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紐約找我弟弟，他會請你們吃飯。

06-25

活字今天推送是夏志清夫人王洞女士為《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所寫的前言，作為夏氏兄弟之間的通信議時政、說家常、論文學、評電影，這種坦蕩而不加遮掩的心靈對話，在中文出版物里極為少見，至於文筆之通達優美，所蘊含歷史資料之豐富，有目共睹，毋庸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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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與五位同學合影（1942 年）前排左起：吳新民、丁念庄、陸文淵後排左起：王楚良、夏志清、張心滄
志清晚年的願望是發表張愛玲給他的信件及他與長兄濟安的通信。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雞湯，雞湯從鼻子里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協和醫院（St.Luke』sHospital）急診室。從我家到醫院，只需過一條馬路，所以我們是走去的，以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點，志清口乾肚餓，叫我回家給他拿熱水和香蕉。不料等我回到醫院，他床前圍了一群醫生，正在手忙腳亂地把一個很大的管子往他嘴裡塞，讓他用機器呼吸。原來護士給他吃了優格（yogurt），掉進了肺里，即刻不能呼吸。這管子上頭有一個大球，放在嘴裡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聲，後來就在他脖子上開了一個小口，插上通氣管，志清即不能說話。有一陣病危，他向我交代後事，用筆寫下保存張愛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庄信正來替他完成心愿。信正是濟安的高足，也是張愛玲最信賴的朋友，自是最合適的人選。志清經過六個月的奮鬥，居然取下了通氣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裡，可是不良於行，精力大不如前，《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監督下由我完成，於2012年《聯合文學》出版。2013年志清進出醫院頻繁，他每日念叨著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醫院、療養院看他、陪他吃飯，替他刷牙，不等我離開，他已經睡著了，沒有機會讓他讀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夢中安詳地走了，出版志清與濟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夏志清夫婦（2013 年，世界日報記者許振輝攝影）
濟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腦溢血病逝於柏克萊（Berkeley），志清帶回濟安所有的遺物，包括他們的通信、郵簡及明信片。濟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給他的信有352封，珍藏在一個綠色的鐵盒子里，放在他書桌底下，預備隨時翻閱。他給濟安的信則分散在四個長方形紙制的文件盒子里，放在我們的儲藏室，也有260封，共有612封。如要全部發表，需輸入計算機，外加註釋，是一件耗費時日的大工程，如選一部分發表將失去連貫性。我選擇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寶貴的時間花在打字上，實在難以啟齒。我沒有找信正，預備自己做，7月間買了一台蘋果計算機，想利用它的聽寫功能把信念進去。沒想到這蘋果智慧不足，聽不懂我的普通話，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詞用語。我只好改用鍵盤操作，先把信文輸入，再加上「按語」，如此費時兩周，才做完10封信，按這樣的進度，估計得花上五年的功夫，才能做完這些信件，太慢了。我就請王德威教授給我介紹一位可靠的學生打字，把信文輸入計算機。德威盛讚蘇州大學文學院的水平，推薦由季進教授領導，參與信件的編注。
2004年季教授曾訪問過志清，事後寫了一篇名《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夏志清訪談錄》登在《當代作家評論》雜誌上。志清看了很喜歡，對這位來自家鄉的年輕學者倍加讚許。德威將這篇專訪收錄於《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聯經出版公司，2010）。志清大去後，季教授也應《明報》邀約，寫了一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懷念夏志清先生》的悼文，對志清的著述有獨到的見解。2008年季教授曾請德威和我到蘇州、鎮江、無錫遊玩，共處三日，我和季進也變得很熟了。我寫信給季進，請他幫忙，他一口答應，承擔起編注的重任。
德威計劃在2015年4月為志清在中研院舉辦一個學術研討會，希望在會前先出版一部分書信，我就選了前121封信，由志清乘船離滬來美至濟安離港赴台。在這段時間，國共內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毛澤東成立了人民政府。多數知識分子及人民嚮往共產政權，濟安卻堅決反共，毅然離開北平飛上海，乘船至廣州，落腳香港。濟安在信里，時常報導政局戰況，對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關注，時常想念滯留在北大的同事。濟安非常喜歡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語不通，阮囊羞澀，也常常向志清訴苦，對在港的親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謂來自上海的「白華」，時有詳盡的描述。
濟安從小有理想，有抱負，廣交遊，有外交長才。志清卻是一個隨遇而安，只知讀書的好學生，他除了同班同學外，沒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濟安在光華大學的同學。宋奇來訪，總是看見志清安靜地讀書，偶遇濟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戰末期，濟安去了內地後，宋奇仍常來看志清，談論文學，借書給志清。志清在上海初會錢鍾書也是在宋奇家裡。他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宋奇寄給他許多書，特別推薦張愛玲與錢鍾書，對《小說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貢獻。宋奇是中國戲劇先驅宋春舫（1892–1938）的哲嗣，家道殷實，相形之下，夏家太窮了，所以在濟安與志清的筆下，常說他們家窮。其實他們家境小康，不能算窮。

