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從嚴懲截訪者到殘酷鎮壓上訪者

——明朝興亡過程的歷史回顧

　　一個政權是否真「為人民」，從它對民眾、特別是對 「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無助待援的弱勢群體——訪民的態度上，最清楚不過地表現了出來。明朝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從最初的支持民眾反腐、懲辦截訪者，墮落到後來的保護貪官、鎮壓上訪者，一方面表現了其政權性質從「為人民」到「反人民」的轉化，另一方面又是其政權興衰變化的表徵。從這個角度看明史，總是令人不勝感慨唏噓。

　　重獎進京「群體上訪」的民眾

　　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在社會上曾經倍受凌辱，對官吏的欺壓民眾具有切膚之恨。即位之後，堅決發動和依靠民眾，打擊貪官污吏。他說：「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克為務，此民之蠹也。」⑴ 不搞掉這些「民之蠹」，民眾繼續處於受迫害、受壓迫的地位，一場革命絕對就是白革了，還談什麼「為民」？

　　朱元璋的目標，是要創建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裡，「三光平，寒署時，五穀熟，人民育」，「天下無金革鬥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② ，「田野辟，戶口增」③，「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④， 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無官逼之憂，無盜厄之苦」。 ⑤

　　欲達此目的，搞掉官員隊伍中的 「民之蠹」，是應有之義。

　　怎樣才能搞掉「民之蠹」呢？依靠群眾。

　　元末，群雄並起，天下大亂。獨獨朱元璋取得了勝利。秘密就在於唯有他的部隊，最重群眾紀律，「擅入民居者死」⑥，「卒取民七茄，立斬」⑦，是當時唯一一支不擾民、得到群眾熱烈擁護的革命隊伍。既然靠群眾能夠打敗群雄、奪取政權，清除「民之蠹」、鞏固政權，當然也就只能依靠群眾了。大明除了制訂「重繩贓吏」⑧的法律，建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監察機構，以執行法律外，放手發動群眾，揭發檢舉貪官污吏，就成了不二的選擇。朱元璋說：「民間若不親發露其奸頑」，「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⑨

　　皇帝高高在上，當然「一時難知」誰是贓官，但是官員們生活在民眾中，他們的行事，民眾卻最了解。在朱元璋看來，民眾揭發贓官，不僅不是對大明政權「抹黑」，反而是對皇帝的幫助。——朱元璋是無所畏懼的。他堅信他的政權，心態健康，屁股乾淨，絕不「前怕龍後怕虎」。

　　明初，依靠群眾揭發贓官，最厲害的一手，是：一竿子插到底，激勵基層民眾，群起直接揪送那些破壞法治、刁難、殘害民眾的貪官污吏，交由政府法辦。

　　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朱元璋頒布《大誥》，幾十次地反覆動員，號召：「自布政司（相當省政府）至於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材，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以憑議罪」。⑩ 「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滑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害者……幫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⑾ 舉凡「不務公而務私，在外臟貪，酷虐吾民」，「巧立名色，害民取材」，「欲取民財，實難言語，故行刁蹬」，「不將正犯解官，而拿解同姓名者」，「賄賂出入，致令冤者不申，枉者不理」，「起滅詞訟，教唆陷人」，諸如此類，上至布政使（省長），下到離職小吏，俱在揪送之列。

　　大明相信人民，毫無顧慮地，放手發動民眾，不惟不怕「群體鬧事」，反而提倡民眾「會議」、「共議」、「連名」，集體行動，「或千或百或十」 ⑿，「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成群結隊，浩浩蕩蕩，扭送貪官污吏進京面奏，交給朝廷懲辦。⒀

