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記》中的「漁人」是誰

《桃花源記》中的「漁人」是誰范子燁

明唐寅《東籬賞菊圖》(局部)

偶然闖入桃花源的「漁人」是一個懂得自然審美、喜歡觀賞風景的人。《桃花源記》說: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絢爛的桃花,鮮美的芳草,使他受到了吸引,他為之驚異,甚至沉醉於美景之中,忘記了路途的遠近。王維(701—761)的《桃源行》對「漁人」的這一特點傳寫得十分精確:「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忽值人。」(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卷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頁)我們試比較李清照(1084—1155)在其著名的詞篇《如夢令》中所表現的審美心態: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7頁)

顯然,就審美心態而言,「漁人」和李易安並沒有什麼差異。由此可見,陶淵明筆下的「漁人」絕對不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普通漁夫。《文選》卷三十謝靈運(385—433)《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詩人指出,雖然砍柴和隱居都在山裡,但卻是完全不同的行為,因為隱者有「賞心」——審美的情懷,而為了生計天天去山裡砍柴的樵夫卻很難具有這樣的情調。這種美學思想無疑是非常深刻的。明乎此,我們就可以初步確認「漁人」的真實身份了。唐劉知幾(661—721)曾說「武陵隱士,滅跡桃源」(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冊,第526頁),客觀上已經點明了這一點。《桃花源記》還說:

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在等級森嚴的東晉時代,這位「漁人」居然可以很隨便地拜訪郡中的最高行政長官,對他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奇聞異事,不僅如此,他的講述還能夠引起太守的高度重視,乃至派人跟隨他去重覓桃花源。這種事情即使在現代社會的行政體系中恐怕也很難做到。譬如,美國佛羅里達近海的漁民想要拜見佛州州長,想對他隨便說點自己海上歷險的故事,談何容易?因此,就人物原型而言,「漁人」肯定是一位具有深厚社會背景的隱士。如《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列傳》載王弘之(365—427)「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築室。」王弘之說自己釣魚「得亦不賣」,這無疑是「漁隱名士」的夫子自道。如果一定要說他以「捕魚為業」的話,那麼,就只能意味著「以捕魚作為平生的志業」,也就是隱居避世的一種方式。陶淵明所說的「武陵人捕魚為業」也是如此,而究其實,這也不過是一種障人眼目的文學託詞而已。當然,這種文學託詞是建立在我國文學傳統之上的。「漁人」,或稱「漁父」,或稱「漁翁」,在我國古典文學的藝術畫廊中是一個十分常見的人物形象,如《莊子·漁父》曰: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發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15-816頁)

這位「漁父」不僅與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侃侃論道,而且使他非常欽佩,顯然是莊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虛構的一位智者。與莊子之文頗為類似的是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宋洪興祖《楚辭補註》,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9-181頁)

屈原筆下的這位「漁父」,如同莎翁戲劇《漢姆萊特》中的鬼魂,《麥克佩斯》中的幽靈,都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種外化,乃是作家為表達其心靈苦悶,為書寫其人生困境而運用一種藝術手段。《世說新語·文學》第91條:「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南朝梁劉孝標(462—521)注稱「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謝萬(321—361)把漁父視為實際出現的歷史人物,乃是受司馬遷(公元前145—公元前87?)《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影響。劉知幾說:「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雲夢神女於陽台。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游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於岩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並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冊,第521-522頁)劉氏批評了前人在修史過程中對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的混淆,其見解是相當深刻、精闢的。我們讀柳宗元(773—819)著名的《江雪》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在大雪紛飛的酷寒天氣里,根本就不能釣魚,因為釣亦不得,徒受寒凍,然而,在詩人的筆下,一位執著的漁翁卻駕著一葉孤舟,頂風冒雪,寂然凝坐,獨釣於寒江之上,這無疑是詩人自我的化身。我們再讀《柳河東集》卷四十三《漁翁》詩:「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欵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以及清厲鶚(1692—1752)《宋詩紀事》卷八十六李煜(937—978)《漁父詞》:「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作品中的「漁翁」和「漁父」,都深深寄託著詩人的情志和妙賞,靠捕魚謀生的人豈能如此瀟洒,如此自由?當然,柳柳州和李後主皆生於陶淵明之後,對他們的作品自然是無緣寓目的。但是,其作品中「漁人」的形象特徵實可與《桃花源記》相印證。

《桃花源記》的「漁人」形象既負載著我國古典文學的「漁人」描寫傳統,也有其歷史人物的原型。就傳統而言,他是虛的;就原型而言,他是實的。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虛實相生,正是《桃花源記》敘事藝術的主要特點。陳寅恪(1890-1969)曾指出:

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並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所作成。

陶淵明之作桃花源記,殆取桃花源事與劉驎之二事牽連混合為一。(《桃花源記旁證》,《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188-200頁)

在這裡,他有意無意地暗示劉驎之(生卒年不詳)就是「漁人」的原型。陶淵明《搜神後記》第6條「劉驎之」: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游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汪紹楹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頁)

此事又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列傳》。東晉時衡山屬於衡陽郡,而武陵郡與衡陽郡都屬於現在的湖南省,就地域而言,兩郡相距自然不遠。所以,「武陵人捕魚為業」的說法本身對「漁人」的人物原型也可能是一種暗示。類似的例證如《陶淵明集》卷三《述酒》詩「重華固靈墳」一句,古直(1885-1959)注云:

