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美國伊斯蘭研究中的「猶太因素」

　　摘要:當今美國的伊斯蘭研究界活躍著一些猶太裔學者,他們以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影響著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看法,甚而影響到美國政府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政策制定。本文選擇其中影響最大的幾位學者,對其觀點與主張加以簡要介紹和分析,以求為理解當前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提供新的視角。　　關 鍵 詞:美國;伊斯蘭研究;猶太因素　　作者簡介:王宇潔,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100732)。　　文章編號:1673-5161(2008)01-0010-08 中圖分類號:G371 文獻標識碼:A　　　　美國的伊斯蘭研究領域涵蓋甚廣,某些領域深受19世紀以來歐洲東方學研究傳統的影響。當代美國的伊斯蘭研究中能對社會產生影響的,是對伊斯蘭世界、特別是中東地區的現代歷史和當代政治進行研究的學者及其觀點。近年來,其中幾位猶太裔學者活躍在各種媒體,並與布希政府保持著較為密切的關係,從而為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又增添了幾分複雜性。本文試選擇其中三位著名猶太裔學者的觀點加以綜述,並分析其成因和影響。　　　　一、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　　　　伯納德·劉易斯1916年生於倫敦。1939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獲伊斯蘭教史專業博士學位。攻讀博士期間曾在巴黎大學學習,師從著名東方學家馬西農。此後劉易斯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74年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高等研究院的聯合邀請,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近東研究系。因對當代中東的政治問題、特別是阿以衝突和武裝伊斯蘭興起的分析而引起公眾的注意,他成為受人矚目的公共知識分子,並加入美國國籍。　　劉易斯精通阿拉伯語、法語、德語、希伯來語、拉丁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秉承歐洲東方學研究的傳統,在中世紀伊斯蘭教研究領域取得的成果迄今少人匹敵。20世紀七十年代末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以來,劉易斯先後出版《伊斯蘭的政治語言》、《伊斯蘭與西方》、《現代中東的形成》等著作以表明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態度,這也使他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伊斯蘭問題研究權威。「9·11」後,劉易斯頻頻接受各大媒體的採訪,參加電視談話節目,闡述自己對東西方關係和伊斯蘭世界未來走向的看法。劉易斯的著作《什麼出了錯:西方的衝擊和中東的反應》也在「9·11」後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他聲明此書並非針對「9·11」恐怖襲擊事件及其影響所作,但還是立刻成了為當前處境所困卻不知原由的人們的指南,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劉易斯被譽為美國中東研究最偉大的「聖人」,《歷史學家與歷史著作百科全書》稱他為「戰後關於伊斯蘭和中東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1] 719-720。　　劉易斯的上述多部著作都論及伊斯蘭教及其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他的主要觀點有:　　1.世界上存在多種文明,但只有兩種文明是由宗教界定的: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關係本質上屬於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伊斯蘭教自產生以來就與基督教處於衝突之中,西方一直是穆斯林實現其統治世界目標的主要對手。他在1990年的著作《穆斯林憤怒的根源》中提到西方和伊斯蘭的鬥爭正在聚集力量,並在此基礎上使用了「文明的衝突」一詞。後來這一概念在亨廷頓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的闡釋和使用,並廣為人知。