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記》中的「漁人」是誰

偶然闖入桃花源的「漁人」是一個懂得自然審美、喜歡觀賞風景的人。《桃花源記》說：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絢爛的桃花，鮮美的芳草，使他受到了吸引，他為之驚異，甚至沉醉於美景之中，忘記了路途的遠近。王維（701—761）的《桃源行》對「漁人」的這一特點傳寫得十分精確：「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忽值人。」（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卷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頁）我們試比較李清照（1084—1155）在其著名的詞篇《如夢令》中所表現的審美心態：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7頁）

顯然，就審美心態而言，「漁人」和李易安並沒有什麼差異。由此可見，陶淵明筆下的「漁人」絕對不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普通漁夫。《文選》卷三十謝靈運（385—433）《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詩人指出，雖然砍柴和隱居都在山裡，但卻是完全不同的行為，因為隱者有「賞心」——審美的情懷，而為了生計天天去山裡砍柴的樵夫卻很難具有這樣的情調。這種美學思想無疑是非常深刻的。明乎此，我們就可以初步確認「漁人」的真實身份了。唐劉知幾（661—721）曾說「武陵隱士，滅跡桃源」（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冊，第526頁），客觀上已經點明了這一點。《桃花源記》還說：

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在等級森嚴的東晉時代，這位「漁人」居然可以很隨便地拜訪郡中的最高行政長官，對他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奇聞異事，不僅如此，他的講述還能夠引起太守的高度重視，乃至派人跟隨他去重覓桃花源。這種事情即使在現代社會的行政體系中恐怕也很難做到。譬如，美國佛羅里達近海的漁民想要拜見佛州州長，想對他隨便說點自己海上歷險的故事，談何容易？因此，就人物原型而言，「漁人」肯定是一位具有深厚社會背景的隱士。如《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列傳》載王弘之（365—427）「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築室。」王弘之說自己釣魚「得亦不賣」，這無疑是「漁隱名士」的夫子自道。如果一定要說他以「捕魚為業」的話，那麼，就只能意味著「以捕魚作為平生的志業」，也就是隱居避世的一種方式。陶淵明所說的「武陵人捕魚為業」也是如此，而究其實，這也不過是一種障人眼目的文學託詞而已。當然，這種文學託詞是建立在我國文學傳統之上的。「漁人」，或稱「漁父」，或稱「漁翁」，在我國古典文學的藝術畫廊中是一個十分常見的人物形象，如《莊子·漁父》曰：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發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15-816頁）

這位「漁父」不僅與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侃侃論道，而且使他非常欽佩，顯然是莊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虛構的一位智者。與莊子之文頗為類似的是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宋洪興祖《楚辭補註》，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9-181頁）

屈原筆下的這位「漁父」，如同莎翁戲劇《漢姆萊特》中的鬼魂，《麥克佩斯》中的幽靈，都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種外化，乃是作家為表達其心靈苦悶，為書寫其人生困境而運用一種藝術手段。《世說新語·文學》第91條：「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南朝梁劉孝標（462—521）注稱「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謝萬（321—361）把漁父視為實際出現的歷史人物，乃是受司馬遷（公元前145—公元前87？）《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影響。劉知幾說：「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雲夢神女於陽台。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游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於岩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並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冊，第521-522頁）劉氏批評了前人在修史過程中對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的混淆，其見解是相當深刻、精闢的。我們讀柳宗元（773—819）著名的《江雪》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在大雪紛飛的酷寒天氣里，根本就不能釣魚，因為釣亦不得，徒受寒凍，然而，在詩人的筆下，一位執著的漁翁卻駕著一葉孤舟，頂風冒雪，寂然凝坐，獨釣於寒江之上，這無疑是詩人自我的化身。我們再讀《柳河東集》卷四十三《漁翁》詩：「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欵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以及清厲鶚（1692—1752）《宋詩紀事》卷八十六李煜（937—978）《漁父詞》：「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作品中的「漁翁」和「漁父」，都深深寄託著詩人的情志和妙賞，靠捕魚謀生的人豈能如此瀟洒，如此自由？當然，柳柳州和李後主皆生於陶淵明之後，對他們的作品自然是無緣寓目的。但是，其作品中「漁人」的形象特徵實可與《桃花源記》相印證。

《桃花源記》的「漁人」形象既負載著我國古典文學的「漁人」描寫傳統，也有其歷史人物的原型。就傳統而言，他是虛的；就原型而言，他是實的。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虛實相生，正是《桃花源記》敘事藝術的主要特點。陳寅恪（1890-1969）曾指出：

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並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所作成。

陶淵明之作桃花源記，殆取桃花源事與劉驎之二事牽連混合為一。（《桃花源記旁證》，《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188-200頁）

在這裡，他有意無意地暗示劉驎之（生卒年不詳）就是「漁人」的原型。陶淵明《搜神後記》第6條「劉驎之」：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游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汪紹楹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頁）

此事又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列傳》。東晉時衡山屬於衡陽郡，而武陵郡與衡陽郡都屬於現在的湖南省，就地域而言，兩郡相距自然不遠。所以，「武陵人捕魚為業」的說法本身對「漁人」的人物原型也可能是一種暗示。類似的例證如《陶淵明集》卷三《述酒》詩「重華固靈墳」一句，古直（1885-1959）注云：

吳師道曰：「恭帝廢為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直案：恭帝被弒，「重華固靈墳言零陵王何在？但有靈墳耳。《經傳釋詞》曰：「固，又作顧。」顧，猶但也。孫綽《聘士徐君墓頌》：「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陶靖節詩箋定本》卷三，台灣廣文書局，1964年版，第94頁）