夏志清夫婦與袁可嘉伉儷（1983 年）左起：袁可嘉、夏志清、王洞、袁太太
他們的父親夏大棟先生，因早年喪父，輟學經商，娶何韻芝為妻，育有子女六人：濟安居長，大志清五歲，三個弟弟夭折，六妹玉瑛，比志清小十四歲，與濟安相差十九歲。父親長年在外經商，濟安就負起管教妹妹的責任。玉瑛對大哥有幾分敬畏，對二哥卻是友愛與依賴。特別是父親與濟安到了內地以後，家中只剩下母親、志清與玉瑛。志清對幼妹，非常愛護。他母親不識字，生活全靠父親接濟，父親的匯款，不能按時收到，他們不得不省吃儉用，與滬江的同學相比之下，也是窮。
濟安中小學讀的都是名校，有些同學，後來都成為名人。志清讀的都是普通學校。他初進滬江時，覺得自己的英文口語比不上來自教會學校的同學，但他的造句卻得到老師的讚賞，大二時他就是公認的好學生了。他們班上最有成就的就是他和張心滄（1923–2004）。張心滄也是系出名門，父親是吳佩孚的幕僚張其鍠（1877–1927），母親聶其德是曾國藩的外孫女，有顯赫的家世。志清同班要好的同學，除了心滄，還有陸文淵、吳新民及心滄當時的女友、後來的妻子丁念庄。他們都來自富有的家庭，難怪志清篇篇文章說自己窮了。
港中大兩夏書信集版，現已上市
志清大學畢業後，考取了海關，在外灘江海關工作了一年，抗戰勝利後，隨父執去台灣航務局任職。濟安從昆明回到上海，覺得志清做公務員沒有前途，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1946年9月兄弟二人攜手北上，到了北大不足半年，志清報考李氏獎金（Li Foundation），寫了一篇討論英國詩人布萊克（Blake,1757–1827）的文章，很得著名文評家燕卜蓀（Empson,1906–1984）欣賞，獲得文科獎金，引起了「公憤」。西語系落選的講員助教，聯袂向校長鬍適抗議，謂此獎金只應頒給北大和聯大的畢業生，怎麼可以給一個教會學校出身的夏志清？胡適秉公處理，仍然把李氏獎金頒給夏志清，志清得以負笈美國。胡適似乎對教會學校有偏見，召見志清時，一聽志清是滬江畢業，臉色即刻沉下來，不鼓勵志清申請名校。當時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的真立夫（Jelliffe）教授正在北大客座，志清就申請了奧柏林，也申請了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這兩所學校，以大學部（undergraduate）著稱，都不適合志清。蒙「新批評」學派的領袖藍蓀（Ransom,1888–1974）賞識，寫信給Brooks（1906–1994）推薦志清去耶魯就讀。志清何其有幸，得到「新批評」學派三位健將的青睞。
志清一生跟「窮」脫不了關係，因為他從1950年起就接濟上海的家，一直到1987年，從沒有機會儲蓄。在滬江，在耶魯，沒有餘錢約會（date）女孩子，只好用功讀書，唯一的娛樂是看美國電影，其實他看電影，也是當一門學問來研究的。沒有女友，既省錢又省心，能夠專心讀書，在耶魯三年半，即獲得英文系的博士，之後請得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寫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為自己奠定了學術地位，也為現代文學在美國大學裡開闢了一席之地。
夏濟安與陳世驤
濟安為弟弟的成就很感驕傲，常對人說：「你們到紐約找我弟弟，他會請你們吃飯。」我1961–1963年在柏克萊讀書，我和朋友在一個小飯館，巧遇濟安，他就對我們說過這話。我當時不信夏志清真會請哥哥的學生吃飯。直到我和志清結婚，才知此話不假，濟安的朋友學生，志清都盡心招待。濟安維護弟弟，也是不遺餘力。