劉易斯認為,根據每種宗教對其他宗教的態度,所有宗教可分為兩類,一類認為人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神訴說,神都可以理解,猶太教和大部分亞洲宗教屬於此類;另一類宗教則認為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其他人都是野蠻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就屬此類。因此,這兩種文明從來未能維持互相交流的狀態,其衝突的根本原因在於,它們的宗教原則與多元主義不相融合。「他們說的天堂不同,但是地獄卻近似。」[2] 36　　2.伊斯蘭文明已全面衰落。西方列強的殖民是伊斯蘭世界衰落的結果,並不是引發其衰落的原因。伊斯蘭作為一個輝煌的文明曾主宰世界近千年,但自17世紀以來它逐漸衰落。軍事上即使不斷仿效西方,也是節節敗退;經濟方面,只能依靠外援,或是畸形地依賴單一的不可再生的石油資源;政治方面情況最糟,傳統的專制和新式的獨裁同時並存,只是鎮壓和灌輸的手段在不斷現代化。在數世紀的富足強壯之後,穆斯林現在感到虛弱和貧窮,失去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領導權,淪為西方的附庸。與其老對手基督教世界相比,伊斯蘭世界變得「貧窮、虛弱和無知」。西方的主宰地位已侵入到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伊斯蘭世界不僅不再是領先的文明,即使同樣作為西方的附庸,他們也遠遠落在了其他附庸的後面。[3] 151-160但是穆斯林沒有認識到、或者說拒絕承認的是,不論英法的角色,還是美國的影響,和多個世紀前蒙古人的入侵一樣,都是伊斯蘭國家與社會內在虛弱衰退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劉易斯精通阿拉伯語、法語、德語、希伯來語、拉丁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秉承歐洲東方學研究的傳統,在中世紀伊斯蘭教研究領域取得的成果迄今少人匹敵。20世紀七十年代末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以來,劉易斯先後出版《伊斯蘭的政治語言》、《伊斯蘭與西方》、《現代中東的形成》等著作以表明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態度,這也使他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伊斯蘭問題研究權威。「9·11」後,劉易斯頻頻接受各大媒體的採訪,參加電視談話節目,闡述自己對東西方關係和伊斯蘭世界未來走向的看法。劉易斯的著作《什麼出了錯:西方的衝擊和中東的反應》也在「9·11」後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他聲明此書並非針對「9·11」恐怖襲擊事件及其影響所作,但還是立刻成了為當前處境所困卻不知原由的人們的指南,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劉易斯被譽為美國中東研究最偉大的「聖人」,《歷史學家與歷史著作百科全書》稱他為「戰後關於伊斯蘭和中東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1] 719-720。　　劉易斯的上述多部著作都論及伊斯蘭教及其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他的主要觀點有:　　1.世界上存在多種文明,但只有兩種文明是由宗教界定的: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關係本質上屬於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伊斯蘭教自產生以來就與基督教處於衝突之中,西方一直是穆斯林實現其統治世界目標的主要對手。他在1990年的著作《穆斯林憤怒的根源》中提到西方和伊斯蘭的鬥爭正在聚集力量,並在此基礎上使用了「文明的衝突」一詞。後來這一概念在亨廷頓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的闡釋和使用,並廣為人知。劉易斯認為,根據每種宗教對其他宗教的態度,所有宗教可分為兩類,一類認為人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神訴說,神都可以理解,猶太教和大部分亞洲宗教屬於此類;另一類宗教則認為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其他人都是野蠻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就屬此類。因此,這兩種文明從來未能維持互相交流的狀態,其衝突的根本原因在於,它們的宗教原則與多元主義不相融合。「他們說的天堂不同,但是地獄卻近似。」[2] 36　　2.伊斯蘭文明已全面衰落。西方列強的殖民是伊斯蘭世界衰落的結果,並不是引發其衰落的原因。伊斯蘭作為一個輝煌的文明曾主宰世界近千年,但自17世紀以來它逐漸衰落。