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麗華：在理解與誤解之間

在理解與誤解之間 ——論張愛玲與魯迅傳統原創2016-11-21喬麗華 魯迅研究動態 魯迅研究動態作者簡介喬麗華,女，上海人。200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室研究館員。近年來的代表性著作有：《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藏家魯迅》（合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吳朗西畫傳》（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04年）等。記得早些年頗有一些海外學者出於政治的偏見，將魯迅與張愛玲對立起來，如夏志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里用一整章來討論張愛玲，篇幅比魯迅的幾乎多一倍，在抬高張愛玲的同時也質疑了魯迅的文學地位，在「文革」後的大陸文學史界引起不小的震動，也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張愛玲與魯迅的文學立場是不相容的，張愛玲與魯迅開創的文學傳統是不相關的。其實，如果讀過胡蘭成1944年的一篇長文《論張愛玲》[①]，就能發現，張愛玲與魯迅的關係並不像我們通常想的那樣簡單。胡蘭成在文中宣稱：「魯迅之後有她。」胡蘭成的這個斷語我們未必同意，問題是胡蘭成何以會將張愛玲與魯迅並提？張愛玲本人是否認同？她對魯迅持何種態度？以下筆者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 「魯迅之後有她」？張愛玲小說對人性的把握和透視，呈現出與魯迅作品極其相近的景觀，無法不誘惑著「張迷」或「魯迷」去探索這兩位作家之間的關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張愛玲研究的升溫，關於張、魯二人及其作品的比較研究也逐漸活躍。但令人不解的是，一些研究者往往不假思索地引用傅雷的話來印證他們二者之間存在的某種聯繫。實際上，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原文是：「毫無疑問，《金鎖記》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頗有《獵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②]身為翻譯家和評論家的傅雷舉《獵人日記》來比擬張愛玲的小說是不足為奇的，也是順理成章的，不少研究者卻將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誤引為魯迅的《狂人日記》，不知是出於何種版本，抑或是出於下意識的誤讀？甚至還有研究者明知原文如此，仍堅持認為傅雷此文中出現的《獵人日記》是當初誤印，本來應該是《狂人日記》才對，這就純屬一廂情願了。假設傅雷本意所指的是魯迅的《狂人日記》，那麼「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一句就很令人費解了。《狂人日記》只是一個中篇，全篇以狂人的心理獨白為主線，又何來「某些故事的風味」？這顯然說不通。反之，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現譯作《獵人筆記》）是一部通過獵人的身份視角記述19世紀中葉俄羅斯農村生活的隨筆集，包括25個短篇故事，恰恰是由一系列的故事組成的。顯然，誤印一說是難以成立的。認為是傅雷在評論里首次指出了張愛玲與魯迅在文學上的傳承，也只能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而之所以上面的這個誤會一而再地被重複，究其原因，恐怕是潛意識中一些研究者對胡蘭成及其「胡說」的本能的排斥。因為，如果不是傅雷最先提出，則要追溯魯迅與張愛玲這一比較研究的源頭，當屬胡蘭成的《論張愛玲》了。我們知道胡蘭成大節小節皆有虧缺，由他提出這個命題自然也名不正言不順。儘管如此，還是讓我們先平心靜氣地看看胡蘭成是如何論述「魯迅之後有她」的。以下節選文章中較重要的幾段： 魯迅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凄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和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後，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的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梭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凄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的，明凈的。