　　扭送贓官進京的「上訪」群眾，特重要者，由皇帝親自接見、處理。⒁ 只要是訪民，不僅不遭驅趕，不受懲罰，不記黑賬，不受監視，朝廷反而分別情況，給予獎賞。例如，官吏貪贓枉法，接受逃兵財物，不送交軍隊，反捉拿同名同姓良民交軍充數者，「豪傑之士、耆宿老人會議捉拿赴京，見一名賞鈔五錠。」⒂；衙門官吏、弓兵、皂隸、祇禁，「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者」，「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幹辦人一名，管幹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⒃ 奸頑豪富之家勾結官府，將自家田地分寫小民名下，將賦稅轉嫁給小民，由「所在被害人戶及鄉間鯁直豪傑會議捉拿赴京」者，「將前項田土給賞被擾群民。」⒄ 積年「生事科擾」，「酷害於民」，「以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冤枉下民」的貪官污吏，或被充軍，或罰作苦工，服刑未滿，私自逃回，檢舉揭發屬實，「以本家產業給賞其首者。」⒅

　　常熟縣陳壽六為縣吏顧英所害，非止害他一人，且害民甚眾。陳壽六率弟與甥三人擒拿其吏，執《大誥》赴京面奏。朱元璋嘉其能，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同時，敕都察院榜諭市村；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事擾害陳壽六者，族誅。⒆

　　政府發動和依靠民眾打擊貪腐勢力，態度何等堅決，氣派何等宏大！非徹底的革命家，不能有此大手筆。

　　許許多多截訪官員被梟首示眾

　　大明規定：「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坐罪。」⒇ 「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務者，雖無文引（即沒有隨身攜帶 「介紹信」、「身份證」之類），同行人眾，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於三五百名，所在關津把隘去處，問知面奏，即時放行，毋得阻當。阻者論如邀截實封罪。」（21） 所謂「邀截實封」，即中途阻撓向朝廷密封遞送「情況反映」、割斷上下聯繫、使皇帝孤立起來，那是要治罪的。 阻擋群體集體進京「上訪」，與邀截向皇帝送交「告狀信件」者同罪。 那麼，怎麼處罰呢？ 「敢有邀截阻擋者，梟。」（22） 所謂「梟」，就是砍下頭顱，將首級懸掛城頭示眾。十分了得！

　　為攔截「上訪」民眾進京，而被「梟」的大小官員不少：

　　嘉定縣民郭玄二等二人，手執朱元璋頒發的《大誥》赴京，首告本縣首領弓兵楊鳳春等害民。經過淳化鎮，其巡檢（公安派出所所長）何添觀刁蹬留難，致使弓兵馬德旺索要鈔貫，馬還威脅說：如不行賄，則差人將他們送京懲處。事發，馬德旺依《大誥》規定行誅，梟令示眾；何添觀鑰足枷令。（23）

　　松江府知府（專員）李子安貪贓枉法，問題嚴重，擔心被人進京告發，為「防患未然」，竟將旗軍傅龍保等十二名收監。又三人走脫，欲行赴京告狀，被李子安「邀截回還，鎖禁五十餘日」。事發，凌遲示眾。（24）

　　開州同知（專區副專員）郭惟一貪贓害民，耆宿董思文等赴京陳告。郭惟一竟率領祇禁人等，將其邀截回州，收監在禁，監死董思文一家四口。其侄董大赴京告發。郭惟一梟令示眾。（25）

　　溧水縣主簿（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范允受賄，包庇罪犯。民人霍進等到縣告發，有關罪犯以鈔四百貫、紅綾二匹再次行賄，范允即又「泯滅其事」。霍進等赴京陳告，范允令人途中邀截回還。事發，梟令任所。（26）

　　吳江知縣（縣長）張翥、縣丞（副縣長）周從善，吳縣主簿（縣政府辦公室主任）閻文、曹縣知縣（縣長）杜用等，都曾因阻擋耆宿扭送贓官赴京等罪而被判處死刑，杜用處斬，其餘三人戴死罪暫留原職工作，以觀後效。（27）

　　北平貪官將贓物分存各處，其中向開州官吏羅從禮等存放17，000貫。開州州判(從七品)劉汝霖不按名追贓，卻下帖鄉村，遍處科民代賠，還給人戴大帽子：如不交納，就是不支持朝廷追贓，甚至禁錮農民，逼令納鈔。開州耆民，不忍坐視民患，赴京面奏者五人。朱元璋遣人查實，將劉汝霖梟令於市。（28）