軍事上即使不斷仿效西方,也是節節敗退;經濟方面,只能依靠外援,或是畸形地依賴單一的不可再生的石油資源;政治方面情況最糟,傳統的專制和新式的獨裁同時並存,只是鎮壓和灌輸的手段在不斷現代化。在數世紀的富足強壯之後,穆斯林現在感到虛弱和貧窮,失去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領導權,淪為西方的附庸。與其老對手基督教世界相比,伊斯蘭世界變得「貧窮、虛弱和無知」。西方的主宰地位已侵入到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伊斯蘭世界不僅不再是領先的文明,即使同樣作為西方的附庸,他們也遠遠落在了其他附庸的後面。[3] 151-160但是穆斯林沒有認識到、或者說拒絕承認的是,不論英法的角色,還是美國的影響,和多個世紀前蒙古人的入侵一樣,都是伊斯蘭國家與社會內在虛弱衰退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3.「9·11」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成為伊斯蘭世界仇恨的第一個標靶。伊斯蘭世界在落後之後並沒有從自身尋找原因,而是慣於不斷從外部尋找原因。一些人一直追究到13世紀蒙古人的入侵,而民族主義的興起又給予了他們新的借口:「阿拉伯人可以因為自己的麻煩怪罪統治自己幾百年的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可以說土耳其民族的活力被舊日阿拉伯的包袱所阻滯。波斯人可以把自己古代輝煌的失去,怪罪於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19、20世紀英法的統治又使西方帝國主義成為新替罪羊。[3] 153這種歸咎於外界的做法及由此產生的怨恨、仇恨和屈辱,不僅毒害了自己,也使得美國成為了「伊斯蘭未能成功現代化這一生存困境的受害者」[4] A15。因為在伊斯蘭世界看來,美國不僅繼承了歐洲帝國主義的衣缽,還輸出了充滿誘惑的文化。　　4.伊斯蘭世界的未來在於走土耳其式道路,最終走向現代化。劉易斯指出,西方對中東的期望不過有三:市場、能源,還有為確保得到前兩者至少在表面上需維持的國際公法和國際秩序。為了得到市場和能源,西方願助伊斯蘭世界一臂之力以達到和平。「9·11」事件之後,維持和平狀態的窗戶顯然已經關閉。但外界對市場和能源的期望並沒有改變,因此中東人民面前還有另外一扇窗戶打開著,那就是民主之窗。各伊斯蘭國家的人民應藉此良機,走土耳其式的道路,實現西方式民主,改革自我,最終走上現代化道路。劉易斯一直認為努力成為西方一部分的現代土耳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過去它幫助西方抵禦蘇聯勢力的擴張,今天則為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發展提供了榜樣。劉易斯認為伊拉克戰爭可以推動中東現代化進程,最終促使該地區走上土耳其式道路。在伊拉克政權變動後,可以建立西方式的政體,效仿當年凱末爾在土耳其從上到下推行改造計劃,把伊拉克變成美國安全的防波堤,塑造為地區楷模。他甚至認為,和美國猶太人團體關係密切的伊拉克流亡者、一度成為伊拉克過渡政權核心人物的沙拉比就是伊拉克的凱末爾。因此他支持對伊拉克的戰爭,也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最有力的知識上的支持。作為美國伊斯蘭問題研究的元老,劉易斯的觀點已對美國處理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發揮了重要影響。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劉易斯就應時任國防部長切尼之邀,和多位中東研究學者對中東的歷史和現行政策進行討論。之後,他一直與切尼保持著密切聯繫。「9·11」後不久,劉易斯為部分白宮官員、軍事助手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就阿拉伯—伊斯蘭問題作了報告,闡述阿拉伯地區的反美情緒源自其國內而並非由於美國的行為。當時的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稱,「伯納德教我們如何理解中東複雜而又重要的歷史,並為建設一個更美好世界的下一步行動指明了方向。」[5]此外,劉易斯還會晤過布希、賴斯,他是輿論眼中最受白宮青睞的歷史學家,甚至就是「布希的歷史學家」[6]。2006年5月2日,劉易斯90歲生日前夕,費城國際事務委員會專門為他舉行了一次榮譽午餐會。切尼到場發表講話盛讚道:「在新的世紀中,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學界和新聞媒體每天都在追尋劉易斯的智慧」[7]。　　　　　　二、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　　　　馬丁·克雷默1954年生於華盛頓。1971~1973年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學習,後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82年獲博士學位,專業為近東研究,伯納德·劉易斯是他博士論文的兩位指導教師之一。