至此忽然記起了郭沫若的《女神》里的《不周山》，黃帝與共工大殺一通後，戰場上變得靜寂了，這時來了一群女神，以她們的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這樣，是人與物的發現者。 胡蘭成在此文中把魯迅和張愛玲都歸為「尋求者」、「個人主義者」，但兩人的尋求又是截然相反：前者是「凄厲的呼喚」；後者則是「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和空氣」；同為「個人主義者」，前者面向政治，未免顯得「尖銳」和「凄厲」，後者則是更為徹底的個人主義，「從政治走回了人間」，是「柔和的，明凈的」。這就是胡蘭成所說的「魯迅之後有她」——她不是繼承了魯迅，而是否定了魯迅，在否定的基礎上超越了魯迅傳統。可見，抬出魯迅來襯托張愛玲這棵「新苗」，並非胡蘭成隨隨便便一時的「胡說」。 值得追問的是，張愛玲一再聲稱她喜歡「唐詩，小報，張恨水的作品。」可是為什麼胡蘭成偏偏要作「驚人之語」，把她和魯迅聯繫在一起呢？這看似突兀，實則與胡蘭成自身對文壇的認識是一致的。身為汪偽政府的筆杆子，一個喜歡舞文弄墨的文人，胡蘭成對魯迅等新文學作家的著作相當熟悉，在自己的文章里屢有稱引。他對魯迅在文壇上的地位也是清楚的，在魯迅日記中，我們找到1933年4月1日的一條記載：「得胡蘭成由南寧寄贈之《西江上》一本。」[③]《西江上》是胡蘭成在廣西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當時以魯迅文壇巨擘的身份，有文學青年寄書求教，那是很平常的。這是唯一證明魯迅與胡蘭成有交往的證據，但並不足以證明他們之間有特殊的交往。但胡蘭成卻很喜歡標榜他與魯迅的關係，在與人交談或通信中有意無意地暗示一點他與魯公的交遊，試圖給人造成某種印象。 據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47年7月10日的記載，當時藏匿在溫州的胡蘭成與夏承燾第一次見面，就如此這般介紹自己：「謂曾肄業北京大學，從梁漱溟、魯迅游，與漱溟時時通信」。但後人對這段話是表示質疑的，認為其中漏洞頗多[④]。台灣作家朱天文在《花憶前身·阿難之書》中講到胡蘭成對女學生的偏心：「不過他真的偏心女生，舉魯迅在北大教書時為例，女學生來訪，餉以河南名產柿霜糖，男學生來訪則只供出一碟落花生。」於不經意間炫耀他早年曾是魯迅家裡的常客。又，胡蘭成致朱西寧的信里談及他對張愛玲文章的賞識：「日前偶逢中國時報副社長，彼雲亦有人寫信到報館，說張愛玲《談看書》算是什麼！我乃想起戰時在上海許廣平對我說的一節話：『雖兄弟不睦後，作人先生每出書，魯迅先生還是買來看，對家裡人說作人先生的文章寫得好，只是時人不懂。』」這段話分明表示連許廣平也和他非泛泛之交。我們知道周作人因作《五十自壽詩》受圍攻時，魯迅在寫給曹聚仁的私人信件中，發表了如下意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⑤]。魯迅確實說過「時人不懂」周作人的話，至於許廣平是否也這樣親口對胡蘭成說過，憑胡蘭成單方面的話是無法採為信史的。 胡蘭成深知魯迅在文壇的地位，他也喜歡拿魯迅與他相識的一些作家作比較，如在《周作人與魯迅》一文里認為「周作人和魯迅乃是一個人的兩面」，「但兩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遠，就在於周作人是尋味人間，而魯迅則是生活於人間，有著更大的人生愛。」[⑥]在《路易士》一文中他又援引魯迅對綏惠略夫的分析——「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來說明路易士（或許也是他自己）內心的彷徨和虛無，以及如同魯迅筆下阿Q這樣的小人物的無足輕重的命運。[⑦]可見，胡蘭成聲稱「魯迅之後有她」並不是偶然的，孤立的。魯迅是桿標尺，代表某種高度。胡蘭成《論張愛玲》一文，抬出魯迅正是為了襯托張愛玲，以此證明張愛玲在文壇的地位，其用心良苦不難體會。 了解了胡蘭成斷言「魯迅之後有她」的前前後後，再讓我們看看張愛玲本人對此是怎樣的態度。 二、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的誤會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發表後，張愛玲不客氣地撰寫了《自己的文章》一文予以辯駁回應。胡蘭成與張愛玲的關係非同一般，「魯迅之後有她」這個斷言令人曲折地聯想到張愛玲本人對魯迅的評價，可惜的是張愛玲自己並沒有就此撰文表態，讀者也就只能朦朦朧朧地猜測了。