但晉恭帝零陵王司馬德文（386-421）並未去零陵就國，詩人只是因為他被廢為零陵王，便以冢墓在零陵九疑山的舜帝代指他。又如《全唐詩》卷三百五十五劉禹錫（772—842）《游桃源一百韻》：「淵明著前志，子驥思遠蹠。寂寂無何鄉，密爾天地隔。金行太元歲，漁者偶探賾。尋花得幽蹤，窺洞穿暗隙。依微聞雞犬，豁達值阡陌。居人互將迎，笑語如平昔。廣樂雖交奏，海禽心不懌。揮手一來歸，故溪無處覓。」詩中提到「淵明」、「子驥」和「漁者」，詩人對三者關係的描述也是圍繞著桃花源展開的。我們再比較上引《搜神後記》和《桃花源記》的三個語段：

1.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2.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3.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游山水。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

可以見出這兩篇文學文本間的「互文性」（intertualité，intertextuality）關係。按照法國學者有關文學文本的理論，「互文性」是指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的意義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產生。因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這種被吸收與轉化的文本稱為「底文」（soustexte，也就是「文下之文」，見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頁和第30—31頁）。據此判斷，陶淵明筆下的「漁人」，其藝術原型就是劉驎之。而劉驎之正是一位「漁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第38條：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本條劉孝標註引《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劉驎之喜歡捕魚，他的朋友謝安（320—385）和王坦之（330—375）在當時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而對擔任桓玄侍中的張玄（生卒年不詳），他似乎並未放在眼裡。張玄本有攀附之意，最後卻以尷尬收場。所以，在東晉太元年間（376—396），能夠「詣太守，說如此」的「漁人」，實非劉驎之莫屬。劉驎之人品高尚，在當時聲望極高。《世說新語·棲逸》第8條：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吁謨之益，征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己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

本條劉孝標註引鄧粲（公元377年前後在世）《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眾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慾。好游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疾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可見他在當地深得民心，是一位富有仁愛之心的名士，而兩任荊州刺史桓玄（369—404）、桓沖（328—384）父子對他都非常器重。

劉驎之居住在距離荊州二百里的陽岐村，這是一個瀕臨長江的漁村，從荊州到江陵，這裡是必經之地。而從江陵去建康（今南京市），又必然經過潯陽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這條交通路線就是長江水路。《陶淵明集》卷一《答龐參軍》詩序：「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詩云：「依依舊楚，邈邈西雲。」江陵正是楚地，桓玄也曾建國於此，國號為楚。從陶淵明的生平判斷，他極有可能到過陽岐村。因為陶淵明曾赴荊州入桓玄幕擔任參軍，今《陶淵明集》卷三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可以為證：「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參見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頁）「臨流」的「流」就是指長江。袁行霈說：「江陵是荊州治所，桓玄於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荊州刺史，至元興三年（404）桓玄敗死，荊州刺史未嘗易人。淵明既然於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還江陵任職，則必在桓玄幕中無疑。」（同上，第291頁）事實上，潯陽陶氏與與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縣西部）桓氏（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附《高門權門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譙國龍亢桓氏》，中華書局2006年版）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余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陶侃（259-334）竹頭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細心收集的竹頭，卻成為桓溫（312—373）伐蜀戰船上的竹釘，這說明他們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於心的，其相與之深非同一般。又《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桓宣（？—344）是譙國銍（今安宿縣）人，屬於桓氏之別族（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附《高門權門世系婚姻表》十五之《譙國銍人桓氏》）。《陶淵明集》卷五《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在記述了著名的龍山雅集和孟嘉（生卒年不詳）洛帽的故事以後說：

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

桓溫就是桓玄的父親。傳中又說：

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

孟府君是陶淵明對外祖父孟嘉的尊稱。從該傳可以看出，孟嘉與陶侃，孟嘉與桓溫，孟嘉與劉耽（生卒年不詳）、陶夔（公元405年前後在世）三人的關係，皆非同尋常。《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列傳》：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

劉驎之與光祿大夫劉耽是同族的親戚，而劉耽是陶淵明外祖孟嘉的摯友，這種家族關係自然使陶淵明非常了解劉驎之其人其事。看來，以桓氏家族勢力為核心，以桓、陶、劉等家族為紐帶，陶淵明與劉驎之這兩位隱逸名士也有或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特別是陶淵明，他對劉驎之是非常了解也非常欣賞的。所以，《桃花源記》最後說：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這是陶淵明有意製造的一場燈下黑，純屬虛擬之詞，目的在於引開讀者的視線，有意遮蔽「漁人」即劉驎之的真相。由於桓氏乃是宋武帝劉裕的政敵，桓玄又被劉裕消滅，特別是劉裕登基稱帝以後，瘋狂地剪除異己，誅殺桓玄舊部，所以陶淵明不得不隱約其詞，以「武陵人捕魚為業」的藝術虛構來描寫劉驎之，避免牽連之嫌。文中「晉太元中」的歷史敘述以及「寓意於劉裕，托之於秦」（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十「《桃源行》」條），「以嬴秦況當時」（明黃淳耀《陶庵全集》卷二《游橫山記序》）的寓意，足以表明《桃花源記》創作於宋武帝永初年間（420—422）。《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列傳》說陶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晉宋易代對陶淵明的心態發生了重大影響，其《桃花源記》對「漁人」形象的塑造正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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