自1981年起,克雷默開始在特拉維夫大學「摩西·達揚中東非洲研究中心」工作,後擔任該中心主任。從2002年起,克雷默成為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目前他還兼任以色列沙利姆中心戰略研究所和哈佛大學奧林戰略研究所的研究員,並且擔任《中東季刊》、《中東國際事務評論》等數家主要地區研究刊物的編委。　　迄今為止,克雷默編著的著作共有九本,其中最著名的是「9·11」後出版的專著《沙灘上的象牙塔:美國中東政策的失敗》。這本書對以北美中東學會為代表的美國中東和伊斯蘭學術研究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他認為很多學者理論脫離實際,對中東地區的政治、社會現實缺乏真實了解和客觀評價,這使美國人對伊斯蘭運動的興起缺乏必要的警惕,因而對「9·11」恐怖襲擊缺少必要的準備。他還指出,在過去20年里研究學者們沒能預見和解釋中東政治和社會演變的重大事件,一次次被他們的研究對象弄得不知所措,其研究範式一次次被中東發生的事件所拋棄。[8] 2他以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理論對美國伊斯蘭研究的影響,以及所謂伊斯蘭世界市民社會的研究為例,指出美國的中東研究依附於社會科學,淪為最新社會理論的試驗場,已失去其本身的意義。這本書的面世在美國學術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論戰,論戰所帶有的濃厚政治意味和明確的政策涵義把美國中東研究領域多年來的爭論推至頂峰。[9] 363其結果不僅使得美國伊斯蘭和中東研究學者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被邊緣化,還對「9·11」之後伊斯蘭問題研究風向的轉變產生了關鍵的影響。　　近年來,克雷默對美國是否需要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改造計劃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觀點,主要有:　　1.21世紀能夠繁榮的是那些基於民主的國家,民主是現代文明的先決條件。伊斯蘭世界專制主義盛行,是當代最少自由的地區,而專制正是恐怖的滋生源。現代歷史上所有形式的專制主義都鼓勵甚至是助長反猶主義。伊斯蘭世界具有天然的缺陷,不具備推行民主的基礎。民主的基本要素不是選舉、政黨或自由言論,而是對政治異見的寬容。伊斯蘭世界一直缺乏寬容,不僅政治權力方面缺乏寬容,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受伊斯蘭教的影響和歷史記憶所累,阿拉伯人具有一種思維定勢,可簡單地表述為:要麼統治,要麼去死。[10]這是決定今天伊斯蘭世界與西方關係的根本原因,也是伊斯蘭世界無法真正推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　　2.推行民主,無法消除伊斯蘭運動和恐怖主義的影響。伊斯蘭運動是阿拉伯世界各種社會運動失敗之後產生的。它是市民社會可憐的替代品,其參與者本質上最缺乏寬容。同時,政治多元的環境恰恰更容易催生伊斯蘭運動。極端伊斯蘭運動繁盛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其政治多元和民主色彩均比其他伊斯蘭國家濃厚。真主黨、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運動就出現在這些國家,不斷把中東地區推向戰爭的邊緣。因此,政治多元並不是政治伊斯蘭的解毒劑,相反,「政治體制越多元,越容易出現一些極端危險的伊斯蘭運動,並成為恐怖主義的滋生地。」[10]　　3.推行民主,將會使美國面臨更多的威脅,也不是伊拉克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克雷默認為,美國的目標是在保持最遠距離的情況下,以最小的代價維護和推進自己的利益。當存在一個穩定的國家結構、美國可與之互動的情況下,這一目標最易於實現,所以維護伊斯蘭世界的穩定乃是最重要的。推行民主這一善意的政策會削弱伊斯蘭世界各國本來就脆弱的政治合法性,不僅會對美國敵人的政治結構發生衝擊,還可能會傷害到美國的盟友,甚至促成那些作為美國盟友的專制國家(比如埃及、沙特)的政權更迭,使美國面臨更多的敵人、而不是盟友。同時應該注意到的是,伊拉克戰爭後,威脅地區穩定的最主要的三個因素是什葉派、庫爾德和難民問題,而這三個問題都不是推行民主所能夠解決的。[11]那麼,真正的解決方案在哪裡呢?克雷默指出伊斯蘭世界普遍存在什葉派認同、庫爾德人認同等種種看似應該次於國家、實際上卻高於國家的認同,而且這些認同比現有的國家認同更有凝聚力(注:克雷默在2006年底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特殊政策論壇上,與國務院推進民主諮詢委員會的兩位成員討論時認為,「伊拉克在薩達姆時期沒有我們認為的所謂民主和自由,而且人們至今也不準備為之鬥爭。