1944年的張愛玲在胡蘭成的面前是「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的一個小女子，所以我們無法聽到她本人對「胡說」的反應。也許，不言說正是一種言說，但這樣解釋不免有偷懶之嫌。好在張愛玲也不是一輩子閉口不談魯迅，至少她晚年的文章給我們透露了一些難得的信息，從中多少可以看出她本人對魯迅的複雜心態。 張愛玲晚期有一篇是她為國語本《海上花列傳》所寫的《譯後記》，從中似可一窺她本人對魯迅夫子的微妙態度。 張愛玲後期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全部蘇白的《海上花列傳》先後翻譯成了英文本和國語本，而使其擁有了更多的讀者。《海上花》再度走紅自然應歸功於張愛玲，但張愛玲並不是最早發現《海上花》價值的人，之前就有不少的發掘者，這一點在她的譯後記中也是坦然承認的。 張愛玲的《譯後記》主要引了劉半農的《讀〈海上花列傳〉》一文的某些觀點，既贊同劉對《海上花》的白描技巧的高度評價，同時也對劉的有些看法作了辯駁。如談到《海上花》寫作的原由，張愛玲認為劉半農輕信了魯迅等的說法： 劉半農大概感性強於理性，竟輕信清華書局版許堇父序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記傳聞，以為《海上花》是借債不遂，寫了罵趙朴齋的，……[⑧] 作為反駁，她引了胡適為1926年亞東圖書館版《海上花》所作序文中的「辯誣」： 胡適分析許序與魯迅的小說史，列舉二人所記傳聞的矛盾： 許：趙朴齋盡買其書而焚之。（顯然出單行本時趙尚未死。） 魯：趙重賂作者，出到第二十八回輟筆。趙死後乃續作全書。 許：作者曾救濟趙。 魯：趙常救濟作者。 許：趙妹實曾為娼。魯：作者誣她為娼[⑨] 此外她還引了胡適列舉的另外幾點理由（作者生前好友孫玉聲提供的佐證、小說末尾趙二寶的夢等），證明作者韓子云「不是個窮極無聊靠敲詐為生的人。」「這書也就不是一部謗書。」 這裡張愛玲惟獨忽略了一點，那就是許、魯二人對這種傳說也未必盡信。胡適在他的序文中也承認，對於這一類傳聞，許堇父、魯迅也已經看出了破綻： 其實這種誣衊的話頭，很容易看出破綻。許堇父的序里也說「然觀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於趙某者焉。」魯迅也說：「然二寶淪落，實作者豫定之局。」[⑩] 可惜在張愛玲的《譯後記》里，偏偏遺漏了胡適的這一條附加說明，讓人不免覺得張愛玲也是一個「感性強於理性」的人。張愛玲早年對左翼文學頗有微詞，赴美後亦親近胡適，這在她的學術考據中也無意識地有所流露。張愛玲的白話本《海上花》前些年在大陸出版，風靡海內，當代讀者中有不少只知張愛玲的《海上花》版本，或由後記而知道胡適對張翻譯《海上花》的鼓勵，卻少有人了解魯迅發掘《海上花列傳》之功。不僅如此，反而因張的這篇後記形成某種不確切的印象，以為魯迅的《史略》輕信傳言，多有虛妄。 其實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狹邪小說」里對《海上花》的評價是十分恰當中肯的，不妨看原文： ……然二寶淪落，實作者豫定之局，故當開篇趙朴齋初見洪善卿時，即敘洪問「耐有個令妹，……阿曾受茶？」答則曰，「勿曾。今年也十五歲哉。」已為後文伏線也。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殆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為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間耳目，終未有如《海上花列傳》之平淡而近自然者。[11] 劉半農在《讀〈海上花列傳〉》里就指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將這書看作一部重要的作品，結尾總評一句，說全書用平淡無奇的文筆寫成：這在魯迅先生的嚴峻的批評中，已可算得推崇備至的了。」[12] 魯迅對《海上花》的推崇，也表現在1924年1月5日他寫給胡適的一封信里：「自從《海上繁華夢》出而《海上花》遂名聲頓落，其實《繁華夢》之度量技術，去《海上花》遠甚。此書大有重印之價值，不知亞東書局有意於此否？我前所見，是每星期出二回之原本，上有吳友如派之繪畫，惜現在不可復得矣。」[13] 可見，胡適對《海上花》的考據與興趣，以及1926年亞東圖書館重新標點出版《海上花》，與魯迅的推薦是有一定關係的。這些本是陳年舊事，本文舊話重提，只是想說明，儘管張愛玲在《<海上花列傳>譯後記》中引胡適為同道，對魯迅、劉半農的觀點表示異議，但那也顯示了一種曲折的影響，這是無法抹殺的。 三、張愛玲與魯迅的兩篇譯作張愛玲後期的散文中，還有一篇題目叫《談吃與畫餅充饑》，文中追憶她上中學前在俄國鋼琴女教師家裡見到的一種點心——包子，因此提到魯迅翻譯的兩篇俄國小說： 幾年後我看魯迅譯的果戈理的《死魂靈》，書中大量收購已死農奴名額的騙子，走遍舊俄，到處受到士紳招待，吃當地特產的各種魚餡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魯迅譯的一篇1926年的短篇小說《包子》，寫俄國革命後一個破落戶小姐在宴會中一面賣弄風情說著應酬話，一面猛吃包子。