐漸適應一種新的增長方式,接納一種新的生活觀念,這雖然很不容易。
應對經濟增速放慢措施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經過這次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的相對地位是上升了。但是,我感到,如果這種受益使得我們不能冷靜地評價自己,那我們就難有決心、有動力去推動深層次的體制改革,也就很難對應將要到來的經濟增速放慢的挑戰。
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就在於不斷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今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更加需要進一步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如果我們因為已有的成就而遺忘了這條主旋律,認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不成熟體制的轉型,而只是現有體制的調整,甚至因為某些錯誤的「經驗總結」而否定了這條主旋律,我們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應有一種平和的大國心態
以上所說只是人均收入的方面,它雖然可以比較好地刻畫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但是,對於認知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遠遠不夠。我們還要把人均收入乘以13億,這就是經濟總量。今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如果往更遠的未來看,按照市場的匯率計算,中國2009年的GDP總量大約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大約20年以後,中國就有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中國目前GDP總量約是美國的三分之二,因此,中國超越美國在七八年內就可能實現。
無論是按照匯率計算,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人均收入在未來的一二十年都會達到和超越世界的平均水平,這將意味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將達到並超過其人口所佔份額,即超過五分之一。一個佔世界經濟總量20%甚至更多份額的經濟體,對世界的影響顯然是舉足輕重的。因此,這樣一個中國,如何認識世界,尤其是如何認知其自身在世界中所應扮演的角色,不管對於它自己,還是對於整個世界,都是極為重要的。
中國曆來是一個大國,從來也都有一種大國心態。1000年前,中國是世界的最大經濟體,而且,人均收入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中國的領先文明,加之當時世界較為封閉的環境,使那時的大國心態是一種自詡為「天朝上國」的優越心態。而120年前,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可那時的中國已經在衰退,同時外強侵侮、國難當頭,戰火中的中國經歷著內心的驚慌與煎熬,這是危難中的大國心態。
今天,我們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又將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樣一種「歷史常態」。然而,這次既不同於1000年前,也不同於120年前,中國與世界的情況都已經大不相同了。因此,我們既不應該試圖找回1000年前的那種「優越心態」,在「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情結牽絆下,故步自封,淪為狹隘的民族主義;也不應該是120年前那種身處國難之中的「危難心態」。
對我們來說,具有一種正確的大國心態至關重要。在一個日益趨「平」的世界中,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一個曾經的領先大國,一度的危難大國,今天的復興大國,應該有一種平和的心態,那就是中國要適應世界,世界也要適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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