但是他們要的是另外一些自由,比如身份認同的自由:庫爾德人、什葉派各自的身份認同」。)。因此美國在伊斯蘭世界所面臨的挑戰與以前截然不同:過去的挑戰來自那些試圖侵吞其他小國的侵略性國家,比如納賽爾時期試圖吞併敘利亞的埃及,薩達姆時期試圖侵佔科威特的伊拉克,這些侵略者可被引誘、阻止或受到懲罰。但目前,美國所面臨的挑戰來自這些國家內部的變動,其主要行動者是那些運動、起義、難民和分離論者。[5]因此,美國如果仍然致力於在一戰後由英法劃定的伊斯蘭世界地圖中活動,仍然按照西方所謂「多元文化」的觀念來理解伊斯蘭世界,就忽視了這些認同和它們的要求,忽視了面臨的最大問題和挑戰。他所暗示的解決方案也許是,為了在該地區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國應該「尊重」或積極扶持各種以次國家認同為意識形態的實體,比如庫爾德人組織、什葉派組織等,促使伊斯蘭世界日趨分裂,以更加細小和分裂的單位出現在21世紀的政治地圖上。2007年10月,美參院通過一項非約束性決議,提出把伊拉克按照民族和宗教派別劃分為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三個實體,在首都巴格達的聯邦政府僅負責掌管石油收入和邊界安全。我們不妨將這種分而治之的作法視為將上述觀點付諸實行的一次嘗試。　　三、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　　　　丹尼爾·派普斯,其家族為波蘭猶太人。其父理查德·派普斯是哈佛大學著名的俄國史專家,曾任前總統里根的政策顧問。派普斯生於1949年,1971年哈佛大學本科畢業後赴開羅學習阿拉伯語和《古蘭經》,三年後返回美國,在哈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史的博士學位。1978~1986年,他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海軍軍事學院任教。　　1986年,派普斯來到費城,加盟保守主義的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8年之後,他創建了親以色列的智庫「中東論壇」。論壇的宗旨在於通過與以色列、土耳其和其他任何民主國家加強聯繫,致力於改善中東地區的人權狀況,尋求穩定而低價的石油供應,促進地區和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以維護美國在中東地區至關重要的利益。派普斯除主持「中東論壇」的工作之外,還不斷受邀任一些著名大學的客座教授,主持「伊斯蘭與政治」等研究生課程。2003年4月1日,布希總統提名他擔任美國和平研究所理事,遭到了一些民主党參議員的反對,穆斯林民權機構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在全美髮起大規模的簽名抵制活動,布希不得不推遲任命。但在2003年8月,派普斯最終成為該研究所理事,任職至2005年1月。派普斯以「中東論壇」為平台,還開展了「校園觀察」(campus watch)(注:該項目於「9·11」後啟動,主要關注的是美國大學校園和研究機構中有關研究者五個方面的問題,即分析失敗、混淆政治與學術、排斥異見、護教的觀點、對學生濫用權力。該活動的參與者遍布全美各大學的校園,對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和知識分子進行監查,並在「中東論壇」的網站上列出了認為存在問題的學者和著作的名單,因而這一項目被批評為「干涉學術自由」,是「麥卡錫主義」的復活。)和「伊斯蘭觀察」(Islamist watch)(注:該項目始於2006年4月21日。其宗旨是把反恐戰爭從反對武裝敵人擴大到政治敵人上來,對抗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中那些不採取暴力手段、但屬激進的伊斯蘭觀念和伊斯蘭組織,揭露伊斯蘭主義的終極目的,努力削弱它們的力量,加強溫和穆斯林的影響。具體措施包括:追蹤互聯網和其他媒體,通過深入調查、甚至是秘密活動來監測合法的伊斯蘭主義者的活動;以國會作證、互聯網、書籍、紀錄片等不同形式,就伊斯蘭主義觀察的結論向公眾提出警示;與政府官員、記者、製片人、學界和其他人私下會面,向他們解釋美—伊關係委員會、北美伊斯蘭協會等伊斯蘭主義組織的真實面目,防範可能提高伊斯蘭主義者地位的一切活動。)兩項引發很大爭議的活動,這對近年來的社會輿論、美國的伊斯蘭學術研究,以及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政策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派普斯迄今為止出版有關伊斯蘭教和中東問題的著作12部,其代表作為出版於2002年的《好戰的伊斯蘭抵達美國》。他為報刊雜誌撰寫的文章無數,不斷接受一些主要雜誌和知名電視節目的專訪,被《華爾街日報》譽為「中東問題權威評論員」。他近年來主要關注的問題是所謂伊斯蘭主義及其與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的關係,相關觀點包括:1.伊斯蘭主義(Islamism)及其特徵。