1963年春天，我去斯坦福大學東亞系參加一個小型的討論會，聽濟安滔滔不絕地發言，原來他在駁斥普實克（Pr??ek,1906–1980）對《小說史》的批評，為志清辯護。他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快，有些口吃，不修邊幅，是個平易近人的好老師。他的學生劉紹銘曾對我說跟濟安師有說不完的話，與志清卻無話可談。志清說話更快，而且前言不接後語，與其說些讓人聽不懂的話，不如說些即興妙語，使大家開懷大笑，私下也很少談學問，指導學生，就是改他們的文章，叫他們去看書。話說1967年9月我來哥大工作，暫時被安排在我老闆丁愛博（Albert Dien）教授的辦公室，翌日進來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聞大名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長臉屬國字型，身高中等，衣著整潔，舉動快捷，有些緊張（nervous）的樣子，乍看長相舉止一點也不像夏濟安。細看他們的照片，二人都是濃眉，大眼，直鼻，薄唇，來自他們的父母。志清臉長，像父親，濟安臉圓，像母親。
濟安與志清，雖個性不同，但興趣相投，他們都喜好文學，愛看電影，聽京戲。濟安交遊廣，童芷苓，張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里，除了談論時政家事外，就講文學，評電影，品京劇，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時候是談女人與婚姻。1947年，濟安已年過三十，尚未娶親，是他們父母的一樁心事。濟安感情豐富，每交女友，即迫不及待地趕緊寫信給弟弟，志清必為之打氣，濟安每次失戀，志清必訴說自己失戀的往事安慰哥哥。二人對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濟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結一次婚，如不能跟心愛的女子結婚，寧肯獨身。志清卻把結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經驗。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結婚，結了婚，私下還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權利。正因為濟安把婚姻看得太神聖，終生未娶。我讀濟安的日記，知道他內心很痛苦，他的日記是不願意給別人看的，志清不顧濟安的隱私，在1975年發表了《夏濟安日記》（時報文化出版）。志清覺得濟安記下了抗戰末期的政局、物價，是真實的史料，暗戀李彥，對愛情的專一，更難能可貴。現在基於同樣的理由，志清要發表他與濟安的通信。記得2010年，在志清九十歲的宴會上，主桌上有些貴賓，當年是中學生，都看過《夏濟安日記》，對濟安的情操，贊口不絕。
志清1982年以前不寫日記，往往以寫信代替日記。他寫過幾篇散文，講他童年與求學的經過，在《耶魯三年半》里（見《聯合文學》第212期，2002年6月），即提到計劃發表兄弟二人的通信，從而有助於研究文學的學者對夏氏兄弟學術的了解。若在世，今年濟安九十九歲，志清九十四歲，他們平輩的朋友大半作古，學生也是古稀耄耋，其中不乏大學者，名作家，為求真起見，不改信中的人名。他們對朋友是褒多於貶，希望他們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這些後輩也可從信中了解他們父母離鄉背井，在人地兩生之地謀生的艱辛。
濟安的信，有的是從右至左，由上而下直書；有的是從左至右橫書，格式不一，字大，容易辨認，夾雜的英文也不多。志清的信都是從右至左，由上而下直書。志清為了省紙，常常不分段，他最早的兩封信，已在1988年分別發表於《聯合文學》（2月7–8日）和《香港文學》（5月），篇名《四十年前的兩封信》，採用的是「散文」體。分段後，加上「按語」，介紹人名時往往加上自己的意見。現在收入《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由季進教授重新作注。
兩夏書信集活字文化版，即將面世
這些信，大部分有信封，可是年久，郵戳模糊，信封破損，按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著實花了我不少時間。因為他們的信，照中國人的習慣，只寫日期沒有年代。志清初抵美國，非常節省，用的是劣紙，信紙多有裂痕，字寫得雖清秀，但太小。夾雜的英文又多，一字不誤地解讀他的舊信，實屬不易。為避免錯誤，有時我得去圖書館，我三十年不進圖書館，現在重做研究，別有一番滋味。濟安的信雖然字大，也有看不清的地方，他曾潛心研究橋牌，為了辨認第九十二封信里的英文字，我特地上網，只花了一塊錢，就買到了橋牌高手Culbertson（1891–1955）的Contract Bridge Complete—The Golden book of Bidding and Play （Philadelphia, Chicago: The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36），找出「Self Teacher」這個準則。這本書封面金底紅邊，黑字仍然亮麗。書身寬4?寸，長7寸，厚1?寸，握在手裡，感觸良多。一本絕版的老書，竟不值一張地鐵的車票，在紐約乘一趟地鐵，還得花上兩二元五角錢呢！

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與志清相識，1969年結婚，對他的家庭，求學的經過，都是從文章里看來的。他的朋友學生倒是見過不少，留在上海的親戚一個也不認識。信中所提到的親戚，全賴六妹玉瑛指認。感謝季進率領蘇州大學的同學，用最短的時間，排除萬難，把這些字跡模糊的舊信正確地輸入計算機，並且做了七百多條簡要的註解，保證了《書信集》第一卷的如期出版，真是功德無量。我忝為主編，其實是王德威策劃，季進編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沒有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先生的支持，這《書信集》無從問世。志清在天樂觀其願望之實現，對德威、季進、金倫也是非常感激的。我在此代表志清向王德威教授、季進教授、蘇州大學的同學、胡金倫總編輯、聯經出版公司的同仁及六妹玉瑛致以衷心的謝意。
作者為夏志清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