吳師道曰:「恭帝廢為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直案:恭帝被弒,「重華固靈墳言零陵王何在?但有靈墳耳。《經傳釋詞》曰:「固,又作顧。」顧,猶但也。孫綽《聘士徐君墓頌》:「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陶靖節詩箋定本》卷三,台灣廣文書局,1964年版,第94頁)

但晉恭帝零陵王司馬德文(386-421)並未去零陵就國,詩人只是因為他被廢為零陵王,便以冢墓在零陵九疑山的舜帝代指他。又如《全唐詩》卷三百五十五劉禹錫(772—842)《游桃源一百韻》:「淵明著前志,子驥思遠蹠。寂寂無何鄉,密爾天地隔。金行太元歲,漁者偶探賾。尋花得幽蹤,窺洞穿暗隙。依微聞雞犬,豁達值阡陌。居人互將迎,笑語如平昔。廣樂雖交奏,海禽心不懌。揮手一來歸,故溪無處覓。」詩中提到「淵明」、「子驥」和「漁者」,詩人對三者關係的描述也是圍繞著桃花源展開的。我們再比較上引《搜神後記》和《桃花源記》的三個語段:

1.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2.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3.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游山水。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

可以見出這兩篇文學文本間的「互文性」(intertualité,intertextuality)關係。按照法國學者有關文學文本的理論,「互文性」是指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的意義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產生。因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這種被吸收與轉化的文本稱為「底文」(soustexte,也就是「文下之文」,見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頁和第30—31頁)。據此判斷,陶淵明筆下的「漁人」,其藝術原型就是劉驎之。而劉驎之正是一位「漁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第38條: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本條劉孝標註引《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劉驎之喜歡捕魚,他的朋友謝安(320—385)和王坦之(330—375)在當時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而對擔任桓玄侍中的張玄(生卒年不詳),他似乎並未放在眼裡。張玄本有攀附之意,最後卻以尷尬收場。所以,在東晉太元年間(376—396),能夠「詣太守,說如此」的「漁人」,實非劉驎之莫屬。劉驎之人品高尚,在當時聲望極高。《世說新語·棲逸》第8條: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吁謨之益,征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己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

本條劉孝標註引鄧粲(公元377年前後在世)《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眾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慾。好游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疾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可見他在當地深得民心,是一位富有仁愛之心的名士,而兩任荊州刺史桓玄(369—404)、桓沖(328—384)父子對他都非常器重。

劉驎之居住在距離荊州二百里的陽岐村,這是一個瀕臨長江的漁村,從荊州到江陵,這裡是必經之地。而從江陵去建康(今南京市),又必然經過潯陽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這條交通路線就是長江水路。《陶淵明集》卷一《答龐參軍》詩序:「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詩云:「依依舊楚,邈邈西雲。」江陵正是楚地,桓玄也曾建國於此,國號為楚。從陶淵明的生平判斷,他極有可能到過陽岐村。因為陶淵明曾赴荊州入桓玄幕擔任參軍,今《陶淵明集》卷三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可以為證:「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參見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頁)「臨流」的「流」就是指長江。袁行霈說:「江陵是荊州治所,桓玄於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荊州刺史,至元興三年(404)桓玄敗死,荊州刺史未嘗易人。淵明既然於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還江陵任職,則必在桓玄幕中無疑。」(同上,第291頁)事實上,潯陽陶氏與與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縣西部)桓氏(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附《高門權門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譙國龍亢桓氏》,中華書局2006年版)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余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陶侃(259-334)竹頭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細心收集的竹頭,卻成為桓溫(312—373)伐蜀戰船上的竹釘,這說明他們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於心的,其相與之深非同一般。又《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桓宣(?—344)是譙國銍(今安宿縣)人,屬於桓氏之別族(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附《高門權門世系婚姻表》十五之《譙國銍人桓氏》)。《陶淵明集》卷五《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在記述了著名的龍山雅集和孟嘉(生卒年不詳)洛帽的故事以後說:

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

桓溫就是桓玄的父親。傳中又說:

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

孟府君是陶淵明對外祖父孟嘉的尊稱。從該傳可以看出,孟嘉與陶侃,孟嘉與桓溫,孟嘉與劉耽(生卒年不詳)、陶夔(公元405年前後在世)三人的關係,皆非同尋常。《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列傳》: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

劉驎之與光祿大夫劉耽是同族的親戚,而劉耽是陶淵明外祖孟嘉的摯友,這種家族關係自然使陶淵明非常了解劉驎之其人其事。看來,以桓氏家族勢力為核心,以桓、陶、劉等家族為紐帶,陶淵明與劉驎之這兩位隱逸名士也有或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特別是陶淵明,他對劉驎之是非常了解也非常欣賞的。所以,《桃花源記》最後說: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這是陶淵明有意製造的一場燈下黑,純屬虛擬之詞,目的在於引開讀者的視線,有意遮蔽「漁人」即劉驎之的真相。由於桓氏乃是宋武帝劉裕的政敵,桓玄又被劉裕消滅,特別是劉裕登基稱帝以後,瘋狂地剪除異己,誅殺桓玄舊部,所以陶淵明不得不隱約其詞,以「武陵人捕魚為業」的藝術虛構來描寫劉驎之,避免牽連之嫌。文中「晉太元中」的歷史敘述以及「寓意於劉裕,托之於秦」(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十「《桃源行》」條),「以嬴秦況當時」(明黃淳耀《陶庵全集》卷二《游橫山記序》)的寓意,足以表明《桃花源記》創作於宋武帝永初年間(420—422)。《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列傳》說陶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晉宋易代對陶淵明的心態發生了重大影響,其《桃花源記》對「漁人」形象的塑造正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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