伊斯蘭主義是西方近年來比較流行的一個詞語,也是派普斯頻繁使用的一個概念。他沒有對此給出專門的定義,但據他表述,「伊斯蘭主義者」是那些要在「自由的土地上實施伊斯蘭教法」的人,也就是所謂「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因此他又稱之為激進伊斯蘭(radical Islam)。他認為,伊斯蘭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化的意識形態,類似於20世紀曾經盛行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而不再是強調內心信仰的宗教;它是近現代伊斯蘭世界衰落所引發的反應之一;它排斥外部世界,抵制西方的一切影響,包括西方的習俗、哲學、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但在現實中又不得不吸收西方的種種因素,比如科技成就、政治話語;它是激進的烏托邦式的行動計劃,帶有極權主義的特點,同時、它又是反現代、反西方、反基督教、反猶的,帶有恐怖主義的特徵。[12]　　2.激進伊斯蘭分子或說伊斯蘭主義者由三部分人構成,佔全世界穆斯林的大多數。第一類是伊斯蘭好戰分子的核心,即本·拉登、基地組織成員、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領導人等;第二類是同情基地組織激進的烏托邦理想,但未直接參与的好戰分子,比如那些在阿富汗戰爭開始後到處宣揚自己的觀點,遊行示威對美國表示憎恨,支持對美國進一步採取暴力襲擊行為的人。他們分布在世界各地,大致人數在1~1.5億人,占穆斯林總人口的10~15%;第三類是那些不認可武裝伊斯蘭組織具體活動的穆斯林,但在反美、仇美方面,他們與前兩類人沒有差別。第三類人的比例應該佔全部穆斯林人口的50%。這三種人都屬於伊斯蘭好戰分子。除此之外,穆斯林中僅存一些持親美態度的堡壘,比如土耳其的軍隊,前蘇聯的幾個共和國,伊朗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及親身體會了激進分子統治的普通穆斯林。[13] 246-248　　3.所有伊斯蘭主義者的目的都完全一致,就是努力在所有地方實施伊斯蘭教法的統治。其內部的區別僅在於有些人主張採用武裝、暴力的手段,而另外一些則主張採用合法的手段(如勸人皈依、政治活動等)。前者構成所謂「好戰的伊斯蘭(militant Islam)」,後者就是那些「非暴力」的伊斯蘭主義者,其威脅更加隱蔽。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派普斯就發表文章,提醒警惕激進伊斯蘭逐步增大的危險。「9·11」事件之後,他的「好戰的伊斯蘭」觀點得到政界和民間的廣泛認同。近年來他更加強調「非暴力」伊斯蘭主義者的危險,因為後者的行為往往披著「合法」的外衣,其威脅更容易被忽視。因此,美國現在不應再區分所謂「好的伊斯蘭主義者」和「壞的伊斯蘭主義者」,而要對付所有的伊斯蘭主義者,不論他們是主張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　　4.溫和伊斯蘭(moderate Islam)才是解決方案。與所謂伊斯蘭主義相對的,是「溫和伊斯蘭」,其特徵表現為熱切地接受西方式道路,有信心向外界學習,熱衷於民主,隨時準備融入世界。能使伊斯蘭變得溫和、改善伊斯蘭世界與西方關係的關鍵因素是穆斯林能否實現現代化。如果穆斯林確實實現了現代化,他們將有良好的機會變得有文化、富足,並在政治上保持穩定。他們就不再需要訓練恐怖分子或用導彈瞄準西方,不再需要移民歐洲和美國,即使在西方社會內部也不會再抵制一體化。」[14]不過,根據他的標準,當今遵循溫和伊斯蘭之道的人少之又少。因此批評者認為,在派普斯看來,所有遵循伊斯蘭主流傳統的穆斯林都是激進穆斯林,美國美—伊關係委員會全國聯絡主任易卜拉欣·胡珀諷刺地說,「如果一個穆斯林婦女想帶上頭巾,派普斯就認為這是西方文明的終結。」[15]　　由於派普斯的觀點及其社會活動,一些左派組織和媒體稱呼他為「反穆斯林宣傳員」,美—伊關係委員會稱他患了「恐伊斯蘭症」。英國一個名為伊斯蘭人權委員會(Islamic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組織連續多年在世界範圍內評選「最厭惡穆斯林的人」年度人物,派普斯在2004年和2005年兩次被提名。(注:2005年美國共有三個人被提名,其餘兩個候選人是美國總統布希,著名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　　　　四、結語　　　　上述三位學者在具體觀點上雖不盡相同,但卻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首先,在學術見解上,他們對伊斯蘭世界、或說作為一種文明的伊斯蘭認識高度一致,都認為它具有一些天然的、難以改變的缺陷。比如伊斯蘭世界缺乏實現民主的基本條件;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天然處於對抗狀態;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現狀沒有責任,這完全是伊斯蘭世界自己衰落的結果等等。