近年來到蘇聯去的遊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腸魚子醬等，正餐似也沒有什麼特色。蘇俄樣樣缺貨，人到處奔走『覓食』排隊，不見得有這閑心去做這些費工夫的麵食了。[14] 上面說到的兩部小說中，《包子》這一篇時隔多年張愛玲的記憶可能有誤。查人民文學出版社10卷本《魯迅譯文集》，魯迅的譯作中並沒有一篇題目叫做《包子》的，但根據張愛玲描述的人物和情節，則裡面確實有這樣一篇描寫貴婦人大吃包子的小說，系前蘇聯作家淑雪兼珂（今譯做左琴科）所作，篇名為《貴家婦女》。這篇原載於1929年4月上海朝花社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集》之一《奇劍及其他》，現收錄在《魯迅譯文集》第10卷。據魯迅的譯後附記[15]，作者淑雪兼珂生於1895年，父親是美術家，出身貴族。1913年畢業於古典中學，入彼得堡大學的法科，並未畢業。1915年，作為義勇兵上了前線，做了參謀大尉。1918年，作為義勇兵，加入紅軍。1921年起開始從事文學，處女作登載在《彼得堡年報》上。 《貴家婦女》的作者當時「並不算著名的大家」，這篇小說也不是特別有名，張愛玲居然也注意到了，可見她對魯迅的著作，至少是翻譯著作還是相當熟悉的。與魯迅翻譯的其他一些作品相比，這篇小說實在算不上深刻，但卻有一種微妙的諷刺——破落戶小姐不顧儀態的吃相，因為擔心口袋裡的錢付不起包子的費用而緊張的男子的狼狽相，都很傳神。張愛玲就是看了這篇小說，才「直踢自己」，對自己當年因賭氣而拒絕品嘗這種俄國的特產懊悔不迭。想來張愛玲也是因為對「包子」的印象太深，故而把篇名記成了《包子》。 至於果戈理的《死魂靈》則早已為研究者所熟悉，它也是魯迅生前譯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在《〈死魂靈百圖〉小引》里魯迅這樣介紹它：「果戈理開手作《死魂靈》第一部的時候，是1835年的下半年，離現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還是不幸呢，其中的許多人物，到現在還很有生氣，使我們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讀者，也覺得彷彿寫著自己的周圍，不得不嘆服他偉大寫實的本領。」[16]又在《幾乎無事的悲劇》一文里說它的特色「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的顯出當時地主的無聊生活。」[17]魯迅強調的《死魂靈》的「寫實性」其實多數讀者往往不能體會到。以小說中關於「吃」的描寫為例，一般的讀者和研究者對小說中這方面的描寫幾乎不注意或根本不感興趣，殊不知這恰恰是舊俄地主無聊生活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節目，小說描寫警察局長家的會餐，就羅列了這樣一份豐富的菜單： 而當客人們還在摸牌的時候，別一間屋裡的桌子上，可早擺出頂出色的東西來了：鱘魚，蝶鮫，熏鮭魚，新的腌魚子，陳的腌魚子，青魚，鯰魚，各種乾酪，熏的舌頭——這都是魚市場搬來的食單。此外還添了自家廚房裡做出來的幾樣：魚肉包子，餡食九普特重的鱘魚的軟骨和頰肉做的，蘑菇包子，油炸包子，鬆脆糕餅之類。[18] 《死魂靈》中有大量的關於聚餐的描寫，如作者寫到中流社會人們的好吃，寫到乞乞科夫在地主老太婆科羅潘契加家裡所受到的招待等，都列出了令人乍舌的冗長的菜單，愈發凸顯了地主們的沒有意義的人生。 張愛玲通曉西方文學，胡蘭成在《民國女子》中曾說：「愛玲把現代西洋文學讀得最多，兩人在房裡，她每每講給我聽，好象『十八隻抽屜』，志貞尼姑搬出吃食請情郎。」又說「西洋凡隆重的東西，像他們的壁畫，交響曲，革命或世界大戰，都使人覺得吃力，其實並不好，愛玲寧是只喜現代西洋平民精神的一點。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我讀了感動的地方，她全不感動，她反是在沒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有幾節描寫得好。」[19]張愛玲談《死魂靈》的「吃」亦是如此，別人容易忽視的細節，她卻津津樂道，品出了箇中滋味。 魯迅1936年在上海逝世，這一年張愛玲在上海聖瑪利亞女校讀書，對功課不甚用心卻初步嶄露出了寫作的才能，是典型的文藝女青年。她那一時期留下的幾篇書評及短小的文字表明，她對丁玲有好感，也會讀穆時英那一流的小說，以及其他的新文藝小說，而她那時寫出的文字也帶著一股她後來憎厭的「新文藝腔」。憑藉張愛玲提供的這一份極不完全的書單，我們有理由相信她曾經也是魯迅的一名熱心讀者。但這隻能是猜測。