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獲2017年紐曼華語文學獎

王安憶獲2017年紐曼華語文學獎 稱將突破與變化 2016年10月08日 生活里有很多會講故事的人

  繼莫言、韓少功後,又一中國內地作家王安憶摘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美中關係研究院授獎辭里這樣評價王安憶———「她多年來一直在寫作上突破自我,每篇文學作品都不重複」。昨天,著名作家、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王安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還是很開心的,獲獎總歸要靠運氣。對我來說,寫小說有種最樸素最簡單的樂趣,不然我也不會長跑30多年,還樂此不疲地跑下去。至於突破與變化也是必須的,寫作這種創造性的工作,不變怎有意思?」

  王安憶很早就知道這個獎,2009年莫言拿到首屆紐曼華語文學獎時,她也被推薦入圍了。此次獲獎除了1萬美元獎金之外,她將受邀於明年3月初前往俄克拉荷馬大學領獎、做文學講座等。不過,她也坦言,整個華語文學乃至東亞文學在歐美國家還處於相對邊緣的狀態,影響力及關注度仍有限。

  去年底,王安憶的最新長篇小說《匿名》出版,被評論界視為從群體書寫轉向人類精神狀態的探索,眼下,王安憶的最新非虛構作品、中篇小說將分別發表在今年第6期、明年《收穫》雜誌上,她手頭還在創作一個中篇。王安憶說現在很享受這種細水長流的狀態,「寫作激情不是爆髮式的,但一直都在。」在她看來,之所以如此迷戀小說,不僅僅因為小說講述了一個個百轉千回的故事,更是因其所具備的思想價值,「生活里有很多會講故事的人,坊間八卦傳聞等,但那不一定是好小說。優質小說所講的故事價值是在常識之上的,對世界和存在有新發現、新期望」。

  「經常面臨材料緊缺的困境,逼迫我調動所有想像力」

  紐曼華語文學獎的5名評審早在今年初選出了5名提名人選。經過三輪投票,決定出最終得獎者。王安憶的提名者、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在提名聲明中寫道:「過去30年,王安憶不斷在寫作中突破自我,每篇作品都試圖在轉變方向從而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她用中文創造了一個現實社會、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王安憶透露,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教授王斑也寫了提名聲明,這讓她這次獲獎勝算更大。

  王安憶幾十年來創作了多部代表小說,包括《長恨歌》《紀實與虛構》《富萍》《遍地梟雄》《啟蒙時代》《天香》《匿名》等,大多是關於上海的歷史敘述。有意思的是,王安憶本人尤其滿意的作品,並不是獲獎最多、改編最多的《長恨歌》,而是一部小長篇《富萍》,「客觀來說,不考慮自己的勞動和辛苦,我覺得《富萍》很天然,寫的時候自己也覺得舒服,彷彿水到渠成。有的長篇更像是一個做得比較好的針線活兒」。

  王安憶很羨慕那些生活經驗豐富而且特殊的寫作者,「他們往往是鄉村的寫作者,鄉村生活既有自然性,又有歷史感,比如莫言,他筆下的小說圖景相當寬闊。」她談及自己和同時代大多數人經歷差不多,加上相對生活圈子較小,個人經驗能夠提供給寫作的資源就很貧乏,尤其當寫作慾望高度膨脹,就處在饑渴狀態。因此,王安憶坦陳自己對「每一點可能充當材料的瑣細」都無限地珍惜,但從另一方面看,「材料的稀缺在某種程度上倒是一種成全,困境逼迫我必須調動想像力和感情,甚至幻覺」。比如,《傷心太平洋》就是一個典型的小說實驗,依賴情感支持和遙遠的想像。

  那麼,在職業寫作者王安憶看來,什麼是好的小說?她堅持,生活里有很多會講故事的人,坊間的傳聞、流言、八卦,都是故事的形態,可那卻不是小說。「小說應該有思想的價值,但價值要怎麼體現呢?又回到故事。有好故事,有一般般的故事,還有壞故事。好故事能夠完滿釋放價值,不好的故事就無法傳達價值。」王安憶說,故事的陷阱是,由於它和生活表面過於相似,難免會羈絆迷惑我們;但具備合理邏輯的不一定有價值。「我以為價值應該超出常識,在常識之上。它專屬講故事的人獨有,對世界和存在有新發現、新期望,是這價值將原始的故事和小說的故事區分開來。」

  幾乎所有人都要求改寫王琦瑤的結局

  王安憶聊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她的小說《長恨歌》被大量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戲劇、拉丁舞劇,但「幾乎所有人都要求我把結尾改掉,不要讓王琦瑤死得那麼難看」。外界給出的理由是,這結局太不浪漫,不要讓長腳殺她,讓她死在老克勒的懷抱里……王安憶覺得,或許有人是出於好心善良的想法,「但是如果真按照他們的要求去改,就真的掉到王琦瑤白日夢的窠臼里,這是我不甘心的。我的本意是要破碎王琦瑤的傳奇人生。」這就牽涉到小說家與小說角色之間的張力。

  常常有讀者問王安憶:你和王琦瑤相像不相像? 王安憶都說不像。人們又問:「哪裡不像?」王安憶給出的回答是,這個角色不是一個有美學理想的人,只是有著實際的生活追求,等待超出本階層的普遍性命運,躍上一個台階。「這當然也是一種奮鬥的人生,艱苦卓絕。但我確實不是她,那麼,我為什麼要寫她,我究竟期望讓她為我解決什麼? 在她世俗的、在我看來價值有限的人生觀里,我企圖注入什麼樣的思想? 她又能否完成我的任務?」在王安憶看來,這就是她作為小說家和小說人物的緊張關係,作者在其中很掙扎,處境是危險的,一不留意就會陷落,需要時刻檢討寫作這個故事的初衷。畢竟,小說家一方面要追蹤人物的邏輯,另一方面又要以他為替身實現自己的邏輯。 本報記者 許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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