　　丹徒縣丞（副縣長）李榮中等六人受賄575貫，將應當服役的1，265人免役，而將應免夫役的鋪兵、弓兵、生員、軍戶周善等數百家，一概遍鄉勾拿動擾，意在搪塞，於內又復受財作弊。被擾之家至京揭發，情況查明，梟首示眾。（29）

　　軍隊幹部犯此罪者，同樣嚴懲不貸。青州護衛千戶（正五品）孫旺，逼令軍人自縊身死。其餘軍人赴京申訴，他差人邀截回去，將各軍人監在牢里，誣賴他們勾結壞人作亂，凌遲處死四人，其餘盡發雲南。事發，孫旺凌遲處死。（30）

　　兗州護衛指揮（正三品）蔡祥、千戶（正五品）毛和、鎮撫（六品）梁時、顧信等，百般苦軍，軍人糟法保赴京告狀，行至鳳陽浮橋，他差人趕回去，妄啟魯王，將軍人打死分屍。事發，千戶毛和等，自知罪重，脫監潛逃，指揮蔡祥凌遲處死。（30）

　　處州衛指揮（正三品）顧興、魏辰、屠海、雷震、盛文質、夏庸等，有軍人陸達之赴京，告張知府收糧作弊，他們與有司交結，差人趕回監問。事發，發荒僻之地金齒充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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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送貪官污吏，怒潮興起，壞人聞風喪膽。樂亭縣主簿(縣府辦公室主任)汪鐸等設計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難的，每一丁只要出絹五匹給他們，即可出脫。高年有德耆民趙罕辰等三十四人將他們綁縛赴京。行間，有的當人、說事人、管事人何濬等十人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一同幫助，將工房吏張進等八名綁縛起行，去縣四十里。汪鐸哀求：「我十四歲讀書，好不容易才到今天。你們千萬原諒我這一次，不要壞了我的前程。」(31) 從這件事，可以充分看出依靠群眾監督幹部這一措施的威力。

　　阻撓民眾進京「上訪」，是一種破壞朝廷與民眾的血肉聯繫、陷朝廷於孤立、失敗境地的罪行，其性質與反皇帝、反朝廷無異，幾近「十惡大罪」之二的「謀叛」罪，朱元璋豈能容忍！朱元璋是要「務得民情」的（32），有礙於此者，無論何人，都沒有好果子吃。

　　情況忽然逆轉，訪民遭鎮壓

　　正當民眾安居樂業、到處一片昇平景象、社會各方面均顯得欣欣向榮時，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大明建政後的第六十三年，江西中部新淦縣（今新干）卻突然發生了一起上訪民眾被官府鎮壓的嚴重事件，給和諧的社會畫面抹上了色彩異樣的一筆。它和整個社會無法協調，顯得那樣突出，那樣觸目驚心，以致人們在回顧有明一代的整個歷史時，不能不注意到它。

　　事情的經過，據《明實錄》的記載，是這樣的：

　　江西新淦縣丞厲中，……與土豪同惡害民。凡催科， 必非法棰楚，加數十倍取之。所獲金銀錦綺不可勝計。民不勝毒虐，遂集眾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聚。中與巡檢張斌等率眾捕之， 民奮前殺斌，而縛中詣京師訴之。至南康，官兵掩捕民，械送京師，悉置於法。（33）

　　縣丞是縣令的助手，相當今天的副縣長。這個壞分子勾結、依靠土豪征辦賦役，手段殘狠：凡遇催科，對群眾必加棰楚。不僅如此，榨取的數量，又大大超過政府定額，為數竟達數十倍之多，從中大量貪污，攫為己有。非法所得的金、銀、錦、綺，多得不可計其數量。群眾實在受不了，起來造反，收拾了他在農村的爪牙，焚劫其家，而後走山谷躲避。當時，他們還留有餘地，給了厲中一個悔改的機會。但是厲中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派出巡檢進行追捕。群眾堅決迎戰，英勇抵抗，打殺巡檢，抓住為非作歹的貪官厲中，依例將其扭送京師，交給朝廷查辦。不料，還沒有走出江西，僅到鄱陽湖邊的南康（治今星子），就被官軍逮捕，送往北京殺頭，全部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