她寫於1988年的《談吃與畫餅充饑》則是一個有力的佐證，讓我們看到，魯迅並不只是以他的文壇聲名給張愛玲留下一個籠統的印象，他某些譯作中的細節和場景就活在張愛玲的心裡，呼之欲出。 綜上所述，以上兩篇文章雖然提到魯迅都是寥寥數語，卻隱隱透露出張愛玲與魯迅之間那種絲絲縷縷的精神牽絆，頗堪玩味。或許也間接地回答了胡蘭成提出的那個命題——魯迅的傳統與張愛玲之間的聯繫。據說1973年張愛玲接受記者的採訪，談話中涉及對五四以來作家沈從文、老舍、錢鍾書等的看法，談到魯迅，張愛玲的評價是「覺得他很能暴露中國人性格中的陰暗面和劣根性。這一種傳統等到魯迅一死，突告中斷，很是可惜。因為後來的中國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幟下，走的都是『文過飾非』的路子，只說好的，不說壞的，實在可惜。」[20]從中不難見出張愛玲對魯迅複雜微妙的心態：對「左翼」文學雖然有諸多不滿，但對魯迅的作品是有一種洞察的。在這段話里，她明確地提到了魯迅的「傳統」,認為這種傳統突告中斷是很可惜的，雖然張愛玲也有政治上的成見，但畢竟不曾偏離文學和歷史本身，並不輕易否認魯迅傳統的存在及其重要價值。張愛玲的這種眼光和判斷比之一些學者文人的妄下斷語要高明得多了。 注釋：[①]原載1944年5、6月上海《雜誌》第十三卷第二、三期[②]原載1944年5月上海《萬象》第三卷第十一期[③]《魯迅全集》第16卷，第37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④]劉錚《胡蘭成交遊考》，載2003年1月《萬象》第5卷第1期）[⑤] 1934年4月30日魯迅《致曹聚仁書》，見《魯迅全集》第13卷，第8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⑥]胡蘭成著《中國文學史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67頁。[⑦]胡蘭成著《中國文學史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61頁。[⑧]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張愛玲作品集·續集》第18頁，花城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⑨]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張愛玲作品集·續集》第19頁，花城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⑩]胡適《<海上花>序》，《胡適文集》第6卷第26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11]《魯迅全集》第9卷，第274-2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12]劉半農《讀<海上花列傳>》，原載1934年6月北平星雲堂書店初版《半農雜文》，本文引自陳子善編《劉半農書話》第41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13]《魯迅全集》第11卷，第4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14]張愛玲《談吃與畫餅充饑》，《張愛玲作品集·續集》第51-52頁，花城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15]《魯迅全集》第10卷，第5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16]《魯迅全集》第6卷，第46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17]《魯迅全集》第6卷，第38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18]《魯迅譯文集》第9卷第2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19]胡蘭成《民國女子》，引自季季、關鴻編《永遠的張愛玲——弟弟、丈夫、親友筆下的傳奇》第85頁，學林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20]水晶《夜訪張愛玲》，引自季季、關鴻編《永遠的張愛玲——弟弟、丈夫、親友筆下的傳奇》第317頁，學林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本篇收入上海魯迅紀念館編《紀念魯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
推薦閱讀：