也就是說,他們不同程度地帶有愛德華·賽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所激烈抨擊的那種東方主義的成見或偏見。「9·11」事件所帶來的巨大衝擊,使得許多美國人認為伊斯蘭主義已取代共產主義成為美國面臨的首要意識形態威脅。這為這些觀點的推廣和流行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反過來又證明和強化了這些觀點。其次,在政治主張上,三位學者都屬於近年來影響美國政壇甚大的新保守主義陣營。所謂新保守主義出現在20世紀六十年代,是對當時所謂自由主義「過度」的一個反應。其最初的核心成員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才移居美國的東歐猶太人子弟。[9] 2「9·11」事件使得新保守主義獲得了影響美國外交的絕佳機會。[9] 337馬丁·克雷默所供職的哈佛大學奧林研究所、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都是著名的新保守主義智庫。派普斯更與其父一脈相承,被埃及《金字塔報》稱為「新保守主義運動的領軍思想家」。　　再次,更重要的相同之處,就是相同的利益。劉易斯、克雷默和派普斯都是猶太人。他們在伊斯蘭研究中帶有很強的主張猶太人利益和以色列利益的色彩,都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及其軍事霸權,認為以色列是該地區為數不多的民主國家,也是美國反恐戰爭的堅定盟友。當然,他們的觀點之所以受到重視,還因為其政策主張不僅符合猶太人的利益,更符合美國目前追求全球霸權這一最大利益,否則絕不可能影響到美國整體的外交政策思路。　　最後,在實際行動上,他們都具有極強的政策偏好,近年來一直利用和布希政府內新保守主義者的關係,積極推動自己所倡議的政策。劉易斯雖年逾9旬,但他是切尼的座上賓,「9·11」事件之後頻頻在媒體上露面。派普斯主持的「中東論壇」成員每年要在電視和廣播中亮相多次,定期接受媒體採訪,撰寫文章、出版著作。2001年至今,論壇主要成員在歐美知名大學所做演講已有120多場,2007年以來僅派普斯一人所做的演講已經超過10場。派普斯和克雷默都用互聯網來宣傳自己的主張,他們的言論以多種語言呈現在自己的網頁上,其中派普斯的言論被翻譯成多達25種語言。同時,他們還在國會作證,承擔國防部和其他聯邦機構的研究工作,並不斷對重大事務發表意見。這不僅影響到美國社會輿論對於伊斯蘭世界的態度和看法,也影響著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識環境。　　2003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猶太人通過代理人統治世界。他們讓別人為自己打仗、為自己去死」,這激起了丹尼爾·派普斯的強烈反應。[16]但是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反應出猶太人對於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已經產生並將持續產生的影響。　　　　 　　[ 參考文獻 ]　　[1]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Vol.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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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t, American policy for Islamic world these year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which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dom and Islamic world. In today"s America, the most active and influential figures in Islamic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are some Jewish scholars and policy entrepreneurs. The analysis of their idea and opinion will show an other perspective in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 world and Islamic world.　　Key Words:United States; Islamic Studies; Jewish Elements　　(責任編輯:馬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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